（2）社会主义、激进民主及话语斗争

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处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

墨　菲《迈向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释》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霸权逻辑需要一种多元主义政治，这种多元主义政治完全决裂于本质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推崇，支持新社会运动的多样化的斗争形式。社会是由多种权力、臣服以及对抗形式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场域，它不能被还原为单一的场所或某种根本性的矛盾。拉克劳与墨菲声称，各种新社会运动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提出了挑战，并且通过对新的权力和臣服形式的质疑，为实现民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些运动要求“重新制定社会主义方案”（Mouffe 1984：141），而这正是拉克劳与墨菲试图在“多元激进民主”的大旗下完成的任务。

拉克劳与墨菲用“多元”一词来指涉政治认同的多样性。这种多元主义之所以是“激进的”，是因为这些认同被确证为具有自主的性质，但又处于联盟之中。而激进的多元主义之所以是“民主的”，乃是因为没有哪个单一的团体或斗争形式拥有高于其他的团体或斗争形式的特权，并且每一个都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扩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么，在他们的著作中，多元激进民主又是如何与社会主义联系到一起的呢？拉克劳与墨菲自命为左派分子，试图恢复社会主义理想。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压制”了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压迫性社会制度，并为此采取了一种反对资本主义而亲社会主义的政治。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非常不同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并且，正像他们对民主的界定那样，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也没有得到适当的理论化。

拉克劳与墨菲在以下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决裂：首先他们拒斥狭隘的“工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争取一个无阶级社会、创建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的运动；其次，他们拒斥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同过去的千禧年式的大决裂。不仅如此，他们尖锐地批判所有“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指责它导致了科层化以及对个体的压制。他们强调激进政治的自由特性。按照他们的概念，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过去的完全决裂，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的发展阶段”（1985：156）。社会主义意味着彻底铲除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把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革命推广到存在的所有方面。

这种社会主义概念的前提是同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决裂以及同自由主义原则的重修旧好。“因此，左派的任务并不是去抛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应该沿着激进多元民主路线深化和发扬它”（1986：176）。这种看法近似于艾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主张（不过，伯恩斯坦信仰康德式宇宙观，而且拥有一种较为具体的政治纲领），也近似于由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提斯（Herbert Gintis）等当代理论家所倡导的策略。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类似于马克思的概念，强调自由、民主、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他们观点中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运用后结构主义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价值。的确，在他们的笔下，似乎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是一桩新发明，需要一种后结构主义的霸权逻辑，而不是一种在马克思那里早已被强调过，只不过在后人的歪曲中被丢失了的东西。(www.daowen.com)

尽管拉克劳与墨菲未能意识到他们观点中的一些明显的问题，亦即采取一种改良主义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最终必将会遇到权力壁垒的阻挡，因为权力是不可能和平地放弃其地盘的，但是，他们对自由话语的热衷，无疑是对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存在的严重缺陷的矫正。虽然马克思将道德语言斥责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它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因为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社会将取消休谟所说的那种“公正环境”，然而，拉克劳与墨菲却正确地看到了自由民主话语对于激进政治的必要性，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可用来表述和捍卫个人及团体之需求与政治要求的语言。譬如，为了引发进步的社会变革，“权力”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而社会主义本身却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语言（参见 Bowles and Gintis 1986）。

不过，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自由话语能够且必须站在左派的立场上来予以阐发，因为它同时肩负着双重任务：建构一种积极的后资本主义世界概念；和发起一场对抗新右派的反霸权（counter hegemonic）斗争。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布什的领导下，出于其自身利益考虑，右派业已占有并垄断了道德与政治话语，在他们的定义中，民主就是解构福利国家，回归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中去。然而，和所有其他词汇一样，民主也是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可以在无数的方向上得到阐发，因而必须把它放在社会主义背景中来定义。那种认为文化问题从属于物质基础的左派传统观点，已经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得“整个广大的文化领域以及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对现实的界定……变成了真空地带，一任右派去随意操弄”（1985：174）。因而，对拉克劳与墨菲来说，激进政治必须放弃其狭隘的生产主义逻辑，采取一种文化政治，在形成认同的话语条件上展开斗争，以此作为激进民主运动的先决条件。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拉克劳与墨菲著作中现代主题和后现代主题的结合。像哈贝马斯一样，他们也相信现代性具有解放性的一面，并且自认为他们的著作是在深化西方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三位思想家都采取了一种比福柯更为积极的对待自由价值的态度，福柯倾向于把自由价值等同为加强统治的狡计。不过，不同于哈贝马斯的是，拉克劳与墨菲批判了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观点，并采纳了地道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观点。他们著作中的后现代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批判，以及对差异、多样性、非层级化话语逻辑的采用。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政治与后现代政治是水火不容的，但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只要借助一种后现代逻辑——它抛弃了先前的现代政治价值所具有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特征——现代性及启蒙运动的积极方面就能得到实现。按照墨菲的观点（1988：33），假如说启蒙运动的普遍主义在民主话语的诞生之际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种障碍，妨碍着我们去理解那些新的政治形式以及今日社会之特点，因为，要想达到这种理解，就必须“从一种非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把社会、理性及主体性看成是偶然的推论性产物。

为了消除理性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的恐惧，拉克劳指出：对本质主义的拒斥并不一定会导致虚无主义，或导致对“全救解放”这一理想的放弃。相反地，它将使我们认识到策略-话语之运作的复杂性，而当我们肯定和捍卫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解放、彻底批判等价值时，这种复杂性已暗含于其中了（Laclau 1988：72）。一旦剥夺了这些进步价值在上帝、理性、历史规律等神话中的虚构基础，就必须在一种实用主义的背景中，借助合理论辩与推论性策略的非武断力量，才能使这些价值得到捍卫。有人也许会认为，拉克劳后来的这篇文章是在回答诺尔曼·格拉斯（Norman Geras）的批评（1987，1988）。在拉克劳看来，这些价值（例如民主和自主）可以在实用主义的语言游戏中得到辩护和合法化。这一观点接近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观点。事实上，拉克劳与墨菲拒绝别人把他们的著作说成是相对主义，因为他们否认所有的观点都是等效的（1987：83）。对墨菲而言（1988），尽管并不存在伦理原则的绝对合法性标准，但是在一个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我们还是可以区分出公正与非公正的行为和原则，并且能够对武断地行使权力的做法提出批判。

奇怪的是，拉克劳与墨菲认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现代哲学所不能提供的“基础”，换言之，也就是那些非武断的、规范性的要求，哈贝马斯未能看出这些规范性基础可以来自于后现代观点，而福柯等人则拒绝对之作出明确说明。拉克劳与墨菲的著作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在于指出了后现代理论并不需要人们放弃对自由、民主、群众性政治斗争等现代政治价值的信奉。他们试图调和那些把启蒙理性拒斥为保守主义的人和那些把理性等同于恐怖的人。理性和启蒙价值仍然是激进政治的重要方面，但是必须祛除它们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用墨菲的话说（1988：44），“激进政治绝不把后现代哲学的发展视为一种威胁，相反，它欢迎后现代哲学，把它视为完成激进政治之目标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样，拉克劳也声称（1988；80），后现代理论“进一步激进化了由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解放的可能性”，例如它对自主和政治斗争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