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认知图绘和文化政治

尽管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一书中，杰姆逊提到了激进政治在后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难，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空间迷失问题上，在这种空间迷失中，主体丧失了图绘城市空间的能力（凯文·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一书中曾对此作过描述）。杰姆逊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更大更严重的问题的表征，它表明在新的非中心化的资本主义传播网络中，在它的“局部的、国内的、跨国的阶级实体”中，主体丧失了以个人或集体方式把握自身的能力。杰姆逊认为，后现代空间削弱了人们的行动和斗争能力。后现代超空间“最终成功地超出了个人躯体的定位能力，使他无法借助感知来组织周围环境，无法在一个原本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理智地标定自身的位置”（Jameson 1984a：83）。

为此，杰姆逊推崇一种能够使个体图绘出他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的空间政治：“一种适合于我们自己处境的政治文化模型，必将把空间问题当作它的根本性的组织要务”（1984a：89）。他试图将林奇（Kevin Lynch）的观点应用到更加广泛的国家的以及全球性的框架之中，呼吁一种新的“认识图绘”（cognitive mapping）：一种美学再现式的政治，一种带有教育和教诲意图的后现代新美学和新政治。在批判距离已经被完全摧毁的后现代文化中，认知图绘可以提供“一种新的有可能实现的激进文化政治形式”（Jameson 1984a：89）。

不过，杰姆逊并未明确说明，为什么构成后现代政治之“根本性组织要务”的应该是“空间问题”，而不是（譬如说）作为福柯系谱学之重要成分之一的历史记忆的重构？并且，杰姆逊也没有为后现代空间提出任何具体的图绘策略。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1996）中，他以第三世界小说为例来说明由于文学能够展示个体在社会中、在一组既定的政治要求中的位置，因而它也许能够为他们的国家提供认知览图。可是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小说是怎样产生其政治效应的？也不清楚，在消费资本主义状况下，在它的到处充塞着形象的文化中，以及在它的具有极强的同化和收编能力的权力网中，这种小说究竟会有什么意义？因而我们也弄不清楚，为什么这种认知图绘策略，按照杰姆逊的分析，不会也被同化或缴械？最后，他也未能考虑到，后现代空间也许未必就比先前的现代空间更难图绘（杰姆逊从未对现代空间作过理论阐述）。

不过，认知图绘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目标乃是杰姆逊早期的卢卡奇式的叙事理论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贯穿于他的早期和后期著作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卢卡奇和杰姆逊来说，是叙事在种种事件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并将它们放置到一个更加广阔的情境之中，如果离开这个情境，事件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东西。叙事使我们能够掌握“社会生活中失落了（lost）的统一性，并且能够证明那些在社会整体中彼此距离遥远的因素，其实从根本上说都是同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Jameson 1981a：226）。在卢卡奇和杰姆逊等人看来，叙事乃是“对总体性之渴望”（aspiration to totality）的深刻表现和实现（卢卡奇语）。在政治上，杰姆逊相信总体概念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如果没有社会总体这一概念（以及改变整个系统的可能性），任何社会主义政治都将是不可能的”（Jameson 1988b：355）。缺乏总体概念，政治斗争将注定不是沦为改良主义（仅仅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个孤立方面），就是再度生产出压迫性的力量（例如存在于现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性别歧视和科层体制）。

我们可以把杰姆逊对认知图绘的呼吁，看作是在回应后结构主义对再现概念的批判。杰姆逊认为，认知图绘并不是在古典模仿意义上再现世界，而是经由历史所决定的框架来转译世界。他含蓄地指出，利奥塔的微观理论与政治以及博德里拉对“对玩弄文化碎片”的默许，都会产生腐蚀作用。不仅如此，他还拒斥后现代主义者关于世界是不可再现的这一不加批判的宣称，并坚持认为，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完美地或者完全地掌握世界，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可以图绘的外在世界”中，并可以借助认知图绘来获得关于社会现实的有意义的知识。一旦我们在美学上和理论上完成了对世界的图绘，并开始理解新的文化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我们就能够发明出激进的文化政治策略以及其他政治策略。

那么，杰姆逊所呼吁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策略和联合方式呢？一般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推崇，并没有使他陷入教条的工人主义（workerism），而是将他导向了一种联盟政治，这种联盟政治有点像各种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后现代式的相互拥抱。这种观点最先概要地提出于《政治无意识》一书的一个脚注中，杰姆逊认为尽管在高度集权化的法国，微观政治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美国的情形却是极端地破碎，因而，必须把政治目标确立为在各种人群之间建立联盟。“美国左派今日所能得以发展的最佳形式必然是一种联盟政治；在理论层次上，这种政治完全是总体性概念的同义词”（Jameson 1981a：54）。因此，在美国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不加分辨地攻击总体性，那将意味着“会削弱和拒斥这个国家中唯一能使左派得以立足的务实的立场”（同上引）。(www.daowen.com)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项未竟的事业》（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as an“Unfinished Project”）（1988a）中，杰姆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以卢卡奇的著作为其理论基础，杰姆逊认为，所有女性主义者、黑人、同性恋者以及其他被压迫群体的经验，都为建立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提供了重要的观点或立场。文化政治的任务就是详细罗列出各种边缘群体、被压迫或受支配群体——所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以及工人阶级——所忍受的种种‘束缚’结构，同时承认每一种苦难形式都产生出了它自己的特殊的‘认识方式’（epistemology），它自己的特殊的由下而上的视野，以及它自己的特殊的真理”（Jameson 1988a：71）。

不过，这种观点并不应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者或后结构主义所信奉的那种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观点。“这一计划如果听起来有点像‘相对主义’或‘多元主义’，那只是因为当人们从多种‘立场’进行这种理论阐述时，忽略了对隐含的共同目标的认同”，亦即忽略了对晚期资本主义中束缚结构之限定作用的认同”（同上引）。为此，杰姆逊倡导一种新的立场理论（standpoint theory），一方面强调每一个群体所遭受的支配与剥夺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断言了他们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所受压迫的终极共通性，并由此暗示了一种联盟政治，以及对新社会运动的某种参与。然而，究竟如何建立这样的联盟？以及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参与？杰姆逊并未予以指明。

杰姆逊不同于那些后现代理论家，他似乎信奉一种较为传统的阶级政治。例如，在他的《为60年代分期》（Periodizing the 60′s）（1984b：209）一文中，我们发现他呼唤一种新式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和阶级斗争，并且站在古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解释“新的历史主体”。因此，从理论上讲，杰姆逊的著作中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他一方面推崇作为一种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信奉立场理论的视角主义。而且从政治上讲，也同样存在着传统阶级政治与较为多元化的联盟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杰姆逊也许可以站在新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解决这种紧张关系，声称：尽管一种激进政治需要在无数条战线上展开斗争，但是，阶级斗争仍然是最重要的斗争形式（拉克劳与墨菲将这种观点斥责为本质主义，参见后面的内容）。然而，不管杰姆逊持何种观点，他都未能证实：在战后的后工业状况下，“工人阶级”的复杂化和片断化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及政治的构成成分。任何对他观点的进一步澄清，都应当说明：我们怎样才能期待“工人阶级”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主体（假如它真的曾经是一个统一的主体的话）？以及为什么它仍然应当处在政治斗争的中心位置？

由于杰姆逊试图去调和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在他的著作中还存在着更深层次上的紧张关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后现代主义定位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又采用后现代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象的、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可是，这些后现代立场有时并不相容于甚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观点。譬如，在主—客体的辩证关系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博德里拉式的内爆观点（Jameson 1989：47），由此导致了批判主体的终结，损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也斫丧了人们对主体的实践效力的信仰。

我们认为，这类宣称表明杰姆逊深受极端后现代主义的塞壬之歌⁽¹⁾（siren song）的蛊惑，因而夸大了某些文化趋势。不仅如此，杰姆逊有时把后现代文化主义分析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上，从而掩盖了经济和阶级对文化的决定作用，而这种决定作用却是他在其他时候所力图凸现的（这一点在他对波纳文彻饭店）的分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参见Davis 1985）。

杰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扬弃为马克思主义的作法虽然有助于他去分析新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但是这样做却往往牺牲了他的理论的一致性和中肯性。他的著作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试图将大量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中有些视角却互不相容，彼此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他在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所建立的那种艰难的联盟就是一个例子。下面，我们将转向对拉克劳与墨菲著作的讨论，这两人著作的特点就在于试图摆脱马克思主义，发展一种较为前后一致的后现代理论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