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杰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我的]设想是创建一个中介概念，建构一个模型，它既扣合于而且又能描绘出一整系列的不同文化现象。然后，把这个统一体或系统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相对应。

杰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一马当先，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同后现代争论衔接起来。作为一名文学和人文科学教授，他不仅始终致力于批判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还吸收了它们的贡献，以此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杰姆逊最系统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84a），该书全面考察了后现代文化场景，并雄心勃勃地试图将后现代主义相对化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比所有竞争者都优越。在几位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中间，杰姆逊是少数几位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逻辑，并将之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联系的理论家之一。他认为“全球性的（也是美国的）后现代文化乃是美国对全世界进行军事与经济统治这股新浪潮在上层建筑中的必然表现”（1984a：57），并且坚持说：“文化中的每一种后现代主义观点……都是……关于今日跨国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种或隐蔽或明显的政治观点”（1984a：55）。仿照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分析，杰姆逊试图以辩证的方式来掌握后现代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把它看作是“灾难与进步的统一体”（1984a：86）。(www.daowen.com)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争论的介入，并非出于偶然或是试图玩世不恭地利用当代思潮，而是他早期著作的逻辑延续和必然结果。早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Marxism and Form）（1971：xix）中，他就呼吁一种能够说明当前美国“后工业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后工业马克思主义”。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综合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新法国理论（New French Theory）的首次尝试，在《语言的牢狱》（The Prisonhouse of Laanguage）（1972）中，他继续贯彻着这一计划。到了1975年，杰姆逊已经接受了“现代性的终结”这一论点，并且在80年代初讨论电影的文章中首次明确地提到后现代主义（参见Jameson，1981b；1982）。他试图发展出一种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一意图同他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1981a）一书中发展的另一项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杰姆逊在该书中的总体目标是要追溯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追溯与此相平行的资产阶级主体的兴衰过程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形式。因此，在他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他所设想的主体之漫长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在当前后现代文化中的精神分裂式的、碎裂式的解体。

作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观点的首次尝试，杰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将后现代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这一背景之中，试图通过研究后现代观点来重新思考当前时代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尽管这是一个相当新颖且有趣的结合，然而我们还是要问：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信奉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是否真的可以相容？这种结合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参见第六章第1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