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所颂扬的差异性、片断性、异质性,正好反映出了后现代观点的多样性以及不同阵营内部和阵营之间的派别对立。如果抛开这些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后现代理论可以区分为相互冲突的两翼。博德里拉、克洛克(Kroker)等人信奉一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拒斥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同时为历史上的后现代断裂欢呼雀跃。与此相反,拉克劳、墨菲、杰姆逊、弗雷泽与尼科尔森以及其他女性主义者则一方面采纳了后现代观点,另一方面又强调当前时代和现代性之间的连续性。对于这些辩证的思想家来说,后现代话语乃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分界话语,它允许对现代理论和现代政治进行创造性的重建。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翼都可以被看作是对60年代激进政治之失败所做出的不同反映。某些理论家(如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拉克劳与墨菲、杰姆逊以及许多女性主义者)力图发展一种新的激进政治;而另外一些理论家(如利奥塔)则退回到了旧的自由政治当中,并给之贴上了新的标签;同时还有一些人(如博德里拉)最终全盘放弃了政治,声称社会、政治、大众以及历史均已终结。(www.daowen.com)
在本章中,我们除了讨论杰姆逊、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外,还将讨论其他一些人的观点,这些人试图把女性主义同后现代理论以及差异与认同政治(差异与认同政治试图建构、区分、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各种激进政治认同)结合起来,所有这些理论家都拒斥极端后现代主义者所具有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并且致力于用后现代观点来重建激进政治。我们将首先比较杰姆逊同拉克劳与墨菲之间相互冲突的观点,由此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见第六章第1节和第2节)。尽管拉克劳与墨菲赞成社会主义政治,但他们拒斥马克思主义,信奉后现代理论和现代自由主义传统,把社会主义理想重新界定为“激进的多元民主”。与此不同,杰姆逊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优于所有的挑战者,并试图汲取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最好的洞见来更新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理论家则致力于综合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试图开创一种新的差异与认同政治(见第六章第3节)。本章的核心议题是:后现代理论的政治见解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或无助于)激进政治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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