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符号交换、微观政治及文化革命

由此可见，博德里拉实际上设想——或是梦想着——历史上的另一次彻底断裂，其彻底程度绝不亚于符号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那场断裂。这场断裂将构成向符号社会的回归，博德里拉把这种回归当做他的革命出路。这样一来，他势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用他的符号交换理想来反对支配着资本主义（以及现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逻辑、统一逻辑以及工具理性逻辑。符号交换代表各种各样的异质性活动，包括“互递眼色、礼品往来、挥霍、节庆——同时也包括损毁（将那些由生产创造出来的并被赋予了价值的东西变成无价之物）”。（1981：207）

博德里拉似乎以为，只要我们采取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均无关系的符号交换，就可以免受政治经济（学）逻辑的主宰，而且就能够颠覆这个系统的逻辑——要求一切活动都必须有其特定的用途、价值及目的。博德里拉认为，符号交换提供了一种活动模式，这种活动模式要比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实践更能彻底地颠覆资本主义的价值与逻辑，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实践只不过是“生产之镜”的反映而已（例如工人的掌权，生产工具的社会化）。

在《生产之镜》中，博德里拉把符号交换同当时的文化革命计划联系起来，将他的反抗理想寄托于黑人、妇女以及同性恋者等边缘群体的反叛之上，据说这些人能够颠覆种族或性别差异符码，因而要比仍在政治经济学符码中活动的社会主义者更激进且更具颠覆性。在这一点上，博德里拉提倡一种差异和边缘政治，认为凡是能够肯定其自身的价值和需求高于且对立于社会主流价值与需求的团体，都应被看作是比那些仍在当代社会之逻辑与符码内运作的群体更为激进。这种边缘与差异政治同福柯、利奥塔、德勒兹与加塔利以及当时的其他法国思想家所倡导的微观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尽管博德里拉从未像利奥塔、德勒兹与加塔利那样，把对欲望的松绑视为激进政治的基础，而且在后来的《遗忘福柯》（Forget Foucault）（1987）一书中，他还明确地批判甚至嘲笑了这种观点，但实际上他曾一度很接近于他们的观点，把政治变革和激进政治定位在微观社会领域及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定位在阶级斗争、工厂车间或是国家之上。(www.daowen.com)

不仅如此，博德里拉虽然呼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和全盘革命（1975：130），但是除了对城市涂鸦（urban grafitti）这种政治抵抗形式所作的一些反思，他从未明确提出过任何具体的革命观和革命实践。这样一来，他的微观政治就显得相当含糊和空洞。他当时的极左政治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把他自己的理论标榜为“超级革命”（ultra_revolutionary）的口号而已。联想到他所描绘的统治符码的霸权局面，实在难以看出这样的革命到底能够实现什么。事实上，在他所鼓吹的文化革命同他所描绘的能够吞没一切反抗实践的系统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一场文化革命必将产生出新的实践、制度、符号、符码、价值等，而按照博德里拉的理论，一切实践与符号都会遭到全能符码（almighty code）——一个典型的含糊而且欠缺理论化的词汇——的控制和吞没。由此观之，他唯一能够推荐的实践方式就是全盘拒绝，全盘否定以及其他一些激进的乌托邦幻想（Baudrillard，1975：130）。

像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那样，博德里拉当时的政治观点也在极左的“左派分子”（gauchiste）的话语轨迹内打转，宣称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激进，更具革命性。这些左派分子抱持着极左的观点，游离于主要的左派政党之外，或是分裂出去组成一些小党派或团体，或是进行一种议会外斗争。博德里拉以及当时的其他思想家深受1968年五月那场成分复杂的暴动的影响，断然同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进行了决裂，转而去为革命政治寻找替代性的观点。然而，他从未提出过任何具体明确的政治观点，而且，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完全背离了对政治的反思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