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业理论的形成与深化

一、古代中国商业思想

中国历史悠久，商品交换和商业起源很早，古代中国商业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按目前已掌握的史料，中国商业起源于商朝，当时商业思想已有零星表现。但中国商业思想理论真正形成较明确的认识，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商业的大发展，必然产生有代表性的商业思想与理论。汉代司马迁《货殖列传》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的商业发展和商业理论。后来随着抑商政策占据统治地位，商业发展受到压制，商业思想也受禁锢。但商业的发展仍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历了唐宋、明清几次大发展，商业思想理论也有了一定的深化。但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商业思想理论自汉代以后就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因此，本书重点介绍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商业思想。其他时代较重要的商业思想也适当涉及。

（一）管仲的商业思想

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提出了许多治国兴邦的经济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商业思想方面，他主要提出了如下两点：

1.重视社会分工，提出“四民分业”理论，把商业列为社会分工的一个行业。管仲少年时家贫，曾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对商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有切身体会。管仲对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有一定认识，他明确“四民分业”理论，并强调四民定居与继承以维持其分工的观点。他把社会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型，专职其事，而且主张四民要各定其居，即“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高就市井，处农就田野”^[8]，为了使四民能代代相传，提出了职业世袭的理论，即“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9]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少而习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10]达到各业世代相传的目的。管仲“四民分业”理论确立了商人和商业在社会分工中的一席之地，但主张定居和世代相传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2.重视地区之间商品交流，主张自由通商，实行关市讥而不征政策。管仲认识到地区之间商品交流、互通有无的必要性，当时齐国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商品交流和商业往来很频繁。管仲为了鼓励齐国与各诸侯国之间自由通商，主张“使关市讥而不征”，即对关市只检查监督和管理，但不征收关税，以招徕各地客商来齐国经商，“使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又把齐国的鱼盐等商品销往其他各诸侯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从而打通了齐国与各诸侯国的商品交流和贸易往来的通道，是当时相当明智的“对外开放”思想与政策。

（二）范蠡的商业理论

范蠡是春秋末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公元前496—前473年，他曾经同文种一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辅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功成名就之后，范蠡急流勇退，辞官“下海”，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县，另说为今山东肥城县陶丘）地经商，取名“朱公”。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又富而好行其德，是名噪一时的讲究德、义的大富商。世人称之为“陶朱公”。范蠡的商业思想和商业理论相当丰富，汉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其要点主要有：

1.预测商情，早作准备。范蠡认为农业生产年成好坏是有规律可循的，因而要事先预测，及时早作准备进行应对，提出“待乏”理论，即根据商情预测，当某种商品资源充足时，预选大量收购储备，待以后市场上这种货源匮乏时销售获利。为此，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11]

2.关注价格，调节供求。范蠡已观察到市场物价的贵贱与商品供求状况有密切关系，认识到物价涨落与市场供求有着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规律，提出要从市场供求的余缺上判断物价贵贱变化的规律，从而相应地采取适当的商品经营策略，掌握时机灵活地购销。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12]但也不能过分长时间等待高价，即“无敢居贵”，否则会错过出售的良机。范蠡对供求与价格关系的认识，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难能可贵的。

3.加快流通，做活生意。范蠡认为商品和资金都必须迅速周转，加快流通，即所谓“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无息币”。^[13]这样才能把生意做活，从而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范蠡在那个时代就注意到要加快商品与资金的周转，真是经商天才智慧的闪光。

4.调整利益，兼顾农商。范蠡认识到价格高低对生产与流通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粮食为例，如果收购价格太低，会打击生产，伤害农民利益；若收购价格太高，则卖不出去，不利于流通，伤害商人利益。因此他主张国家在制定价格政策时，必须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切实掌握价格变动的合理幅度，使之既利生产，又利流通，在农与商二者均有利的价格幅度内合理调整。即所谓“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4]

5.养护商品，保证质量。范蠡强调商业经营必须注重商品的保管和养护，保证商品质量的完好无损，对腐败和残次的商品要坚决清理掉。“积著之理，务完物”，“腐败而食之货物勿留”。^[15]如果商品质量有问题，就可能积压，商品卖不出去，生产也会做死，这是经商的大忌。

（三）墨子的价格理论

墨子（约为公元前468—前376年），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子名墨翟，出身社会下层，其学说代表小生产者利益，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倡兼爱，互利（交相利）。他的经济思想重视劳动与劳动者，主张社会分工等。在商业思想方面，他最有影响的是价格理论。

1.意识到商品有交换价值。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近代经济学的明确概括。但墨子从具体的商品交换中观察到了这一点。他说：“为屦以买，不为屦。”^[16]意思是说，制成麻鞋是为了购买别的东西，对制鞋者来说它已不作为鞋来使用了。可见，墨子已从具体商品中觉察到商品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

2.隐约感觉到商品有其内在价值，商品价格的高低以此内在价值为依据上下涨落。他说：“贾（价）宜，贵贱也。”^[17]意思是说，商品价格适宜（即与商品内在价格相一致的价格），就可以知道价格的贵贱。在内在价值标准以上的价格为贵，以下者为贱。“买无贵，说在反（反）其贾。”^[18]意思是说：商品的成交价格无所谓贵不贵，只要买卖双方讨论评定使其能反映其内在价值就行。

3.初步认识到能反映价值的价格是最适当的价格。他说：“贾宜则（售），说在尽。”^[19]“贾尽也者，尽去其以不也。以其不去，则，正贾也。”^[20]意思是说，能反映商品价值的价格就是“宜”的价格，这样的价格就可以把商品全部卖出去。能将没有卖出的商品全部卖掉，这样的价格才是“正贾”，即合理的价格。

4.模糊地意识到，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商品与货币交易，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他说：“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21]意思是说，在买卖行为中，货币和粮食（代指商品）是相互交换。当货币价值小时，看起来是粮食价格贵了，但因货币价值小，购买同一单位数量的粮食当然要付出更多的货币，但二者价值一致，就无所谓贵。同样，货币价值大时，同一单位的货币可以买更多的粮食，货币价值与商品价值也是一致的，无所谓贱，并未改变。法定的货币的价格是较固定的，不随意变动，而粮食价格则会经常变动，但如果粮食价格年年变动，那么法定货币的价格也应该适当变动以适应粮食价格的变动。

（四）商鞅的商业理论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是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他在秦孝公时代，厉行变法，推进了秦国政治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实行农战政策，在商业理论方面提出重农抑商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

商鞅并不否认商业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但在与农业相提并论时，他却重视农业和贬抑商业。商鞅重农抑商的主要理论是：

1.农本商末论。商鞅认为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农业与工商业是本业与末业的关系。治国就必须“事本而禁末”。^[22]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减少商业人口，“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23]，即抑制工商业的发展。

2.农商对立论。商鞅认为农业与工商业是对立的。要重农就必须抑商，不抑商就不能重农，把农业与商业对立起来。其理由：一是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二是商人不创造财富但轻易可以致富，农民劳苦却贫穷，这种反差会引诱农民弃农经商；三是商人不生产粮食却要消费大量粮食，对农民的危害比农作物的害虫还严重。因此重农必须抑商。

为了实现其重农抑产政策，商鞅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地位和利益，限制甚至是打击商业和商人的严厉措施，诸如从政治上和人身自由上奖农惩商。“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4]；实行重税政策以抑制工商业，“重关市之赋”，“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25]；禁止商人买卖粮食，农民不向商人卖粮食。“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26]还有不准随意开设旅店、饭馆等，严格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

商鞅重视农业是对的，他实行的农战政策、富国强兵的确对增强秦国国力起了重要作用，但他把农业与商业对立起来，认为重农必须抑商，不抑商不能重农的观点则有其历史局限性。

（五）白圭的经商致富理论和经营之道

白圭（约公元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战国时期政治家，成为著名魏相，后仕于秦，主张轻税政策，并善治水。后来白圭弃官经商，主要从事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他擅长经商，且有一套经商致富理论和独具特色的经营之道，甚为后世所推崇。其主要经商理论和经营之道是：

1.取予之道，抢抓商机。白圭重视商业机会，“乐观时变”，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策略，屡获成功。别人抛售，他买进；别人吞进，他甩出。“夫岁熟取谷，给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27]由于掌握了商机，其取予皆能获利。

2.注重质量，薄利多销。即推行物美价廉的策略。他收购粮食，注意优良品种，能增加产量，“长石斗，取上种”^[28]。而为了扩大市场，他采取薄利多销，“欲长钱，取下谷”。^[29]由于下等谷类价格便宜，平民百姓购买者众，市场容量大，所以能赚钱。

3.智勇仁强，经商艺术。白圭认为商业是一种对人的各方面素质要求很高的行业，素质低下的人经营不好商业，他也不会去教他们。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无术，终不告之矣”^[30]。白圭是最早把商战与兵战相提并论，并借喻兵战之理来研究商战之道的第一人，后世论兵战与商战的著述，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白圭的启发。白圭的经商理论、经商艺术和他的经营之道都是很有见地的，现代经营之道、营销策略也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六）司马迁的商业思想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西汉时期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在触犯汉武帝、惨遭腐刑的严酷形势下，仍一鼓作气，忍辱负重，写完了彪炳千古的历史巨著《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大量的经济方面的内容，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则专门叙述了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历史和思想。司马迁的商业思想主要是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商业和商人的事迹时，用“太史公曰”或其他叙述形式表达出来的。司马迁的主要商业思想是重视商业、鼓励人们经商致富。这在汉武帝实施抑商政策的情况下，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重视商业，强调商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司马迁认为，商业与农、工、虞一样，是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必不可少。他指出人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都“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31]。并引用《周书》所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并认为商业与农、工、虞一样，这四者都是人民衣食之源。“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把商业当成与农、工、虞一样富国富民的重要行业。

2.指出求富是人的本能，而经商求富是值得提倡的重要途径。他明确提出，患贫求富是人的本质，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应该鼓励人们以正当手段求富。而经商求富是一条捷径。他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32]只要正当经营，任何行业都可以致富，“富无经业”，尤其是富而好行其德者，更应受到人们的尊敬，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3.极力推崇经商致富的富商大贾，为他们总结经验，树碑立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不惜笔墨，介绍了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一大批富商大贾及其事迹、成就和经商之道，为后世留下了极为可贵的资料。这些富商大贾中有名有姓的有范蠡（陶朱公）、子贡（端木赐）、白圭、乌氏倮、巴寡妇清、猗顿、郭纵、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刁间、师史、桥姚、无盐氏、宣曲任氏、田啬、田兰等。

4.介绍各地丰富物产，提倡加强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土特产，从关中到三河，从燕赵到齐鲁，从梁宋到楚越，具体描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资源物产，主张各地开展商品交流，“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33]，强调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发展自己的特产，以与其他地区开展商品交流活动。

5.推崇以德经商，贤者求富，富而行其德。他褒扬廉贾，贬抑贪贾，主张以德行商，以德致富，对富而好行其德的人，如范蠡等，极为推崇，要受到人们的尊敬。

6.总结商人经商经验，探索经商规律和经商艺术。比如，他强调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要采取不同的经商谋略，要根据各人资本和财富的实力采取不同策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34]。再比如，他主张要根据各种不同商品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35]，以及根据各地资源条件选择不同的经营项目。

7.提出经商必须讲求利润。没有适当利润，经商就没有意义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商要讲求经济效益。根据司马迁对当时各行各业经商求利的一般情况分析，普遍是取得20%的利润。低于这个比例，就很难发财致富了。

8.在对待国家的商业政策问题上，主张贸易自由，反对政府干涉。司马迁认为经商求富是老百姓的事，政府不应干涉，而应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他评价政府政策的好坏，是其对农工商各业的发展采取什么态度，最好的是顺其自然，促进其自由发展，最差的是横加干涉，与民争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36]在汉武帝厉行抑商政策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能提出这样的自由贸易思想，的确是独具一格。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司马迁和二百多年前英国的亚当·斯密，在主张自由放任政策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汉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实行程度不同的抑商政策，也禁锢了人们的商业思想，但也不时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亮点。例如，东汉王符的农工商皆有本末说，唐代刘晏重视市场信息的思想与措施，北宋王安石反对商业垄断、主张扶助中小商人的思想，明代丘浚准许商人自由经营对外贸易的思想，明末清初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说，清代蓝鼎元的“大开禁网，听民贸易”的对外贸易开放思想，魏源的重视商人、利用商人、依靠商人开展内外贸易的思想，等等，就不一一叙述了。

二、西方商业理论

（一）近代西方商业理论

西方商业理论也有悠久的历史，如古代希腊色诺芬的物品有两种用途论，柏拉图的货币是流通手段论，亚里士多德的交换、贸易和价格理论，意大利阿奎那的“公平价格”论等，我们不再列举。近代西方商业理论主要有：

1.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盛行于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衰落于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初。重商主义重视的是对外贸易，并不重视国内贸易。他们认为货币是财富的惟一形态，国内贸易不能增加货币，只是在商人之间转移而已，只有国际贸易才能吸收国外货币，才能增加国家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保护国内工商业，争取贸易顺差。早期重商主义又称货币主义，主张国家采用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国外，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少买（或不买）多卖的原则。晚期重商主义（英国托马斯为其最重要的代表）又称重工主义，主张准许适量货币输出，但要确保购买外国商品所花费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得到的货币总额，在总量上保持贸易顺差。

2.斯密的分工与贸易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年），在经济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他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其代表作。所论涉及货币、工资、分工、贸易、价格、利润、地租等许多内容。这里只介绍其分工与贸易理论。斯密主张分工，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促进财富的增加。他还认为，互通有无、互相交易是人类所共有且为人类所特有的倾向，每个人（或家庭）所需的物品，不必样样都靠自己生产，而只应生产自己最擅长的物品，以此与别人进行交换以获取他所需要的产品，这样花费最少，对自己更有利。个人、家庭如此，国家亦然。斯密主张，每个国家应充分利用其生产上的优越条件，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和输出本国最擅长而成本低的产品，而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来换回由其他国家生产的而本国生产成本高昂的产品，这样的分工和贸易，各国都能获利。斯密宣扬自由放任主义，用“看不见的手”指导资本和劳动的投向，政府不应干涉。因此他主张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应该自由发展，极力推崇自由贸易。

3.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比较成本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年）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是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极力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对各国都有好处。他在论述自由贸易优越性时，提出了比较成本论（或比较优势论）。这一理论突破了斯密关于各国只有生产绝对成本低的产品才能与别国进行交换的理论局限性，提出了只要具有生产比较成本低的产品就可以与别国进行贸易，从而大大拓宽了贸易的范围。比较成本论其实也就是依照生产成本相对差别而实行国际分工、扩大国际贸易的一种自由贸易理论。李嘉图比较成本论的基本观点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必从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出发，而只是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出发，就可以进行。其内容是：假设两国生产力水平相差较大，甲国明显高于乙国，甲国生产的任何一种产品的成本均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乙国则相反，任何产品都处于劣势。如果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论，甲国和乙国是不可能发生贸易的。但是，按照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甲乙两国仍可发生贸易往来。只要采用“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进行分工，然后彼此交换，双方便都能获利。这是因为，两国劳动生产率和成本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有的差距大，有的差距小。这样，处于绝对优势的甲国没有必要生产所有的商品，而只应生产优势最大的商品；处于绝对劣势的乙国，也不必停产所有的商品，而只应停产劣势最大的商品，并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即比较成本低的商品。这样，甲乙两国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对双方都有好处。李嘉图还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各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都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各国都从事与其地理位置相适应的商品生产，并拿它与其他国家的商品相交换，通过这样的贸易可以使商品丰富，价格低廉，给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利益。因此，他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对外贸易。

4.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在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盛行一个时期以后，就受到了当时次发达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美国的一些学者的反对，其中以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为主要代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年）是德国经济学家，以提倡保护贸易理论而闻名于世。其代表作是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他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竭力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倡以保护关税为核心的保护贸易理论。李斯特把自由贸易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自由贸易，这是有益的，可以实行；一类是国际自由贸易，则不能贸然实施，工商业落后的国家更不能实行国际自由贸易。李斯特强调民族特点和民族利益，他从德国的利益出发，主张促进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德国的统一，促进德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反对斯密、李嘉图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李斯特提出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来与自由贸易理论相抗衡。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他认为，任何国家都必须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处于被奴役地位。他指责英国古典学派鼓吹自由贸易论，是为了阻止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将别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李斯特反对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和发展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生产力，尤其是保护和发展德国当时比较幼稚的工业的发展。为此，李斯特大力提倡保护贸易理论。其核心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实行政府干预。因为如果不进行政府干预，就不可能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而落后的国家如果不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它的国民经济就会在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下被打垮。但是，李斯特的保护关税理论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一切产品。他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业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他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进入农业工业时期，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而当时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德国和美国。

5.俄林的资源禀赋论。贝特尔·科特哈德·俄林（Bertil Cotthard Ohlin，1899—1979年）是瑞典经济学家。他于1933年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在这部著作中，俄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资源禀赋理论，又称生产要素自然禀赋理论，或要素比例论、要素禀赋论。他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这一理论的要点是：（1）区域划分。世界可划分为若干大区域，每个大区域又可划分为若干次区域，每个次区域还可划分为若干小区域。（2）区域是基本贸易单位。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区域。国际贸易是区间贸易的一种。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没有本质区别，故其理论既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又可以解释国内贸易。（3）各区域主要生产其要素丰富的产品。（4）各地区要素价格差异是发生贸易的必要条件。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各个地区（国家）生产同种商品的成本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区生产本地区较丰富的生产要素含量多的商品则较为有利。一个区域（国家）只使用相对丰富而又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禀赋去生产某种商品，并输出本区域（国家）以外的其他区域（国家），来换取本区域（国家）生产要素禀赋较少的商品。其他国家亦然。要素禀赋论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俄林定理”。俄林的这一学说是师承赫克歇尔（Heckscher）的观点，俄林则把它系统化了。因此要素禀赋论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即“H—O定理”）。

（二）现代西方商业理论

现代（包括当代）西方商业贸易理论，一般从20世纪中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算起，一直到现在。这一时期在继承以前的商业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持续增长，新论迭出。主要有：

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能（R.Vernon）于1966年在《国际投资和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该理论。他认为，每一种产品都要经历创新、成熟、标准化三个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只在创新国家国内生产；在产品成熟阶段，可由厂商到国外直接投资生产；在产品标准化阶段，则选择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生产。

2.内部化理论。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英国学者巴克利、卡森，加拿大学者拉克曼是其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企业经营的内容和范围发生重大变化，企业日益重视内部的研发、销售、管理等内容。仅有外部市场是不完全的。因此，企业必须对外部市场的不完全性予以内部化，建立企业内部市场。通过市场内部化，有助于协调企业之间的供需；对“知识产品”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价；消除买卖双方的“不确定性”；排除政府的外来干预；利用转移价格来减少纳税，有效配置企业内部资源。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内部市场也是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内部化优势来加强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管理，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3.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论。英国学者邓宁（J.H.Dunning）于1976年提出国际生产综合论或折衷理论。1981年他出版了《国际生产与跨国企业》一书，进一步详细论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生产，是对外直接投资融资形成的生产，只有当跨国公司形成三大优势时，才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这三大优势是：（1）所有权优势。包括跨国公司在规模垄断等有形资产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所形成的优势，管理集中的优势，多国经营的优势。（2）内部化优势。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保持在公司内部使用形成的优势。（3）区位优势。指东道国区位优势比本国为优，例如东道国的低成本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及潜力大，东道国政府的干预及管理有利于吸引国外投资等。只有这三种优势同时存在时，跨国公司才会对外直接投资。如果只具备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就会进行技术许可交易；如果只具备前二者，跨国公司将在国内生产，而将产品销往国外；三种优势及其组合决定着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倾向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或类型。可见，国际生产综合论是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相互转化的一种理论。

4.产业内贸易论。产业内贸易又称部门内贸易、双向贸易。它是指同一类型制成品在国与国之间相互贸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在同一产业内的制成品相互之间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例如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向对方出口汽车、家用电器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都不能说明它。产业内贸易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有代表性的国际贸易学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提出了有关产业内贸易现象的证明材料。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则出现了大量有关产业内贸易的理论解释。其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是产业内贸易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98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5月号发表了《工业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克鲁格曼把贸易分为两类：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前者指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后者指同一产业之内的贸易。产业内贸易论是建立在规模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规模经济原理表明，平均成本的下降取决于生产规模。这是因为，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大而使单位成本下降的一种趋势，即长期平均费用下降的趋势。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规模的扩大取决于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取决于商品价格的下降，其基础是平均生产成本的下降。要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就必须以产品的特色取胜，对产业内的专业化要求就更高，专业化程度越高就越能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因此，在同种产品中，不宜生产全部产品系列的各种产品，而只宜生产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差异性产品。由此可见，产业内贸易是国与国之间基于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同类（同种）而相异的产品的贸易。所谓“同类”（同种），是指产品可以相互替代即相互竞争；所谓“相异”，则意味着在产品系列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产品具有垄断优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生产要素越是相似，而它们的产业结构的差异便越小，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却越来越具有产业内贸易形成的新现象。

5.交易费用论。在对贸易或交易行为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都是以假定交易不发生费用为前提，但事实并非如此。最早研究交易费用的是罗纳德·科斯。他在1937年写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在西方经济学中第一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用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与市场之间互相可以替代的一种边界。但是，科斯没有系统论述交易费用的理论架构。肯佩斯·阿罗则进一步把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而比较系统地论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则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列弗·威廉姆森。在20世纪70—80年代，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他把交易费用形象地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他关于交易费用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交易费用具有普遍性、经常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而交易是有费用的。无论是用市场方式还是用内部行政方式来组织交易，都会产生交易费用。（2）交易特性三要素。威廉姆森认为，决定交易特性有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资产专用性。它是指为交易或协约服务而投入的资产在再配置方面的难度。专用性资产一旦形成，就很难再被转移配置使用。这是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二是交易的不确定性。除了外部条件不确定性以外，还有内部扰动因素的不确定性，使交易关系更加复杂化。三是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频率的高低，影响到专门规制结构的费用能否得到补偿。（3）交易与组织管理机构的匹配关系。这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它要求特定的组织管理结构必须适合于特定的交易。威廉姆森具体分析了四种匹配关系。（4）两种组织体制的交易费用。它是指市场体制和企业体制两种组织体制。二者都会发生交易费用。两种组织体制各有利弊，分别适用于不同的交易，其交易费用各有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选择。

应该指出的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对西方经济学来说，的确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合理假说为前提再去进行论证。交易不发生费用曾经是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的一种假设。但是，这种假设是不切合实际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把西方经济学从交易不发生费用的虚幻假设拉回到了交易有费用的客观现实中来。这是一个理论与现实的碰撞所得出的适当结论。但是，相关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中早已存在。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就曾对流通费用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并把流通费用区分为追加费用（生产性流通费用）和纯粹流通费用（非生产性流通费用）两个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西方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大体上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纯粹流通费用部分，但也不完全一致。不过，西方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在交易的特性、分析方法以及运用数学模型等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或独到之处。

6.竞争优势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上出现了竞争日益激烈、竞争形式和竞争特点多样化、复杂化的新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贸易理论——竞争优势论。竞争优势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eel E.Porter）。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有关竞争理论的三部著作，即：《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这三部著作在国际经济学界和企业界都影响很大。《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这两本书，着重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产业环境，预测产业未来变化，制定企业竞争策略，分析竞争技术和方法，以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这部书，则在更高层次上论述了国际竞争中国家的竞争优势问题，具有更现实的意义。这里重点介绍这部书的主要观点。波特在《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该国在国际竞争中是否能赢得优势；而国家能否取得优势的关键，又在于是否具有合宜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他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这种创新的竞争机制。微观竞争机制，是指企业内部的活力。波特认为，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应重视整个价值链的创新。价值链的创新，包括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创新，而不能只限于个别环节的改善。为此，企业应在确保价值链的连续性及其升级上下功夫，通过价值链各环节的总体创新来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中观竞争机制，是指产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能力。它包括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协调、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协调、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有效协调等。宏观竞争机制，是指国家整体竞争的协调运转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它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得的关键。波特对此进行了重点论述。波特认为，国家整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的整合作用。四个基本因素是：（1）生产因素。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其中又以高质量的人才、高精尖技术等要素的创造更为重要。（2）相关和支撑产业。要使主导产业和作为其原料和中间产品供应者的企业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以及产业的高度化。（3）需求因素。需求状况尤其是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对国家竞争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本国市场需求越大，要求标准越高，越能刺激企业改进技术，跟踪并赶超国际先进水平。（4）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企业要取得竞争优势，必须有适合本身特点和适应外部环境的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管理体制、发展战略，以强化国内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并推进国际竞争。两个辅助因素是：（1）一国所面临的机遇。（2）政府所起的作用。波特在该书中还对10个国家（美国、英国、瑞士、瑞典、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这10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变化状况与发展趋势，并从动态化的角度探讨了国家竞争优势变动和竞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并不排斥或否定比较优势理论，而是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竞争的新情况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尤其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根本在于创新机制和创新能力的观点，更是适应了新的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此外，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还有不少关于商业贸易方面的理论，例如哈伯勒的收支差额汇率论、机会成本论，凯恩斯的投资乘数论和马克卢普、哈罗德的国际贸易乘数论，萨缪尔逊的国际要素均衡论，米德的双重平衡论，克拉维斯的可获得性论，基辛、格鲁伯的研究开发要素论，波斯纳的技术差距论，林德的收入需求偏好相似论，梅旨和罗宾的原料周期论，克鲁格曼的技术竞争论，安妮·克鲁格的贸易与就业理论，等等，都是商业贸易理论中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值得我们借鉴、研究和探讨。

三、马克思商业理论

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流通、商业与贸易发展的理论涉及面广，内容十分丰富，对我们仍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里仅作简略概述。

（一）关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地位

马克思研究商业和流通是把它放在社会再生产总体框架中来分析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必然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社会再生产过程有四个要素或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居于支配地位，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之间的一定关系。生产在片面形式上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他认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交换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也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和消费的中介。交换对生产、分配、消费也有巨大的反作用。

（二）关于商品交换的产生条件

马克思分析，商品交换最初是物物交换，经过很长时间才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产生的条件或基础。而社会分工又是以生产资料和产品归不同所有者为前提的。他还指出，分工和交换是互为条件的。商品交换产生以后，它对原始共同体起着瓦解作用。商品交换最初是在原始共同体相互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以后才浸入到原始共同体内部，促进了私人之间的交换，也加速了私有制的发展。商品交换和私有制、不同的所有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贸易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

直接的物物交换不是贸易。货币出现以后，出现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系列，形成商品流通。这种简单商品流通是贸易的最初形式。随后，由专职的商人阶级专门媒介的商品交换过程——即商业——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也就是发达的商品流通形式。这是贸易的典型形式。马克思一再强调：“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即贸易。”^[37]在这个意义上，贸易与商业具有相同的内涵。

（四）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流通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流通的本质就是商品交换，但它不是个别的交换，不是一次性的交换，而是连续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的行为体系。因此，流通表现为交换总体。物物交换不是流通，只有货币出现以后才有流通。流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必须预先确定价格，这就必然要与货币相联系，因为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二是商品交换行为是川流不息的交换总和。

（五）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的关系

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商品生产又刺激商品流通的扩大。先有商品流通，后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出现以后，商品流通就纳入了商品生产不断扩展的内容中去，商品流通成为商品生产的要素。在商品生产中，流通与生产同样必要，流通当事人同生产当事人同样必要。而商品流通又是以货币流通为前提的，货币的形成和发展是商品流通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商品流通过程的运动表现为货币流通。研究商品流通必须同时研究货币流通，研究商品生产则必须同时研究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

（六）商品流通的两种形式

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有两种形式，一是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即简单商品流通，其公式是W—G—W（商品—货币—商品）；一是商品流通的资本形式，即发达商品流通，其公式是：G—W—G′。其中G′是G＋ΔG之和。ΔG是货币增值额。G—W—G′这种流通形式，是以商品流通的表现形式反映了资本流通的实质，它实质上是商业资本的流通。也就是说，发达商品流通形式就是商业资本流通。

（七）贸易或商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或商业，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八）商业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

最早出现的资本形式不是工业资本，而是商业资本。马克思说：“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38]。”而马克思所称的资本近代形式，指的是产业资本（主要是工业资本）。以产业资本及其运动为特征的近代资本运动形式，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

（九）产业支配商业是现代资本运动的重要特征

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产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情况恰好相反，是产业支配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中商品的资本的转化形态，它不仅为产业资本服务，而且从总体上看，它也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建立在流通基础上、受流通制约并以流通为前提

马克思认为，在产业资本循环系统中，货币资本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最片面、最明显、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因为在货币资本循环中，产业资本循环的目的和动机，即价值增值、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都来自流通，来自商品市场。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制约，受商业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的，建立在商品的基础之上的。

（十一）资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

资本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马克思分析说：既然G—W（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和W′—G′（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两个阶段都是流通行为，所以资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资本运动离不开流通过程，资本流通也要通过商品流通的形式表现出来，使资本流通成为商品流通的一部分。这种流通，从表现形式上看是商品流通，实质上则是资本流通。(www.daowen.com)

（十二）资本主义需要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由于需要不断增加产品销路，因而需要不断扩大市场。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扩大国内市场，而且需要开拓世界市场；不仅需要发展国内商业贸易，而且需要扩大对外贸易、国际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需要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39]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此外，马克思关于商品交换、流通、商业、贸易的理论还有很多，例如：关于流通的三种表现，即总过程、小流通、大流通的观点和分析，关于商业和贸易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的观点，关于商品经营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分析，关于对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关于国际贸易中国际价值的观点，关于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的评价，等等，论述都很精辟和独到，对我们当代进行商业和贸易活动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当然，我们要结合当代商业贸易的新情况、新发展进行新的探索和新的研究，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商业贸易理论和学说。

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商品交换、流通、贸易、商业、市场、对外贸易等问题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论述，对马克思的商业贸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也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

四、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商业理论的演进

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和新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在商业理论方面有以下新的突破：

（一）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大力发展市场、流通、商业

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就在与外宾谈话中提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正式明确宣布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大突破。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发展流通、商业、市场。孙冶方、薛暮桥等学者相继批判“无流通论”，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必须发展流通、发展商业。尤其是孙冶方，在改革开放不久的1979年9月，就撰写《社会主义流通概论》，他在批判自然经济论时是以批判无流通论为突破口的。孙冶方对“无流通论”的批判，对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有很大影响。^[40]

（二）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交换经济

1992年中国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术界公认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取得统一认识。1993年8月，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等四个单位在北戴河联合召开了“全国市场经济与商业发展理论讨论会”。会上有的学者提出“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交换经济”并进行了论证，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会议整理的观点综述中反映了这一观点。^[41]此后，这一观点得到商业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在一部分公开出版的“商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教材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本教材也接受并较充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三）关于流通、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长期以来，商业经济学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坚持生产决定流通，商业是中介的观点，并从被动的、被支配的地位上来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后期，商经学术界对流通、商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大多数学者在继续肯定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四要素的关系，明确生产决定交换、流通，商业是生产与消费的中介这一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商业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发展，相继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流通发展阶段论”、“流通调节论”、“流通一体论”、“流通运行论”、“流通生产力论”（或“流通力论”）“商业贡献论”等等。有许多学者特别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决定生产，流通业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要把商业由末端产业变为先导产业，要提高商业的贡献率等等，把对流通、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业、流通领域所有制格局研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是国有商业（全民所有制商业）一统天下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对商业、流通所有制结构逐步进行深化改革，最初允许农民进城搞长途贩运，允许个体商业的存在；后来逐渐放开，允许私营商业、外资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后期，对个体、私营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商业）的地位，由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和飞跃。在当代中国，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商业领域，公有制商业和各种非公有制商业共同发展。中共十六大进一步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42]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创新，是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制度。商业是竞争性行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商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五）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和商业企业改革

1.关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研究。商经学术界理论工作者在探索这一问题时，对照了国内外三种可供选择的商品流通模式，即：国家集权分配式，完全自由放任式，间接调控式。经过探讨，在较多的学者中达成共识，中国应采用第三种目标模式，即间接宏观调控下的商品自由流通模式。这一模式有三项基本内容：（1）商品自由流通是这个模式的基础；（2）企业（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各类企业）是这个模式的活动主体；（3）国家间接宏观调控是这个模式正常运行的指导和保证。

2.关于商业企业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商业企业运行格局。其中，重点是国有商业企业的改革。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商业企业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附属物，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活力。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商品经营者，是有自主权的市场主体和法人主体。改革的形式是实行公司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建产权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对供销合作社和其他集体所有制商业也进行相应的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大力发展个体商业、私营商业等多种所有制商业企业。各种所有制的商业企业，应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商业企业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还将继续探索和深化。

（六）关于商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不讲利润，不讲经济效益，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商业既要讲利润，也要讲经济效益，同时注意社会效果的理论探讨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82年6月原商业部在武汉召开了商业经济效益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商业经济效益的内涵、商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内容、商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标准、评价商业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商业社会效果的理论，认为必须把提高商业经济效益和重视商业社会效果有机结合起来。^[4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学者们进一步深化探讨了商业经济效益的理论，尤其是对提高商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作了更深入的研究。特别强调要努力转变商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经营方式转向集约化经营方式，向改革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服务要效益，向科技要效益，使商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之上。

（七）对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现代流通方式已引起国内商业经济学者广泛注意和深入探讨。在流通必须现代化的思路确定之下，具体研究流通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流通方式现代化、流通手段现代化、流通管理现代化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其中，关于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连锁经营等问题成为商业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不断推陈出新。关于电子商务，已经从一般性地研究电子商务的概念、内涵，深入到研究电子商务引起的流通革命，电子商务环境下商业流通的模式、虚拟商店和网上贸易、电子商务的几种主要方式等等。现代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则研究在信息化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现代物流体系和物流配送系统以及供应链管理的具体构建。连锁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讨也逐步深入。在界定连锁经营基本概念和类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连锁经营对中国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其发展趋势，连锁经营的网络系统，连锁经营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连锁经营与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配送的有机结合，对特许连锁经营的专门研究等等。

（八）其他重要问题的研究

商品流通和商业是涉及面很广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对商品交换、商品流通、商业、市场的研究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方面。其中主要有：

1.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过去受前苏联模式束缚，只承认消费品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只说它是商品“外壳”，而实质不是商品。改革开放后，突破了这一禁区，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这对我国流通体制改革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2.内外贸一体化。商业经济教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根据市场、流通、商业开放性的原理，提出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实行的内贸、外贸割裂的状况，实行内外贸一体化、内贸外贸打通的理论和思路。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解决了这一问题，把内贸外贸统一为商务部。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3.关于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理论界对国际贸易的理论、格局、发展特点和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近年来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体系，运作机理、谈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对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尤其是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倾销和反倾销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为我国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提出了很多思路与对策。

此外，对流通、商业、市场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诸如：关于批发市场的研究，关于零售业态的研究，关于商业代理制的研究，关于商业领域引进外资的研究，关于商业领域价格战的研究，关于商业网点与商圈的研究，关于商品流通渠道的研究，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研究，关于供销合作社经济理论的研究，关于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市场秩序的研究，关于商业文化的研究，关于商业营销的研究，关于商业道德、商业文明和商业诚信的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既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实践上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框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思路的启发下，中国商经理论界对交换、流通、商业、市场、贸易的理论问题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广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为今后进一步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和探讨商业理论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在流通、商业、贸易的理论研究方面的任务更艰巨，需要人们更深入地去探索，为流通、商业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写下新的篇章。

思　考　题

1.中国商业起源于何时？理由是什么？

2.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商业有些什么特点？

3.唐宋时代中国商业有哪些新变化？

4.从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商业中心是怎样转移的？其原因是什么？

5.商业的演进和发展受到哪些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6.中国近代商业有些什么重大变化？

7.现当代中国商业是如何演进和发展的？

8.世界近现代商业发展有哪些特征？

9.中国古代商业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10.司马迁《货殖列传》在中国古代商业理论发展史中居于什么地位？这部著作有何意义？

11.试分析比较优势论与竞争优势论。

12.马克思商业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对当今中国商业发展有何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1]《易经·系辞下》。

[2]《墨子·贵义》。

[3]《战国策·齐策一》。

[4]据《北堂书抄》卷129衣冠部和《太平御览》6引桓谭《新论》。

[5]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1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9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7页。

[8]《国语·齐语》。

[9]《国语·齐语》。

[10]《国语·齐语》。

[1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3]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4]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5]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6]《墨子·经说下》。

[17]《墨子·经说下》。

[18]《墨子·经说下》。

[19]《墨子·经说下》。

[20]《墨子·经说下》。

[21]《墨子·经说下》。

[22]《商君书·一言》。

[23]《商君书·外内》。

[24]《史记·商君列传》。

[25]《商君书·垦令》。

[26]《商君书·垦令》。

[27]《史记·货殖列传》。

[28]《史记·货殖列传》。

[29]《史记·货殖列传》。

[30]《史记·货殖列传》。

[31]《史记·货殖列传》。

[32]《史记·货殖列传》。

[33]《史记·货殖列传》。

[34]《史记·货殖列传》。

[35]《史记·货殖列传》。

[36]《史记·货殖列传》。

[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2页。

[3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63页。

[3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4页。

[40]张卓元：《加强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研究——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讲座会开幕词》，载《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

[41]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市场经济与商业发展——专家、学者谈商业改革》，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9页、第493页。

[4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43]商业部经济研究所：《试提高商业经济效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