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商业的起源与古代商业

一、商业起源于商品交换及其发展

我们已经知道，商业是古代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使商业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但是，追本溯源，商业最初的源头是商品交换。商业孕育于商品交换这一母体之中，而货币的产生以及专门商人阶级的出现则是商业起源的直接体现。因此商业的起源应从商品交换产生开始，而以货币流通并使货币成为资本，商人阶级出现作为商业起源的标志。

研究商品交换的起源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最初的商品交换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没有实物可以佐证，不能像研究货币史那样有考古发掘的货币作为实物证明那样具体确切。据恩格斯的分析，商品交换（指物物交换的起源）已有五千年至七千年的历史。而据当代一些考古发掘分析，物物交换的历史可能会追溯到更久远的古代。

在原始社会早期和中期，人类社会脱离动物界以后经历了几百万年，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剩余产品，人们一直过着没有社会分工、没有私有制、也没有商品交换的生活。我国古代史籍中记载了许多远古时代的传说，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虫奉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尉缭子·治本》记载：“古者，土无肥硗，人无勤惰……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杂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样的传说很多。它表明在我国远古时代，曾经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无阶级、无剥削、无私有财产、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生活十分贫困的原始社会；有的传说还反映了母系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产品剩余，没有社会分工，当然不会有商品交换，更不会有商业。

从世界范围来说，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等，在远古时期，同样有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也同样没有社会分工，没有私有制，没有商品交换，也没有商业。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商品交换最初是在原始社会各个公社（共同体）相互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在原始公社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原始公社接触的地方开始出现的。这一分析与我国古代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不谋而合。史书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按中国古代传说推导，神农氏时代大约相当于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兴盛时期或父系氏族开始时期，距今大约5000多年。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很清晰地反映了它是原始社会在各共同体相衔接的地方亦即各原始公社边缘接触地方形成的早期原始集市。这时没有货币，没有商人，而是各生产者即原始公社相互进行以有易无的直接物物交换。由于商品交换是一种行为过程，没有办法形成历史文物，当时也没有文字记载，因为原始的物物交换一般发生在文字产生以前，因而很难认定商品交换产生的确切年代。据近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分析，我国文明史不是只有5000年，可能要上推到距今6000年甚至8000年以前。因此，直接物物交换的历史有可能比神农氏时代更早。世界各地早期的直接物物交换大体上也都是几千年以前的事。

此后，中国古代史书上还记载有黄帝时代“服牛乘马”、“市不预贾”并出现货币的传说，但货币还没有考古实物证明。还有尧时社会分工、以有易无的传说，舜时有地区之间商品贩运交易的传说，夏禹时代有贝和铸币作为货币的传说，但也都没有找到考古实物加以证明。夏代中期有商人进行地区间贸易的文字记载，即商族祖先王亥在夏朝中期进行牛羊贸易的传说。这些传说尚不能一一在考古发掘中找到证明，但我们也不能一口否定它是无中生有，它可能是后世人们对古代传说进行的一种文字追述，可供我们作为分析的一种思路：有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才有商业的出现。

古代商业的产生是在有货币出现并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以后。这在中国比较明显地是在商朝。外国古代商业出现的时期，因各国古代历史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由于各国历史和具体情况不同，“古代”的时间起讫也不相同。

二、古代中国商业

中国古代的上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时代，下限则通常截止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商业最早出现于何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夏代商业形成说，主要是根据传说而来的。一是商代商业形成说，除了有传说以外，更重要的是有实物证明。本书不否定夏代商业起源说的可能性，但它目前还不能得到充分证实，故不采用此说。根据现有史料、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本书同意商代商业起源说。

中国古代商业至迟起源于商代。撇开古代传说不谈，从文物考古实物证明来说，有以下几点是很明确的：（1）有了货币，它是商业产生的条件。在商代，贝（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指南方的一种特殊形状的海贝，而不是指普通的贝壳）已作为一般等价物长期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并成为财富的标志。在商代的墓葬中，考古发掘了大量的海贝，还有石贝和骨贝，甚至还发现了少量的铜贝。例如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的商代后期165座墓葬中，就有83座随葬了贝，共发掘出贝234枚，而且还发现了3枚铜贝。这些贝在墓葬中多数是含在口里或握在手中，表明它是当时的一种财富，一种等价物，是人们追逐的对象。（2）发掘出的商代青铜器的铭文上，有商人经商的图案。最有代表性的是商代饕餮纹鼎（上海博物馆收藏），其鼎内壁刻有一人肩挑贝币立于船上，旁边还有人划船的形象。这个铭表明，这个挑着贝的人无疑是带着货币外出经商的商人。还有叫做一个子荷鼎的商代青铜器，也铸有挑着贝币的人物图案。这是商代有商人经商的可信证据。（3）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经商盈利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在甲骨文中，有明显反映经商和财富的文字，如“买”、“宝”、“贮”等都与“贝”有关。这些字都含有“贝”字，它们分别写作買、、貯等。西周时代的商业，大体上和商代商业相同，发展水平没有太大的提高。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大奴隶主手中。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形成了第一次商业发展高潮。其主要表现是：（1）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自由民经商已成普遍现象，并出现了资本达千金、巨万的自由大商人。其中著名的有弦高、范蠡、子贡、猗顿、郭纵、乌氏倮、白圭、吕不韦等。范蠡与子贡二人以其特殊经历和身份经商致富，被后世商人推崇，称从事商业活动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把范蠡、子贡当作商业经营典范和祖师爷。（2）各诸侯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和商业往来十分活跃，并不因诸侯国之间的割据和战争而终止，商业利润的丰厚是其主要原因。正如战国时期墨家所描述的：“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2]各诸侯国之间的商业往来，主要是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制品。（3）城市商业相当繁荣和活跃。例如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人口繁盛，商业活跃，“车毂击，人肩摩，连衤任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3]楚国都城郢在战国时期也很繁华，“楚之郢都，车毂击，人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4]此外，洛阳、邯郸、陶邑、濮阳、大梁、即墨、咸阳等，也都是商业较繁盛的城市。（4）商业流通中的货币由贝币向铜铸币和黄金转化。商和西周时期，贝是最主要的货币材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已主要转化为铜铸币和黄金。战国时，由于诸侯国各自为政，铜铸币的形状各不相同，大体上有四种：“布币”主要流行韩、赵、魏三国；“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赵三国；“蚁鼻钱”（鬼脸钱）主要流行于楚国；“圜钱”（环钱）主要流行于秦国。战国后期，布钱区、刀钱区也开始流行圜钱。黄金则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和贵重商品交易。

秦汉时期的中国古代商业在抑商政策束缚下仍然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但秦始皇也实行抑商政策，抑制了商业的更大发展。到了汉代，经过近百年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和商业也渐趋繁荣。汉武帝虽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很辉煌，但他却实行了相当严厉的抑商政策，使正在发展中的商业和商品经济受到很大制约。不过汉代张骞通两域，打开丝绸之路，对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总的来看，秦汉时期的中国商业还是缓慢向前发展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三国鼎立，南北对峙，使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总的说来，商业处于衰落甚至倒退的境地。不过，这一时期，受战乱破坏的主要是北方，而南方则经过经济重心第一次南移，社会经济和商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商业第二次繁荣发展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商业发展有如下一些新的变化：（1）南方商业繁荣程度开始超过北方。隋唐以前，中国商业繁荣的地区主要在北方，如长安、洛阳、邯郸、陶邑等；南方商业虽然逐渐发展，但从总体上还仍赶不上北方。隋唐以后，南方商业开始超过北方。北方城市商业繁荣地区主要是长安、洛阳、汴梁（开封）、太原等少数城市，而南方则有扬州、苏州、杭州、广州、成都、洪州（今南昌）、京口、鄂州、明州、泉州等城市，尤其是经过唐末“五代十国”和南宋时期第二、三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使南方商业发展程度明显超过北方。（2）宋代坊市分区制度彻底破除，商业渗透到大街小巷和居民区。自西周以来，我国商业长期实行坊市分区制度，坊（居民区）不准经营商业，市（商业区）则设在城市指定的地区，周围有围墙与居民区隔开。商业交易只能在“市”内进行，不得在市外设店交易，违者重罚。西汉的长安、唐代的长安都有“东市”、“西市”的固定区域。但是到了唐代中后期，坊市分区制度虽然仍旧实行，但已逐渐松弛，坊内开店经商者屡有所见，虽严加惩罚亦不能禁绝。到了北宋时期，“市”和“坊”的区分已被彻底打破，也不再有坊内不得经商的禁令。这样就取消了市场的地域限制，同时也取消了时间限制。大街小巷、居民区到处都可以经商做买卖，而且还盛行夜市、早市。在孟元老所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记载和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上，已清楚地反映出北宋时期打破坊市分区制度后，商业的一派繁荣景象。（3）海上对外贸易兴起已超过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自汉代开辟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度中断，到了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对外贸易又兴盛起来，超过了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但是到了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海上对外贸易（又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尤其是南宋时期，因偏安江南，更加重视海上对外贸易。广州、泉州、杭州成为海上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4）出现了纸币的雏形——交子与会子。两宋时期，商业繁荣，地区之间交易活跃，为了解决交易中流通手段问题，带有纸币雏型性质的交子、会子先后产生。为以后元、明、清时代的钞币奠定了基础。（5）在官营商业继续保持和在某些领域居于垄断地位以外，自由的民间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代官营的商业主要有盐、酒、茶几种商品，宋代则采用“折中法”、“引法”对盐、茶等商品由官府操纵大商人实行垄断，而对一般商品则允许自由经营，因此，民营商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市场上各种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品应有尽有，交易十分活跃。

元代商业没有大的起色，国内商业甚至有所衰落，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商业则畸形发展，海上对外贸易和陆上对外贸易则相当活跃。元代发行的钞币，则是正式纸币的出现。

明清（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古代商业的最后一次繁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商业的发展是有前进有曲折，总体上已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1）国内商业的地区交流空前扩大。进入市场的商品品种增多，数量增加。这时社会分工有了新的发展，棉花在北方普遍种植，棉布在江南大量生产，形成北棉南运、南布北销的地区交流格局；其他商品如粮食、油料、丝绸、纸张、木材、食盐、瓷器、铁器、铜器等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地区间交流也相当活跃。国内市场和地区间交换的活跃，涌现出以地区商人为纽带的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江西商等等，推动了国内商业的繁荣，各地商人行业组织如商业会馆、公所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2）城市商业更加繁荣。明清时代，北方城市商业又趋繁荣的有北京、盛京（沈阳）、天津、临清、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南方城市商业则在总体上进一步超过北方，南方城市商业繁荣的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沿线、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武昌、厦门、广州、成都等城市，商业相当发达。（3）镇市商业兴起和农村集市的普及。唐宋时期已有镇市商业，但不太发达。元代镇市一度萎缩，到明清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镇市商业空前繁荣，其中以江南地区“苏、松、杭、嘉、湖”五府下辖的镇市更为突出。明末清初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四大镇”即朱仙镇、汉口镇、景德镇、佛山镇。其中除朱仙镇属河南，可归入北方以外，其余三镇均在南方。与镇市发展相联系，农村的集市也得到了普遍的发展。（4）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也进一步繁荣活跃。但是，中国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处于萌而不发状态，尤其是继续受到抑商政策的束缚，得不到扶持，没有真正形成制度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其影响也受到极大限制。（5）对外贸易逆转，走向闭关锁国道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对外交流和对外贸易史上的一大壮举。但为时不久，就实行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更加严厉，清廷多次颁布禁海令。对外通商长期仅限于广州一港，牢牢地封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只在广州开了一个小小的门缝，而且严加管束。这样，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大逆转。在世界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中国却选择了封闭的道路，中国与国外资本主义强国的差距也越拉越大。直到鸦片战争的炮声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开始了中国近代百余年被侵略的惨痛历史。

三、古代世界商业

从世界范围来说，古代的上限也没有限制，可以从远古传说时代开始，但古代世界史的下限却与中国不同，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以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标志，在此之前为古代，在此之后为近代。但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具体到每一个国家来说，古代的下限和近代的上限还是有所不同的。

古代世界商品交换起源很早。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商品交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7000年前甚至更早。埃及在公元前6千年至公元前5千年前就有了家畜，虽然缺乏商品交换的文字记载，但应该说这已经具备了经常性商品交换的可能性。埃及受“尼罗河之赐”，土地肥沃，农业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当浓厚，古代埃及商业不太发达。埃及在古代虽然是一个陆上强国，但很少对海外扩张，因此对外商业往来也是相对稀少的，主要是通过国外商人来埃及做生意进行商品交流。埃及人主要用谷物等农产品与外国商人交换芳香油、坚果、木材、象牙、葡萄酒和黄金。(www.daowen.com)

巴比伦处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汇合处，是一个由冲积河谷发展而形成的文明古国。巴比伦的古代商业比较繁荣，尤其是对外交通和贸易相当发达。由于航运便利，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尼布查尼撒王朝时期，巴比伦就是亚洲的商业中心。巴比伦的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在距今2000多年前堪称发达。它处于中亚、南阿拉伯、东非、地中海诸港、埃及和小亚细亚各路商队的交汇点，巴比伦的商路可通达地中海、黑海、里海、波斯湾和红海，从而建立了南至阿拉伯、西至叙利亚、北至亚美尼亚与小亚细亚、东至波斯的商业联系。巴比伦有在当时颇为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它与其他各国交换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羊毛织品、亚麻织品、棉织品、瓷器和陶器，而从国外进来的商品，主要是阿拉伯的芳香剂、印度的香料和丝、小亚细亚的葡萄酒和橄榄油、斯昔亚的皮毛等。巴比伦的商业繁盛时代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后来被外族人征服，商业也随之陷入衰落境地。

古代腓尼基是一个小国，但其商业很有特色。约在公元前1500年，腓尼基最早的大城市是西顿，后来被太尔所代替。太尔位于海口，是一个可以串联各岛商人的城市。当时的太尔可以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商品集散、转运中心。太尔人从四面八方收购各地特产，又转卖给地中海沿岸各国。转运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有香料、铜器、牲畜、象牙、祖母绿、小麦、蜂蜜、细亚麻布、刺绣品、衣服、皮和藤制品等。太尔人自己制造的染织品也行销其他各国。腓尼基后来建立了殖民地——迦太基。迦太基的商业也相当发达。后来，腓尼基为希腊所征服，腓尼基商业也走向沉寂。但腓尼基尤其是太尔的商业却给希腊的繁荣带来了契机。

古代世界的商业中心是不断转移的，继四大文明古国古代商业兴起之后，希腊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夺取了爱琴海的霸权，其城市成为此后近200年内地中海东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希腊的货币经济很发达，在商业交易中，都使用金属货币。

继而兴起的是罗马。罗马帝国在其强盛时期，商业的特点是输入大于输出，这里面多数是贡赋少数是通过贸易。“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成了当时的世界商业中心。每条道路都在输入贵重华丽的货物，供罗马的贵族和富人们享用。输入罗马的主要地区有西班牙、高卢、日耳曼、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及亚历山大、科林斯、安提阿、埃弗色斯和密勒特；输入的货物主要有葡萄酒、橄榄油、水果、蜂蜜、谷类、盐、马、羊毛、亚麻、皮革、橡皮、纸草、木材、大理石、谷物、棉花、衣服、玻璃制品、象牙、黄金和奴隶。

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世界商业中心又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公元323年，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并将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它位于欧亚大陆交汇处，很快成为海运转口贸易的重要枢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从第8世纪到第10世纪，君士坦丁堡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在古代世界商业史上值得特别提及的是威尼斯的兴起及其商船队所带来的海外贸易的发达。威尼斯城建于公元5世纪，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其打造航海转运中心奠定了基础。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威尼斯利用其商运船队服务的优势，为十字军运送士兵和军需品，取得丰厚的报酬。1204年攻克君士坦丁堡后，威尼斯又占据了一部分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贸易，实际形成了东方威尼斯商业帝国。从12世纪到15世纪，威尼斯是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并垄断了东方产品的贸易。它的海上商业船队由国家控制，航行于地中海、黑海、北非海岸和远东地区，影响深远。威尼斯国家船队下面有各路商船队：黑海船队，埃及船队，亚美尼亚船队，法兰特船队和其他船队，分别到达爱琴海群岛、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城、开罗、印度、亚洛斯、那不勒斯、法兰特、布鲁日、的黎波里等地，输入粮食、葡萄酒、蜂蜜、羊毛织品、丝、香料、象牙、棉花、金沙、海枣及奴隶，输出丝织品、亚麻布、呢绒、棉织品、玻璃制品、皮革制品、甲胄及武器等。威尼斯从海外输入的主要是原料，而它输出的则主要是手工业制成品。除威尼斯外，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也是南欧重要的商业城市。

在南欧以威尼斯成为主要商业中心的同时，北欧也出现了商人组织的汉萨同盟。12世纪后期，由汉堡和吕贝克的商人结成同盟，以谋求互助抵御海盗抢劫和进行互惠贸易。到了13世纪，北欧许多城镇加入了汉萨同盟。到14世纪中叶，汉萨同盟成为北欧一个庞大的商人联合组织，它以德意志北部各城市为主，联合了近一百个北欧城市，与以威尼斯为中心的意大利诸商业城市相抗衡。汉萨同盟的盟主是吕贝克，同盟议会在此举行。除了各城镇集中组成同盟外，在较远地区还设立汉萨商场。汉萨的代理商可以在场内按商业条约进行管理和经商。最重要的商场有布鲁日、伦敦、卑尔根、诺弗哥罗。布鲁日是汉萨商人与威尼斯商人互市的地点。布鲁日处于通达北海的运河边上，正好是威尼斯商船队中的法兰特船队航程的终点。

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和世界的商业中心发生了转移。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与东方的商路不再通过地中海，而取道大西洋。从此，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米兰等地中海沿岸各城市，商业中心地位不复存在，商业发达程度也一落千丈，北欧汉萨同盟各城市商业也日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城市和港口。16世纪，世界航海和商业中心先后逐渐转移到葡萄牙、西班牙、尼德兰南部各港口，尤其是里斯本、赛维尔和安特卫普。到17世纪上半叶，世界商业中心转移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荷兰1602年组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1629年又成立了荷兰西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贸易，控制了美洲和非洲的贸易。但随后不久，荷兰的海上霸权和商业中心地位被英国所取代。

随后是英国取得了世界商业的霸主地位，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商业在17世纪下半叶取代荷兰成为世界商业的中心。17世纪中叶（1642—1648年），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从此在世界范围内揭开了从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序幕。也有人认为，18世纪60年代首先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四、古代商业的一般特点

中国古代商业和世界古代商业，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其具体表现形态的差异很大。但是，古代商业的历史，大体相当于前资本主义的商业历史。不论中国古代商业或世界其他各国古代商业，作为前资本主义商业，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一）商业和贸易地位相对较低、作用相对较小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古代，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商业和贸易的总体水平较低，在整个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还比较小。例如在奴隶社会，奴隶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根本无权以独立的人格参与商业的贸易活动。封建社会的农民比起奴隶来，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性，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还相当严重。尤其是在封建社会中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具有极大的自给自足性，对商品经济有很强的抵抗力，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小，商品交换和商业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例如亚洲的中国和印度，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特别牢固，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男耕女织”家庭经济模式，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写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商品经济和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总的说来，它在社会经济中仍处于次要地位，商业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

（二）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主要掌握在奴隶主贵族和封建统治者手里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掌握着商业的大权，商业资本主要集中在他们手里，自由民所从事的商业处于从属地位，至于从事商业劳动的奴隶不过是供奴隶主驱使的会说话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封建领主、地主和官府控制着商业大权，商业资本主要集中在他们手里。一些富商巨贾都千方百计与封建官府相勾结。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往往勾结营私，形成“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小商人，盘剥广大劳动人民。

（三）进入市场的商品品种较少，商业活动的地区范围也比较狭窄

在奴隶社会，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商品，主要是供奴隶主享用的各种奢侈品，例如金银饰品、珠宝玉器、香料美酒、奇珍异物等。同时，奴隶本身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奴隶主之间进行交易。古代希腊、罗马帝国，买卖奴隶十分盛行，雅典、罗马、塞浦路斯、基奥斯是古代贩卖奴隶的中心。中国在商朝时期，也有许多贩卖奴隶的历史记载。到了封建社会，商品交换和商业有所发展，进入市场的商品品种有了某些扩大，民众所需的粮食、布匹、菜蔬、畜禽及水产品等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商业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较多的关系。但是，市场商品交换的主要还是供封建统治者享用的奢侈品。地区之间的商业贸易虽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封建割据、关卡林立，加上苛捐杂税、横征暴敛，阻碍了商业的扩大，商业贸易的地区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这一时期的商品市场是狭隘的地方小市场，不可能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

（四）贱买贵卖，欺诈和掠夺成为商业领域的普遍现象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5]奴隶主、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公开的劫掠、不等价交换、巧取豪夺，攫取了劳动人民的大量财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还支配着生产。商人以其雄厚的资本和商业优势，控制小生产，使小生产者成为其附庸。在欧洲中世纪，商人和海盗几乎是一身二任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初期。殖民主义者野蛮而残酷地侵占殖民地是与海盗行径以及公开的商业掠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它对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商业不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但是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仍然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