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圣王羲之

1 书圣的历史生成

虽然王羲之在书法领域的成就在六朝就得到极高的评价，但是其独一无二的书圣地位则是直至唐代才得以确立。尤其是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达到了赞誉的极致。他为《晋书·王羲之传》亲自作赞曰：

书契之兴，肇乎中古，绳文鸟迹，不足可观。末代去朴归华，舒笺点 翰，争相跨尚，竞其工拙。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遗迹。 逮乎钟王以降，略可言焉。钟虽擅美一时，亦为回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 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 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 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歙！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 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不能简单当作帝王一时的个人偏好。因为唐王室收藏了大量六朝墨迹，唐太宗有足够的作品进行比较；而且唐太宗本人的书法造诣，也绝非凡俗可以望其项背。无论是从眼界还是实践上看，唐太宗的评价都足以引发我们的重视。当时所能见到最早的作品，不过钟繇和二王。但在唐太宗看来，钟繇“其体古而不今”，毕竟钟繇的书体上承隶书余韵稍显扁平，因此在太宗看来有“长而逾制”之嫌。至于王献之，唐太宗认为其书风偏于枯瘦拘束，也未能尽善。南朝萧子云曾被誉为飞白之冠，而唐太宗认为他的作品缺少足够的力度，“无丈夫之气”，属名过其实之辈。在他看来，历代书家可称为尽善尽美者，唯有王羲之：“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唐太宗的评价相当清晰，但是他对王羲之作品的描述，却沿袭了书法传统中拟物式叙述方法，不易明了。简单来说，“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一句，主要指王羲之作品在静态空间布局上的精致；而“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则是描述王字在动态运转上的巧妙。我们已经提到过，书法本身具有造型艺术的空间特质和表现艺术的时间特质。在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中，他从两个方面都给予了王字以生动形象的描绘。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评价得到很多支持。李嗣真在《后书品》中明确予以王羲之书圣的评价：“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其声鸣也，则铿锵金石；其芬郁也，则氤氲兰麝；其难征也，则缥缈而已仙；其可觌也，则昭彰而在目。可谓书之圣也。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瑾瑜烂而五色，黼绣摛其七采，故使离朱丧明，子期失听，可谓草之圣也。其飞白也，犹夫雾穀卷舒，烟空照灼，长剑耿介而倚天，劲矢超腾而无地，可谓飞白之仙也。又如松岩点黛，蓊郁而起朝云；飞泉漱玉，洒散而成暮雨。既离方以遁圆，亦非丝而异帛，趣长笔短，差难缕陈。”^[14]他将王羲之的作品分为正书、草书和飞白三体，正书、草书皆以圣称之，而飞白则誉之为仙。孙过庭在《书谱》中则有更为深刻的评价：“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孙过庭的评价可谓绝妙，“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是对王羲之最为恰切的描述，而自献之以后莫不刻意鼓努，遂使神情悬隔。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可唐太宗的评价，至少王献之就不会赞成。《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安问王献之道：“你的书法比起父亲来如何？”献之回答道：“我有超过父亲之处。”谢安说：“听说外界不是这样评价的。”献之不以为然：“他们是不会明白的。”^[15]唐代太宗崇仰羲之之后，张怀瓘《书议》依然推重献之：“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宋代黄庭坚《跋法帖》中也有类似的论点：“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弥觉成就尔。所以中间论书者，以右军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他们的观点非常类似：或许献之的书法成就不如羲之全面，但是献之在草书上的成就无可比拟。米芾《书史》中的评价更为极端：“大令《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通过对这些反对意见的陈列我们可以推断，王羲之的书圣地位绝非唐太宗依仗权势推重的结果。明王世贞曾认为：“右军之书，得刘休而振，得梁武而著，得唐文而后大定。”^[16]这种思路过于高估了政治力量在艺术评价中的作用，其实对王羲之的高度评价由来已久。羊欣首先提出了羲之胜出献之的观点：“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刘宋羊欣云：古今莫二。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17]宋明帝也认为：“献之善隶书，变右军法为今体。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与父俱得名。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18]梁朝除了武帝对羲之的推重外，袁盎也有类似评价：“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19]这些唐以前的书评有着大致类似的观点：献之虽流媚过于羲之，但骨力不及其父。

宋代尚意书风笼罩下，推重献之高于羲之是可以理解的一时现象。而从更为宏观的发展脉络来看，羲之的独尊地位则是书法评价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无可讳言后世过于推重羲之献之有伦理因素的干预，《书谱》的立场可谓典型：“敬虽权以此辞折安所鉴，自称胜父，不亦过乎。且立身扬名，事资专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扎，虽复初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孙过庭认为，显扬父母之名是伦常对子女的要求，献之自称胜过其父严重违背了传统人伦，更何况献之在艺术上并没有达到其父的高度。孙过庭的评价夹杂了艺术和伦理，却代表了后世评价的主流。因为在以儒学为主体的艺术评价体系当中，“中和”之美是美的极致，而王羲之恰好是这种艺术评价标准在书法领域的代表。唐太宗在评价王羲之时以“尽善尽美”为概括，其中尽美指的是指王书的艺术性成就，而尽善则揭示了王羲之书法在精神层面的成就。孙过庭对王羲之的评价也没有局限于对作品的技术性评判，而是以“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的精神性特质为概括。其中“风规自远”可谓极高明，而“不激不励”则是道中庸，在孙过庭看来，王羲之作品是儒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精神在书法艺术上的完美体现，而子敬以下皆有悖于中庸之道。而合乎中庸之道，才是王羲之获得书圣之誉的根本原因。

2王羲之的时代背景

然而王羲之所处的时代罕见儒家思想的强力影响，他的书法何以同儒家审美所倡导的中庸之道若合符节？

王羲之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谓之“礼崩乐坏”毫不为过，作为汉代精神主流的儒学已经接近崩溃。汉代儒学以五经为基本经典，以阴阳五行为思考方式，以注疏推演为治学之道，以孝廉通经为晋身阶梯。汉代儒学作为贯通思想传统、现实政治、学术继承为一体的系统，在当时为维系大一统格局发挥了很大的效用，然而随着社会以及思想的变迁，其弊端也逐渐显现。首先五经所述重于礼乐制度，固然有益于家国政治，然而偏忽于个人运命。其次以阴阳五行来解说礼乐制度，固然使礼治有法度可凭依，然而无意中忽略了身心性命之学。同样以诠释推演经典著述，固然可见学养功力，然而随之缺少灵机创见。再者以通经孝廉取士，虽然不乏才德兼备之士入选，然后来流弊至于徒有其表。儒学内部对其汉代弊端的纠正，要等到宋明理学兴起才告完成。在魏晋时期，士人应对汉儒危机的举措是完全放弃五经，而以老、庄、易三玄取而代之。因此相对于称汉代为经学时期，我们可以简称魏晋六朝为玄学时期。^[20](www.daowen.com)

玄学时代的思想家认识到汉代儒学强调外在秩序和规范带来的弊病，于是试图超越世俗的伦理律令而寻找更为深层的精神支柱。而又由于汉代以阴阳五行解释天道的方式无法容纳他们对心性问题的探寻，所以他们转而试图从《老子》、《庄子》和《周易》中寻找贯通天道和性命的途径。《周易》本是六经之一，然而它在汉代的角色同魏晋的角色大为不同。在汉代《周易》之学或偏重于训诂、或偏重于象数，偏重于训诂则诘屈聱牙拘于文字不见全体，偏重于象数则阴阳甲子拘于吉凶而不悟义理。至六朝王弼出，一扫象数训诂之学，而直指《周易》体用之论，遂使得易学技而进乎道，周易的体用观念成为后来中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框架。《老子》在汉代和魏晋的地位也迥然有异，汉代之老学乃指黄老，所关注无非权术与长生，而魏晋以来之《老子》则心性涵养之学。至于《庄子》汉代几乎默默无闻，而曹魏正始之后摇身成为显学。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师。”^[21]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22]六朝《周易》本末体用之学贵本而贱末，以礼法为末故不为时人所重。六朝《老子》重清虚而轻谋略，是以魏晋士人争相以无为为标榜。《庄子》本来便举逍遥而抑礼法，与魏晋士人放旷之风相互呼应随成一时风尚。

在庄子看来，人只有通过忘却仁义礼乐才可能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23]，儒家以仁义礼乐来治理社会反而违背了人的本性：“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24]不过魏晋士人推重庄子并非要回到素朴的本性，而是向往于庄子所谓的逍遥之境。其中的现实原因，在于曹魏以礼教为藉口排除异己，洞察时局者如竹林七贤之流既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又无法置身事外，只好在事务中效法老庄“和光同尘”、“玄冥是非”，而心态上务求旷达逍遥寄情山水之间。

魏晋时代理解的庄子并不全面，但影响却非常大。王羲之对当时耽于玄谈的风气颇有不满，他曾对谢安进言：“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25]但玄谈传统既已形成，便很难遏制得住，何况名臣如王导、庾亮、谢安等，皆尚清言，他们身居高位，推波助澜，遂使得正始之音绵延不绝，庄、老之学日趋转盛。即便是反对玄谈的王羲之本人，也无可避免地沾染了放旷之风。所谓“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正形容了他书风中随意自然而又意味深长的玄学气质。所谓东床快婿一典正出于王羲之：

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 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26]

王氏诸少听闻太尉选婿咸自矜持，唯有王羲之恣意坦腹。郗鉴却偏偏以羲之为佳婿，显示出当时以越明教而任自然之庄周思想的影响。即便是郗鉴别有用心，那么此举被列入《世说新语》而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典故，也足以说明庄周放达自然之风气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王羲之以自己的行为显示出他并没有脱离于时代风尚之外。

3王羲之的个人经历

虽然从精神举止来看王羲之不乏魏晋放旷自然之风气的影响，但他坎坷的个人经历使得他也不乏沉稳端正之气质。

关于王羲之的生卒年代，大多比较认可王羲之享年59岁，但对于生卒起至有所分歧。陶弘景认为王羲之卒于361年：“至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年五十九。”^[27]上推59年，羲之当诞生于太安二年（303年）。这个观点后来被张怀瓘所继承。另外有人根据传说王羲之所作《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时年五十有三，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推断羲之生卒为306-364年。第三个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是清代鲁一同所提出的307-365年之说。^[28]此外还有其他的若干种观点影响较小，不一一列举。当代学者大多认同陶弘景^[29]，新近出土的《郗璇墓志》中提到升平二年王羲之56岁^[30]，那么根据王羲之享年59岁推知他的确卒于升平五年，陶弘景的观点是正确的。

王门郡望为琅琊，307年随司马政权南渡抵达建邺，是时王羲之仅有五岁。309年上党战役之后王羲之父亲王旷的活动失去记载，因此可以说王羲之幼年失怙。^[31]王羲之早年受伯父王廙影响很大，王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32]，而且他对王羲之颇为偏爱“羲之少朗拔，为叔父廙所赏”^[33]。因此可以推断，王羲之早年接受过王廙在艺术方面的熏陶。虽然王羲之从小便身体欠佳，而且木讷寡言，但很早便被认为卓有才华，为“王氏三少”之首。因为王氏是协同司马南渡的主要宗室，因此曾有“王与司马共天下”的说法。但是因为王敦拥兵反晋且落败，王氏地位一落千丈。时王羲之正值青年，仕途前景惨淡。虽然他对时局有非凡的洞察力，而且具备经世济民的心愿，但在东晋复杂的政治局面中无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在53岁时他决然辞官归隐，对着自己父母的墓葬发誓再不涉足政坛：“维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乏，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推贤之义，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谨以今月吉辰肆筵设席，稽颡归诚，告誓先灵。自今之后，敢渝此心，贪冒苟进，是有无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诚，有如皦日！”^[34]

王羲之本来就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自谓“素自无廊庙志”，虽出于家世影响不得不从政，但期间政坛风雨使得他早有隐退之意。《誓墓文》中的主要意向是知足而退的道家退隐观念，至于“名教所不得容”之类的儒家内容，目的是封堵流言而已。辞官之后，王羲之便“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35]，其晚年生活寄情于山水丹鼎之间。显然他对晚年的归隐生活更为满意：“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36]早年政治倾轧的压力消失之后，王羲之才回到自己所期望的生活方式之中。他的重要作品大多是五十岁以后完成，因此历来有“右军书法晚乃善”的说法。早年复杂的政治经历对于王羲之来说不过是无奈的命定，而晚年对于道教和书法的投入，才体现出合乎他本性的偏爱。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王羲之在现实政治上的作为，来推定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何况此时儒家不过延续了汉代的名教体系，而尚未深入到儒家的中庸精神^[37]，因此更谈不上儒家中庸之道对王羲之书法风格的影响。王羲之“不激不励而非风规自远”的艺术风格，显然有来自儒家之外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