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特点与启示

(一)突出民族精神的培养

德意志民族给世界的鲜明印象是有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前驻德大使、前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德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三个地方印象深刻:一是讲理性，守纪律，办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二是文化素质普遍较高，说话有修养，知识面广，不怕辩论;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益求精，永不满足。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精神，德意志民族才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才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国家迅速恢复元气，重新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德国高度重视培育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吸取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重要经验。德国中小学德育对青少年的这种民族精神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中小学校很重视对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一方面通过德国历史、德国地理、宗教课等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通过介绍民族英雄和著名科学家的事迹，突出德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德国人的优良品质，为学生创造学习的榜样，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在我国，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薪火相传、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继往开来、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是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体现，是连接国家与公民的纽带。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必须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以我国传统文化为内容，使青少年充分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精神实质，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提高爱国热情。

(二)注重公民教育

德国历代统治者所推行的都是维护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的政治教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政治灌输曾被纳粹分子当做扭曲人民的思想意识、维持法西斯暴政统治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驻军德国，占领军把德国的教育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人认为，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的出现与蔓延，是不合理的政治教育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德国的民主教育由此启动。

但是，德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渐发展的。一项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态度冷淡，对过去的权威政治体制还有眷恋。选民对民主进程不了解，也缺乏兴趣，当时的德国人还是“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普遍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德国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形成。而今，德国人的公民素养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的典范之一。德国是一个没有民主传统而以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国家，它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建立民主制度，开创政治文明，并取得显著成效，其公民教育的创立和发展的经验都是值得研究的。

在我国，公民教育还只停留在学术领域，对于青少年而言，真正的公民教育仍然是一扇未开启的大门。公民教育之所以在许多学者多年的倡导后仍然未付诸实践，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限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与公民教育的步调不一致，或者导致改革的失败，或者导致教育的失败。但无论如何，在我国，开展公民教育是顺应世界民主进程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为社会主义培养合格公民的必然选择，更是我国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动力。政治体制的改革需要有强大社会力量作为推动力，还需要成熟的社会体系作为保障力，当公民没有清晰的权利义务意识和良好的道德、政治修养时，那么改革就可能是无力的或者无序的。因此，公民教育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应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www.daowen.com)

(三)学校、家庭、社会德育形成合力

在德国，学校虽然承担了重要的德育责任，但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并不仅仅依赖学校，而是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德育系统。学校通过各类课程的教学，包括宗教课、公民课、社会课、各门实科课程以及组织安排适当的课外活动向学生传递社会道德规范，并培养他们的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家庭则以家庭生活为依托，每一项家庭活动，比如，家庭庆典仪式、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可以传承家庭传统和道德要求。学生在家庭中学习和践行的都是与学校所传授的一致的价值观。社会各个部门在其生产和服务中都不能违背保护青少年的原则，并且还有许多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这些服务的实施过程也包含德育功效。可见，德国的青少年无论身处哪个环境，都接受着导向一致的道德规范，这就使得他们的道德学习成果可以不断得到强化，从而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在我国，德育工作者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5+ 2= 0”，也就是学生在接受了5天的学校德育以后，再经历周末的两天家庭和社会生活，学生在学校学来的道德规范就都被抵消了。究其原因，一方面，学校教育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学校德育被赋予了过重的任务，家长认为把孩子送进学校，学校就要负责把孩子教育好，由此一些本该由家庭教育承担的内容也被转嫁到学校教育中，这样家庭德育就开始真空化。而社会公共服务系统的不完善也使得社会的德育功能不能发挥;另一方面，在我国，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场域所传递的价值体系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矛盾。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指出，在不同的场域中有着不同的惯习，而这种惯习就包括不同的道德价值。学校的德育以党和政府的教育指示为依据，更有超前性、更加理想化，但家庭和社会中流行的道德价值萌生于实际生活，更富有现实性和实用性。因此，学生从学校的场域中学到的道德规范很可能在家庭和社会中就不被认可，这就必然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德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结合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的力量，这种做法可能对我们提高德育实效性是种有益的借鉴。我们应提升家庭的德育责任，完善社会对青少年的服务系统，发挥社会的德育功能，使学校德育的内容生活化，整体改善社会道德风气，尽量消除学校德育与家庭和社会道德的隔阂与鸿沟，使得未成年人的道德学习可以在不同场域中得以顺承和强化。

(四)道德教育隐性化

当今德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日益体现隐性化的特点。在德国的未成年德育实践过程中，教育者不断发现道德教育正面说教、灌输等“显性”方式的实效性日渐式微，德育工作者开始有意无意地加强对青少年的隐性德育教育。在课堂德育中“教师似乎也在‘自觉’地将他们的教学局限于在道德教育中仅仅作伦理学、心理学的解释或对于社会化过程中法律、社会规则或游戏规则的阐释方面，而非直接的教育建议或教学，学生期待的也正是‘尚未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合作和伙伴般的师生教育关系。学术性的教学中让学生对预先给定或安排的道德范式、规则或自我生活中的矛盾、两难冲突进行行为实践和体验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教材呈现力图用非道德说教、客观学术性、浅显易懂及生活化的语言;教育者‘正面说教或灌输类型语言几乎感受不到，每页边角多次对重点名词、人物、难点概念、抽象理论等予以解释似乎才能让人感受到教育者‘隐性的影子’”。

隐性德育教育的过程很自然，学生感觉不到这是教育者为了教育他们所做的刻意安排，因此不会产生抵触心理，而能真诚地配合和投入。正是基于这一优势，隐性德育往往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我国的青少年道德教育同样面临着显性德育低效化的现况。隐性德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在我国的德育实践中从未缺失过，但教育者，无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普遍采用显性德育而回避隐性德育。这可能与隐性德育实施的成本更高有关。隐性德育虽然显得自然，但其实是经过了教育者更精心的设计和安排，其内容的选定、呈现的方式都要契合受教育者的心理特点，既要淡化说教的味道，又要达到设定的教育效果，这就必然要耗费教育者更大的教育成本。随着青少年自主意识和批判能力的不断增强，显性德育在未来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德育的隐性化可能也会成为我国道德教育的转型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