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制大背景下的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周蔚华访谈

根据目前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思路,对出版社实行分类管理,仅仅保留少数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而大部分文化单位的走向都是企业化,成为经营性企业单位。对此,各大学社的心情是矛盾的。如果沿用地方社的改制思路,那么大学社与学校脱钩、转为经营性企业单位将是主要内容,离开大学,走向市场,大多数出版社心里没底儿。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关切,笔者找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周蔚华总编,请他就关于大学出版社转制问题的一些疑问谈了自己的看法。

陈晓芸(以下简称“陈”):文化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出版社改革趋势与企业化经营对大学出版社有什么影响?

周蔚华(以下简称为“周”):关于大学出版社应不应该转制的问题,最近争议很大,大家可以听到来自三个方面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方面是出版社的声音,一方面是中央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声音,另外一个是大学管理者的声音。对大学出版社而言,市场化程度较高、发展态势较好的出版社积极准备转制或者赞成改制,而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则对转制并不积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的意见是除了人民出版社等少数公益性出版社以外,绝大多数出版社都要转制为企业,这恐怕要包括大学出版社;关于高校管理者的态度,有媒体发表了九所大学的校长关于出版怎么改革的意见,这代表了大学领导们对大学出版社改革的一个姿态。这些校长基本上都认为,大学出版社还是应该走一个非商业化道路,大学出版社是要发展,但是它的目标应该是学术性,非商业性的,应该和社会上的一般商业性出版社有所不同。

陈:应该说,大学出版社可能比一般的商业出版社的责任更大,同时承担了教书育人的功能,教化功能可能比一般的商业出版社更强一些。所以下一步怎么改也是大学出版社要思考的问题。

周:你说的对,实际上大学出版社自身也是这么认为的,那就是大学出版社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出版社。在国内,几家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的大学出版社,并不认为自己是纯商业出版社。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学术性出版机构,这是我们无论在做选题还是在做营销时一直在强调的问题。即使有的书可能会卖得挺好,发行量能达到几万册,但是如果它不符合我们出版社的学术品位和出版理念,也会毫不犹豫地放弃。

现在大学出版社中发展比较快的基本上都是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因为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与美国等国的大学出版社并不具有可比性。它们的大学出版社是非盈利出版机构,基本是由国家、学校以及社会上的各种基金来进行财政补贴,不存在向学校上缴利润的问题。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不仅没有补贴,而且还要向学校上缴利润,国家的各种税收也和一般出版企业同样上交,因而自身造血功能不足,所以如果想发展学术出版的话没有一定的实力是不行的。国内出版学术著作最多的出版社不是纯商业出版社,也不是专业出版社,恰恰是那些规模比较大,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出版社或者是带有教材出版垄断性利润的有实力的出版社,比如教育类出版社,他们可以通过出版教材,用教材的利润来补贴学术著作出版。目前还没有一家出版社说自己是纯出版学术著作的。三联书店曾经有一度以这个为导向,但后来发现出现了财政危机。三联书店这两年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理念与整个大的市场化趋势和产业化趋势很难融合。这就是说,一家出版社如果想保持自己的高品位,而国家在财政上没有相应的支持的话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大学出版社也是这样。如果一家大学出版社想多出学术著作,那么必须把规模做大、把利润做大,这样才反而能出更多的学术著作。

我们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的时候,很多作者老师都问,“你们要不要学术补贴”,我们的回答是,补贴不是我们的条件,如果你的学术著作有价值的话,没有补贴我给你出,高稿酬我也会出版,但如果没有价值,你给我补贴再多我也不会出。这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实力,否则的话就不能也不敢给作者做这样的承诺。

所以说两方面都要考虑,一方面就是要适合市场的需要,这个市场也可能是一般大众,也可能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因为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和学术著作应该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就是要适应读者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又不能把追求利润作为最高目标,过度追求利润,不能降低自己的品位和档次。这应该是在转制背景下大学出版社应该考虑的问题和把握的方向。如果国家的宏观政策在这方面不能给予大学出版社以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或者就把它作为非营利性组织,那么空谈大学出版社的转制或者坚守学术出版都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操作的。

陈:在转制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学出版社与大学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周:不管怎么说,大学出版社不可能脱离大学。离开了大学,大学出版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资源和出版特色通常与背靠学校的背景高度相关,无论在发展的同步性还是定位上都有高度的关联性。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影响大的大学出版社基本都在影响大的大学。虽然广西师大社是个例外,它把出版资源延伸到北京、上海,但是它在广西也是承担了大量的教材和教辅出版的,有教育出版社性质。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才进行扩张的。一般来说,大学出版社一旦离开大学就会有生存危机。因为很多图书的营销主要靠本校,因为只有营销工作搞得很好的大学出版社,才有辐射全国的作用。

大学出版社离不开大学,有影响的大学也希望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出版社是大学的创收大户。退一步说,即使出版社不创收,大学也会办,因为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则出版自己的专业图书比较方便,否则有一些冷门专业、专业面窄的学科的教材和学术书没有出版社愿意出。大学办出版社并不仅仅考虑盈利。(www.daowen.com)

现在在高校管理者和大学出版社中很多人都认为出版社如果改制就会脱离学校了,这是一种误解。例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都是企业,按企业运行的,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学校,也没有产权多元化的问题。因此,转制与脱离学校没有必然联系,关键是如何进行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虽然大学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但如果学校是它的单一投资主体的话,隶属关系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即使不是单一投资主体,而是实行了股份制改造,但如果不改变所在学校的控股关系,学校对出版社的控制权和支配权依然存在。因此,那种认为出版社转制后就和学校脱离关系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陈:正如您前面所述,关于大学出版的产业化争议一直比较大。2004年7月初,曾草拟了大学出版改革方案草案,这个方案基本认同大学出版走产业化道路。而各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原因是什么呢?

周:各出版社积极性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国家并没有解决转制过程中出版社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企业负担问题,人员负担问题,优惠政策兑现问题,与所属大学的关系界定问题等等。从出版社内部看,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社都想获得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利益,而力争避免事业单位与企业单位的负担。因为出版业的整体垄断性,所以无论人均利润还是总利润都很高。大学出版社普遍对改制后的预期不确定。出版社改制积极性不高的原因还在于:

·强调文化的特殊性,为国家承担文化教育的责任,理应得到优惠政策和支持,不应该转制,这种说法的说服力并不强,正如我们一直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不敢把它作为产业一样,如果说大学出版社为教学科研服务不应该转制,那么科技类出版社出版科技图书为科教兴国服务也不应该转制,古籍类出版社承担古籍整理工作,这类出版物更具公共物品色彩,似乎也不应该转制。人民出版社本来就确定不转制,那还有多少出版社可以转制呢?实际上,文化的特殊性和运用什么方式运作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牛津大学出版社和剑桥大学出版社都是企业,但他们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对人类的文化贡献一点也不比哈佛大学出版社差,在提升学校的影响力方面做得比哈佛大学出版社还要好得多。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以文化的特殊性或者为教学科研服务来否定大学出版社的改制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前者在为教学科研服务方面做得并不比后者差。

·改制缺乏可供操作的切实措施。改制之后,身份发生转变,这就意味着利益丧失,而转制后能得到什么好处,一时难以显现。再者,只提供了改革的原则,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比如人员安置、不良资产的剥离、资源配置等,可操作性办法缺乏。

·出版社转制后对出版社与大学有何益处前景还不明确。一些搞得不好的大学出版社自己也不想转,因为转了就意味着生存可能发生问题,要自己承担原来由学校承担的责任和风险;对一些搞得好的大学出版社来说,则是主管单位不希望转制,因为脱离以后,作为主管单位的学校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利润,而且出版专业学术图书可能都会不太方便。

·性质上存在矛盾,如经营好的大学出版社如果转制、脱离学校的话,但是又有主管单位,这与企业的性质相矛盾,投资多元化不能顺利实现。经营差的则会有许多困难,如离退休职工以及其他许多问题。

我认为,出版业转制不顺利的根本原因是利益各方对为什么改制、转制的目标、如何实现转制等关键问题上缺乏共识,目标模糊,实施的步骤就不会清晰,各方的动力都不足。因此,如果谈论大学出版社转制的话,首先应该在上述一些关键问题上使政府管理部门、高校管理者以及大学出版社这三方都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并把这些共识变成可供操作的规范性制度,有科学的转制制度安排,这样才能把这个问题引向深入。

出版社转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这些是多方(政府、主管单位、出版社)博弈的结果,而主要的仍然主要取决于中央的宏观政策·即改革应当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产物。大学出版社的转制亦是如此。

产业化是出版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加之入世后,出版发行对外放开,销售渠道放开,下游的变化必然要求上游进行适当的改变,因为下游对读者的占有对上游是致命的,通过对下游渠道的占有进而影响上游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自觉地改进,而是等到下游的变动反映到上游促使上游被动地发生变化,上游受制于下游,则是出版业的灾难。大学出版社的转制是出版产业化这盘棋中举足轻重的一局,它的每一步都事关全盘。对于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采访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研究生陈晓芸)

(原载《出版参考》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