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数字化模式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数字化浪潮已经对出版产业产生深刻影响。人们在欣喜地欢呼数字化给人们阅读和检索等方面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对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出版的转型感到困惑和茫然。学术出版作为出版的重要部分,在数字化条件下更面临着自己的模式选择问题。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出版的重镇,承担着重要的学术使命,如何通过数字化寻求自身的突破,是摆在自身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本文试图对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数字化模式加以探讨,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使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走向深入。

一、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立社之本

为什么要办大学出版社或者说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是什么?对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使命是为高校的科研和教学服务,这也是大学出版社的功能定位。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这是中国大学出版社的两个轮子。近年来,有的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但这毕竟不是主要任务。纵观我国历次大学出版社工作会议的文献以及一些著名出版社对出版宗旨和任务的描述,无不把学术出版作为主要使命之一。例如,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出版社的重要任务是出版学术著作。高等学校出版社应出版反映不同学派、学术观点和风格的学术著作,推动学术水平和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提出“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北京大学出版社把“学术的尊严,精神的魅力”作为出版理念,把“学术为本,创建一流”作为自己的目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传播科学真理,弘扬文化精义”的理念;复旦大学出版社提出“坚持高水准一流教材与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出版理念”;武汉大学出版社以“弘扬学术,关怀人生”为出版理念,坚持以“发展学术,传播先进文化,服务高等教育”为宗旨;厦门大学出版社提出要“坚持学术为本,以高校教材为龙头,以品牌图书为基干,走出版专业化的路子”;如此等等。

国外的大学出版社一个基本使命就是学术出版,美国最早的大学出版社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创始人吉尔曼提出的著名格言“增进知识使其不仅在能够参加日常课程的人中传播,而且是广泛传播,是大学至高无上的责任”,已成为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共同使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其出版宗旨,致力于“促进教育及学术发展”的图书的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学、历史、文学、理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并鼓励和促进在这些领域中具有独创性的作品的出版。”耶鲁大学出版社成立以来便致力于“帮助发现并传播真理,促进学术研究、鼓励学术争论,为校内及校外的公众提供教育,丰富文化生活。”《中国新闻出版报》有一篇文章谈到了大学出版社的9条学术使命,包括:为专业以及新兴的学术领域作品提供赞助;通过同行审查程序对学术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行检测,并因此保持学术出版的高标准;通过严谨的编辑选题开发、专业性的排版与设计以及世界范围的传播,提升学术作品的价值等等^[1]。

目前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国外大学出版社在考虑在强化学术出版的同时,怎么能够更加市场化和商业化。中国的大学出版社正好相反,中国大学出版社过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在学术出版方面则显得不足,应该向国外的大学出版社学习和借鉴。大学出版社的生存之根,价值之源,就是它的学术出版。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码洋多少,也不在它的规模多大,而在于它对学术的贡献有多大,这是大学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区别所在。

二、传统学术出版模式面临困境

目前,传统的学术出版模式既有有利的一面,同时更面临挑战。有利的方面在于国家对基础性研究更加重视,各级各类课题都在加大对研究经费的投入,这对靠补贴来进行学术出版的出版社来说无疑降低了风险。

但传统的学术出版模式也面临着很多困境。第一,学术图书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困境所在。众所周知,学术图书读者面比较窄,市场弹性比较小,销售周期很长,它和畅销书最大的差异就是畅销书可能一阵子就过去了,但是学术书不因为时间的延续失去它的价值。还有就是它的成本比较高,风险大。目前的整个销售模式对学术类图书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中国每年出20多万种图书,但是中国最大的图书市场,包括北京图书大厦,上架品种也就20多万种。加上很多书店受经济效益的驱使,过分追求上架的周转率或动销率,这样首先受害的是学术著作,学术类图书就成为最早下架的品种,这些方面使学术出版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第二,图书馆订阅经费的转向。图书馆订阅经费的增长低于图书品种和价格的增长,导致了图书订阅的下降;同时,他们倾向于把有限的资金转向订阅一些连续性出版物如期刊和报纸等。数据库尤其是期刊数据库以其庞大的信息库正在成为图书馆订阅的重点,这也导致了对图书的订阅经费大大压缩,使得学术著作的最主要客户减少需求。

第三,现在人们查阅资料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图书馆的图书查询只是一种补充,更多的是通过网上查阅,不管是期刊还是文献,很多都是通过网上来检索。这样的话,实际上也减少了对学术著作的需求,从而给学术图书出版带来了困境。

第四,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所谓开放式出版模式,即OA(Open Access)模式,对我们的传统学术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学术出版物价格飞涨,特别是大学图书馆已经不堪重负,这直接导致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式出版模式的兴起。2003年10月,在德国柏林由马克斯·布兰克(Max Planck)社团组织的研讨会上宣布了“柏林宣言——社会和人文领域的知识开放使用”。该宣言强调开放出版模式不仅仅涉及期刊文章,而是包括任何涉及研究的事情,如数据和元数据,甚至还包括所有知识和文化遗产的载体,如博物馆藏品和档案存储软件等等。2003年12月,在日内瓦会议中声明要推动电子出版,使科学信息在所有国家都得到使用,这种模式实际上在英国和美国的政府间和学术基金会都在不断的推广。与此相呼应,一些大学宣布应用开放使用出版模式来发表研究成果。例如: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立科技大学2004年1月1日开始采用这种模式,葡萄牙米尼奥大学2005年开始正式使用OA出版模式^[2]。目前越来越多的公众和私人机构都在推行这种OA模式,这一模式已经开始对学术出版形成了现实的冲击。

三、通过数字化重振学术出版(www.daowen.com)

学术出版是最适合数字化赢利的一个出版领域。当前图书馆对学术数据库投入的加大,既是传统学术出版的危机,也是学术出版数字化的商机。内容的产生周期较长但时效性也长、内容的独创和难以模仿性、用户的小众化和稳定性、检索和继承的必要性、对学术出版编辑的较高要求等等,都是数字化模式能够提供的优势所在。关于学术出版的数字化,目前并没有现成的成熟模式可以拿来就用。我个人认为,可供选择的数字化模式主要有:

(1)内容再集成,满足个性化需求。出版业从本质上是一个内容的提供者和服务者,它通过对内容的收集、整理、编辑加工、集成服务以及传播从使用者(消费者)那里获得收益。目前学术界对学术的创新性和研究的个性要求越来越高,在内容的集成基础上的再创新成为各种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的基本要求。因此,掌握各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和相关文献,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前提。数字化恰恰在内容的集成服务方面大有可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的兴盛和危机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它的传统优势是集成服务,把国内最有影响的相关论文集成为一个个连续性专题,长期成为每个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文献。而在数字化条件下,却没有抓住数字集成的良机,受到了提供更大规模集成服务的“中国知网”的强大冲击,在新一轮的数字化竞争面前失去了先机。这对图书出版业来说是一个前车之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2)与各种学术组织密切联合,提供在线数据库。与专业性学术团体以及协会等密切合作,提供专业或者行业数据库是当前学术出版数字化的一个趋势,在这方面国外的出版社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例如,美国亚历山大·斯特里特出版社正与一些高校出版社和图书馆进行电子版本的合作。他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为学者们提供更快捷的服务和更多的资料”,他建议出版商要加强合作,而不要互相抗衡。通过借助Google、雅虎和微软等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来开发自己的项目;通过“授权许可和链接”来提供增值服务。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与美国人类学协会合作人类学资源合作项目: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为人类学家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保存的期刊历史资料、音频文件和书目数据等内容。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国际关系文献数据库,已经收录了150个捐稿机构的10万页内容。M IT出版社启动了Cognet,连接电子图书、会议资料、14家杂志,把认知科学的主要文献收集起来,如此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学术出版切入数字化的先例。

(3)按需印刷(POD)。“按需印刷”或者“按需出版”是通过采用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数字印刷和网络系统,将出版信息全部存储在计算机系统中,需要时直接印刷成书,省去制版等中间环节,真正做到一册起印,即需即印。根据顾客的需求,将已经电子化的书稿即时印刷、装订成书,交付到顾客的手中。按需印刷技术是在近几年来图书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出版相比较,按需付印技术给学术出版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按需印刷解决了长期困扰出版界的短版书、绝版书、专业学术书的出版难问题,降低了印刷总成本,增加了销售利润。它还具有印制速度快,没有库存,资金回笼快,可满足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要等优点。“按需印刷”使网络出版如虎添翼,诸如零库存、个性化定制、节约成本等均成为现实。国内的知识产权出版社在这方面是走在前面的,他们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4)通过教学资源和教材打包销售。中国大学出版社和国外大学出版社的最大差异就是教材出版占了很高的比例,因此,把学术出版和教材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是中国大学出版社的优势所在。教学资源库提供了这样一个好的平台。教学资源库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提供学科和专业背景知识,以及相关知识点的背景,在学术图书方面,通过数字化能够为教师提供大量的相关资料文献,提升教师教学和科研水平。另外,教学参考书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在网上出版。

(5)盘活短版、断版的出版资源。数字化使断版、短版的学术著作再出版成为现实。这样就把过去无法再版的死资源变成了活的资源。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知识产权的限制,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出版,对古文献进行数字化并以可检索的方式加以出版,从而使古文献复活,这对文化传承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6)运用数字化手段扩大现有图书的销售。销售的数字化或者网站的销售对学术著作非常适合。美国大学出版社的图书有将近20%通过亚马逊销售,我们人大出版社与当当网、卓越网合作也卓有成效,网上学术图书销售的比例在不断的大幅度上升。学术著作的网上销售和学术出版数字化是很符合所谓的“长尾理论”的,单个看每本学术书的销售量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总量加起来就非常大。通过数字化可以使学术出版获得重生,在这方面以出版学术著作为重要内容的大学出版社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本文系作者在中美大学出版论坛上的发言原文,《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9月18日)刊发时略有删节)

【注释】

[1]刘青编译:《24句诠释大学出版社价值》,载《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8月22日第9版。

[2]参见江杭生:《开放使用——学术出版界的战争》,载《光明观察》,2005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