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06年图书出版业发展报告

一、主要数据:2005年图书出版业发展基本状况

1.总量分析:图书出版业稳定发展,但有一定隐患

2005年是图书出版业稳定发展的一年。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2005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73家(包括副牌社34家),其中中央级出版社220家(包括副牌社14家),地方出版社353家(包括副牌社20家),与2004年相比,出版社总量保持不变。

在图书出版业的总体规模方面,通过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图书出版业的大体态势(参见表1)。

表1　2000—2005年全国图书出版业主要指标数据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01至2004年各辑;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发布的《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第一,200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22473种,其中新版图书128578种,重版、重印图书93895种,总印数达到64.66亿册(张),总印张493.29亿印张,用纸115.99万吨,定价总金额632.28亿元。与2004年相比品种增长6.8%,其中新版图书品种增长5. 7%,总印数增加0.8%,总印张增长6.0%,定价总金额增长6.6%,可以看出2005年图书出版在主要的产业指标上保持了平稳增长的势头。

第二,图书库存呈连续增长趋势,但增长趋势放缓。2005年库存金额高达482.92亿元,与2004年相比增长7.52%,库存量为42.48亿册,同比增长2.02%。库存之困折射出现有图书出版产业产品结构不合理,是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从近年库存量金额变化趋势来看,2005年的库存金额和库存量的增长比率都是近年来偏小的,一定程度上说明行业加强库存控制的应对策略开始发挥作用,但库存和销售之比却是近年最大的,两者之比高达98%,接近100%,这表明出版社的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

第三,总量增长主要靠品种扩张和价格增长带动。2005年出书种数比2004年有明显增加,增幅达到6.8%,但销售金额仅比2004年增长1.48%,销售册数下降了5.52%,出现近年来最大幅度的下降,显示出图书销售的增长主要靠增加品种、提高定价来拉动,总价格上涨、实物量没有相应增加。因此,需要改变单纯依靠品种扩张和价格上涨带动出版产业总规模增长的模式,要通过增大销售册数等实现出版产业规模的扩张。

2.类别分析:不同类别有升有降,少儿类图书增幅强劲,科技类图书下滑幅度最大

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少儿读物类和大中专教材类图书在销售量册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文化教育类图书由去年的46.8亿册增至47.54亿册,同比增长1.58%;文学艺术类图书由2004年的3.98亿册增至4.29亿册,同比增长7.84%,可以看出文学艺术类图书销量大幅下跌后开始走向回归;少儿读物类图书由2004年的3.17亿册增至3.77亿册,同比增长18.92%;大中专教材类图书由2004年的5.43亿册增至5.77亿册,同比增长6.28%,增幅减弱。而其他三类图书销售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从2004年的4.68亿册降至4.49亿册,同比减少4.14%,出现了连续四年下滑的趋势;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从2004年的4.72亿册降至4.33亿册,同比减少8.24%;中小学课本教参类图书从2004年的80.85亿册降至80.02亿册,同比减少1.03%,销售册数基本稳定(参见表2)。

表2　2000—2005年图书总销售中各类图书的销售数量　(单位:亿册)

表3　2000—2005年图书总销售中各类图书销售量占总量的比重(%)

注:(1)以下除特别注明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01至2004年各辑;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发布的《2005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2)其中“文化、教育类”和“中小学课本教参类”有很大的重合交叉。下同。

但是从出版物的销售金额来看,各类图书的升降及其程度却与销售册数的起伏并不完全一致。在销售册数下降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和中小学课本教参类图书,销售金额反而分别增长11.77%和7.75%,图书销售册数增长的四类图书销售金额都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文化、教育类图书增长6.75%,文学艺术类图书增长7.83%,少儿读物类图书增长20.27%,大中专教材类图书增长20.14%。这些都表明了单品种册数的价格呈现上升趋势。只有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在册数和金额上双双下降,销售金额降幅4.84%。

从销售金额在总量中所占比率的变化趋势来看,各类图书的销售金额所占比率变化较为明显。相比去年,自然科学技术类和大中专教材类图书明显跌落: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从去年7.4%的比重跌至2.7%;大中专教材类图书则由去年的7.5%降为3.7%,但其销售金额却上浮了20.14%,说明大中专教材单价上涨幅度较大。市场份额增幅最大的是中小学课本教参类图书,2004年为37.9%,2005年达到50.7%,上扬将近13个百分点。其他四类图书市场份额基本稳定。

表4　图书总销售中各类图书销售金额　(单位:亿元)

表5　2000—2005年图书总销售中各类图书销售金额占总量的比重(%)

3.结构分析:一般书籍呈下滑趋势,教材比例大幅上扬

根据现有的统计口径,图书出版总量由书籍、课本教材和图片三部分构成,其中书籍和课本教材是图书出版的主体。通过近五年统计数字中可看出:在图书出版总量上,图书品种,新版书品种,重版、重印书品种,定价总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总印数、总印张呈波动上行的态势。(参见表6、图1)

表6　2001—2005年图书出版总量统计表

图1　2001—2005年图书出版总量趋势图

但是在图书总量各项指标呈上升走势的情况下,其两大构成主体一般书籍和课本教材走势却不尽相同。书籍的品种及初版书品种均呈上升态势,2001—2004年重版、重印书品种在逐年上升,而2005则比2004年略有下降,2001—2003年书籍的总印数、总印张呈上升走势,而2005年总印数、总印张、定价总金额绝对量都在下降,在图书总量上升的情况下,一般书籍所占相对量下降幅度更大;而近五年来教材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增长,不管是总品种、初版品种、重版品种,还是定价总金额、总印数、总印张都在逐年上涨,特别是2005年教材呈狂飙式增长,相比2004年,教材种数增长38.63%,总印数增长8. 65%,总印张增长15. 52%,定价总金额增长20.45%(参见表7)。教材种类50028种,占图书总种数的22.49%,印数增至35.29亿册,占图书总印数的54.58%,定价总金额上升为266.77亿元,占总金额的42.19%(参见图2、3、4)。这表明我国图书出版界对教材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

表7　2001—2005年书籍、课本出版总量统计表

图2　2000—2005年书籍/教材品种变化趋势图

图3　2000—2005年书籍/教材定价总金额变化趋势图

图4　2000—2005年书籍/教材总印数变化趋势图

4.图书国际贸易:总体指标持续增长,版权贸易逆差大幅减小

2005年图书进出口在数量和金额上均持续增长。在出口方面,2005年图书共出口1148110种次、517.68成册、2920.87万美元,与上年相比种次增长37.29%、册数增长10.5%、金额增长40.12%。在进口方面,2005年图书共出口553644种次、403.65万册、4196.96万美元,与上年相比种次下降8.08%、册数增长19.4%、金额增长8.44%。

从各类图书出口量趋势来看,哲学社会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和自然科学技术类图书出口数量显示了强劲的上升态势,少儿读物类图书在保持了4年的连续增长后, 2005年销量急转直下,降幅高达28.08%,而综合类图书则连续两年下滑,2005年降幅为52.84%。(参见表8、图5)

表8　2000—2005年图书出口中各类图书的销售数量　(单位:万册)

图5　2000—2005年出口各类图书销售数量图

从各类图书出口销售金额趋势来看,除少儿读物类图书下降较为明显、综合类图书基本持平外,其他各类图书增长都很显著。令人瞩目的是综合类图书在销售量下降超过50%的情况下,竟然能维持销售金额的基本不变,这种情况充分说明此类图书单价增幅巨大。(参见表9、图6)

表9　2000—2005年图书出口中各类图书销售金额表(单位:万美元)

图6　2000—2005年出口各类图书销售金额图

从各类进口图书销售量趋势来看,所有类别的图书都有一定增长,其中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和自然科学类图书上升势头强劲,增幅分别达到16.24%、52.36%、20.65%。(参见10、图7)

表10　2000—2005年图书进口中各类图书销售数量表　(单位:万册)

图7　2000—2005年进口各类图书销售数量图

从各类进口图书销售金额趋势来看:自然科学类图书保持了连续增长的势头,占整个进口金额的43.02%;其他除综合类图书降幅较大外,都保持了平稳的增长。(参见表11、图8)

表11　2000—2005年图书进口中各类图书销售金额表(单位:万美元)

图8　2000—2005年进口各类图书销售金额图

版权贸易逆差大幅减小。版贸交易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出版水平高低、文化影响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我国版权引进数量逐年回落,输出数量越来越多,版贸逆差正在缩小,到2005年达到历史最好值:6.5∶1。(参见表12、图9)

表12　2001—2005年图书版权贸易情况统计表

图9　2001—2005年图书版权贸易情况统计图

可以看出,2003年版权引进量最高,2004—2005年开始逐年回落,反映出市场不再盲目引进,开始走理性审慎的引进之路。输出图书种类从原先以中医等传统文化为主转向健康、少儿、文学类图书多样发展,输出地也突破港台地区,开始越来越多地向韩国、日本、越南、泰国、英美等地输送。

5.市场秩序:政府加强版权管理力度

根据国家版权局统计结果,2005年全国各地方版权行政管理机关共受理案件9644件,结案9380件,结案率为97%。对盗版的打击力度也大大加强,共收缴各类盗版品1.07亿件,其中查获有盗版图书1908万余册,比前几年有显著增长。同时,全国各地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加强了合同登记和作品自愿登记工作,2005年共受理合同登记10787份,作品自愿登记58523件。(参见表13)

表13　2002—2005年版权管理状况

二、关键事件:2006年图书出版业发展的特征

1.新华第一股上市——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2006年以来,中央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力度越来越大。200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明确文化体制改革将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2006年3月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上,李长春等领导发表重要讲话,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为贯彻落实《意见》和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会议精神,2006年5月下旬,新闻出版总署在京举办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培训班。这次会上,新闻出版领域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会讲话。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指出,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由此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试点进入到有计划、有步骤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强调,希望未来5年,一些出版发行集团能成为大的战略投资者,特别是在打破地区封锁上要有突破性进展;柳斌杰副署长指出,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有其敏感性,因而要扫除一切障碍,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邬书林副署长明确表示总署将在重塑市场主体等六大方面取得实质进展。总署有关领导表示,新一轮改革将兑现多年来的有关政策倾斜的承诺,积极为兼并重组穿针引线,推动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相互参股。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出台《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标志新一轮体制改革正式启动。《方案》在总结2003年以来开展的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了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并出台十大务实政策和措施。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出版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和一支活跃的力量,高校出版社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进行。在2005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对高校出版社改革和发展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2006年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关于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随着这个方案的实施,高校出版社改革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2006年5月27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收购百联股份、百联集团、友谊集团、一百集团等4家公司持有的华联超市股份有限公司45.06%的股权,成为上市公司华联超市的第一大股东。2006年10月17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上市,从而使原商业股“华联超市”转变为文化股,“新华传媒”成为我国内地市场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类传媒股票。它标志着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改制工作顺利完成,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此外,之前各试点单位围绕书业本身内部规律大胆改革,在中央确定的全国11家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已有多家都在进行股份公司制改制,酝酿上市。

2.教材招标——2006年中国书业的最重要变革

新一轮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是2006年中国书业最重要的一场变革。对中国书业的支柱性产品——中小学教材长期以来的指定出版方式和单一渠道发行体制进行改革,其波及面超过全国三分之一的省份,给业界带来极大震撼。

新一轮招标有四个特征:一是招标规模大;二是参与招标的单位实现了“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三是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四是招标结果实现了出版和发行环节的分别让利,教材总体价格降低。

其中,教材降价现象尤为突出。据有关报道,新一轮试点的江西省教材出版和发行招标总降价达到9000万元,平均降价幅度达到15.2%;重庆两大集团在招标中出版发行招投标共降价1674万余元,出版招标27个品种,价格平均降幅为9.52%;广东省中小学教材用书总降价金额约为1.165亿元,出版招标项目平均降价幅度为6%～ 8%,最高降幅达23.47%;广西每学年发行教材2482种,根据招标结果,中小学教材两年内将共降价2921万元,降幅达20%。

出版发行招标对减轻学生经济负担虽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对于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和发行取得规模和效益的很多教材出版社和各省新华书店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大幅度降低了它们的利润空间,增加了它们的经营压力,也给整个出版业带来了震动。

3.全民阅读活动——政府重点发力,提倡全民阅读

2006年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05年我国识字者图书阅读率仅为48.7%,自1999年来首次低于50%。此外,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亦逐步淡化,2005年我国国民认同“读书越来越重要”的比例只有84.1%,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点。

在2006年3月的“两会”上,很多“两会”代表对图书阅读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感到深深忧虑,倡议由政府出面推行全民阅读活动,营造一个书香社会。2006年4月1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作协等11部委向社会提出,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并为此倡议: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推广活动,为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历时一年的“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活动同时启动。此次全民阅读活动的发起机构,几乎囊括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和政府所有部门,其重视力度前所未有。

继2004年开展“六一”及暑期读书活动之后,2006年5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三次向青少年读者推荐百部“六一”及暑期阅读的优秀图书。今年的推荐工作共有218家出版社报送了686种图书,比往年有很大提高。同时,推荐图书更注重原创性和“三贴近”原则,注重知识性、科学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也更符合青少年的阅读特点。

4.服务“三农”——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

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肩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舆论氛围和文化条件的重任。从1999年至2005年,全国共出版“三农”图书约2.6万种,平均年3700余种。尤其自2004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农”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见》后,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和各出版发行单位在服务“三农”工作中加快步伐,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增加“三农”出版物比重、拓展农村出版物市场、开展“送书下乡”活动,使农村出版物市场环境大为改观。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兰州召开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座谈会。龙新民强调,要努力生产和提供农民群众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优秀出版物,不断满足广大农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抓好服务“三农”出版工作的落实;发展出版生产力,促进农村出版物市场繁荣;要以“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为契机,建立和完善服务“三农”出版物出版发行工作平台;要建立完善“三农”出版物的激励机制;要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推动服务“三农”工作向纵深发展。座谈会后,由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农业部联合向社会推荐七大类150种服务“三农”的优秀图书书目。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还提出了要建立健全机构,加快建立任务明确、分级负责的工作机制,加大“三农”图书选题、制定服务“三农”出版物优惠政策,以“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为契机,建立和完善服务“三农”出版物出版发行工作平台等实际措施支持服务“三农”的出版物。

5.“反盗版百日行动”——打击盗版,保护产权

近年来,国家对盗版的打击力度持续增强,但一些地区盗版盗印现象仍然严重,甚至很多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大型书市都成了贩卖盗版盗印图书的场所,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两会”前夕,全国“扫黄打非”办、国家版权局向新闻界公布了一批侵权盗版、损害知识产权的典型案件。4月26日,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在京召开,表明了中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营造和维护创造与创新环境的决心。(www.daowen.com)

2006年7月启动的“反盗版百日行动”将“扫黄打非”工作引向高潮。该活动由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建设部、监察部发起,自7月15日至10月25日,在全国开展为期100天左右的集中打击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行动。重点整治从事盗版制品经营活动的音像、计算机软件制品集中经营场所及批发、零售、出租、放映单位,取缔销售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的无证照经营者及游商、地摊,深挖制售盗版制品的非法印刷、复制、仓储窝点,查处参与音像、计算机软件盗版活动的出版单位和印刷、复制企业,严惩从事盗版制品制售活动的不法分子。据统计,在“百日行动”开展的3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达5800多万件,查缴了4条非法光盘生产线,各地共查办案件1万余起。“反盗版百日行动”有力打击了盗版盗印等非法活动,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净化了市场环境,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6.书城打折——不正当竞争扰乱京城书市

2006年7月15日,营业面积2万平方米的第三极书局开业,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全场8折优惠活动;相距不到百米、营业面积近万平方米的中关村图书大厦于同一日宣布“全场7.5折”的购书优惠活动持续一个月。实际上,8月19日,中关村图书大厦又发布该活动延至10月15日的促销信息。

9月1日,一直宣称不会回应价格战的第三极书局宣布至10月20日全场图书7折销售。一个几乎是建国50余年来综合性书店的最低折扣,标志着第三极书局与邻近的中关村图书大厦的价格战全面打响。海淀图书价格进一步震荡,进而波及北京市图书零售市场,当当网随即跟进,惊爆“全场图书6.9折”,西单图书大厦及王府井新华书店等大型书店的客流量和销售额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此同时,同处海淀商圈的数百家中小型书店进入“严冬”。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民营书业工委会对海淀区100家中小书店的抽样调查,图书价格战爆发后,这100家书店和去年同期相比,销售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滑坡,最高达60%,最低也在10%左右。

9月6日,海淀数百家中小书店代表集体声明,反对突破行业底线的非理性竞争。9月20日非工委召开《告同业书》说明会,呼吁停止价格战。

10月13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要求第三极书局与中关村图书大厦同时于10月15日全面停止价格战。

从这场价格战来看,中国零售书业仍停留在较低级阶段,缺乏最基本的行业规范,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破坏了整个出版发行业的生态环境,威胁了出版发行业的生态安全。这种事态如不加以遏制,将出现整个图书行业的真正冬天,即利润进一步摊薄,众多中小书店倒闭,行业出现大批坏账,出版社亦不能幸免,被迫提升书价又将导致读者利益受损。

7.“易中天现象”——传统文化读物激活大众市场

文化类书籍的畅销成为近两年的一个热点。这包括刘心武的揭秘红楼系列、孔祥东的戏说金庸系列在内,其中又以易中天书系为甚。继易中天教授在“百家讲坛”节目的火暴,他的“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的叙述角度契合了通俗的语言方式,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由此也带动了他的作品热销。《品三国》以拍卖书稿方式被上海文艺出版社夺得出版权,首印55万册很快告罄。之后,易中天教授此前出版的《帝国的惆怅》、《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品人录》等图书也被带动热销起来。例如,《品人录》继《品三国》书稿盛大拍卖之后,两个月热销近10万套。易中天的多种图书连续占据各大书城排行榜前列。尽管易中天的作品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但易中天创造性地为中国畅销书写作开辟了一条把学术与大众相衔接的新路,很多人将他提供的这种“畅销书作家”的出现视作中国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新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易中天《品三国》等的热销搅动了图书市场,刺激了人文社科类图书的出版和阅读,从而推动了图书出版业的良性发展。

与此同时,在经管类图书领域,《蓝海战略》的作者牢牢把握了商业化时代对创新理论的显性需求以及顾客需求,因此这部引进版图书尽管争议颇多,但其走红亦有其内在必然性,一时间“蓝海”作为一种新的经营理念成了企业管理者的口头禅,这本书也成了热门畅销图书。励志类图书《做最好的自己》、《细节决定成败》等书走红也都是因为他们提出了能够为大众所借鉴、对社会具有很多启迪的新观念。

虚构类畅销书中,《达·芬奇密码》仍高居榜首。丹·布朗随后推出的《骗局》之所以得以迅速上榜,亦离不开《达·芬奇密码》在国内的持续热销带动。图书系列化运作在今年的畅销书运作中屡见不鲜,大多以前者铺垫后者、后者拉动前者方式形成品牌的联动效应,赢得更多市场关注。

8.“我的博客”——书网互动改变出版模式

2006年,以一大批名人博客的出版为代表,博客改变新闻与出版模式初见端倪。2006年春天,《老徐的博客》、《潘石屹的博客》、《勃客郑渊洁》和《不许联想》等纷纷面世,成为博客圈和出版圈共同的热门话题。

实际上,博客与出版的联姻远早于此。在2004年梅子的《恋人食谱》上市时,出版方即在封面上介绍其博客点击已超过20万次。只是就声势而言,以“博客网系列文丛”为代表的第一波博书浪潮远远无法与2006年名博纷纷“触书”相比。博客写作确为出版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当然,读者是否会为早已免费的内容买单仍是未知数。除了原汁原味的博客书,博客也早已渗入出版流程中。张立宪主编的《读库》即得到不少博客的宣传,余华的《兄弟》和黄集伟的《习惯性八卦》也能在各自的博客中先睹为快。随着Riverbend的博客书《巴格达在燃烧》获得英国萨缪尔·约翰逊奖提名,博客已开始进入出版业主流,名博的出版只是第一步。

9.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版权输出实现历史性突破——“走出去”步伐稳中见快

为改变长期以来图书进出口和版权贸易逆差较大的状况,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支持力度。2005年7月,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汉语文化海外推广进入到更高层面。随后,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牵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全面启动, 2006年,纳入该计划推荐书目的图书已达1000多种。2005年9月1日至5日举办的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一次实现了在博览会期间签约的版权输出合同量大于版权引进量。2006年10月8日落幕的第58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12家出版集团集体亮相,展会期间共输出版权1364项,是上届书展的两倍多,中国展台成为瞩目的亮点。此次书展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企业开始与国外同行合作,共同策划选题和出版发行,以求生产出契合国际市场需求、符合国外读者口味的图书产品。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就此总结,中国的图书出口已不再是单纯的图书贸易和版权输出,中国图书的国际化之路正呈现梯次推进、多样化的格局。2006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座谈会,龙新民署长指出,对走出去战略,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政策上大力扶持,在策略上有所选择,在领域上有所侧重,扎扎实实推进出版走出去工作。2006年11月,国办转发财政部等八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的重要文件,提出了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走出去的12项具体措施和相关优惠政策。

10.政治读物热到大众

近年来,体现“三贴近”的政治理论读物成为图书销售的一个热点,如2005年李瑞环的《学哲学用哲学》、中宣部理论局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科学发展观读本》等政治理论出版物的发行量都在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和此前很多政治理论读物不同,这些政治理论读物力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方式,做到雅俗共赏,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因此,除了单位集体学习购买外,这些图书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个人购买,成为大众畅销书。

三、主流观点:2006年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关键词

1.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增长方式

当前出版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追求粗放型增长的现象,比如出版社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现象;有些出版单位过分追求码洋的增长,主要依靠品种的扩张来扩大规模;只看重当下业绩的状况,不注重长期规划和长期投资的短期行为;出版品种大幅上升但印数和销售册数继续下降、退货和库存持续上升,依靠提价保持增长,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的库存量超过年产值,不得不通过增加品种和大量主发图书来广种薄收,导致市场泡沫现象;许多出版社的盈利主要靠教材和教辅;出版的原创性不强,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现象严重;如此等等,制约了出版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中央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版业对树立科学出版观进行了探讨。龙新民同志指出,繁荣和发展新闻出版业,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注意调控规模,注重内涵式发展,着眼提高质量和效益。要统筹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新闻出版业的协调发展^[1]。于永湛同志多次就新闻出版业如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论述。他认为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新闻出版领域必须正确处理好十大关系:一是事业和产业的关系,就是要解决好繁荣事业和发展产业的关系;二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三是主旋律和多样化的关系,在出版工作中既要坚持正确导向,又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精神文化的需求;四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五是东部和中西部的关系,要解决好统筹区域发展,达到合理布局,共同发展;六是面向城市与面向农村的关系,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七是平面媒体和多媒体的关系,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解决好调整好产品结构;八是集团化与集约化的关系;九是“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关系,利用好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十是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宏观调控,为新闻出版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2]。

2.加强自主创新,提升出版核心竞争力

出版创新是创建创新型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出版产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目前我国出版创新水平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中国图书出版产品、结构、组织形式、宣传营销方式等都高度雷同;产品同质性严重,“跟风”现象、克隆现象流行,低水平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出版数量多精品少,输入输出比例失调比较严重,自主创新意识、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水平都还不够。这些问题都制约了出版业的发展。因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就成为出版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针对这些问题,邬书林同志在2006年的出版发展高层论坛的讲话中指出,出版界要深刻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意义,出版的主要任务要转移到创新型国家服务上来,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出版体系把当代国家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创造出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的成果传播好,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使当代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构建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保障。首先,出版社的发展思路要调整到以质量立社、以特色立社上来。其次,紧紧围绕出版更多更好自主创新成果,针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重大理论需求,实现选题策划的创新。作品的创新根本在内容,内容创新的前提在选题。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作品,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具有较为持久的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再次,认真研究高新科技对出版业的深刻影响,不仅在内容上积极反映科技创新的成果,也要积极使用新的出版方式,用科技创新的成果提升出版业的技术水平。最后,在图书出版领域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3]。此外,出版单位一方面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按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多出自主创新成果的要求,通过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的调整,解决出版管理中影响自主创新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问题;另一方面要以人才资源开发建设为主题,着力培养一批适应能力强的出版人才。

3.加快信息化步伐,促进出版转型

前不久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地指出要“大力发展以数字化内容、数字化生产和网络化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新兴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民族动漫产业,大幅提高国产动漫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积极发展网络文化产业,鼓励扶持民族原创的健康向上的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研发,拓展民族网络文化发展的空间。”国家要“大力推进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新兴行业,加快传统发行业向现代发行业的转换,积极发展电子书、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业态,发展手机网站、手机报刊、AP电视、数字电视、网络广播、电视、电影等新兴的传播载体”。“鼓励自主研发、数字内容、数字传播、数字服务终端的产品和装备,开发数据处理、存储、传输、下载、适用互动等数字出版的增值业务,扩大数字出版的产业群体。”这些都表明国家已经把数字化的出版和传播当成出版业现代化的关键之一。我国网络出版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很多从业人员对网络出版重视不够,传统出版单位内部信息化的程度比较低,出版行业积累的大量信息、知识资源白白浪费,无统一行业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滞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柳斌杰同志提出,在出版行业内要选择一些突破口,扎扎实实推动出版业的数字化:第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充分认识数字出版推进我国信息资源开展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大力使用数字技术。第二,重视技术投入,把数字出版放在出版业总体规划的重要地位。第三,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改造印刷业、编辑出版业、出版物流业等传统出版产业,拓展新型出版物和出版服务的领域,整体提升出版产业的实力和竞争力。第四,要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培育大量的内容提供商。第五,要发展电子商务,开拓数字出版物的市场。第六,加强数字出版基础和基地建设^[4]。

4.规范市场秩序,创造健康、和谐的市场环境

市场秩序一直是图书出版业的热门话题,2006年也不例外。当前我国图书市场面临很多不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价格上的不规范竞争,书城恶意打折扰乱竞争秩序;(2)商业贿赂案件频发,严重破坏正常的交易秩序;(3)出版诚信屡遭质疑,给出版社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使得多年建立的信用体系出现了危机;(4)盗版现象屡禁不止,某些地区盗版盗印严重,形成了一些有名的盗版、盗印出版物的集散地。

要解决我国图书市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归根到底是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新秩序。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强市场监管的力度,尽快制定出一份出版物市场管理法规。其次,正如新闻出版总署在2006年6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系统治理出版发行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会议中提出的那样,在出版单位中广泛开展自查自纠、严查案件,争取建立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再次,出版单位间应建立诚信机制,例如通过签订“诚信合同”,逐步建立出版社权利保护的体系和机制。最后,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这不仅要求首要的权利人——出版单位、作者要行动起来,利益受损的读者和正规的经销商也要发动起来,同时借助行政执法部门的力量,使保护知识产权不再成为一句空话。

新闻出版总署在今年6月召开的专项整治商业贿赂的会议中提出全国出版系统要自查自纠,重点清查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问题。严查案件,建立长效机制,将专项治理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结合起来。针对商业贿赂,需要建立合理的折扣体系,进行合理定价,防止图书采购招标中留下价格操作空间。同时要在全行业建立诚信机制。如出版社与书店签订的“诚信合同”,不仅在意识层面上树立了规则意识,引领和形成信守商业道德的共识,还要从法律层面上建立权利保护、义务履行、责任承担的范例和规则,逐步建立出版社权利保护的体系和机制。在盗版方面,需要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例如定期公布不良诚信记录,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完善公平的评价体系,能对违约者进行实时监督,让守约者感受到良好环境的保护。

5.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

当前,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出版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任务显得越来越紧迫。中国出版走出去既是壮大我国综合国力、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影响的需要,也是文化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开拓国际市场、利用两种资源的需要,是出版社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现状与我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不相称,与物质产品走出去所形成的巨大贸易顺差形成巨大反差,与国外迫切想了解中国的现实需求也不相称,图书出口总量很小,版权贸易逆差较大,名牌产品缺乏,单品效益很低,专门人才奇缺。针对这种情况,龙新民同志在全国出版走出去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充分认识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意义,统一思想,更新观念,坚持政府推动、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做好规划,突出重点,分类指导,重点扶持一批优势项目、优势品牌和优势企业,坚持以进带出,灵活运用“借船出海”和本土化策略,积极探索走出去的新模式,同时加快培养外向型人才。可以说,加快出版走出去,将中华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基本共识^[5]。

四、发展趋势:2006—2007年图书出版业的预测

1.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进一步突破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文化生产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出版体制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行者。2003年,中央首先确定21家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试点的目的,是为整个文化体制改革摸索经验与思路。经过三年的探索,体制改革在各方面均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试点工作基本实现预期目标,为进一步推进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在京举办“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培训班”,明确提出继续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的范围。新一轮的出版体制改革,是对2003年开始的试点工作的继续深化和全面推广。从邬书林在就《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所做的专题报告来看,总署近期要在重塑市场主体、构建统一开放市场体系、提高市场集中度、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引导非公有资本进入发行业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六个方面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这将成为出版产业改革发展的方向。预计在新的一年里,深化改革,促进出版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能力,为创建和谐社会、发展和谐文化服务将继续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2.教材出版面临阵痛

2002年按照中央有关管理部门的部署,开始在安徽、福建、重庆进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工作,2006年,中央继续将招标投标的试点范围扩大到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虽然这种教材出版的改革尚未完全铺开,但是在已开展的省市,已经对中小学教材出版单位产生了冲击。由于成本与风险的提高,教材出版已无暴利可言。这对以发行教材为主的出版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预计2007年,如何应对教材试点带来的危机将成为各个出版单位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试点是对国家“促进教材多样化”政策的具体贯彻。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编写中小学教材”。至此,多年来,国家行政原因造成的基础教材出版垄断格局终于被打破。

改革推进以后,教材市场由过去的垄断变为一个开放性的市场,运作模式的改变,既改变了教材出版的价值链条,也挑战出版社的应对能力。出版社在教材的研发、生产等方面投入的成本提高了,同时,又增加了前期立项费用和后期的培训费用。而当多方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教材发行便步入微利阶段。因此,以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的出版单位必将延伸出版领域,或寻求其他方面的突破。教育类的出版单位实力强,资金雄厚,理念先进,高科技运用方面的优势大,因此,他们发展的后劲更大。此外,教材出版单位传统的盈利模式将有所改变,更加关注内部管理和外部市场,调整过去依赖教材的单一经营结构,以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3.图书结构调整加速

中国的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专业出版三大出版领域中,教育出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图书销售品种变化来看,表现为“刚性需求”的教材仍然是图书销售增长的主力,这表明我国出版产业对教育出版的依赖依然持续。然而,随着教育类出版市场萎缩趋势的出现,各个出版单位将更多地从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领域寻求突破。由此推测,2007年,我国图书结构调整的速度将会加快。

在出版产业发达的国家里,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以及专业出版三个领域是协调发展的。现阶段我国一般图书印数的比重太小,单品种效益不高。今后,随着中小学生人数的相对减少,中小学课本的总印数会继续下降;同时,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试点的进一步推开,也将导致中小学课本的定价、利润继续下降。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更多的出版单位将把主要精力从教育出版领域转向其他出版领域,寻求其他出路,因此大众出版和专业出版便日益受到关注。从前用来从事教育出版的资金、人力方面的资源将转向其他两个出版领域。这对于中国整个图书出版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4.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图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由局部的、国内的竞争发展到国际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由产品竞争发展到品牌竞争;由单一能力的竞争转变为综合能力的竞争。当前,由于竞争带来的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且短期内不会消失。

由于图书出版单位之间实力与水平的差距,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也会有所不同。一些实力强的出版社(如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外研社等)在资源占有、人力资源建设、渠道建设、经营管理水平、市场竞争能力方面都具有强大的优势;而实力较弱的出版单位(如一些西部及偏远地区的出版社)在资源、资金、人力、渠道和市场运作能力等方面远远落后,往往打不开局面。在这种出版产业环境变迁的情况下,图书出版单位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加强自身改革的力度,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要么止步不前,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两极分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产业集中度将会得到加强。

5.出版转型成为必然

以数字为基础的高科技对于出版产业具有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出版形态、出版流程和出版的经营模式。2006年,网络出版已成为图书出版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而由此带来的出版转型也将成为2007年的出版产业发展的必然。

互联网依赖其先天优势,如信息容量大、多媒体、双向互动的形式以及更加便捷等特点,已经向传统的纸质媒体发起了挑战。目前在中国刚刚起步的网络出版就是出版转型的主要方面。一些出版社已经开始通过出版电子书,增加数据库业务,开展网络营销,建立网站以加强与作者、读者的沟通等方式,积极应对。在中央发布的《2006年到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提到,要加快确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品的数字化、网络化,引导和鼓励网络媒体信息资源库建设。可以预见的是,依靠出版产业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的政策,网络出版无疑将成为中国出版产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6.“走出去”战略效果显现

2005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办法》,将对购买或获赠国内出版机构版权的国外出版机构进行翻译费资助,首次为走出国门的中国图书翻译费埋单。而在2006年9月召开的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版权贸易量(含意向及合同)突破12000项。其中,已签约的版权输出合同共1096项,版权引进合同为891项,版权输出与引进之比为1.23∶1,在博览会举办20年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顺差,“走出去”战略效果开始显现。在一个个数字面前,人们逐渐意识到“走出去”对于中国出版产业的意义。

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加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外对了解中国文化的迫切需要,为中国图书走出国门提供了市场。另一方面,国内图书销售市场空间将随着竞争加剧而出现饱和态势,需要到国际市场上寻找更大的销路。具体运作上,我国主要的几家出版集团和大型出版社都进行了探索,在图书的策划、内容选择、国际合作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成功也将带动其他的出版单位扩展视野,开始关注国际市场。预计2007年,图书输出涉及的领域将更加扩展,版权输出的数量和国家将继续增加。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步伐只会更大。

五、政策建议:出版业健康发展急需解决的若干问题

1.探索促进各类出版社健康发展的不同路径,兑现各种优惠政策

当前出版改革面临攻坚阶段。经过3年多的体制改革试点,出版改革取得了很多值得总结推广的经验,但也有一些引以借鉴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都将成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宝贵财富。下一步体制改革将涉及数量众多的中央部委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由于中央部委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所背靠的出版资源优劣、出版社成立时间的长短、规模大小、市场化程度高低等等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同时也由于这些出版社长期以来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的多重性,相对于过去的试点单位来说,在改革的动力、在对改革紧迫性的认识、在人员身份转换等等方面,其体制改革的难度更大,情况更为复杂,牵涉面更广,因此改革的任务更为艰巨。因此,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现实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认识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灵活性有机结合,为促进中国图书出版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这一总目标服务。

按照中央对出版单位改革的要求,根据功能定位的不同,将现有出版单位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企业。即使对同一类型的出版社也不能搞“一刀切”,既要鼓励一些有动力、有实力、有规模的出版单位通过联合、重组、合并等方式进行集团化,也要鼓励更多的中小出版社走特、优、专、精的发展之路,不能只重视那些影响大的出版集团或者大社名社,忽视数量众多的中小出版社的改革和发展。同时,对于集团化也应该有不同的组建路径。前一阶段,有关管理部门对于多个出版单位合并、重组的出版集团给予了充分重视和关注,但对于走内涵式发展的专业出版社的集团化路径重视不够,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推进。下一阶段应该加快对专业化出版集团的审批,强化对他们转制和改革过程的指导和引导,加大对这类出版集团支持的力度,给他们以政策支持,使他们享受与现有试点集团相同的各种优惠政策,从而在中国出版界形成多元竞争、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2.放松对出版物的直接管理,充分发挥各个出版单位的积极主动性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行政管理方式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正在从过去单纯的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依法行政、科学行政,在综合运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出版业实行有效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出版管理体制方面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目前我们对出版行业仍然广泛运用行政管理手段,对微观出版主体的直接干预仍然过多,例如专业分工决定了每个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对书号的直接控制决定了每个出版社出书的品种数量,对选题的审批决定了每个出版社出书的内容和结构,虽然这些手段的运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严重地制约了微观出版主体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性,限制了出版社发展的积极主动性。出版管理部门应该把管理的重点放到通过制定和监督实施出版法规来规范出版行为、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出版行为、通过规范市场秩序来为出版业创造良好环境上来。应该逐步淡化专业分工,引导微观出版单位通过自身优势、特色形成市场化的分工;应逐步放松甚至放开对书号的控制,减少对出版社出书品种的直接干预,通过市场选择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真正实现从以直接的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间接的以法为主的宏观管理转变。

3.规范市场秩序,为出版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良好的市场秩序是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近些年相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经济时期,出版业的市场秩序有恶化的趋势。突出表现是:盗版盗印、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较为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回扣、商业贿赂、恶意降价打折等不正当竞争加剧;某些影响大、发行量广的出版物的垄断现象依然存在;区域封锁和市场垄断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在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出版产业链之间相互拖欠款、甚至恶意赖账的现象十分普遍,出版产业链之间出现诚信危机;如此等等。这些现象严重影响了出版业的正常发展。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必须下大气力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完善出版发行法规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对损害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要及时加以制止,并依法给予行政的和经济的处罚。例如,进一步加大打击盗版盗印和维护知识产权的力度,给这种违法行为予以重罚,让他们为此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对收受回扣、进行商业贿赂坚决打击;坚决杜绝公共权力部门介入出版发行环节的垄断现象、打破区域封锁,建立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图书大市场;对恶意降价打折等明显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应该及早加以制止并给予处罚。只有对出版发行各个环节的竞争行为加以规范,出版业才能更好地发展。

4.制定网络出版管理法规,促进网络出版发展

网络出版迅猛发展,但相应的管理法规却相对滞后。目前很多出版社都在进行网络出版方面的探索,从传统纸质图书出版向现代网络出版的转型呈现加速的趋势。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对网络出版的相关管理法规还很不够,对网络出版主体、网络出版行为、网络出版经营等等方面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目前仅有50家有网络出版权的出版单位,更多的图书出版单位没有获得网络出版资质,这与飞速发展的网络出版现状和更多出版单位加速向网络出版转型的现实很不适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一方面应扩大网络出版主体的范围,给更多的出版社赋予网络出版资质,使他们名正言顺地从事网络出版,另一方面抓紧制定网络出版管理方面的出版法规,使他们有法可依,依法出版经营,为从传统出版向现代网络出版转型创造必要的法律保障。

(原载《2006—2007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注释】

[1]参见龙新民:《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大力推进新闻出版业繁荣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报》, 2005年12月29日。

[2]参见于永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繁荣发展》,《中国出版》, 2006年第1期。

[3]参见邬书林:《自觉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争取出版业有更大发展》,《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6月28日。

[4]参见柳斌杰:《用数字化带动我国出版业的现代化》,《出版发行研究》,2006年第11期。

[5]参见龙新民:《扎实推进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战略》,《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