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式的革命
撒切尔夫人从首次荣登英国首相宝座起,便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激进的变革家”的形象,她倡导此前英国历届政府,包括保守党政府都从不曾有过的改革。这正应验了工党把她斥为“极右翼分子”和卡拉汉警告的“选择她就意味着现有的一切都将被连根拔起”的预言。
是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撒切尔夫人是一位抱负不凡的高智能女强人,她走马上任伊始,便熟练地一头钻进国内外的大量政务中,她好像不是头一次坐在唐宁街办公室里,倒像是一个轻车熟路的政坛老手。
她迫切需要把她的从政构想和改革意念贯彻到她那日常的国务活动中,尽快扭转英国经济情况江河日下的颓势,给长期病入膏育的大不列颠注入新的活力;她发誓要促成一个英国的“全面复兴”时代的到来。她隐隐意识到,只能这样,她才能真正掌控住局势。
因为当时英国的政治现实是,撒切尔夫人虽说历经四年的苦斗,到入主唐宁街10号止,还不能说她已完全征服了保守党,遑论真正控制全国局势了。当时保守党内外的很多人仍然认为,撒切尔夫人的主政阶段充其量仅是一个过渡期,保守党最终还会要故态复萌,经过曲曲折折的折腾,又将绕回到老路上去的。因此,铁下心来跟定这个女人的还为数寥寥。
当然,要真正掌控住局势,又谈何容易。撒切尔夫人认识到,她那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全盘否定工党政府的既定政策,要对工党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体的经济政策动大手术,把工党的包括国有化政策在内的一揽子措施“推回去”,统统加以扬弃,束之高阁。
人们把撒切尔夫人的这一“野心勃勃的改革”或如卡拉汉所认定的根本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设想称为“撒切尔式的革命”,不是没有几分道理的。
撒切尔夫人上台还不到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一个预算案,即1979年预算案。这个预算案在英国政坛上如同投下了一枚烈性炸弹,使各方震惊万分。不仅工党深表不安,就连保守党内多数内阁大臣都不禁愕然,因为撒切尔夫人根本没有把这个预算案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过,多数大臣是在议会中由财政大臣杰弗尼·豪公布时才知道这一预算案内容的。
其结果不难想象,它引起了威斯敏斯特宫大厅的一片混乱。前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挺身而起,在发言中猛烈抨击这一预算案,称它是“披着羊皮的母狼的预算案”。事后,他还愤慨万分,指斥这一预算案匪夷所思,“把工党政府积五年心血以降低通货膨胀的成果毁于一旦”。
其实,保守党的这个预算案正是“新官上任”的头把火。撒切尔夫人正是要以这个预算案为起点,力促“撒切尔式的革命”早日降生。
撒切尔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荣登英国首相宝座时,英国的通胀率为11%,3个月之后又增至13%。她在舆论面前除把这归咎于前工党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正常借贷所引发的恶果外,也指出伊朗革命促使油价飙涨高达30%,和对英国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
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撒切尔夫人在其执政的头一年,即1979年,就决定把货币发行量控制在11%。第二年初,她又开始推行“中期金融战略”,以求逐年降低货币的发行量,1983年至1984年度,英国货币供应量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此外,撒切尔政府还提高银行利率,紧缩政府开支。
这还不算,女首相还撤销了前工党政府设立的 3000多个计划,关闭了不少咨询监督机构,使政府部门的借款大大下降。
撒切尔政府在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后,收到了预期的最佳效果,英国经济逐步走出了增长缓慢和通胀率高的低谷,开始呈现出健康攀升的良好势头。
撒切尔夫人极力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为私有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此,她按照约瑟夫所倡导的“真正”保守党人的实用价值标准,认为国家干预经济过多的表现,是“英国病”的根源。因此,她大力推行税制改革。
新政府于1979年出台的第一个预算案,就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多次下调。为了避免税制改革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新政府增加了间接税,提高了增值税。与此同时,撒切尔政府还取消了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了国家企业委员会的权力,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生活的陋规,以此来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撒切尔式的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大力强化私有化政策。“二战”后英国历届政府都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建立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到1979年大选之后,英国拥有的国有企业员工已超过了150万人。
同私营企业相比,多数国有企业管理不善,经营效益低下,常常成为政府的沉重负担。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头两年,被迫拨出巨款来维持和改造部分国有企业。而从1981年至1987年,撒切尔政府已开始改变“英国病夫”的形象,将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转为私营,其中从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职工高达60多万人。这样,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也就急剧下滑到1988年的7%左右。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政策是十分成功的。她使一批企业扭亏为盈,从而直接推动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复苏。人们为此把保守党的经济变革誉为“撒切尔式的革命”是并不为过的。
如果说,撒切尔夫人推行抑制通货膨胀和私有化政策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刺激工业高效发展,以达到经济全面复苏的手段的话,那么,她一上台便大幅度削减文官队伍,乃是减少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以求实施“撒切尔革命”中的励精图治的重要一着棋了。
从1979年至1986年,新首相力排众议,最终把英国文职官员从73.2万人精简至59.4万人,实现了预期目标。
鉴于人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今天的亲信,明天就可能成为推行政策的障碍,撒切尔夫人于1981年1月和9月在国内经济情况日趋好转的情况下,为深化改革力度,曾经两度改组政府,把反对她新政策的人或貌合神离之流统统予以撤换,提拔那些比较听话的人。
同年5月29日,撒切尔首相还宣布对国防部进行了一次大改组:任命外交部国务秘书彼得·布莱克为皇家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取缔了海陆空三军种各配备一名国务大臣的旧体制,以制止各军种相互扯皮、争夺国防预算的本位主义现象蔓延。此举还有助于确立她这位新首相的强大权力,并明确地向世人显示,她这位“铁娘子”已是英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了。
在精简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撒切尔首相还大力促成住房改革。20世纪60年代之后,英国的各地方政府兴建了大批具有福利性质的公寓式大楼,供养鳏寡孤独、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寄居,房租极为低廉,甚至不收取房租,这就占用了国家的一大笔资金。
新首相上台伊始,就积极推动出售这些公寓式楼房,以回笼国有资金。在“铁娘子”任期内,合计出售了100万套公寓式大楼,回笼货币20亿英镑。
住房的私有化大大强化了经济改革的力度,构成了她那整个私有化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值得一提的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结果,使全国股票持有者成了撒切尔夫人的热情支持者。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直呈颓势走向的英国经济,在“撒切尔式的革命”的作用下终于摆脱了低谷徘徊,从1983年起,它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84年至1988年间,英国经济发展比法国快出一倍,比德国也快一半。这一时期撒切尔夫人的权势和威望也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人们把“撒切尔式的革命”称为“奇迹”,把撒切尔夫人誉为“战后英国最伟大的首相”。
可是,又有谁知道,“撒切尔式的革命”是在多大精神压力之下推行的啊!
撒切尔夫人在改革道路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并非一两年内取得的。其实,“撒切尔式的革命”延续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她连任首相3次,这才使得她的内外政策具有连续性效果,这也就是“撒切尔奇迹”得以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位女首相的改革措施在她执政的头一年,并不曾“立竿见影”迅速改变英国的严峻形势,相反形势变得更糟。1980年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欣慰,制造业的生产率严重下滑,低于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水平。
撒切尔夫人决心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并为此采取了多项措施。可是到1980年5月,通货膨胀率比一年前反而上扬了20%以上,失业大军高达116万人,同年8月英国的失业人数竟突破200万人大关,开创了1935年以来的新纪录。
当时大公司纷纷亏损,小公司连连倒闭,经济形势一片灰暗。到当年的12月,失业人数再创新高。与此同时,新政府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地把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反而比前一年上升。
经济形势的恶化,直接引发了1980年1月2日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当年下半年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撒切尔夫人得到的票数,竟然低于被她在1979年大选中击败的工党领袖卡拉汉。(www.daowen.com)
工党自然不会放弃这一有利时机,议会的辩论日趋白热化,人身攻击也成了家常便饭。议员们抨击撒切尔夫人是个缺乏人性的妈妈,面对庞大的失业大军竟能无动于衷,仍在一意孤行,拿国家命运当作儿戏。
尽管撒切尔夫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而不被驳倒,但她在面对反对党的猛烈攻击的同时,却要应付保守党内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阁僚从背后暗放冷箭,搞拆台活动,他们力主悬崖勒马,改弦易辙。当时这些人通称为“威特派”。
这一派人多系当年麦克米伦和希思手下的重臣。他们认为货币主义政策正在一步步地把国家推向深渊,保守派的执政地位已岌岌可危。两位保守党元老麦克米伦和希思也坐不住了,开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们的继任者。
保守党的20多位后座议员奋起造反,威胁现任政府如不改变现行政策,他们将考虑脱党。就连1974年大力支持撒切尔夫人竞争党魁权位的“1922年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杜坎,也督促政府放弃正在实施的货币主义政策,采取能带来实效的新方案。
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越来越多的来自反对党、反对派的强大挑战,撒切尔夫人却敢于明确地说出一个“不”字。她深信自己走对了,而且越是处于逆境越是岿然不动,毫不妥协。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对实施自己的政策的艰巨性早就充分估计到了。
她在1979年11月的一次宴会上就曾坚定地表示:
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并不是诚惶诚恐的朝圣者,即便前进道路上布满了荆棘,我们也决不后退半步。
紧接着,1980年2月,她在一次对全国广播讲话中又再次表示:“任何一次大的手术之后,你都会觉得你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但这恰恰是病愈的前兆。”自信、乐观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面对1980年下半年日益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连撒切尔夫人的亲信、货币主义者杰弗尼·豪都显得垂头丧气,但是撒切尔夫人却没有被多如牛毛的难题和黑云压城式的危机所摧垮,反而变得更加坚强。她在一次午餐会上公开强调:“我的工作职责就是让国家在合理的现实的经济秩序中发展。”
同年冬季,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的年会上遭到党内反对派的围攻,要求首相“转向”,她所信赖的首席经济顾问约翰·霍斯金斯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首相考虑这一问题。谁知这位“铁娘子”却义正词严地答道:“你知道,我即使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决不会轻易改变现行政策的。”
撒切尔夫人在作如此斩钉截铁的表态时,双眸喷射出坚定的光束,令这位首席经济顾问也不由噤若寒蝉。
没有对自己理念的高度自信和对前景的无限乐观,没有抗拒巨大精神压力的独特计谋,撒切尔夫人是闯不过这一惊涛骇浪的险滩的。
面对党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特别是她所信赖的同僚和她所亲手提拔的新秀的纷纷倒戈,撒切尔夫人除了用铁腕多次改组内阁,撤换那些明里暗里与自己作对的反叛者外,她还决定利用参加保守党中央理事会在伯恩茅斯召开的年会,以便绕开内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保守党的支持力量。
她莅会发言说:
过去,我们的人民作出了牺牲,只是发现他们的政府在最危急的时刻丧失了镇定,牺牲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这一次将不会毫无意义。本届政府将一如既往,直到我们国家的前途有了可靠的保证。
我并不太在意人们怎样说我,我倒是很在乎人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国家。因此,让我们保持冷静和坚强,让我们保持基于爱国主义的相互友谊。这是我决心追寻的一条路,这是我必须走的一条路。
撒切尔的讲话获得了好评,赢得了广大保守党员的支持。这对反对派是沉重的一击。
早在1979年执政初期,撒切尔夫人曾踌躇满志地扬言:“给我六个坚强的男人和真理,我就能解决所有的困难。”三年来,英国经济在“撒切尔式的革命”的冲击下,已陷于崩溃的边缘,并由此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骚乱。
在1981年7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针对财政大臣杰弗尼·豪将在下一财政年度进一步削减50亿英镑的公共开支的发言,引发了各大臣的纷纷反对和责难。环境事务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头一个奋起发难,指斥豪的方案把城市推向绝望的深渊,必将引发更多的骚乱,并将危及保守党的执政地位。
掌玺大臣伊恩·吉尔摩则捡起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不管你的战略有多么诱人,你也必须时刻关注它所带来的后果”来含沙射影地揶揄撒切尔夫人,提醒政府当务之急是制定好政治策略而不是经济方案。
国防大臣弗朗西斯·皮姆认为失业大军是引发社会动荡的导火线,政府关心的不应只是遏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农业大臣彼得·沃尔克主张回到老路上去:停止提高税收,用扩大政府投资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
大法官黑尔沙姆勋爵干脆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利用德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篡夺政权和美国胡佛总统紧缩政策导致共和党衰落30年的史例来危言耸听。
贸易大臣约翰·罗特嘲讽财政部的方案“最多只能算是低能儿的杰作”。甚至连内政大臣威廉·怀特洛虽是撒切尔夫人的心腹,在这次内阁会议上也左右讨好,扮演墙头草的角色。经撒切尔夫人一手提拔为财政大臣杰弗尼·豪的首席政务次官的约翰·贝弗恩也在这一严重关头改变了信仰,公开跳出来反对撒切尔夫人。就业大臣詹姆斯·普赖尔在会上与撒切尔首相就工会改革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
这样一来,撒切尔首相几乎在会上成了孤家寡人,她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六个以上男子”的支持。会上抨击的虽是财政大臣杰弗尼·豪,而无情的子弹却一颗颗地打在了撒切尔的身上。可以说,在整个阁僚中坚定地站在财政大臣杰弗尼·豪一边的,只有撒切尔思想的向导和挚友、工业大臣基思·约瑟夫和撒切尔夫人不久前提拔上来的利昂·布里顿两个人了。
面对众叛亲离的尴尬局面,撒切尔夫人极为恼怒。她在极力为财政大臣辩护的同时,表示决心要把这一方案贯彻到底,誓不半途而废,功败垂成。内阁会议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意识到必须继1月改组政府后,进一步搞好内阁的清洗。
1981年9月的第二次改组内阁,撵走或贬黜了大部分敢于与撒切尔首相作对的阁僚,提拔或调动了一大批与她信仰一致的僚属。这次政治上的大扫除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
改组后第一次内阁会议结束,这位“铁娘子”志得意满地对她的顾问说道:“当主持一个多数人都站在你自己一边的内阁时,感觉是多不一样啊!”第二天的伦敦《泰晤士报》在评论这次改组时,指出改组打上了“首相本人的印迹和风格”,认为“她重新获取了政治优势并在她的政策中重申了她的信仰”。
9月改组的胜利固然使撒切尔夫人勇气倍增,信心陡涨。但保守党内威特派对“撒切尔式的革命”的顽强抵制远远没有停止。同年10月,在布莱克普尔保守党年会上,威特派和改革派又展开了一次大较量。
重炮轰击发自前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他指责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使保守党陷入了近六七十年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远比1938年慕尼黑事件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严重”。
改革派也毫不示弱,他们也一个个反唇相讥,财政大臣杰弗尼·豪甚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借用前首相希思在1970年保守党宣言中说过的话来予以反击:“最近这些年,没有比无休无止的出尔反尔对不列颠损害更大的了。某项政策一旦确定,首相及其同僚就应有勇气坚持下去。”
摊牌结果,威特派的“倒撒运动”虽然来势汹汹,咄咄逼人,但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撒切尔夫人最终有惊无险,再获全胜。
总之,1981年是撒切尔夫人首相生涯中的关键一年。她经受住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巧妙地化险为夷,终于闯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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