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平定越州阿资之役

前述第三章二节曾提及沐英在白石江大战后驻军曲靖时，曾在越州汤池山招降了元越州土知州龙海、阿资父子，同时还让龙海继任知州。龙海后因反叛，为沐英所擒，朝廷从宽将其发配辽东，中途病死。为安抚其地，仍令其子阿资继领州事。但阿资因其父之死，怀恨在心，益横行无忌。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春，阿资再次起兵反，一时间，陆梁、曲靖、平夷等地均为其控制。太祖令沐英及重返云南增援的傅友德等进讨，在收复的平夷等地增兵建堡驻守。阿资逃往贵州普安，大肆烧杀剽掠。明军追至其地，斩杀甚众，其中因“缘壁攀崖，坠死者不可胜数，生擒一千三百余人”^[20]。阿资复逃还越州，继续与官军周旋，还扬言：“国家有万军之勇，我地有万山之险，岂能尽灭我辈！” ^[21]沐英于是采取大部队在当地及马龙置卫作久困计，同时坚壁清野，以小股部队分兵追捕，直逼得阿资走投无路，最后只得乞降。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沐英以阿资叛服不常，请徙越州卫于陆梁屯田镇之”^[22]。这是他预感到阿资还有可能叛乱的举措。果然，不久后，阿资复反。沐英再率兵讨之，在补冲将其众杀获殆尽，只有阿资一人逃离。沐英正在山中指挥搜捕时，忽有诏书谕其还镇，便以何福、宁正两将军代其领兵继续追寻，阿资无处藏身，再次遣子归降。^[23]

在越州征战期间，沐英还讨平了响应阿资结寨叛乱的刘五堆（今陆良中枢镇四河办事处）刘氏五兄弟。因“时值六月，气候阴霾、清冷，沐以古人有‘变作人间六月凉’诗句，遂改‘陆梁州’为‘六凉州’，意为六月寒凉之州（后又更名为‘陆凉’）”^[24]。

沐英两降龙海，三降阿资，直到洪武二十七年阿资第四次反叛，因当时沐英已去世，始为其子沐春所擒。由于龙海父子为当地彝族世族，朝廷虽然不得已下令处决了阿资，但在永乐初，仍任其子禄宁为亦佐县县丞，并在其赴京朝见后，特地派官员护送回云南并令镇抚安插。^[25]以后，其境“士马精强”，“诸土官按期朝贡，西南晏然”，再没发生过大的变乱。阿资后裔从此忠于朝廷，而朝廷也给予了其优渥的政治待遇如晋职、恩赏等等，并且代代相袭，不仅与明朝，甚至还与清朝相始终。^[26](www.daowen.com)

这一段龙海家族与沐英父子及明廷的曲折恩仇经历，生动感人地说明了沐英在边疆民族地区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真诚地推行了并非如古今学者千篇一律所说的“羁縻”^[27]，而是恩威并施，重在安抚，从宽处理少数民族与政府的政治、军事纠纷，在当时堪称为进步、开明的民族政策。

据曾与沐英同时代的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张亲自撰写的《黔宁昭靖王庙记》记载：沐英留镇云南后，在军事上“攻袭、应援、追逆、荡略大小之战二十有六”。除上述战役外，尚有洪武二十年春的平浪穹（今云南洱源县）、鹤庆、剑川之役，次年六月的征东川之役，二十三年的平临安教化三部（当地九长官司之一）及贵州普安之乱，二十四年的平顺宁府（今凤庆县）等役。这些战役，有的因规模小，有的因沐英忙于另外更重要的军务，实在无法分身，便亲授方略，派部将前往指挥完成。

这诚如《云南民族史》第八章第一节之二所说：“从公元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朝军队进驻昆明以后的10多年间，明朝军队对云南靠内地区的彝、白族土官们的叛乱进行了长期斗争，直打得这些土官都全部投降，并真正接受了明朝授予的土官职务，出动人力整修了自黔西和滇东北通向曲靖的驿道，保证了与内地的交通联系，云南靠内地区的社会秩序才安定下来。”

当战乱初定，硝烟方散，沐英即“不许血腥污剑戟，从教田野乐耕桑”^[28]，又投身到云南的各项建设发展中来，并取得了可与武功相媲美的文治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