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这是苏轼为王诜写的一首题画诗，王诜曾经在“乌台诗案”中受到苏轼的牵连而被贬官。如今朝代更替，两人相聚在京都，心情和境地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苏轼归隐的想法，随着时局的变化又逐渐萌生起来，所以他在诗中写道：“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并期待着“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苏轼之所以在诗中这样说，实在是因为有难言的苦衷。三年来，尽管在外人看来，苏轼享有人人羡慕的盛名高位，但他也将自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弄得遍体鳞伤，无法自拔。

司马光上台之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排除阻力，罢废新法，让一切回到熙宁以前的原样。为了打破朝廷新旧两派的人事力量对比，司马光提拔了大量反对变法的旧大臣。

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方田、市易、保马等法，由于在实施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很快就被司马光废除了，众人也没有太大的争议和反对。但当司马光要废除免役法时，朝廷内部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几乎将各种政治立场的人物都卷了进去。

对于免役法，苏轼曾经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但是，多年在地方为官的经历使他发现，免役法虽有不足之处，却可以断绝官吏们贪污勒索的机会，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所以，这一次苏轼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免役法的反对者变成了拥护者之一。

因此，等苏轼被召回朝后第一次与司马光见面时，他就将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希望司马光综合考虑，一切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主，慎重对待免役法的存废问题。

然而，司马光几乎是一个个性与王安石同样执拗的人，由于他对新法的成见太深，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这让苏轼十分失望。这次见面，两人不欢而散。

尽管反对的声音高涨，但司马光还是于元祐元年正月连续进呈了两道《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这两道奏折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后来，尽管免役法在司马光的坚持下彻底废除，但苏轼却在第一时间发表《论给田募役状》，公然唱起了反调。两人又为这件事而吵闹不休。

苏轼的坚持己见，同样也引来了一帮支持司马光观点的大臣们的不满和忌恨。庆幸的是，司马光也与王安石一样，为人忠厚，心胸宽广，从不会因为政见不同而在皇帝面前说苏轼的坏话，所以苏轼还是在朝中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但随着司马光的去世，苏轼的太平日子走到头了。

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洛蜀党争”。

司马光去世以后，朝廷中的旧党阵营开始分化，最终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学术兼政治派别。一派以来自河南洛阳的程颐为主，朱光庭、贾易为辅，被人称为“洛党”；一派以四川人苏轼为首，被人称为“蜀党”；还有一派以来自河朔地区的刘挚、刘安世为主，被人称为“朔党”。三派之间，矛盾重重。

而苏轼，却用一句嘲笑讽刺之语拉开了洛蜀两党之间的争斗。

事情发生在司马光葬礼上。当时，哲宗皇帝正领着百官在南郊举行明堂祀典，将神宗的灵位安放进去。这个仪式一结束，大家就赶往宰相府祭拜司马光，没想到程颐拦住大家说：“《论语》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我们刚刚在明堂行过吉礼，又怎么可以再去行丧礼？这与古代的礼法不合呀。”

有人反对道：“孔子虽说哭则不歌，但没有说歌则不哭呀。”

程颐听了，觉得大扫面子，不禁提高声音大声争辩着。苏轼看不下去，觉得此人实在是太过迂腐，便上前挖苦道：“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

叔孙通是秦汉时的儒生，曾经为西汉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鏖糟陂里”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位于京城郊外的一处沼泽地，“鏖糟陂里叔孙通”意思是指脏乱之地而来的冒牌叔孙通。这等于嘲笑程颐是个冒牌的、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学究。这种入木三分的比喻立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百官哄堂大笑。程颐恼羞成怒，其门下的洛学弟子更是气红了脸。就这样，苏轼与程颐因为一句玩笑话从此结下了仇怨。(www.daowen.com)

很快，洛党就抓住了苏轼的把柄，开始对他大肆攻击。

元祐元年十一月，当苏轼首次主持进士候选馆职的考试时，他在试题中说：“今朝廷欲师仁祖(宋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宋神宗)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

这是苏轼对于朝政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现在既不能像仁宗时期那么松懈怠慢，也不能像神宗时期那样过于紧张，应当进行调和折中。

洛党的人立刻抓住了其中的几句话，断章取义地攻击苏轼“谤讪朝廷”。

对此，苏轼当然不服，他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中为自己辩护道：“臣之所谓‘偷’与‘刻’者。专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

意思是，我这些话跟两位皇帝根本没有关系，只是打个比方，用来指责有关职能部门而已，怎么又牵涉到皇帝身上去了呢？

尽管高太后知人善任，没有因此而责怪苏轼，但洛党为了替他们的老师报仇，对苏轼的攻击是不会因此而停止的。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一个谣言说朝廷认为朱光庭所言非是，要将他罢官。这样一来，责难苏轼的罪过的其他官员也都按捺不住，纷纷加入了对苏轼的攻击中。一时间，苏轼深陷种种诋毁之中。

不过，此时此刻的苏轼心中非常平静，他知道这些攻击他的人要的是什么。你们不是希望我早点下台，将眼下这高官厚禄送给你们吗？那好，我成全你们的心愿吧，从黄州开始，功名利禄对我来说早就如同浮云了。

于是，苏轼连上四道奏折，请求外任，但没有得到朝廷的许可。

苏轼无奈，只好暂且在京城待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排遣心中的郁闷，努力使自己不要再卷入到各种纠纷中去。有一天，苏轼下朝归来在院子中散步，看到朝云带着侍女们正在收拾曝晒了一天的书籍。苏轼拍着肚子问她们道：“你们说，这里都装的是什么?”

一个婢女羞怯地回答说：“都是文章。”见苏轼摇了摇头，另一个婢女又添上了一句：“是满腹经纶。”

苏轼又摇了摇头。最后还是朝云一语中的，她说：“依我看，学士一肚皮都是不合时宜。”

因为这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更加坚定了离朝远去的决心，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留恋此刻的高官厚禄，苏轼写了两首《如梦令》给自己：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如梦令·有寄》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如梦令·春思》

在苏轼的一再坚持下，朝廷于元祐四年（1089年）终于批准他的请求，允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