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千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狱中寄弟子由》

因“乌台诗案”入狱的苏轼写了两首诗寄给自己的弟弟，表面上是怀念久未谋面的同胞兄弟，实际上是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态度，同时表白自己根本没有诽谤朝政，算是“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一种无声的抗争。只是，这种抗争显得何其微弱与无力。苏轼用心之苦，不知那个远在庙堂之高的圣明天子，是否能够洞悉呢？

从一开始，苏轼主动申请到外地做官，就是为了躲避朝廷的是非纷争。但是，他对于朝政并没有真正置身事外，而是一直上表给宋神宗，而宋神宗素来赏识苏轼，每次读完都要对着群臣赞赏一番。这在无形之中，为苏轼树立了不少政敌。

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时已经到了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熙宁年间的变法派和反对派都已经先后离开了朝廷。“拗相公”王安石在两次被罢免宰相后终于心灰意冷，在南京度过他的晚年时光；与他针锋相对的司马光闭门著书，完全不理朝政。

此时在朝掌权的除了越来越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宋神宗，还有王安石的门生与他提拔的一批新进之士，此外就是宰相王珪等毫无才干且心胸狭隘之人。

苏轼当年曾指出，王安石在提拔人才的时候没有经过仔细的考核与历练，更谈不上考察对方的人品。所以，当他离开朝政的时候，身后只剩下一群嫉贤妒能、小肚鸡肠的无能之士，如御史中丞李定等。

宋神宗对苏轼时常的赞许，已经让那些心胸狭窄的人心怀忌恨；苏轼又偏偏不知收敛，常常在诗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新政，这更让那些新政的执行者和既得利益者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苏轼还在纵情湖山时，一场针对他的阴谋已经在朝中暗暗形成了。

然而，要在皇帝面前诬陷苏轼并非容易的事情。苏轼名满天下，深得皇帝赏识，何况他在离京外任的时候又勤于公事，徐州抗洪还深得神宗皇帝的嘉奖，想要打垮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轼虽然喜欢舞文弄墨，口无遮拦，常常在诗文中讽喻朝政，但由于宋太祖施行“开国钦定不以言罪人”的祖宗家法，这些人也暂时不敢用文字狱的办法来打垮苏轼。何况当年沈括就想用这一招扳倒苏轼，但并未成功。

但无论如何，“讥讪朝政”是苏轼致命的弱点。随着神宗皇帝日益独断专行，如果将“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皇帝）”的罪名加到苏轼头上，也难保神宗皇帝不会生气。

整倒苏轼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苏轼抵达湖州后，按照惯例向皇帝上表，是为《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这一表章很快就在群臣中传开。这一次，李定等人千挑万选，终于在其中发现了几行较为刺眼的字：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轼自称在东南无事可做，岂不是埋怨朝廷没有对他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新进”一词专门用来形容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苏轼这么说，难道是指责朝廷的百官都是无能之辈吗？这等于在骂神宗皇帝瞎了眼嘛。

有了这些意外发现，这些奸邪小人们开始轮番上阵了。

第一个上场的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他指出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也就是说苏轼反对新法是为了沽名钓誉，不但不主动为朝廷分忧，反而幸灾乐祸。于是，他建议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意思是好好惩罚他一下。

第二个上场的是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他重复了何正臣的一番话之后，又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www.daowen.com)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

所以，他建议将苏轼严加惩处，“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

两人轮番上阵后，神宗皇帝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于是，御史中丞李定亲自拍马上阵。他一上场便使出杀手锏，声言苏轼有四大该杀之罪。第一，“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这样一个无能之辈，却动辄毁谤朝政，陛下宽宏大量，不予论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却“估终不悔”；第二，苏轼“傲悖之语，日闻中外”，实在太过猖狂；第三，苏轼写诗文诽谤朝廷，蛊惑人心，使其他人不服皇帝陛下的教化；第四，苏轼既然读书明理，就应该知道诽谤朝廷和皇帝是大罪，但他却明知故犯，实在可杀。

在李定的论调中，最具有杀伤力的一点是，苏轼每天所怨恨、所讥讽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君威不可冒犯的皇帝本人。

这一群乌合之众的轮番轰炸终于使神宗觉得“舆论沸腾”，应该对此事加以重视。震怒之下，神宗传下了这样一道圣旨：“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也就是说，苏轼的命运从此交到了御史台的手中。

御史台是宋代的监察机构。由于汉代御史台外的柏树山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们便将御史台称为“乌台”，同时也戏称御史们都是“乌鸦嘴”。苏轼这桩诗案，便因送交御史台而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还在湖中谋划他的新生活、新计划时，奉旨前来拘捕他的朝廷官吏、太常博士皇甫遵已经在路上了。与此同时，另一个通风报信的人也在快马加鞭地行进在京城前往湖州的路上，他要赶在朝廷官吏之前赶到湖州，让苏轼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为苏轼通风报信的人是谁呢？此人是苏轼的朋友、神宗的妹妹蜀国长公主的驸马王诜，官至驸马都尉及定州观察使、利州防御使。王诜擅长山水画，早在京师时就与苏轼交往密切，感情深厚。他一听到朝廷要拘捕苏轼的消息，震惊之余便立刻派人火速通知苏辙。苏辙得知后，如同五雷轰顶，他来不及细想，立刻安排人马飞奔湖州，与朝廷的官吏皇甫遵玩起了一场“龟兔赛跑”。

当时苏辙远在河南商丘，要想赶上朝廷的拘捕队伍，基本是没有希望的。但或许是上苍在冥冥中帮了苏轼一把，皇甫遵的儿子在润州时突然生病，皇甫遵带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等到病情稍有起色，已经耽误了很长的时间，苏辙的信使终于赶在朝廷官吏之前，将这一不幸的消息传达给苏轼。

苏轼当时正在家中晒书画，尤其对于自己已故表兄文同所画的《筼筜谷》，苏轼视若珍宝。表兄文同，字与可，平生擅长画竹，人称“墨竹大师”。文同死后，苏轼曾写过一篇《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的文章，回忆他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此时，苏轼凝视着画面，回想起从前与表兄在一起谈诗论画和“胸有成竹”的故事，无限怀念之情尽在默默无言之中。

一个满头是汗的仆人闯了进来，苏轼抬头，见是弟弟苏辙家的仆人，还以为兄弟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连忙大声询问。当来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将事情的原委一一道出时，苏轼反而松了一口气，他显得十分平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该来的总是要来，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罪名究竟有多大，罪责到底有多重。

当皇甫遵带着官差来到湖州时，苏轼正在休假，由祖通判暂时代理太守职务。皇甫遵带着官差气势汹汹地闯入州衙，御史台的军士则身着白衣黑巾，站在一旁瞠目而视。从来文质彬彬的苏轼何曾见过这样的场景？他吓得不敢出去，只好躲在衙门后与祖通判商议对策，祖通判安慰他说：“事已至此，害怕也没有用，你还是出去迎接他们，千万不要躲避官差。”苏轼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成为朝廷的要犯，那么就不应该身穿官服出去迎接，但祖通判认为苏轼还没有正式确认罪名，应该以太守的身份出迎。

在祖通判的安慰下，苏轼终于怀着忐忑的心情穿上官服，手拿笏板走了出去。见官差们一言不发，苏轼只好怀着紧张的心情开口道：“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或许难逃一死。我死倒不怕，只求与家人道个别。”

见苏轼这样说，皇甫遵终于开口说了一句极为简短的话：“事情还没有这么严重。”

站在苏轼身后的祖通判突然往前迈了一步，问道：“您可曾带来了皇帝的诏书？”

皇甫遵不认识祖通判，喝了一声：“你是何人？”祖表明身份后，皇甫遵拿出了皇帝的诏书，打开一看，原来只是将苏轼革职进京的一纸普通公文，众人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遵立刻要将苏轼五花大绑，带回京城。但在临行前，他被获准回家与亲人道别。

苏家老小对于苏轼获罪的反应，史书中没有记载。但苏轼自己却在《东坡志林》中记录了这段告别的过程。面对家人的眼泪，他十分平静地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宋真宗年间，有人推荐杨朴进京做官，但杨朴志在归隐，不愿入仕，宋真宗只好派人将他押入朝中，问道：“听说你会写诗？”杨朴故意掩盖自己的才华，便回答说：“我不会。”宋真宗又问：“你离开家乡的时候，有没有朋友写诗送你？”杨朴回答说：“没有，只有我的妻子写了一首绝句送我。”宋真宗让杨朴将这首诗念给他听，杨朴于是念道：

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宋真宗听完哈哈大笑，便将杨朴放回家去了。

苏轼的夫人王闰之听完这个故事，也破涕为笑。

苏家人也只好打点行装，忍着悲痛送苏轼上路。苏轼的长子苏迈获准陪同父亲前往京城。就这样，一方太守像束手就擒的鸡犬一般被粗暴的官差们呼来喝去，催促着前行。

苏轼刚被押走，苏家大小也收拾行李前往商丘投奔苏辙，没想到在宿州被御史台的差役拦截，翻箱倒柜地将苏轼的诗词文稿搜罗了一番，一家人吓得魂不守舍。苏夫人在抑郁之余，不禁生气地骂道：“都是吟诗作赋惹出来的祸事！他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们却被吓得半死！”说着，便将苏轼的手稿大肆焚烧，最后只剩下三分之一没有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