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中秋》

与富饶繁华的杭州相比，贫瘠偏远的密州算得上是天壤之别，但苏轼在这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两年的时光里，他的生活不再如杭州般过得轻快和诗意，更多的是沉重和叹息。

然而，物质生活的得与失又怎会影响苏东坡的心情呢？在这首著名的中秋词中，苏东坡借对弟弟苏辙的思念表达出他对人生境遇的看法：“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林语堂曾说，这是史上最好的中秋词，这首词一出，其他中秋词都不值得一提了。

转眼间，苏轼在杭州3年任满。此时，由于苏辙正在山东济南任职，为了与弟弟相聚，苏轼特意上奏朝廷，希望能调任到靠近济南的州县。最终朝廷下令，苏轼如愿以偿地被任命为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

在密州，苏轼度过了39岁至41岁的“不惑”之年，他踏入了人生的成熟期，也踏入了诗文创作的成熟期。

密州如何能与杭州相比？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经济萧条，文化落后，老百姓生活清苦，官员的薪俸也很低。突然从天堂走入人间，苏轼一时间还不能适应，他在《超然台记》一文中写道：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

舟楫画舫变成车马劳顿，画栋雕梁变成木屋草房，湖光山色变成桑麻之野，“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变成了天灾不断、庄稼歉收、盗贼遍地的现实。更要命的是，苏轼上任密州之初，便遭逢了莫大的困境，密州当地蝗灾、旱灾交相为虐。因灾情严重，人民生活困苦，连他这个知州也不得不采杞菊为食。一切正如他在《后杞菊赋并叙》中所写：“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

食不果腹，只能挖杞菊为食，苦中作乐，苏轼偏偏能够捧腹笑出来，真不是一般人。说到底，这种生活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在饱尝杞菊之苦之后还这样说：“人生活在这世界上，就像手肘一样能伸直也能弯拢。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富有？什么叫美艳，什么叫丑陋？有的人吃粗糠照样长得白白胖胖，有的人整天山珍海味却还是长得很瘦。何曾每天饭菜花费万钱，虞杲子吃的翻来覆去还是韭菜。这只是在梦里比较丰盛和贫寒，到头来还是一死。我现在以杞菊为食，春天吃它的苗，夏天吃它的叶子，秋天吃它的花和果实，冬天吃它的根，说不定我还能像子夏和南阳地方的人那样长寿呢！”

值此“岁凶民贫”，老百姓纷纷四处逃难。为了活命，他们甚至不惜抛下自己亲生的孩子。有一次，苏轼与通守刘廷式沿着城墙根挖野菜，竟然发现了一个用布包裹着的婴儿。震惊之余，苏轼将弃婴抱回了家中抚养，同时下令当地官员到野外搜寻弃婴。

不到几天，搜寻到的弃婴已经近四十名，依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养不活他们。于是，苏轼将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由政府按月给抚养费，就这样，苏轼在两年内一共救活了数十名弃婴。

让苏轼更为忧心的是，这里的蝗虫灾害愈演愈烈，满眼望去，只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满地幼虫，多如尘埃。如果坐视不管，必将酿成无法收拾的灾难。

在《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中，苏轼描写了密州当地蝗虫成灾的场景：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饮咸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于土。预忧一旦开两翅，口吻如风那肯吐。前时渡江入吴越，布阵横空如项羽。（去岁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极可畏。）农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区区固难御。扑缘发尾困牛马，啖啮衣服穿房户。坐观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传自古。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县前已窖八千斛，（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余斛。）率以一升完一亩。更看蚕妇过初眠，（蚕一眠，则蝗不复生矣。）未用贺客来旁午。先生笔力吾所畏，蹙踏鲍谢跨徐庚。偶然谈笑得佳篇，便恐流传成乐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乐职几时作，试向诸生选何武。

身为地方官，首要职责就是救民于水火，于是苏轼亲自下田，加入到灭蝗抗灾的斗争中，《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这样记载：

麦穗人许长，谷苗牛可没。天公独何意，忍使蝗虫发。驱攘著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苟无百篇诗，何以醒睡兀。初如疏畎浍，渐若决澥渤。往来供十吏，腕脱不容歇。平生轻妄庸，熟视笑魏勃。爱君有逸气，诗坛专斩伐。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慎无及世事，向空书咄咄。

除了亲自参与灭蝗斗争，苏轼还上书朝廷，为民请命。他先后写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与《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请求豁免秋税，帮助受灾群众脱离困境。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苏轼饱含同情地写道：

臣所领密州，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窃闻河北、京东，例皆如此。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且天上无雨，地下无麦，有眼者共见，有耳者共闻。决非欺罔朝廷，岂可坐观不放？欲乞河北、京东逐路选差臣僚一员，体量放税，更不检视。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将夏税斛斗，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纳见钱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缘今来麦田空闲，若春雨调匀，却可以广种秋稼。候至秋熟，并将秋色折纳夏税。(www.daowen.com)

……

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或为豪杰之资，而致胜、广之渐。而况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识者共知，非臣私说。愿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轻，断自圣心，决行此策。臣闻天圣中，蔡齐知密州。是时东方饥馑，齐乞放行盐禁，先帝从之，一方之人，不觉饥旱。臣愚且贱，虽不敢望于蔡齐，而陛下圣明，度越尧禹，岂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职献言，不敢自外，伏望圣慈察其区区之意，赦其狂僭之诛。

此外，苏轼还两次登山祈雨，并为百姓寻到水源，抗旱救灾。而针对密州“盗贼渐炽”的情况，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一文中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办法。尽管苏轼在密州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经过他的努力，密州的灾情基本得到控制，老百姓的生活也有了好转。

如果说苏轼在杭州以诗文唱和而闻名，那么在密州，他是用“以苦为乐”的精神和脚踏实地的行动来征服当地百姓的。在与百姓同甘共苦中，苏轼不仅及时为百姓排忧解难，而且时时刻刻关注着变法给百姓生活带来的种种影响。

与杭州相比，密州的生活艰苦而寂寞，有时候，他也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杭州的快乐生活：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蝶恋花·密州上元》

上片是杭州，下片是密州，以杭州的繁华盛景反衬密州的寂寥落寞，苏轼发出了一声长叹。但往者不可谏，生活总是要朝前走的，乐观的苏轼自然深深地明白。

好在家中有贤惠的妻子，虽不能如王弗般熟读诗书，但她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不失为人生的佳侣。何况，苏轼重读《庄子》，其中超然旷达的齐物思想让苏轼很快就从人生的苦闷中走了出来，安静地接受密州寂寞的生活。

来到密州的第二年，苏轼修复了当地一座残破的楼台。由于弟弟苏辙将这座台起名叫“超然”，苏轼便写了一篇《超然台记》，表明自己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思想，文章写道：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於物之内，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也使得苏轼词的意境为之开阔，其代表作为《江城子·密州出猎》。

这是熙宁八年（1075年）的十月，苏轼与同僚们在一个晴朗的秋日里举行了一次会猎。金风送爽，红叶纷飞，骏马奔驰，旌旗猎猎。苏轼头戴锦帽，身披貂裘，意气风发地前往山野。扬鞭催马的场景让他想起了当时西北边境紧张的局势，尽管已到不惑之年，但苏轼却仿佛又回到了裘马轻狂的年少时光里，心中涌起了驰骋疆场、以身报国的豪迈情怀。

这份豪迈显得厚重而珍贵，已经远不是杭州那些清丽轻巧的梦境般的岁月所能比拟的了。苏轼自己感觉到了心境与词境的变化，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即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从这个时候起，苏轼豪放词的风格逐渐形成，他在艰难的岁月中汲取艺术与生活的养分，并将其逐渐融入自己的词境中。于是，次年中秋，他挥笔写下了那首传诵千古的中秋词，成为苏轼在密州所经历的思想的苦闷与诗意的超越的最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