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

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

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

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

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

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

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

——《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28岁的安敦以秀才的身份参加了乡试，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苏轼写诗安慰他，并在诗中谈论求知的道理，同时语气委婉地劝慰安敦回家安心读书，他相信只要“熟读深思”，总有一天会理解经典的奥妙。

与安敦一样，此时的苏轼在他的仕途中正在经历一次失败，他雄心勃勃写给宋神宗的反对变法的文章，不但没有让神宗皇帝停下脚步进行反思，反而惹怒了王安石，遭遇了一段贬谪的生活。

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说年过而立的苏轼已经初步领略到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正在励精图治进行社会变革的王安石还在固执地坚持着，他还要经过多年才能体会到苏轼此时的心情。(www.daowen.com)

苏轼的一系列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烈言论，早已在不觉间惹怒了王安石，导致“介甫之党皆不悦”。王安石虽然不是个睚眦必报、心胸狭窄的小人，但却不能保证其他人暗中诋毁苏轼。如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就曾经诬奏苏轼，说他在苏洵去世、扶丧返回四川的时候，曾在舟中贩过私盐。为了获得所谓的罪证，此人还派手下追捕当时的船工并对其进行拷问。但苏轼身正不怕影子歪，此事并没有对他造成影响。

而与此同时，苏轼的朋友、同僚与敬佩的前辈，却一个个因为反对新法而失意地离开了朝廷。他们的离开让苏轼产生了一种空前的寂寞之感。尤其是当苏轼的弟弟苏辙在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时，与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政见不合，同时又上书批评新法，最终外放陈州学官。弟弟的离开让苏轼顿时感受到了离愁，苦闷之余他只能寄诗给自己的弟弟，如在《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中，苏轼这样写道：

（其一）

道丧虽云久，吾犹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阿奴须碌碌，门户要全生。

（其二）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我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在京中，他知己减少，一腔愁绪无人诉说，只能过着“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的日子，在孤独中感慨“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放眼望去，京城成为改革派的天下，自己这个不合时宜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也将收拾行囊，远走天涯了。

在《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一诗中，苏轼这样写道：“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在这里，苏轼不仅批评神宗皇帝急功近利，而且预言随着新法的推行，官吏们对老百姓的盘剥会越来越厉害。最后，苏轼表示，这些都是他的心里话，因为喝了几杯酒，他才在临别的时候将这些自己平时不敢说的话表达出来，但是一旦说出来后，这些话又让酒醒后的他感到非常吃惊。这首诗语带讽刺，直接表露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极度不满，矛头直指当时的统治核心——神宗皇帝。苏轼自己后来也承认，这首诗“讥讽新法不便”，针对的是“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输纳不前，为郡者不免用鞭笞催督”的现实。

此时此刻的苏轼只是为了抒发内心中的苦闷和不满，他没有想到，这些苦闷中写下的诗歌，在今后的人生中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