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门下土，杂遝难为贤。

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

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

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

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膻。

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

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这首诗是苏轼写给曾巩的。同为欧阳修门下弟子，面对朝政的瞬息万变，他们只能面对“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的现实；而对于当时的朝政，苏轼则发出了“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的感慨。是啊，当道者心胸狭窄，根本容不下不同的意见。这样的世界，仿佛只剩下一种声音，像蝉鸣般聒噪单调，了无生趣。

变法的序幕一拉开，朝廷便自然地分为了两派：一派以王安石为首，力争变法革新；一派以司马光为首，反对新政。改革派认为应该用暴风骤雨式的改革革除当时的社会弊端，使宋代社会快速富强起来；反对派则认为应该循序渐进，不宜操之过急。两派之间势如水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很自然地，苏轼站到了反对派的一边。

就在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王安石准备改革科举，取消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同时兴办学校，逐步实现以学校代替科举。针对这一具有现代精神的改革制度，宋神宗表示非常疑惑，他召来馆阁学士，讨论这一改革方案。

还朝不久后的苏轼当然身处参与讨论的人群中，他立即写了《议学校贡举状》一文反对这种制度，态度非常坚决。他在文章中指出，历代皇帝用诗赋考试，考取的士子中后来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又何必一定要废除呢？“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在他看来，建立学校以取代科举，只不过是“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意思是此举劳民伤财，只能给老百姓带来苦楚，而并无益处。

苏轼的文章层层深入，论辩滔滔，使神宗皇帝读后赞不绝口。他特意传旨召见苏轼，向他询问当时的政令得失，同时对苏轼说：“即使我有过失，你也一定要直言，千万别隐瞒。”苏轼受到神宗皇帝的鼓舞，当时便直言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而宋神宗听完后并不生气，而是和颜悦色地对苏轼说：“你的话，朕会好好地思考一番的。”

苏轼退朝之后，兴奋不已。如果说此时他对全面批评新法还有所顾虑的话，那么发生在这年元宵节的一件事则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使他正式站到了反对新法的一面。

这年的元宵节，为了在宫中庆祝元宵佳节，宋神宗下令减价收买浙灯四千盏，同时禁止市民们购买，以满足宫中的需求。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商人和市民的强烈不满。(www.daowen.com)

为此，苏轼写了《谏买浙灯状》，他认为“卖灯之民，例非豪民，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意思是卖灯的老百姓都是贫苦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地劳动，就为了让自己的灯卖个好价钱，好满足自己的衣食需求，可是皇帝还下令降价购买，这不是劳民伤财吗？因此，他批评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口体必用之资”，并建议宫廷崇尚俭朴，与民生息。

宋神宗看完苏轼写的文章后，立刻采纳了苏轼的意见，停止买灯。而苏轼受到了宋神宗的鼓舞，认为他是一个从谏如流的君王，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全面的批评。此外，苏轼还写了《拟进士对御试策》，批评变法。

在这几篇文章中，苏轼首先反对的就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当时，朝廷共有五位执政宰相：曾公亮年过七旬，“老成持重”；富弼总是称病求退；唐介反对新法，不久病逝；赵抃畏惧新法，连声叫苦；只有王安石富于朝气，希望大展宏图。当时有人把这五位执政大臣调侃为“生（王安石）、老（曾公亮）、病（富弼）、死（唐介）、苦（赵抃）”。宋神宗要想变法图强，便按照王安石的想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陈升之主领其事，主持变法。为了减少阻碍，王安石大量提拔和任用新人推行变法。对此，苏轼十分反对。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明确要求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他说：“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又说：“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

这些话的意思表明，苏轼认为朝廷理财向来是由户部、度支、盐铁三司进行，现在又无故添加一个三司条例司，不但破坏群臣之间的和气，而且对于皇帝改革图新的政史有利而无害，只有废除这个机构，才能让官员心安，让朝政平和。

苏轼认为，朝廷在熙宁二年新颁布的《农田水利条约》，虽然鼓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但这些条约只规定奖励兴修水利，却对那些因懈怠而耽误工程的人没有定罪，这样会导致“功成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将一桩好事变成了坏事。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针对性地指出其中的弊端，反对那些不从实际出发、急功近利的做法。

对于王安石新政的雇役法——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未成年丁户都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役钱，苏轼则担心此法会加重一般老百姓的负担，担心“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

苏轼以及所有反对派反对最为激烈的，是王安石变法中新设立的青苗法。所谓青苗法，即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季收成前，可以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农耕。同时通过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此法针对的是青黄不接时奸商故意抬高物价，通过高利贷逼迫农民的做法，实质上是夺取高利贷者的部分利益归朝廷，由朝廷放债取息。

然而，此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往往事与愿违，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强行让老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根本不按之前的利息规定，而是随意提高利息，加重百姓的负担。有的官吏为了邀功，甚至为了中饱私囊，还额外建立名目繁多的勒索，让百姓苦不堪言。这样一来，青苗法不但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变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从而收取利息的苛政，盘剥百姓的人由奸商变成了酷吏，老百姓照样得不到实惠。

这些情况，当过地方官的苏轼心知肚明，所以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指出：“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兊。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

他还认为：“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民自足，无专斗乞匄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苖，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

此外，苏轼还反对王安石新法中的均输法和变科举、兴学校的制度。他在《再上皇帝书》中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从皇帝去年实行新法以来，四海之内处处怨言，自宰相王安石以下，人人都抱怨新法的不好，只是蒙蔽皇帝一人罢了。所以，他要求尽快废除新政，并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大乱随之。”如果不立即废除新法，他预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与此同时，苏轼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安石用人不当的缺点，他曾经对神宗这样评论王安石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他认为那些有知人之明的人，在用人的时候一定要多次考察和历练，确定此人有卓越的才能后，再加以重用，而王安石操之过急，“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这样就会“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得图”，最终导致“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所以，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国，贵於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者，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

事实证明，苏轼的观点是正确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用人失当。为了减少变法的阻碍，他大量任用新人，但他对这些人的人品和才能根本不了解就加以重任，正是这些人“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的种种做法，最终导致了新法的失败。

平心而论，苏轼对于当时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反对，自有他的局限和误区。对于当时涉世未深，对社会问题、社会弊端认识不够的苏轼来说，他的从政经验根本不及王安石丰富，他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希望进行的是和风细雨般的变革，而不是暴风骤雨般的革新。这样一来，他往往会被自己的双眼所蒙蔽，根本看不到王安石变法中积极的一面，而将其中消极的一面无限放大。

主张渐变的苏轼曾经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对宋神宗说，人臣和君主的忧患本来在于因循苟且而不敢改作。现在的神宗皇帝年富力强，正是君臣一心、共同作为的好时机，但皇帝却相信王安石的冒进做法，“群臣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就像有人乘着轻车骏马，冒险夜行，赶马的人又从后面鞭打，这样的做法实在太危险了。他希望神宗解下鞍，喂饱马，等到天明，再慢慢地从大道开始行进。

尽管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看得非常透彻，但他这种全盘否定的观点与做法，对于变法来说毫无用处，苏轼本人与王安石的关系也日趋僵化，最终影响了苏轼本人的仕途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