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中秋月》

夜幕降临，云开雾散，寒气浸淫，银河流泻无声，玉盘似的月亮转动到了天幕中。这是何等难得的中秋美景啊，可是，此情此景、此生此夜却不能长久，人生如白驹过隙，欢乐的时光亦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明年的中秋，我又会出现在何地，与何人共同观看这美丽的月色呢？

苏轼平生描写月色的作品，有一诗一词一文，诗即上述《中秋月》，词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文即《前赤壁赋》。

然而，在这几首作品中，作者从未触及过“人月团圆”的喜悦，而是充满了离愁别绪与思念之情，即使这首《中秋月》记述的是苏轼与胞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月的赏心乐事，但读者感受到更多的是聚后不久又得分手的哀伤与感慨。明年的中秋夜，即使有这般美妙的月色，但自己还能兄弟团圆，二人携手共看月色吗？“此生此夜”与“明月明年”叠字唱答，“不长好”与“何处看”以一否定一疑问唱答，读者瞬间感受到了悠悠不尽的情韵。

1068年，当苏轼守丧期满，第三次经过蜀道前往京师时，岁月更换，已经是宋神宗赵顼即位的熙宁元年了。仁宗皇帝虽然赏识苏轼，但无奈命短，皇位没坐多久，便撒手人寰了。而在京城内，一场暴风雨式的改革即将到来，苏轼选择在这个时候归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到这场变革中。

这是苏轼第三次远离故土。临行前，家乡的父老在苏家的宅院中种下了一棵荔枝树，祝愿两兄弟一路平安，更期待有朝一日兄弟二人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这一场景，苏轼在后来的《寄蔡子华》诗中曾经写道：“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苏轼在乡亲们热情洋溢的祝福声中踏上了征程，但他没有想到，此去就是天涯海角，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故乡，他注定要在天南海北的飘泊中度过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大概每一个熟悉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在北宋那个中央集权的朝代，北有强辽，西北有西夏、吐蕃，西南有大理。为了加强统治，巩固疆域，抵御外敌，北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把军权、政权、财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皇帝手中。这些军政措施发展到后来，致使其存在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

当时的社会现状，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积贫积弱”。宋神宗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全国大概有1/3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富者有田无税，贫者却负担沉重，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各地农民暴动频繁，社会动荡不安。

在政府内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宋代的官职繁多，机构臃肿；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宋代不断扩充军队数量，官员的薪资以及军费开支非常高，尤其是军费开支，几乎占到整个财政支出的十之八九。

这两个问题一旦重合，结果便是政府的财政支出日益增加，但富豪在兼并土地的同时还隐匿土地，致使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从而引发了北宋政府极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当时“积贫”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由于北宋政府吸取唐代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力削弱武将的兵权。将领们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权力掌握在皇帝手中，但身居后宫的皇帝并不懂军事，所以北宋军队虽然庞大，但是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却极为低下。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北宋连年战败，“积弱”的局面逐渐形成。(www.daowen.com)

随着“积弱”局面的形成，北宋在战败后不得不向辽和西夏缴纳真金白银以维持短暂的和平。当时，北宋每年向西夏输纳银七万两，绢五千匹，茶三万斤，向辽国输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但这仍买不来西北边境的安宁。这样一来，“积贫”的局面反而更加严重，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国家贫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迫在眉睫，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各界要求缓和危机、革除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其实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宋仁宗就曾经进行过一次变革——史称“庆历新政”。当时，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庆历政事（副宰相），以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全国军政机关的副长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实行改革。范仲淹等人提出了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但时隔不久，由于此次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此次改革实行一年零四个月后，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便被相继排斥出朝廷，一系列改革措施也因此而被废止了。

“王安石变法”则是北宋年间比“庆历新政”呼声更为强烈、措施更为齐全、影响更为广泛、遭到的反对更加激烈的一次改革。宋神宗赵顼与宰相王安石是这次变革的领袖人物。

宋神宗赵顼是英宗皇帝的长子，当皇帝时年方20岁，正是血气方刚、励志图强的时候。他在少年时代便深深懂得，北宋积贫积弱的尴尬局面是朝廷最大的屈辱。一登上皇位，他便锐意求治，富国强兵。有一次，他与大臣们谈起公元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辽国却惨败而归的悲惨往事，神宗皇帝无比沉痛地说：“太宗皇帝自燕京城下兵败后，被北虏穷追不舍，随身携带的器物以及嫔妃都被北虏抢走，不翼而飞，而太宗本人竟然腿上连中两箭，年年发病，最后箭伤复发，因病去世，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可是我们还要年年输纳银子和绢帛，这是为人子孙者应当做的吗？”

宋神宗当太子时，非常喜欢读《韩非子》，并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十分感兴趣；此外，他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于王安石在书中阐述的理财治国思想十分赞赏。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是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所写。当时，他由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历任州县地方长官之后，王安石广泛了解到社会的现实与民间的疾苦，他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北宋的现状。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中，王安石分析了宋朝的种种内忧外患，提出了变法革新以及培养人才的想法，希望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实行变法。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针砭时弊、极言变法，为了打消仁宗的顾虑，他还进一步强调说：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熟也，顾一有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但凡朝廷进行大的改革时，关于各方利益的平衡，未必会做得十分周到。一旦触及某一方的利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便会站起来反对，而改革的人也会因此而犹豫不决，于是导致变法终止。在我看来，每一项法律的制定都是为了有利于天下的臣民，其创立之初都要经历一番艰难，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的。如果因为少部分人的反对而废除该项律法，那么老祖宗的法令制度也不会维持到今天了。所以皇帝进行改革的时候，虽然会触及少部分人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高兴，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反对而不顾天下百姓的愿望和呼声。

这些话语在仁宗皇帝那儿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却深深地打动了希望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他多次召王安石进宫谈论时政，君臣一见如故，并在一系列重大国策上取得高度一致。据说，有一次与神宗皇帝畅谈，王安石曾经怀着无比豪迈的心情对神宗说：“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一句话，足以让当时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信心倍增，果断地采取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于是，经过一年的准备与酝酿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雷厉风行的王安石说干就干，一场北宋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变法革新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苏轼刚刚守满丧期回到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