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自注：往日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首诗创作于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初入仕途的苏轼赴任陕西，路过渑池，弟弟苏辙前来相送，手足之情，依依难舍，苏轼写下了这首和诗。

苏辙的原诗是这样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辙所写的是一首怀旧诗。当年，兄弟二人前往京城应试时，曾经到过渑池，并且来到寺中拜访僧人，在墙上题诗，正如诗中所说“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如今故地重游，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人生如梦，充满了变换，不仅生活行无定踪，连整个人生也充满了不可知性与不确定性，就像鸿雁从雪上飞过，偶尔一驻足，才能留下一点印记，可是当鸿飞雪化之后，一切却又不存在了。冥冥中，有什么是不变的呢？苏轼在思索着，他想起了崤山道上骑着蹇驴崎岖前行的村民们：不经历这些人生的坎坷与艰难困苦，又哪里能迎来前路的一马平川呢？

苏轼从人生的变换中领悟到了生命的哲理，又从这些哲理中获得了乐观的力量，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前行着。

入京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今河南渑池县）主簿。对于苏轼兄弟来说，担任这个办理文书等事务的九品官简直就是大材小用，于是兄弟俩都辞不赴任，等待明年举行的制科考试。

所谓“制科考试”，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它不同于三年一次的科考，应试者必须经过大臣举荐，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负责收藏中央各文史机构的珍本书籍及书画）举行“未阁试”，只有成绩合格的人才能参加御试。“制科考试”要求严格，录取人数较少。南北两宋时期的制科考试一共举行了22次，但成绩合格者总共才41人。不过，如果是制科考试出身，会比进士及第更为荣耀。

苏轼兄弟并非常人。第二年，即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苏辙考入第四等（由于前两等基本形同虚设，所以第三等也就是最高等）。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签判的官职。苏辙被任为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推官（掌管审案）。二者都属于正八品官职。

然而，由于苏辙在《御试制科策》中尖锐地抨击宋仁宗，瞬间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考虑到父亲苏洵奉命在京修书，苏辙便自己奏请留京侍奉，苏轼则独自一人，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踏上了前往陕西的仕途。

苏轼出发的时候，正值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的时候，苏辙赶来相送。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分别，想起数年来兄弟二人形影不离，如今却即将山水分隔，天各一方，两人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两人在郑州西门外话别，望着弟弟远去的身影，苏轼内心百感交集，他只能用诗句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于是就有了这首《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于十二月十四日抵达陕西凤翔任所。这里距离京城1170里，是一座边防重镇。然而，苏轼沿途所见到的景象，却无法让他开心起来。这一路，他所见到的都是些破败的景象，人民困苦不堪。数年前与西夏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伤害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很多百姓食不果腹。寒冬腊月，许多贫民却是“可怜身上衣正单”。

怀揣着“致君尧舜上”理想的苏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做出一些改变，让当地的老百姓过得好一点。于是，苏轼从下马开始，便逐步进行了一系列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

所谓凤翔府签判，其实就是凤翔知府的助理官员，其主要职责有：与太守共同处理日常政务，同时签署公文上传下达。此外，还要负责运送政府所需的物资，“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即将当地砍伐的竹木顺着渭河、黄河漂到京城，同时将各种军需物资沿着河流运到前线。

苏轼到凤翔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订当时的衙规，按照时令编木筏竹，减少木筏水运给老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从而使得“衙前之害减半”。

苏轼到凤翔所做的最大一件事，同时也是造福后代的大事，就是倡导当地官民疏浚扩池，从而引城西北凤凰泉水注入，并在湖中种莲植柳，建亭修桥。这一池秀水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凤翔人，并且因为苏轼在此留下许多传唱千古的文章和诗词，东湖也成为凤翔当地的文脉之所在，凤翔众多后代饱学宿儒之士，无一不受苏轼的影响，都读过他的精彩文章。(www.daowen.com)

此外，苏轼深谙民生疾苦，他曾上书当时担任三司使的蔡襄，要求酌情减免凤翔当地老百姓的税收。在他看来，凤翔一带的老百姓刚刚经历战乱不久，急需休养生息，如果政府一味逼迫百姓上缴各种租税，最终只能逼得他们家破人亡、民不聊生。因此，他建议朝廷出台各种利民政策，减少老百姓的负担。他还主张将茶、酒、盐等生活必需品由老百姓自主经营，这样就可以限制官府垄断价格，从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苏轼到凤翔的第二年，正好碰上凤翔久旱不雨，当地旱情严重，禾苗枯焦，老百姓叫苦连天。心系百姓的苏轼便和凤翔民众一起前往太白山求雨，他们求神祈祷，祈求老天爷怜悯苍生，普降甘霖，解除大旱。与此同时，苏轼还在公堂北面的东湖中建造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所。祈雨的活动进行了很久，雨却一直没有下，直到苏轼的亭子建成，突然听到雷声轰鸣，只见满天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干旱解除，凤翔百姓齐声感谢天地。苏轼因此写了一篇著名的散文记叙这件事情，即《喜雨亭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敌，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以乐于此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苏轼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给亭子起名为“喜雨亭”的缘由，文章突出了“喜”字和“雨”字，通篇洋溢着因天降甘霖而喜气洋洋的气氛，同时也展现出初入仕途的苏轼与民同乐的思想。

年轻的苏轼虽然踌躇满志，但他的仕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很快，他就遇上了仕途中的第一道难题——他的顶头上司陈希亮。

陈希亮字公弼，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由京东转运史调任凤翔太守，这一年是苏轼到达凤翔的第三个年头。此人身材不高，又黑又瘦，但目光澄澈，为人刚直，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丝毫不留情面。据说当时的官员们在一起游乐，只要听说陈希亮来了，满座的欢声笑语就会立刻消失，大家都不由自主地严肃起来。这样一个刚正严苛的人，对待下属的严厉可想而知。

凑巧的是，陈希亮也是眉山人，与苏轼为同乡，比苏轼大30多岁，是苏轼的长辈。但是对于这个同乡兼小辈的下属，陈希亮没有丝毫通融，见面不久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由于苏轼是制科考试出身，而且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所以当地官员无论是太守，还是府吏，都尊称他为“苏贤良”。陈希亮上任后，有一次听人这么称呼苏轼，便很不以为然地训斥道：“一个小小的签判，官衙都没有坐热，有什么贤良的？”并将此人打了几大板，弄得苏轼下不了台。

如果说这只是一件小事，那么陈希亮经常对苏轼起草的文章圈圈点点，甚至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则令苏轼气愤不已。苏轼以文名天下，连文坛领袖欧阳修、文章圣手梅圣俞都对他的文章推崇不已，陈希亮却偏偏对他起草的公文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让少年成名、以才气自负的苏轼根本无法接受。

为了表示心中的郁闷和不满，苏轼便写诗讽刺陈希亮摆官架子，说他接见同僚的时候在座位上打瞌睡——“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这一天正是七月十五中元节，苏轼由于心中郁闷，没有参加官府的例会，也不去知府厅堂拜会。没想到陈希亮竟然抓住这一点弹劾苏轼，最后苏轼被罚俸。

苏轼心高气傲，哪里咽得下这口气？正巧此时陈希亮在官府后园中造了一座凌虚台，以便远望终南山。凌虚台建好后，他邀请苏轼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苏轼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文章中揶揄、讥讽陈希亮：

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屦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也，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即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此文在记叙凌虚台修建和命名过程的同时，引古证今，大发世事无常的感慨，同时批判那些有所得便“世而自足”的作风，希望人们可以去探求那些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在文章中，苏轼讥讽陈希亮，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意思是世间万物的盛衰是交替进行、无穷无尽的，凌虚台的盛衰也是如此，或许转瞬之间，它就会变成那长满野草的荒地；同样，人生的盛衰也是如此，有谁能预料到未来呢？如果有人想要以（高台）夸耀于世而自我满足，那就大错特错了。

苏轼将此文呈给陈希亮时，满以为他会勃然大怒，然后将自己的文章大肆删改，没想到陈希亮看完之后，竟没有改动一个字，而且笑着说：“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把苏洵当成我的儿子，那么苏轼也就是我的孙子了。我之所以对这个孙辈平日里十分严厉，实在是因为担心他少年成名，骄傲自满，因此把握不住自己，所以我故意不给他好脸色看，甚至故意挫伤他的锐气。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当真了，还满肚子不高兴呢！

为了让苏轼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他命人将《凌虚台记》一字不漏地刻在凌虚台的石碑上，对于苏轼在文章中的讥讽，他只字不提，慨然接受。

可以说，陈希亮算得上苏轼人生道路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导师。与欧阳修的奖掖后进、大肆提拔不同，陈希亮对苏轼的影响，是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及时泼上一杯冷水，让他能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让他时时清醒、时时提防。这一番苦心，苏轼很快就明白了。

多年以后，当苏轼回忆起在凤翔与陈希亮相处的往事时，他这样写道：“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长辈），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意思是，我在凤翔做官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不太懂事，常常与陈太守发生争执，有时候还怒形于色，现在想来，我真是后悔。

后来，苏轼不仅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字季常）结成了好友，还在陈希亮死后应陈慥之请撰写了《陈公弼传》，以上一段追悔的文字，便出自这篇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