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从企业发展而来的社会企业一般来说做得更加成功一些，主要是这类社会企业会更有市场的感觉，也更知道如何经营一家企业，比如深圳的残友集团（以残疾人为主要员工的IT上市企业）。可以预见，政府将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会企业来推动一些领域的工作，灵活地调动民间资源，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空间。比如，由民间来运作的慈善超市就是一个成长领域，传统的慈善超市发挥的效益日益递减，而国外有的企业，如goodwell超市就做得非常有影响力。此外，在农业等产业发展、社区关系重构、道德文明风尚培育等领域，社会企业也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成长领域，如农村（社区）互助经济组织等^[6]。

［延伸阅读］

社会企业的业务模式

社会企业这一概念最近几年在国内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然而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企业、它的业务模式跟商业企业相比有哪些特点，能说得清楚的人却并不多。这里我想先从一次种树的经历开始讲起。

5年前春天的一天，有几个在“四大”工作的年轻人找到了我，想听听我对于他们一个计划的意见。那时我在北京生活，而北京的春天众所周知，是沙尘暴频繁光顾的季节。这几个年轻人打算订购一批专业的有12层防护的口罩，每一个上面都印上一句与环保有关的标语。然后他们会组织志愿者在北京的闹市区向行人一边解释与沙尘暴有关的知识，一边推销这些口罩，同时给购买者发一张印有一个网址和登录账号的卡片。所有的购买者都可以登录网站，报名参加一次免费的周末郊游种树活动。每个口罩的成本是1．5元，而售价是15元。在收回了成本后，赚得的利润全部用于购买树苗和租用大巴车，最后种下的树所产生的收益转交给一家环保基金会。这几个年轻人还为这个项目特意制作了一个精细的财务模型。

我对他们的计划非常欣赏，也实际参与了两次街头售卖活动。最终整个项目顺利地按计划完成：购买口罩的人获得了一份健康的防护（不少是男生买了给身边一起逛街的女生用）、一次种树的体验和一次郊游交友的机会；志愿者参与了一次公益活动，很多人也在充当街头小贩的经历中锻炼了自己；北京的周边多了一些绿色，也多了一些沙尘暴来袭时的防护；基金会担负起了对树苗的养护责任，也相应地获得了未来的收益。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项目，来自各方的参与者众多，而又都能够从中受益，并且整个项目在财务上是健康而又可持续的——如果几位发起者想要来年继续甚至扩大规模，完全可以留下一部分利润继续投入到这个项目里去。

等等！那么这几位发起人的收益又是什么呢？一次我在一所高校讲课时分享了这个故事，在场的一个学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很困惑地问道：“这个项目有什么意义吗？他们最后什么钱都没挣到。”我用一句反问回答了这个问题：“难道挣钱才是一个项目唯一的意义吗？”

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三根支柱

在传统的观念里，商业和公益完全是两个互不相关甚至截然相反的领域，前者唯利是图、无商不奸，后者君子不言利、好事不留名。然而社会企业的出现正在给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手段和智慧来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用更形象的说法，就是“心”与“脑”的结合。这种结合如今在全球范围内正越来越多地出现。以英国为例，根据2011年最新的调查数据，全英国有超过6．2万家社会企业，从业人员近50万，营业额达到270亿英镑，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小觑的一支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们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以更创新更有效的方式满足着各类社区和社会的需求。

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度正在大幅提高，然而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企业，很多人的标准大概和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判定什么是色情一样：无法清晰地描述，但看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事实上，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有近百种之多，一般人大可不必深究。然而关于社会企业的根本特征，有三点却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同时它们也成为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三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社会效应（social impact），也就是说社会企业成立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从而创造出积极的社会效应，这也是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一家名为Graydon Bakery的面包坊雇佣残障者做面包师，它们用自己网站首页上的一句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区别：“我们不是雇佣他们来烤面包，我们烤面包是为了雇佣他们。”

除了社会效应，社会企业的业务模式还需要同时满足另外两重底线：不破坏环境和财务上可持续（否则，它就仍是传统的非营利组织）。有人将这三重底线概括为社会企业的“3P”：people、planet、profit。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利润并非社会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且社会企业产生的利润也必须大部分或者全部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用于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

这里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地方在于：究竟什么才能被看作是社会效应？狭义的社会效应指的是直接为弱势群体或欠发达地区创造就业机会或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Big Issue是英国一家社会企业的名字，也是一本杂志的名字。这本杂志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销售人员全部是无家可归者。一本杂志售价两英镑，销售人员用一英镑买下杂志，卖出后所得的一个英镑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在这本杂志的目录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的销售人员是在工作，而非乞讨，所以如果您付钱买下了杂志，请务必带走。”并非每一位无家可归者都可以用这份销售所得摆脱困境，但是这份工作至少使他们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区”，而每天站在街头销售的经历，也都是一次和人群接触并重新进入社会的尝试。去年是Big Issue成立20周年，如今它已在10个国家开展了类似的服务，仅在英国，它目前所帮助的无家可归者就超过了2 500人。

广义上的社会效应则包括了对社会道德伦理的重塑、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构，新的生产加工方式（如有机种植）以及在社会企业业务运营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赋权的治理结构和所有权结构等。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合作社（co－operative）、互助社（mutual）等经济形态是社会企业中的一种重要类型，这些机构从事的是商业性活动，却具有很多传统公益慈善组织的特征。它们为自己的成员或者所在社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它们有着“一人一票”式的民主决策机制，而不是按照股份多少说了算；它们在做利润分配时优先考虑社会因素而非资本因素。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公平贸易”是一种典型的对于社会过度市场化的“反制”运动，为的是保护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严重弱势地位的个体种植者的利益。尽管存在多种形态，公平贸易始终致力于重塑市场，利用市场机制重新分配资源和权力，改变国际贸易的不公平结构。各类公平贸易机构也成为社会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社会企业内部员工的组成结构，也可以看出一些隐性的社会效应。调查显示，英国社会企业的领导团队中，有86%至少拥有一名女性董事，有27%拥有黑人或少数民族裔的董事，有7%拥有24岁以下的年轻董事。这些比例均优于商业机构，对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增进社会融入带来了积极影响。

第二根支柱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一样，运营时都需要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然而能够，往往也是必须，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本却是社会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前文所述的种树的项目中，动员大量志愿者的参与正是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所在。

社会企业之所以比商业企业更有可能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本，原因正是在于它是为了创造社会效应而存在的。公众出于对一家社会企业社会效应的认可，才可能会向它捐钱、捐物、捐时间、捐智力。

TOMS是美国的一家生产轻便布鞋的社会企业，它的业务模式非常简单但却非常有效，叫作“买一捐一”，也就是说消费者每买一双鞋，这家公司就会捐赠一双新鞋给发展中国家那些没钱穿鞋的孩子。这个模式在2010年被美国CNN评为当年度“改变世界的10个Idea”之一。截止到2011年底，这家成立刚满5年的公司已经捐出了令人惊讶的200万双鞋，当然也就意味着消费者从它这里购买了同样数量的鞋。由于TOMS的成功，这种模式如今已经有了大量的跟风者，这一模式也被广泛地称作“BOGO模式”（buy one，give one）。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TOMS的成功不仅在于“买一捐一”的策略，还在于广泛地发动了消费者参与营销。很多消费者会拍下自己在不同场合穿着TOMS鞋的照片，或者把收到鞋后第一次试穿的经历拍成视频，上传到TOMS的网站上，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推广作用。TOMS还制作了工具包，供人们免费下载。按照工具包的说明，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在自己举办的派对上插入一个捐赠的环节，也就同时宣传了TOMS的理念。而人们之所以愿意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的确对产品满意，活动也够新鲜有趣，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TOMS所创造的社会效应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资本不仅是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一根重要支柱，同时也是社会企业所创造的社会效应之一。美籍意大利裔学者罗伯特·帕塔南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分析了意大利南北部地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问题后指出，正是意大利北部地区发达的非营利组织网络使得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好于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同时，由于公众热衷加入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资本构建得更好，整个社会充满了互信合作的风气，地方政府在政府的稳定性、财政预算的制定和执行、社会服务的推行以及工农业改革等方面的绩效也都比南部地区更好。他所定义的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会规范和人们的信任程度。社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经常会增加社区人们的交流、增进社会的融入，促进更加稳固的关系网络、增加社会的信任程度，从而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加有机而富于活力的社区和社会。

第三根支柱是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社会企业面临着比商业企业更复杂的外部环境、更苛刻的运营条件、更稀缺的可用资源、更低支付能力的服务对象和更多重的底线要求。这些都意味着社会企业必须要有持续创新的能力才能够可持续经营、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效应。直接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是很多社会企业产生社会效应最简单的方式，但如果产品服务本身没有竞争力，顾客可能会因为善心而光顾一次两次，但却很难长期支持。为了提升产品服务的品质和竞争力，这些社会企业也需要不断创新。

“黑暗中的对话”（Dialogue in the Dark，DiD）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社会企业，旨在通过健全人在全黑环境下的体验，消除社会对残障者的偏见，并为视力障碍者提供平等就业的机会。这家社会企业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为视障者提供的工作是基于他们的长处和潜能，同时通过体验活动改变公众对于视障者的态度，使他们由“同情心”转变为“同理心”，从而促进了残健融合。根据DiD的客户反馈统计，100%的体验者在5年后都不会忘记这个活动和当时导览者的名字，90%的人表示自己会更加自觉地关注盲人的生活。这些数字证明了DiD所创造的社会效应，也使它可以通过自身的运营实现财务上的自负盈亏。如今DiD已通过连锁加盟的方式扩展到了全球超过34个国家的164座城市，包括上海和香港。(www.daowen.com)

在商业领域里，最牛的创新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就像苹果公司，改变了整个业内的生态链，树立了新的行业标准。在社会企业领域也是一样，那些最伟大的社会企业带来了模式的创新，并致力于引发系统性的变革，从而有可能在根本上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在2003年伯恩斯坦出版的那本著名的《如何改变世界》中，阿育王基金会的创始人Bill Drayton表达了在他的眼中社会企业应该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且是通过不断的创新、更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和公众参与，探寻解决社会问题引发社会变革的根本办法。

社会企业领域最知名的机构莫过于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它由社会企业领域里的第一位英雄、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在1976年成立，从事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的业务。与传统“输血式”的扶贫不同，小额贷款不是把钱无偿地交给穷人，而是一种“贷款”，是要用来“造血”。虽然金额很小（折合人民币一般不超过1 000元），但却使处于贫困中的人们获得了必要的启动资金，得以开展一些可能很小但却是可持续的生意，最终靠自己的努力工作来摆脱贫困状态。最初的那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贷款像是“第一动力”，带来的不仅是贫困状况的改变，还由此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甚至妇女也因为有了经济来源而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那么直接把钱捐给穷人不是一样吗？其实不然。撇开在发展中国家捐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腐败不公行为不谈，一来因为贷款需要偿还，所以人们在使用时会更加仔细，才更有可能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彻底摆脱贫困。再者，人们在偿还贷款的过程中还能获得一种自信和尊严感，这恰恰是直接捐赠可能损害的。

小额贷款的还款率远高于一般的商业贷款，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独特的“5人联保”制度。贷款人必须结成5个人的小组，相互担保，一人欠款，会影响整个小组的信用。这就意味着那些受到信任的人会更容易被小组接纳，而通过小组的活动，社区里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变得更加细密扎实。换句话说，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在增加，而充分发挥这些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正是小额贷款模式得以持续的重要保证。

小额贷款直接挑战了“穷人是没有信用”的假设，开创了全新的扶贫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今天，全世界共有超过1万家的机构从事小额贷款业务，100余家专门投资小额贷款业务的机构（Microfinance Investment Vehicles）。即便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市场上的投资金额仍然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仅在孟加拉一国，通过格莱珉银行就帮助了超过800万的贫困人口，年贷款金额超过10亿美元。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格莱珉银行的所有权并不是归于尤努斯，而是广大的小额贷款的借款人，在格莱珉银行董事会的13个席位中，有9位是借款人代表，她们都是文盲，且全部是女性。

2006年，尤努斯教授——这位“穷人的银行家”及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的获奖感言清楚地说明了何以一个经济学教授和一家社会企业会荣获“和平奖”。那篇发言的标题叫作：贫穷是战争的根源。

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三种分类

以上所述的三根支柱构成了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三个特点，而关于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分类则根据不同的分类目的，存在着不同的划分标准。通常而言，业务模式指的是一个组织“创造、传递和实现价值的方式”。由于社会企业有三重底线，所以其业务模式的价值一般也被分为两大类：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依据这两类价值在业务模式中的关系以及对社会投资风险回报的影响，英国著名的社会投资机构CAF Venturesome在2008年提出了社会企业的三种业务模式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社会企业，其业务本身并不直接产生社会效应，但会把利润部分或全部地用于直接产生社会效应的事业。这种类型叫作“补贴模式”（profit generator model）。很多非营利组织开设的营利性分支机构（比如著名国际发展援助机构乐施会开办的几百家慈善商店）和投资业务都属于这一类型。

一些企业也被认为属于这一类型。今年奥运会期间，伦敦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地区竖起了大幅的广告牌，宣传推广4家伦敦有代表性的社会企业，其中包括一家叫作Belu Water的瓶装水公司，它们使用100%碳中和的包装瓶，产品打入了伦敦的顶级餐厅，而一部分利润则用于支持一些世界上最贫困的社区。更为著名的例子要数美国影星保罗·纽曼的“纽曼秘制沙拉酱”，在美国的调味品行业鼎鼎有名。这家企业公开宣传其产品在制作过程中绝不添加任何人造成分和防腐剂，同时，税后所有收入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20多年来，该企业累计共捐赠了超过2亿美元的利润。前面所说的TOMS也属于这一类型。

对于这样的企业是否应该归于“社会企业”，其实存在很大的争议。如果比照前面所说的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三根支柱，我们会发现它们并非完全符合，特别是从“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它们的模式并没有多少创新之处。所以很多人把这类企业只是看作为进行了慈善捐赠的商业企业。

但同样是在这种“补贴模式”下，有些企业却被毫无争议地归于社会企业。Feel Good World是美国的一家知名社会企业，由两个在校大学生创办，通过互联网招募和组织美国高校学生经营销售奶酪三明治，并将利润捐给非洲及南美洲的NGO，以帮助其开展消除饥饿的工作。Feel Good World销售的奶酪三明治就产品而言并无特别之处，但它的销售工作全部由志愿者完成，这些志愿者在销售三明治的同时会向顾客介绍世界面临着的严重饥饿问题，从而把每一次销售行为都变成了一次倡导行动，经常会有顾客在买三明治的同时顺手捐款。Feel Good World还设计了与饥饿议题有关的在线游戏，用来粘住参与的志愿者和顾客，并通过标准化的培训建立更多的志愿者队伍。它的业务模式已经被证明是可持续运作的，每100美元的投入，便能获得120美元的回报，爱心人士的捐款得到了增值，全球范围的饥饿问题也得到了重视。自2005年成立至今，Feel Good World已经在全美24所高校设立分部，共计获得善款128．3万美元。与TOMS相比，Feel Good World不仅是捐赠，更唤起了顾客对于饥饿议题的关注，在业务模式中也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志愿者），并用创新的手法使业务模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所以，它更好地体现了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三根支柱的作用。

第二种类型的社会企业，业务本身能够产生直接的社会效应，但在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之间存在权衡关系。这种类型叫作“权衡模式”（trade－off model）。判断是否属于这一模式有个简单的方式：如果一家社会企业通过减少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式可以增加所创造的社会效应，那么它便属于权衡模式。那些直接雇佣弱势群体的社会企业、小额贷款机构以及从事公平贸易的机构等，都属于该模式。

印度的Aravind眼科医院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眼科医院，它正是这种类型社会企业的典型。印度有20%的人需要眼科护理，然而他们中只有不到10%的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护理，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无谓的失明”，而统计表明，在农村地区，人们在失明后的寿命一般只有2—3年。

1976年，Venkataswamy博士创办了Aravind眼科医院，为穷人提供免费的白内障手术，同时向有支付能力的病人收取费用。这家医院的最大特色在于通过不断的流程优化，实现了“如同麦当劳般的”手术效率——这里的医生平均一年可以做超过2 000个手术，而印度其他医院的医生则只能完成200个。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运营成本的降低，使得Aravind能够在为占总病人数2／3的穷人免费治疗的情况下仍能够实现自负盈亏。而在Venkataswamy博士看来，Aravind的核心优势还不在于高效，而在于其明确的价值观：对于穷人的尊重和关爱。每年Aravind都会招聘大约300个农村女孩，安排她们从事基础护理工作；而全部6家Aravind医院一共雇佣了超过1万名来自贫苦农村的女性员工。为了让穷人在选购眼镜时有更多选择，他们设计了多达10款眼镜，而穷人佩戴眼镜的意愿也因此大幅提升。

第三种类型的社会企业，业务本身不仅能够直接产生社会效应，而且通过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得以产生其利润。这种类型大致可以称作“同步模式”（lockstep模式）。判断是否属于这一模式可以采用与判断“权衡模式”类似的方式：如果一家社会企业通过减少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式并不会增加所创造的社会效应，则它属于同步模式。

有机农业、可再生能源（如风力发电）等行业都存在这一类型的社会企业。同步模式的社会企业相比其他两个类型，目前数量并不算多，而且其产品和服务面临的是高度市场化的竞争，在消费市场尚未成熟、市场规模尚不够大的时候，这类社会企业的经济回报可能与风险并不相称，因而对商业投资人难以构成吸引力，而更需要社会投资人的支持。

但这一类型的社会企业发展前景却十分广阔。根据知名咨询公司Monitor 在2009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在未来的10年间，仅仅是在为年收入3 000美元以下的人群提供住房、农村饮用水、妇女卫生、初等教育和金融服务等五个领域，就可能出现4 000亿—1万亿美元的投资，利润则能够达到1 830亿—6 670亿美元。

英国社会创新领域最权威的研究机构杨氏基金会的报告则指出了未来亟待进行社会创新的若干社会问题领域，包括：老龄化社会、慢性病的增加、成瘾性疾病、重复犯罪率上升、增长的GDP与下降的幸福感、气候变化的影响等。这些领域的共同特点是需要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共同参与，传统的商业创新模式无法发挥大的作用，需要采用社会创新的模式。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则意味着巨大的创业机会。

最后，我想再分享一个杰出的社会企业案例，它仍然和种树有关。

在孟加拉国的农村，很多家庭因为无力负担电能，所以只能砍伐树木来烧火做饭，既带来了当地植被的破坏，也大大增加了室内污染所造成的死亡率（全球每年因室内污染死亡1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格莱珉能源”公司与格莱珉银行合作，由后者向农村家庭提供小额专项贷款，用于购买太阳能板，申请贷款的条件是必须种植3棵树。由于申请人多达数万，所以种下的树的数量也就非常多。这些树所中和的碳排放被世界银行购买，这些钱再返还给农民用于偿还他们的贷款。另外，那些太阳能板也都交由当地的农民在接受了免费培训后自行组装，他们因此而多了一份收入的来源。

整合多方力量、激发受助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创新的业务模式、致力于系统性的解决社会问题，这些正是社会企业的魅力所在。

——《IT经理世界》2012年11月23日　作者顾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