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

人类社会自形成之日起就必须协调在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以及事与事、物与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由此便促生了最早的管理活动。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创造者之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出了灿烂的管理文化，成为人类管理思想宝库中独具特色的部分。追本求源，其端绪就在先秦。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战乱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主张关心国家兴衰与社会治乱，一向注重管理人才的培养。儒家鼻祖孔丘，先后担任过祭祀、喜庆和丧葬礼仪、仓库管理账目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乘田”，后在鲁国先后担任中都任、司空、司寇等官职，主管行政、工程和司法，一生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为政”。孔子以后的儒学大师大多沿袭了这个传统。

1．儒家的人性假设论

管理的对象是人，人性假设必然会成为管理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主要有三种，即性无善无恶论、性善论以及性恶论。

（1）孔子的“性无善无恶论”。孔子认为人性无善与不善之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性情原本相近，但由于个人所处的习俗不同，经过后天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拉开了距离。基于此，孔子认为，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应主要通过道德教化进行管理。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行政命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制约百姓，老百姓只是勉强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耻辱的；用德来治理百姓，用礼来约束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坏事可耻而且能自行纠正错误。

（2）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的善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的本性使然。孟子说：“恻隐（怜爱）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矣。”

孟子认为这些先天的善端存在于人的心性之中，通过后天教育这些善的萌芽成长起来，人的善性就能充分地表现出来。扩充善端，使善性发扬开来，就能使国家安宁，就能保住政权；如果不扩充善端，不发扬善性，就不能侍奉父母，从而变为一个不孝之子。所以，仁、义、礼、智四德是协调家庭和社会的重要伦理规范。

孟子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把人的善性运用到政治领域，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推广到自然界，就是爱护生态环境，就是所谓“仁民爱物”。这就是所谓“推恩”的原则。即从人性善的理论出发，用推恩的原则进行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把人作为管理的核心，运用道德教化，提高人们自觉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和法律的自律性，以协调社会的各种矛盾，使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能达到和谐统一，从而达到管理的目的。

（3）荀子的“性恶论”。性恶论是儒家的一种人性理论，是由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提出来的，继而又为法家重要思想家韩非子所发展，在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荀子性恶论的基本出发点人的本性是恶的，善良是人为的。荀子认为人天生就有趋利避害的自然本性。如果顺从人的“好利恶害”的自然本性而任其发展，人就必然会产生争夺、残杀和淫乱等不道德的行为，而礼义道德正是为了“矫饰人之情性”使之归于善而设，故善为“伪”。

荀子认为如果对人不进行教育、引导，而是放纵、任意让其人欲发展，其结果是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贪污盗窃，吸毒嫖娼，社会乌烟瘴气。要想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必须对人进行教育，不断地改造人的邪恶的一面，使之合乎社会的规范。因此，荀子特别强调管理者应该自觉地担负起礼义教化的责任。

儒家重视对人的本性的探索，不论是对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以及人性二重化的探索，目的都是要建立一个适合人性的管理（治理）模式。现代西方管理学中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儒家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人性的认识在管理学中的地位，他们提出的建立在一定人性论基础之上的管理模式，更具有自觉性和理论性，是对人类管理学的巨大贡献。

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以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整个儒家的理论体系无处不体现着如何成为管理者（统治者），如何当管理者，管理者又应如何管理的内容，这是一个十足的做官理论体系，它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确实提供了有力的管理武器，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导文化理论，确实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性的后果。试想，所有的国民，都向“仕途”这条路上挤，当上统治者的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却再也没有出路了。另外，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处败笔。

（二）道家的管理思想

道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几乎与儒家学说同时产生，并行发展。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道家是相互依存的，儒家是教你如何当官及当什么样的官，当你当不上官的时候，道家就给你提供一个避难处，正好是一对功能各异、效果互补的双胞胎。

道家学说结合《易经》的学说，成为一个比较严谨、逻辑性很强的理论体系，其中充满了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道家学说虽然没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体系，但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发展过程中，儒家学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占有统治地位，但在个别朝代道家学说也曾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而占统治地位。据有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凡是道家的理论占统治地位时，中国社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的思维方式之一。

道家学说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和周易。《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如果把阴阳看做是矛盾的，那么矛盾的统一体就是道。

到了春秋战国年代，由老子所著的《老子》和庄周所著的《庄子》成为道家的经典著作。一般来说，他们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从整体内容来看，道家学说以道为中心和纲领，从道出发，然后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因时、因地、因人、因势、因需要，向四面八方扩展开来。这样就可以把中国古代另外的8个学派通过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融合起来，合而为一。从道出发，以道为归依，这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来看，是有道理的，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的支配下运行和发展的。谁掌握了这一事物发展的规律，谁就成为事物发展的真正主宰。

阴阳这个概念是中国古代先人智者所独创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氏，《易经》对此有专门的叙述。在道家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两个方面组成，即凡是正面的、表现积极性的事物都属于阳，如生命、公平、善良、正义、光明、和平、热情，等等；凡是处于消极的事物都是属于阴，如：死亡、罪恶、不公、黑暗、战争等。即使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把事物划分为阴阳，如上是阳下是阴，前为阳后为阴，等等。阴和阳是永远不能孤立存在的，就和事物的矛盾一样，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两者间不断相互作用。这样的作用力不仅存在于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思想之中。在这个原理的作用下，事物相正相反，相克相生，相激相荡，相辅相存。因此阴阳这对矛盾由于作用不同的情况就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如：相生、相克、转化、共存、互惠、相比和统一。

相生是指矛盾的一个方面增长了，为了平衡，矛盾的另一方面也随之增长。这样，相互促进而不断地生长，直到系统破坏为止。

相克是指因矛盾的一个方面低于矛盾的另一个方面，这样另一个矛盾方面就随之降低，而原来的那个方面就比原先还要低，这样，矛盾就相互不断的相抵，直至结束。

转化是指阴阳矛盾在互相作用时，由一方转化为另一方。一般来说是当阳的力量发展到了极点的时候，原来阳的力量就转化为阴的力量，同样，原来阴的力量发展到极点的时候，就转化为阳的力量。白天和黑夜的变化，乐极生悲，苦尽甘来，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共存是指矛盾，虽然两者属性不同，但是却彼此相互依存，共同存在。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一旦有一方积累到一定量时候，就会出现新的不平衡。

互惠是指矛盾在互相作用时虽然彼此作用相反，但是缺少另一方，那么整体的功能就不存在，为了整体的功能，通常是互惠共存的，如：磁铁的正负两极。

相比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如果大的是阳，那么小的就是阴，但是大小是相对的，对一个物体来说是大的，但是对另一个物体来说可能就是属于小的；原来是阳的，但换了一个角度可能就是属于阴的。这样就有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绝对的观念，《庄子》一书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充满了辩证思维的智慧。

这些观点是这样统一起来的：“从阴过渡到阳，或从阳过渡到阴，从单纯的解剖的观点来分析，所谓的过渡，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否定就是反对，否定是动态的，一经开始否定，就不停地否定下去，一直到全盘否定才告一段落。也就是阳过渡到阴的完成，完成这一个否定，一个否定了的再遭一次否定，负负得正，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在宇宙包罗万象的万事万物中，尽管阴阳的作用在支配着事物的发展，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个进化的因素。当他们回到了原处以后，通常已不是百分之百的原处，而是一个已经进化了的原处，原来的原处是正的，返回来的原处是负的，因此宇宙事物的进化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依辩证法的原理来进行的，这个统一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的统一。中国古代的道家就用一个圆圈中间有黑鱼吃白鱼的太极图来表示这一矛盾的统一。

（三）法家的管理思想

法家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学派，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在历史上先秦法家对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生产关系的产生、国家的统一以及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晋是法家的发祥地。法家分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

前期法家主要是指战国初期出现的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他们的贡献突出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方面。商鞅是这一时期法家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国执政二十年，锐意变法图强，实行最彻底的改革，使秦国长期积贫积弱的局面迅速得到改变。秦国法家以商鞅改革材料为内容，形成《商君书》。

后期法家是指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韩非子（约前280-前233年），他的杰出贡献主要是在政治学术思想方面，他批判、总结、吸收了前期法家政治经验和思想遗产的成果，即把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法家观点为指导，以荀子思想为思辨，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韩非子著有《韩非子》一书。

1、以法治国的行政管理思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严刑厚赏，“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所谓“以法治国”，就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君必有明法正义”，“治国无其法则乱”。他们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而且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以及“刑无等级”，“不失疏远，不违亲近”。而“法治”的核心则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即韩非子所说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尊主”才能“明法”、“崇法”。

2、“富国以农”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把农业看做是富国的唯一途径，“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在法家看来，农业即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即农业，两者完全是等同的。法家首先提出农战政策，“耕战合一”、“寓兵于农”，农战实施的目的就是实现“富国强兵”。为了发展农业，法家重本抑末，否定工商业。

3、贤能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

法家提倡贤能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官贤者量其能，赋禄者称其功”。韩非认为，世人的天性都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实行严格的赏罚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他说：“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韩非子主张尽国之才，尽人之智，“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

（四）墨家的管理思想

墨家的管理思想强调“兼爱”、“非攻”、“尚同”、“尚贤”、“节用”，同时还赞成劳动过程分工的合理性，提出“各从事其所能”的原则。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只是后来发现儒家学说烦琐，劳民伤财，才背周道而用夏政，遂成墨家学派。在具体的管理思想上，儒家为求仁义孝道，主张“三年之丧”，墨家为求生产发展、节用、富强则提倡“非丧”。在义利关系上，儒家认为义利不可兼得，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家认为“义，利也”，义利可以和谐统一。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有差别的仁爱，墨家主张无人我差别、无远近亲疏差别的泛爱。儒家主张“故旧不遗”的“亲亲”的选投制度，墨家则提出了“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的“尚贤”制度。

（五）兵家的管理思想

兵家十分重视管理中谋略的运用，管理的战略和策略均正确运用，是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还强调管理的环境，即天时、地利、人和的运用等。兵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孙武，他的主要管理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思想

孙武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在著作中对谋略问题着墨尤其多。孙子强调要在战前对事关全局的战略进行部署和谋划，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按照战争中各个方面、各个阶段的关系来决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孙子提倡“上兵伐谋”。计谋主要内容有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谋略需要“知己知彼”，孙子强调只有通过各种方法获得敌方的信息，才能明白对方的意图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达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

2、权变管理思想

孙武把权变管理的原则归结为：“合乎利而动，不合乎利而止。”战略目标不可变，但实现战略目标的战术是多变的。一是出奇制胜，“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出奇制胜就是运用与众不同的手段，以出人意料的斗争谋略与方法取胜于敌。二是迂直制胜，“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故意迂回绕道，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做到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的要地。三是以快制胜，“兵贵胜，不贵久。”兵贵神速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3、人才管理思想

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者，善于量才用人也；“任势”者，善于造势和利用形势也。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用人才，利用形势，以战胜敌人。从“择人”方面而言，兵战固然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竞争。在战争中，谁拥有人才，谁就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谁就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因此，挑选将领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什么人能当将领？孙武的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六）农家学派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生态意识的民族，生态意识在中国获得了丰富的内容，农家学派作为一个重要学派，也参加了百家争鸣的大合唱中。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农家思想对生态农业十分重视，在总结了“天时”、“地利”、“人力”的同时，摸索出一套“顺天之时”的实践经验。农家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不劳而食。他的思想，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反映，集中显示了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淳朴本色，表达了企图解除现实压迫的强烈愿望，充满对想像中的平均社会的美好憧憬，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许行的事迹在行秦史籍中未见记载，其主要言行在《孟子·滕文公》等著作有一些记述。

（七）名家学派

名家学派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哲学流派。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其地位不及儒、墨、道、法诸家重要，对后世的影响也远不及上述诸家，但它却是战国中期一个非常活跃的学派。

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是惠施（惠子）、公孙龙等，他们在管理上的观念并不只是鼓励人民劳苦工作或树立具有典范意义上的良好习惯，而是在于制定完美的计划和通过有效的沟通来完成这一计划。在名家那里，计划是由许多概念和定义组合在一起的。这是一种合理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了完美的计划。而有效的沟通，就是说话的人能够通过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听者能领会说话者的意愿和确实含义。这就是说，在一个组织中，从事一种活动，人与人之间总是存在着信息的交流，而交流的质量如何在于对所说的每个词语的概念和定义要有明确的规定，要使得双方都明白；否则就是各说各的话，这样必然会导致一团混乱，团体合作也无法达到。

这里有一个逻辑方面的故事，说明名家所强调的词语的明确是组织管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即坚石非石，白马非马。石和马都是一个笼统的词，马有白马，也有黄骠马等各色的马，如果把白马认为是所有的马，或者把所有的马都认为是白马，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

在组织管理中有一个对问题认同的问题。在当时，如果说要把经济搞好，那么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解释。对贵族来说，它的意义是生活能更奢华一些，再多收点租税；对商人来说，则是要把货物卖出去并且把价格再抬高一些；而对农民来说，就是要少交租税，生活更幸福一点。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运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许是比较理想的。人类历史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是一条比较能令人信服的原则，如果一个人手中有强权，这种原则遭到破坏的时候，就会使组织行为发生巨大的偏差。

（八）纵横学派

纵横学派起源于苏秦取得六国相印的合纵和张仪连六国而事秦的连横。

纵横学派的特点是以口舌为武器进行外交对抗。他们认为战争会使人类发生大量死亡，而如果把军事换成外交，把武器换成三寸不烂之舌，也一样能取得与战争同样的效果。这是费小而利大、费少而利多的事，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呢?

这一观点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达到预定目的。他们把那些谋划、计策、战略、战术等都通过谈判来解决，大至国家，小至个人福利，无论权威、财富、地位，甚至男女情爱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由于武器就是舌头，既不流血又不费财就能达到目的，因此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一种最进步、最明智的方法。所以，如果把这一思想扩大到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交往中，谈判就是管理。无论是在处理内部矛盾还是在处理外部斗争时，第一步是谈判，最后一步还是谈判。

二、秦汉时期的管理思想(www.daowen.com)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大转折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步确立时期。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开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为止，共440年。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对后世影响甚深。由于新生的封建社会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并以前所未有的实践活动开创新的社会发展史，因此新的管理思想就在制度的建立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得到蓄积和发展。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代表人物是李斯、司马迁、董仲舒等。

1．重农抑商的管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定和形成始于秦汉时期，并成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奉行的主要经济管理思想和政策。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的建议，实行“上农除末”，继续推行秦的重农抑商政策来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汉承秦制，仍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限制了富商大贾。汉初贾谊、晁错都是重农抑商论者。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

2．货币制度中所体现的管理思想

秦统一中国后，废除六国旧币，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秦统一货币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黄金以镒为单位，铜钱以半两为单位，这是主要流通货币；二是废除旧币，珠玉、龟贝、银锡之类可作为器饰宝藏，一律不作货币流通。秦统一货币后，克服了原来流通中货币换算的困难，便利了各地区间的商品交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轻重论”与“善因论”经济管理思想

到西汉中期，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宏观管理方面，形成并实践了国家严格控制经济的“轻重论”。“轻重论”最早来源于管子的宏观调控思想。“轻重”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个经济范畴，最初是指货币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后来人们逐渐扩大了“轻重”概念的使用范围，不仅货币有轻重，其他物品特别是商品也有轻重，价格低者为轻，高者为重。研究货币和商品的轻重关系，以服务于国家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就是“轻重论”。西汉著名理财家桑弘羊就是“轻重论”的实践者，他运用管子轻重之学，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统一铸币权等重要经济政策，解决了汉武帝时期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为西汉王朝的强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此相反，司马迁提出了反对国家过多控制和干预经济的“善因论”。司马迁的“善因论”主要内容为社会经济发展有其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是人的求富欲望，国家的经济政策应顺应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而不是通过任何行政命令以及法律措施去干预它，这与汉代初推行“无为而治”相适应。形成其自成一家的“善因论”经济管理思想。

从此，“轻重论”和“善因论”这两种对立的经济管理思想，成为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并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两种基本方式。

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管理思想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从公元220年魏国建立，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共740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大分裂到隋唐的重新统一和全面繁荣，再到五代时期的分裂割据的历史发展轨迹。在这一曲折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人们为适应社会历史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多领域内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和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当然，在这些经验、教训中也蕴涵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经济管理思想非常活跃，在土地、货币、赋税、农业、工商业等诸多领域内都有体现。

1．土地管理思想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在土地管理方面提出了“屯田”、“占田”和“均田”三种土地管理模式。

（1）屯田制。建安元年，曹操为解决军粮供应的困难和安置流民推行屯田制，开始在许昌附近屯田，后又向各地推广。屯田区不隶属于郡县，而是直属中央的大司农，由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管理。屯田制是曹魏政权以军事强制形式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进行地租剥削的一种土地制度，同时，它的推行对安置流民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占田制。西晋统一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布了占田法令，规定男子可占田70亩，女子可占田30亩。占田是政府规定农民占有土地的一个指标，至于农民是否占足规定的数量，政府并不过问。占田制对官僚、士族所占的土地、人口规定了一个限额，对其兼并土地有一定限制作用。同时，占田制规定农民和课田的数额，使农民有可能依法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缴纳固定的租税，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西晋初年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安定局面，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康繁荣”。

（3）均田制。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制，把国有土地和无主荒地按规定的数量授予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受田农民在规定的期限内使用土地，并承担国家赋役。此后，北齐、北周、隋唐、五代都实行均田制，使之成为延续时间最长的土地管理模式。

2．货币管理思想

北魏大都督高恭之提出“铸币成本思想”，认为改铸较重的五铢钱，提高铸币成本，能解决私铸问题，而南朝沈庆之则主张民间“自由铸币”。唐朝重视解决“钱重物轻”的问题，六部尚书杨于陵提出“加速钱币流通”的观点；韩愈也从货币本身出发，提出“四条货币管理”方法。

3．农业管理思想

在农业管理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中。该书系统地记载和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经验，内容包括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土壤肥料、果树蔬菜、畜牧兽医、养鱼、养蚕、农副产品加工等许多技术。《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的农书，是我国古代农业管理思想的代表之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

4．工商业管理思想

唐太宗李世民对工商业采取鼓励和放任的管理态度，韩愈为“富商辩护”以及刘秩提出“钱轻伤贾”之说，对工商业发展持肯定态度，而不再强调“抑末”。此外，唐朝刘晏还创设“市场贸易管理制度”和更新“经济人事管理制度”，把商业活动和商业运作纳入法治轨道。

5．赋税管理思想

西晋将田租与户调合一，通行户税。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到唐中期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以钱（货币）代赋税；韩愈则反对“以钱计税”，要求征收实物。

四、宋元时期的管理思想

宋元时期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368年，包括宋朝和元朝两个统一的封建政权和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在这一时期，政局相对稳定，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在改革和强化行政管理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还是在改革国民经济体制、发展商品货币管理和工商业贸易管理等方面都表现出积极的变化，获得了良好的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

宋元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两朝开明统治者（如赵匡胤、忽必烈等）和一些政治家或理财家（如王安石、沈括、卢世荣等），对经济管理模式、货币管理、工商业贸易管理、理财等经济管理领域，结合社会实际需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经济管理思想

宋初，对国家的经济发展采用的是一种既干涉又放任的混合型管理模式。具体来说，对土地和农业的管理倾向于放任，而对工商业则侧重于干涉。王安石在变法中所采用的经济管理模式是以干预为主要倾向的集中性的国家统制经济管理模式。一方面，认为对商业不能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国家应干预；另一方面，反对国家完全垄断商业，应允许私营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元朝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宋朝经济放任的思想，元世祖忽必烈把“事从因革”作为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指导思想。所谓“事从因革”，就是对于既有的制度、办法、习俗可用则用，应革则革，即按照各地区原有的经济管理模式管理经济，而不把蒙古的生产经营方式强加于各地区。

2．货币管理思想

北宋时期，商业流通中不仅有铜钱、铁钱，还有“盐钞”和四川地区可兑换纸币的“交子”，加重了货币流通的混乱局面，但纸币在流通中尚不居重要地位。到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纸币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发行纸币有十足的金银作准备金；②政府在各路设立平准库，准许民间持纸币随时兑换金银；③一切赋税征收及其他支付均以钞为准；④严格控制发行数量；⑤控制物价，保证币值稳定；⑥设置专门管理货币的组织机构，加强对货币的调控。如此一来，纸币成了元朝的主要货币，元朝也因之成为第一个实现纸币统一的封建王朝。

3．工商业贸易管理思想

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朝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代表性。王安石的工商业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均输法”和“市易法”中。“均输法”要求政府直接参与商业与市场活动并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市易法”则是主张官商和私商相结合的经营管理形式。元朝“崇尚商业”，往往选用商人主持朝政，例如汉族大富商卢世荣曾掌握元朝政治经济大权。

五、明朝时期的管理思想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自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建国起到以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为止，明朝对中国统治时间达276年。纵观明朝，令人感慨：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农民起义军为基础建立的明朝，而最后其一手缔造的朱明王朝同样是被农民起义军所颠覆，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巨大玩笑，但自有其道理。

元末，蒙古统治者从狭隘的民族利益出发，实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再加上统治不善，致使广大汉族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苦不堪言。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卑微，但他顺应民心，揭竿而起，终于赢得了天下。明朝建立后，统治者尚能体察民情，了解并关心民间疾苦，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但其在政治上却大力加强封建专制制度，国家统治机器日益完善。这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初创时期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通过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封建君主专制登峰造极，臣下的权力日益减少，不能放手办差。其次，中央集权的加强虽有利于对人民的控制和维持稳定，但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事成于此，亦败于此。正所谓“民为国之本”，一旦国本动摇，社稷危哉，这在后来表现得尤为明显。

明朝前几位君主还算贤明，但后来便一代不如一代，一个比一个荒诞，，他们却又都继承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的性格，滥用厂卫、锦衣卫，随意诛戮大臣，以至大臣人人自危，又兼采用八股取士，使明朝统治阶层人才难觅。明朝虽然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然却屡受外族侵辱，国势衰微。另外，高度的中央集权必然导致权力滥用。

面对惨痛的社会现实，一些封建士大夫痛心疾首，他们没有放弃努力，以经世救国的伟大抱负，力求改变社会现状，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其中的杰出代表是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撤换了宰相，另设内阁，内阁首辅就此便拥有了类似宰相的权力。张居正正是凭借其内阁首辅的地位，对明朝建国以来的各种弊症实施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一度缓和了统治危机，实现了国力增长的预定目标。然而，可叹的是，随着张居正的辞世，改革立即被以朱翊钧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所否定，张居正家遭抄灭，他本人也差点遭受掘墓戮尸之辱。明朝的最后一场自救行动就这样毁在了当权者的手里，但张居正改革的功绩不会被人们遗忘，改革中张居正所运用的管理思想至今尚值得时人研究。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湖北江陵人。始祖张福，原为庐州合肥人，元末从明太祖朱元璋起义于濠州，后授归州（今湖北秭归）长宁新世袭千户，至第四代祖自秭归徙家江陵。张居正领导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后一次改革。他一度挽救了明王朝中期的统治危机，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政治家和理财家。

（1）张居正的人才管理思想。张居正改革的纲领是：“尊于权，课吏治，行赏罚，一号令。”对官员实行“考试法”，是他从事全面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陈六事疏》的“核名实”一条中，不仅提出了实施“考试法”的改革措施，也表述了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即“一以功实为准”和“用人贵顺”。

“一以功实为准”，在本质上是一个用人标准的问题，也就是要依据实际功绩作为用人的标准。张居正主张用“考试法”把传统的“三年考绩”具体化到日常公务活动中去。他要求各级官员把拟办之各列项上报两级备查，在执行过程中主管上级依项考试，逐一批注，作出考绩实录。然后，依据考绩实录把勤政官员列为“上考”，加以重用，对那些只说不做、一事无成的惰政者与腐败者，给予降职或其他惩处。“考试法”推行了仅几年，国家就出现了“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局面。这个期间，国家政令之畅通，几近洪武初年的局面。

“用人贵顺”是张居正用人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从天乾地坤、君尊臣卑的伦理思想中总结出为君主政治培植忠顺臣吏的思想，这大大加重了他的用人思想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

（2）张居正的经济管理思想。张居正自嘉靖二十六年进入翰林院以来，博览古籍，注意总结历代封建帝王治国理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以利用”的观点，发表了“要固本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是以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的所谓“固本清源”的主张。入阁后，面对嘉靖之乱世，他就在“固本清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正本清源”作为施政的指导思想，他说：“人君德修政，以结民心为本，天下之患，每出所亡之外，秦亡之戍卒。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张居正还认识到开发财源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根本，从而提出了“省征发，轻关市”，以深开源流，固植国本。如果征发繁科，税源不清，就必然使民不能保，邦本不能宁，国本不能固，所以清源和固本不能分离。

六、清代的管理思想

在史学界，对于清史的研究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分水岭便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在世界特别是在东方有较大影响力，但已是夕阳西下。而鸦片战争后的清代，虽已经步人近代，但国力日渐衰落，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管理思想

清代从清太宗皇太极称帝算起，迄鸦片战争爆发为止，共计204年。作为一个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能够统治一个地域广阔、文明发达的地区达如此之久，并且还很好地延续了人类文明，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清代统治者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自有其优越与独到之处。他们的管理思想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康熙皇帝为杰出代表。

康熙一生文治武功，是我国少数民族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人才管理思想、政治管理思想经济管理思想以及军事管理思想值得后人借鉴。

（1）康熙的政治管理思想。康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雄才大略，有远见卓识，不拘泥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对于缓和清军入关以来的满汉民族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他关心民间疾苦，倡廉惩贪，使得吏治安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康熙即位之初，采取了一系列笼络政策，逐步修订圈地、逃人、投充等含有压迫汉族内容的政策、法令并全面调整江南政策，全面照顾了汉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在新形势下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奠定了坚实基础。

康熙还重用汉人，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建立密切关系。在政治统治上，康熙通过禁抑诸王特权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在吏治方面，他贯彻“端本澄源”、“源清流洁”的思想。他说：“朝廷政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一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基于这种认识，他把察吏安民重点放在考察高级官吏上。康熙时期考察高级官吏的专门机构和专门队伍是六科给事中和各道监察御史，简称科道官。二者都是皇帝耳目，品级不高，职权颇重。给事中掌规谏封驳，主要是对上；御史专主纠弹官员，主要是对下。康熙对科道官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态度，利用其纠劾百官，稽考庶政；限制其结党营私，侵犯皇权。

（2）康熙的经济管理思想。康熙在位期间注重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①重视农业发展。康熙在《农桑论》、《重农桑》等文中，精辟概括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衣食来自农桑的道理。因此，国家不能不关心农业，不能不重视农业，“前史民乱，率起于饥”。康熙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亲自部署屯田，并鼓励农民垦荒，在垦荒过程中，有明确产权和延长起科年限两大措施。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大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②改革赋役制度。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康熙通过改进地丁银征收办法来均平赋役负担，防止不法官吏舞弊。

③体恤民情，赈灾济荒。康熙对灾荒向来重视，把救灾视为养民之职。康熙曾提倡地方各级官员设仓储粮，州县设常平仓，村镇设义仓和社仓，夏秋收割之际，劝谕百姓量力集输，并将捐助者姓名及数量注册上报。到春季将这些仓粮贷给缺粮户，秋季如数收回。遇到一般灾荒，一仓米便可应急。

（3）康熙的人才管理思想。康熙遵循克求实才的用人思想，强调先立品行而次及文学，奖求廉能以及注重启用科学人才。为此，改革科举制度，取消八股文考试，改用以策论取士，使科举向选拔治国真才靠拢。另外，信用“亲察”是康熙用人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借鉴古代帝王治国的经验，深知对人才的识别障碍重重，只有“亲察”才是比较可靠的方法。康熙的“亲察”主要表现在陛辞、读疏、出巡和御考四个方面。

在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和黄宗羲。顾炎武（1613-1682），主张舆论监督，提出了著名的“分权众治”的政治主张。他强调，治天下，则必须改“独治”为“众治”，从集权到分权。黄宗羲（1610-1695）是明末清初一位博学的思想家，一生成就宏富，著作有《宋元学案》、《南雷文定》等。黄宗羲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更迭的动荡时期，他深刻地看到当时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民主思想并对管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黄宗羲的关注中，还很少有人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去透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对于管理的贡献。

2．鸦片战争后的清代管理思想

鸦片战争后的清代管理思想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思想。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始于晚清，辛亥革命后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与外国资本的工商企业相比，民族资本企业不仅技术设备落后，资金短缺，在管理制度、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方面，也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专制、封闭、低效率是其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某些民族资本企业能够生存和发展，与民族资本家们对管理经验的不断总结，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引进和对管理方法的不断创新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民族企业家的管理经验和由此而形成的管理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点：“一是注意经营决策；二是重视产品竞争力；三是勇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四是建设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精神。”

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进步人士的管理思想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代表性人物是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近代著名改革家和思想家。他出生于累代仕宦家庭，曾祖、祖父、父亲以及外祖父都在朝内做官，并且是很有学识的人。龚自珍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38岁中进士，先后在清朝中央政府任武英殿校录、礼部主事、内阁中书等闲职20年。1834年，因遭权臣穆彰阿排斥，愤而辞官南下，后在云阳书院任讲席。1841午死于云阳书院，年仅49岁。龚自珍的著作被编定为《定庵文集》、《续集》、《补集》、《别集》等各种刊本，而以1959年出版的《龚自珍全集》收录最完备。龚自珍的思想散见于他的这些著述中。

龚自珍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改善群臣上下级关系为重点的行政管理改革建议。他还针对官僚体制的腐朽和废弛，提出了以人才培养和管理为中心的吏治改革主张。另外，龚自珍还在探寻社会动乱的经济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