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
——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

一、为何是“报刊研究”

几年前，我在北大主持召开“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研讨会，曾做“自报家门”性质的发言——《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思路为例》^[1]；第二年，应邀到台湾大学中文系讲学，又在“晚清文学与文化”专题课上，增设一讲，专门谈论“报刊研究的视野与策略”^[2]。这回“故技重演”，在香港中文大学组织学术会议，以“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为题，且自告奋勇，谈论“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作为文学史研究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报刊研究”，并非想推销什么“成功秘诀”，而是在具体实践中，碰到了很多困难，希望借此机会，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从二十年前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关注清末民初的西学大潮如何开启了“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到即将由香港三联书店刊行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特别强调报刊阅读及阐释的多样性^[3]。在这期间，我做过不少个案研究（如撰文讨论《教会新报》、《点石斋画报》、《新小说》、《新青年》等），也尝试过若干综合论述（如《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报刊研究的视野与策略》、《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等），还指导（或参与指导）过十几篇有关“大众传媒”的硕士及博士论文，可以说，对于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虽成绩不大，却深知其中甘苦。

表面上，报刊研究很好做，只要肯吃苦，像傅斯年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就行了。再说，晚清以降一百多年间出现的有影响的报刊数量惊人，至今还有很多研究的“空白点”，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似乎“旱涝保收”。可真的登堂入室，你会发现，处处是陷阱，做好其实很不容易。除了“资料功夫”，更重要的，很可能是研究者的眼光、趣味及学养。

做报刊研究，找资料很辛苦，这是不争的事实。记得1997年春，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演讲，提到北大中文系为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现代文学史料学”专题课，为了培养“学术感觉”，要求他/她们摸索三两种旧报刊，做初步的研究。主持演讲的李欧梵教授戏称，那是你们北大“得天独厚”，图书馆旧报刊收藏丰富，才敢这么做。想想也是，资料是否凑手，直接制约着研究者的思路及趣味。常听到外地工作的学生抱怨，找不到研究所需的图书及报刊。

可最近十几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第一，大量的晚清及民国年间的重要报刊影印出版，海内外大学图书馆多有入藏。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脑技术的发达带来的图书文献复制的便利，晚清与民国报刊的重印也出现了热潮。网上检索的结果令人惊讶，如今的影印本已不再如此前的单种或小规模出版，而多以“汇编”、“集成”的名目出现。涉及领域之多也让人瞠目，诸如《民国文物考古期刊汇编》二十四册、《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七十册、《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二百零八册加《补编》八十六册、《中国少数民族旧期刊集成》一百册、《中国近现代女性期刊汇编》一百四十八册等，而《中国共产党早期刊物汇编》八册，已经算是其中最单薄的出品了。除此之外，以时段区隔，则有《抗日战争期刊汇编》四十册；而在一套《民国珍稀期刊》之外，又分地域推出了《民国珍稀短刊断刊》，已出版者有山东卷、广东卷、广西卷等，和《民国珍稀期刊》一样，显露出聚沙成塔的浩瀚气势。上述诸种汇编本，均为2005年以后的出版物，且以2006年以来为最集中。在此一出版潮流的裹挟下，1991年率先辑印《中国近代期刊汇刊》六种的中华书局也闻风而动，急起直追，从2006年9月开始，此项搁置已久的项目重新启动，除陆续新出的《民报》、《湘报》、《新民丛报》外，十五年前首印的《清议报》也获得了重版的机会。

第二，各大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发展很快，尤其是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里的“民国期刊”，以及浙江大学图书馆的“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里的“民国期刊”，有很多好东西；不少以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晚清及民国年间刊行的旧杂志，现在可从网上直接阅读甚至下载，几乎变得唾手可得。想当初背着书包，带着干粮，千里迢迢，四处寻访珍贵的旧书刊，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目前能在网上检索、阅读的旧杂志，数量虽然有限，但这毕竟标示着一种发展趋势。

第三，不少大学图书馆提供“文献传递”服务。读者提交申请，注明所需文献类别（书籍、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及出处，图书馆则依托全国甚至全世界图书馆网络，确定文献所在地，然后代为申请及传递。当然，这需要提交一定的费用。为鼓励读者使用此项服务，不少高校图书馆制定了优惠政策，如北大给教师提供一定量的免费服务，对研究生则减免50％的费用。

如此便利，预示着“旧报刊”作为研究对象的条件正逐渐成熟，这就难怪，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多有以此为题的。据秦弓（张中良）统计，已知八百一十一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作家研究一百八十六篇，其中鲁迅六十一篇，沈从文十二篇，老舍、周作人并列第三，各十一篇。值得注意的是，“报刊出版研究相当活跃”，总共有四十余篇，其中《新青年》、《现代》最多，各五篇；《小说月报》次之，四篇；《晨报·副刊》第三，三篇^[4]。这还不包括数量更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更不要说本科毕业论文），或其他专业（如中国近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还有历史系及新闻学院的相关专业等）的博士论文。这就难怪，在圈内人看来，谈“文学”而旁及或选择“报刊”，已是大潮汹涌。

正因主力军是学位论文，需要抢时间赶速度，无暇精雕细刻，近年国内完成或出版的诸多报刊研究著作，在我看来，大多不及日本学者的著述精细^[5]，多有虎头蛇尾之嫌。但由于著述数量可观，虽论述比较粗疏，风气已然形成。如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7年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有三篇讨论《申报》馆及报载小说的^[6]；这与指导教师的个人趣味及着意组织有一定的关系，属于特例。而各大学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多有选择类似题目的。就以已出版（发表）并引起学界关注者为例，北京大学中文系雷世文的博士论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30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柳珊的博士论文《在历史缝隙间挣扎——1910—1920年间的〈小说月报〉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林的博士论文《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吴果中的博士论文《〈良友〉画报与上海都市文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潘建国的两个博士后出站报告《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和《近代书局与白话小说——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都值得推荐。

相对于各大图书馆收藏较多的杂志（尤其是著名期刊）来说，查阅并研究报纸的难度要大得多。其中，1840—1949年间产生于上海、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小报”，是如何影响国人的都市想象与文学生产的，有两本书做得不错，一是李楠提交给河南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一是孟兆臣利用在上海师范大学念博士期间积累的资料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前者思路完整，有不少精彩的论述；后者谈论南北小报和报人小说的“上篇”固然不错，更值得期待的是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的“下篇”——《中国近代小报小说目录初编》。这么说，是因为我认定，这种资料汇集与整理，虽说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但对于学界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二、北大学生的状态

根据我的初步统计，最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共有七十三篇（参见附录），其中讨论报纸、杂志、书局的四十七篇（博士论文十五篇，硕士论文三十二篇），研究电影的十三篇（博士论文两篇，硕士论文十一篇），探究电视、网络、广告的十三篇（博士论文四篇，硕士论文九篇）。换句话说，历来以作家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文系（尤其是文学专业）学生，开始与新闻学院、电影学院、历史系或文化研究系学生争锋，大谈特谈“报刊”、“影视”乃至“网络”。如此学术风尚，如何评价其功过与得失？

首先得声明，这里开列的论文，是题目中已显“大众传媒”色彩的；至于题目中不显山露水，而在论述时大加借鉴的，尚不在此列。举两部我参加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为例，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严家炎指导，1999年提交答辩），关注穆时英1935年8月11日至9月10日连载于上海《晨报》上长达四万字的理论文章《电影艺术防御战》等，讨论其电影兴趣与修养如何影响了新的小说范式的形成；田炳锡的《徐卓呆与中国大众文化》（严家炎指导，2000年提交答辩），第五章专门讨论滑稽小说家徐卓呆投入电影界后如何转变小说叙事方式，以及他擅长的滑稽片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怎样生存及发展。

这七十三篇谈论“大众传媒”的硕士及博士论文，共涉及以下学科：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学、民间文学、语言学、语音学、应用语言学。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科布局中，除了古典文献和古代文学，其他专业的学生，全都有人涉足了。当然，主体部分是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生。

在我所开列的北大有关“大众传媒”研究的三大块里，数量最多且水平较高的，是关于报纸、杂志、书局的研究。这么说，不含褒贬，更不是否认后两者的发展前景。相反，我认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流媒体”；这些主流媒体既影响社会、时尚、思想、学术，也制约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从晚清到1930年代，报刊及书局占绝对优势；1930—1980年代，广播、唱片及电影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至于电视及网络的决定性影响，是最近二十年才浮现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世人眼光的推移，影视及网络将越来越得到文学史家的关注。只是限于目前的研究格局以及本人的学术趣味，我将目光锁定在第一类，即北大中文系有关报纸、杂志、书局的学位论文。

以下依论述对象先后为序，选择八篇我比较熟悉（也自认为比较成功）的北大研究生所撰“报刊研究”论文，略加点评。

（1）李彦东的《早期申报馆：新闻传播与小说生产之关系》（博士论文，2004年）：本文最大的突破在于考论新闻传播对小说生产的内在影响与制约。论文从报刊的小说刊载性质、小说传统的演化与小说再生产中阐释功能的追加，以及小说中图文关系的变化，细密地论证了近代报刊出现后，新闻表达与传播的特性如何渗透到小说的创作、编辑、图像配置、出版、印刷、阅读以至销售，总而言之，即论文中谓之“小说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论文所采取的追踪新闻背景与新闻要素介入小说生产这一独特视角，使近代小说复杂多元的面貌得到了更清晰的呈现，小说的近代特征也因此得到更准确的揭示与解说。

（2）何宏玲的《晚清上海小报与小说之关系》（博士论文，2006年）：本文最大的特色是回到晚清小说与报刊发生关联的现场，在小报的语境中，仔细辨析文本之间的互文与互动现象，由此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近代小说题材与文体特征如何在动态过程中演变与形成。如以往对《官场现形记》的论说数量虽多，但大抵均在其暴露晚清官场黑暗的内容上做文章。本文则将此作品还原到小报发表的语境中，联系庚子事变后创刊的《世界繁华报》首开小报品评时事之风，以及该报“讽林”、“时事嬉谈”等栏目中常见的讽刺官场主题，钩稽出这部谴责小说现成的题材与灵感来源。《海上繁华梦》则因受到胡适与鲁迅的批评，被认作是“嫖界指南”，一向评价很低。本文却发现其上海娱乐指南书式的写法，恰与小报的定位相近；而这与作者自许的“社会小说”内涵，也有相当程度的契合。

（3）杜新艳的《〈敝帚千金〉研究》（硕士论文，2004年）：论文以《大公报》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为题，探讨近代白话文写作的生态。具体做法是从启蒙立场与模拟口语写作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了启蒙思潮、演说风气、白话报刊之间的相互关系，重点考察与分析了近代报刊白话文在模拟官话写作方面的特征，以及其作为书面口头语的特质和五四白话文的联系与区别。

（4）郭道平《清末〈大公报〉诗歌研究》（硕士论文，2007年）：论文选择1902—1911年间的《大公报》作为考察对象；在对该报所刊五百多首诗歌的研读中，特别突出了其作为“诗界革命”在国内的重要阵地这层涵义。而其众声喧哗则与梁启超所办诸刊诗歌创作的音调相对统一形成了对照，凸显了报纸的公共性。在对《大公报》刊载的及时针砭时事、推动风俗改良、提倡女权思想的诗篇所作的考论中，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报纸的新闻语境对于报章诗歌的独特意义。

（5）杨早的《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博士论文，2005年）：本文入口处是民初北京报刊，着眼点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与“自启蒙”，其中包括文化氛围的营造、集团意识的形成、政治抗争的手段，以及舆论空间的拓展等。表面上是“小题目”，深入进去，也能做出“大文章”。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五四新文化渊源的追溯，以及对民初北京舆论环境的勾勒，颇多新意；而其将报刊史与思想史相勾连的思路，也大有发展前景。

（6）颜浩的《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氛围——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博士论文，2002年）：本文以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性格鲜明而又互相对立的同人刊物《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从报刊史、文学史、教育史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考察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环境，题目虽不大，可开掘得相当深。尤其是关于“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关于《现代评论》诸君徘徊“在教育和政治之间”，以及《语丝》和《现代评论》论争中从“驱杨”到“反章”的转变，辨析精细，新意迭见，平实中蕴涵着力量。

（7）彭春凌的《“另一个中国”的敞开——抗战前夕大众媒体的西行记》（硕士论文，2006年）：1930年代中期，大众媒体持续关注长征/“剿匪”，大大提升了公众对于此前十分陌生的西部世界的兴趣。在这一过程中，范长江用“东部中国”的目光及趣味，来描述及打量“西部中国”；斯诺则以世界视野，为国内外读者展示了与“白色中国”相对立的“红色中国”。而借助“西行记”这一独特文体，“西部中国”的叙述与“红色中国”的想象，二者得以逐渐合流；到了这一步，“另一个中国”方才得以真正向公众敞开。

（8）倪咏娟的《被消费的战争图像——以抗战时期的〈良友〉画报为中心》（硕士论文，2007年）：以抗战时期的《良友》杂志为研究对象，试图论述这些图像是怎样表现战争现场以及相关资讯，或直接或间接地呈现了战时的日常生活及市民心态。论文关注《良友》画报上对于正面战场的图像报道，尤其集中讨论了在三个关键时刻（“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良友》画报所采用的不同策略，说明人们对战争的认知是如何变化的。另外，聚焦于《良友》画报中最具表征意义的封面女郎，讨论其如何呈现战时社会的两个不同“面相”。这两点，在论文中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述。

以我的观察，最初出现的报刊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只是拓展了范围，并没有方法论上的自觉。从2000年起，指导教师及学生们方才注重研究时的“问题意识”，希望不仅描述一个重要的杂志或书局的整体风貌，而且对整个文学史论述有所贡献（或质疑，或补充，或颠覆，或重建）。当然，受制于论题本身的价值以及研究者的才情，不可能每篇论文都能尽如人愿，但大的格局已经出来。文学研究者该如何进入“报刊研究”，深入阐释特定时代的特定媒体是如何既成全又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作为指导教授之一，我基本上心里有数。

所谓“心里有数”，不是说我掌握了撰写相关论著的“秘诀”，而是大致明白，假如学生选择了在“文学史视野中”谈论报刊等大众传媒，且不满足于新闻史巨细无遗的陈述，也不想作成社会史的资料库，而是左手“新闻”，右手“思想”，头顶“文化”，肩扛“学术”，还要将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想象与记忆等融为一体，他/她所可能面对的困难。

三、可能存在的陷阱

“现代文学”从一诞生，就不仅仅是作家个人才华的呈现，而是与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纠合在一起，以至你若单从审美角度入手，很可能“剪不断，理还乱”。“作家”因某种机缘（政治的、经济的、地缘的、人际的）而组成了“社团”；“社团”为了实现自家文学理想而创办“报刊”（综合性或文学性）；办报办刊需要有宗旨，于是“发刊词”等应运而生；提出口号，发起运动，终于形成一时的思想或文学“潮流”；在此过程中，作家们撰写并发表了若干或精彩或平庸的“作品”；在一系列论战中形成的思想立场与美学风貌，对于确定文学标准，催生“经典”并淘汰“劣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一“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报刊并非仅仅“提供园地”，而是以其独特的立场与趣味深深地介入，以至影响了某些作家的写作心态，也制约着某一时期的文学风貌。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或阐释某一阶段的“现代文学”时，不可能完全忽略代表性报刊的存在。

晚清以降，出现过无数领一时风骚，并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报刊，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其中，报刊类型不一（有党派的，有商业的，有同人的；有精英的，有大众的，有界别的；有文学期刊，有综合杂志，还有报纸副刊等）^[7]，各有各的生存之道，也各有各的发展方向，研究者必须学会“因地制宜”，发展出恰如其分的论述策略。既理解各种“本色当行”的表演，更关注那些变幻莫测的“越位”与“反串”——思想刊物之提倡文学革命（如《新青年》）或文学杂志之组织政治运动（如《文艺报》）；不管是“常规”还是“变异”，研究者都需要认真面对。

我曾试图从“报章之于‘文学革命’”、“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报章与文体之互相改造”、“从‘圈子’到‘流派’”、“关于‘垄断’与‘反垄断’”、“论战中的文学”等方面，探讨“报刊”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方式”的决定性影响^[8]；日后发现，即使在我所限定的1890—1930年代，仍然有很多无法涵盖的“例外”。或许，面对如此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最好先别追求“一言以蔽之”，而是认真经营好无数精彩的个案研究，呈现尽可能丰富多彩的文学史图景。而这，正是目前学界努力的方向。换句话说，不同于1980年代之流行“走马观花”，今日中国学界，谈论“文学与传媒”时，大都倾向于“拿证据来”。这一趋势值得肯定；但只是提倡实证，由“泛泛而谈”转为“细致入微”，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难题。

对于那些曾经或即将从事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研究的学者来说，以下谈及的困难及陷阱，或许“心有戚戚焉”。

第一，关于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翻看近年完成或出版的有关“文学与传媒”的著述，几乎全都充斥着译介进来的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布尔迪厄的“文学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9]。布尔迪厄等人的论述，当然值得借鉴，只是不该满足于“挪用”，而全然放弃反省、批判、校正的权力。若辛辛苦苦收集大量资料，只是为了证明安德森所言不虚，报刊或小说确实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此类“主题明确”的论述，很难有大的发展前景。可不满意又怎么样，你我是否有另辟蹊径的意愿与能力？以我有限的阅读感受，谈论现代中国“文学与传媒”之关系，有不少精彩的论文，若李欧梵之讨论《申报·自由谈》、王晓明之研究《新青年》、贺麦晓（Michel Hockx）之探究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场”、朱晓进之描述1930年代的文学杂志，王富仁之关注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等^[10]，但这些都属于“中观”层面的论述，还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至于《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媒时代的文学》等专门著述^[11]，或成于众人之手，或缺乏学术深度，虽有利于教学，但说不上整体性的突破。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既要抵抗各种现成理论对于生气淋漓的文学现象的肆意宰割，又要警惕沦为单纯的现象描述与史料介绍。大概是专业化压力日益加大，为保险起见，现已完成的学位论文，大都是个案研究，纵横驰骋不足，缺少综合论述的眼光和理论提升的魄力。随意挥舞各种时髦理论固然不可取，但沉湎于“原生态描述”，也非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目前的状态是，论者多少都有创获，可就是格局不大，极少从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理论主张。

第二，在“有趣”与“无趣”之间。做报刊研究的，既须找到研究的原动力，又得抵抗趣味性的诱惑。因为，研究者很容易陷入两种截然相反的陷阱：第一，太有趣了；第二，太无趣。翻阅几十年前（乃至百余年前）的旧报刊，入眼皆是有趣的史料，这也观赏，那也玩味，如此流连忘返，收获了一大堆的琐话与逸闻，适合于作为茶余酒后的“闲谈”，而很难转化成专业著述。撰写学术论文，没有细节不行，沉湎于无数有趣的细节之中，见木而不见林，同样是大忌。要做到能攻能守，能小能大，像传统中国书画讲究的那样，“密不透风，疏可跑马”，很不容易。至于为何感叹此类研究太枯燥，“无趣”得很，那是因为，现代报刊浩如烟海，若没有明确的目标、方法与途径，很容易变得茫然、惶惑与不安。花了很大的力气，几乎贡献了一只眼睛（那是看缩微胶卷的恶果），爬梳出来的，也不过尔尔。不是说毫无用处，而是鸡零狗碎，派不上大用场。再说，有定评的重要报刊（如《新民丛报》、《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等），早有人着先鞭，于是，日益庞大的学术队伍，开始将目光投向边缘地带。各种早先不太显眼的政治、文化或文学期刊，都被研究生们争先“抢注”。题目越做越小，评价越说越高，答辩时，除了研究者本人，连导师在内，全都一头雾水。如有人存心作假，弄出一些本不存在的“高论”，是否会被戳穿，真是个疑问。顺便说一句，评判此类研究成功与否，不该以“填补空白”（那太容易了），而是以挑战主流论述与撼动原有的研究格局为标准。

第三，警惕报刊研究的“自我封闭”。假如你做新闻史研究，或许可以“就报刊谈报刊”；但如果是“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则非“里应外合”不可。就算只谈“文学生产”，内有作家的个人才情与创作动机，外有政治思潮、教育体制、文学风尚等，均非“报刊”所能左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报刊——尤其是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必须兼及报刊背后的文人集团、社会思潮、文艺政策等，这才有可能将文章做大、做深、做透。对于选择此类题目的研究者来说，一般都会翻阅半个世纪前阿英的开拓性著述《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984年）、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等工具书，还有近年出版的若干“史论”^[12]；但单有这些远远不够，关键是兼及报章内外——即与已发展得比较充分的文本解读、作家评述、思潮与流派研究等结合，方能有所创获。“单打一”地谈论某一报刊，不仅所见者小，且容易过度阐释。面对遍地珍珠，缺一根线，就是串不起来；而这“线”往往来自你对这段文学史的整体理解，而不是直接得之于具体的报刊阅读。我自己的教训是，做《教会新报》时，几乎是“为杂志而杂志”，故处处捉襟见肘；与讨论《新青年》时之左右逢源，感觉完全不一样^[13]。因此，研究生们最好先有文史方面的专门训练，而后才进入报刊研究；否则，很容易陷入资料的海洋，而丧失批判的眼光与思辨的兴趣。

第四，念文史的，讲究“尚友古人”^[14]，长期与屈原、杜甫或鲁迅等对话，能提升自家的精神境界及文化品位。以精英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锻炼思想，培养情趣，追求卓越。而集中精力研究报刊，对自家解读文本的能力以及鉴定作品的品位，不见得有多大的帮助。我注意到，不少专注报刊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做得不错，但日后的研究格局不大。因此，我有点担心，是否研究生阶段的这一选择，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对于报刊研究者来说，如何兼及思想史的视野、文化史的敏感、社会史的功力以及文学史的趣味，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至于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到底以“掌握技能”还是“推出成果”为主，也是个两难的选择。过多强调“填补空白”，导致学位论文的选题越来越偏，不敢与伟大作家或经典作品对话，不是一个好现象。

第五，谈论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可专注于某一影响深远的报刊，但也不妨纵横驰骋，辨析思想史或文学史上的“杂志群”现象。同时期的好说，比如“左联”的诸多文学杂志，本就同根生；同一主编的也好办，像梁启超前后主编那么多报刊，完全可以做一综合考察；同一社团的也不难做到，若各种以“创造”为名的报刊，确实血脉相连；值得注意的，还有出版时间不同、编者迥异，但又遥相呼应的——探究这些报刊的“前世”与“今生”，对于理解现代中国“文学生产”之错综复杂，无疑很有意义。像谢泳谈论胡适的《现代评论》、《独立评论》与储安平的《观察》、殷海光的《自由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借此串起一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奋斗之路^[15]；或者像梅家玲探究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再到《中外文学》这一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的发展线索时，关注夏济安的《文学杂志》是如何赓续了先前朱光潜《文学杂志》的传统^[16]；或者像我自己曾谈及在当代中国文化界影响巨大的《读书》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语丝》，而邹韬奋《生活》周刊的“以少胜多”与“一挥而就”，也是其直接的渊源^[17]。此类跨越历史时空的勾勒与辨析，更需开阔的视野、丰厚的学养，以及某种想象力。

第六，谈论现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而将目光集中在“报刊”，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某一时代突出某一类型的媒体，这很自然；但所谓“主导性的媒体”，并不一定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或文学高度。“核心媒体”与“边缘媒体”的区分^[18]，更多关注的是接受者的数量而不是质量；对于创作者来说，追求大规模传播，很可能导致其先锋性的丧失。因此，社会影响与文学成就不一定成正比。对于文学史家来说，明知电视的影响力很大，可还是更为关注文学期刊，此举包含其学术判断。至于谈论晚清或1930年代的文学生产，关注报刊多而研究书局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以文学图书的出版而言，北新书局、未名社、创造社出版部、新月书店、泰东书局、现代书局、光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都有可圈可点之处。我曾谈及：“做出版史研究的，大都关注家大业大的商务、中华等；可实际上，小书局因其同人性质，更具理想性，也更有创新精神。假如你想理解中国现代文学何以‘今夜星空灿烂’，离不开这些遍地开花、转瞬即逝的小书局。”^[19]遗憾的是，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书局，因缺乏连续性，极少有档案保留下来；而只靠书目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很难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曾撰文推荐《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希望商务、中华等大书局整理出版其收藏的大量书信及档案；后来发现，根本做不到——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淡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是“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这一点，对比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借研究《百科全书》如何从出版商的计划变为现实，看“启蒙运动”物质化的过程，差距之大，一目了然^[20]。正因此，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外学界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21]；至于泰东书局或现代书局，可就没那么幸运了。比这更难的，是捕捉那些早已随风飘逝的“声音”——如学堂乐歌、新闻广播、曲艺唱片等^[22]。谈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如何在“文字的中国”、“图像的中国”之外，呈现“声音的中国”，是个极大的挑战。

第七，关注“传媒事业”中的“文学因素”。像新闻史家那样，单谈报刊或广播，那是另一回事；倘若是文学史论述，最难处理的是“传媒与文学”之间在体式方面的勾连与互动。具体到某一作家作品，在什么报刊上露面，其实是有偶然性的。而且，作家们大都遍地开花，极少专属某一报刊的。一定要在作家作品与某一报刊之间画等号，不合适。谈论“报刊”之于“文学”的影响，关键在文学“体式”的形成、变异、转型与突破。1897年6月，在《报章文体说》一文中，谭嗣同首次从正面角度，阐发报章“总宇宙之文”的意义。在谭氏看来，天下文章三类十体，唯有报章博硕无涯，百无禁忌；至于俗士指责“报章繁芜阘茸，见乖体例”，乃井蛙之见^[23]。谭氏的远见卓识，在清末民初诸多报人的积极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证实。无论是梁启超之发起“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还是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与新文化，都大大得益于迅速崛起的近代报业。十年前，我曾谈及《新青年》之将时事报道、思想评论、专著译介、诗歌小说、随感札记等不同文体并置，而且兼及东方与西方、历史与现实、教育与政治，这使得其具备多种发展的可能性^[24]。晚清以降，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之间的纠葛，报刊的介入是个重要因素。在我看来，文学家与传媒人的合作与对抗，“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之间的张力与缝隙，不同文学样式的对话、渗透与变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八，既然选择大众传媒作为研究课题，一般不会固守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对大众文化持过分严厉的批判态度；需要警惕的是，因长期浸淫其中而过于同情，乃至失去必要的判断标准。必须记得，“大众传媒”既成全，也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拣好听的说。任何报刊的风貌，都是经由编者、作者、读者的共同塑造，方才得以成形的。发刊词、宣言、口号、广告等，对于理解办报办刊人的思路很有帮助；但若过分依赖这些资料，容易判断失误，过高估计其文学或思想价值。并非当事人有意作伪，而是想得到的，不一定就能做得到。更何况，对于文学期刊来说，发表好作品是第一位的。是否“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借用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说法），并不以当初的“发刊词”或主事者的“回忆录”为准。了解出版者、编者、作者、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承认其中的合作与分离确实催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但始终不失自家的文学眼光与批评标准。对于研究者来说，“同情之理解”固然重要，但史家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立场，同样必须坚守。(www.daowen.com)

2008年6月12日草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6月30日修订

（此乃根据作者在“文学史视野中的‘大众传媒’”学术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2008年6月13日］上的专题发言整理而成）

附　录　北大中文系近二十年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25]

报纸、杂志、书局：共四十七篇
（博士论文十五篇，硕士论文三十二篇）

〔1〕字母后数字为年份，D为博士论文，M为硕士论文，ZM为在职硕士论文。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电影：共十三篇（博士论文两篇，硕士论文十一篇）

续 表

电视、网络、广告：共十三篇（博士论文四篇，硕士论文九篇）

续 表

（初刊《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注释】

[1]参见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思路为例》，2002年1月9日《中华读书报》。

[2]研究古代中国文学，可以文集为中心；研究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则必须把报章的崛起考虑在内。你研究杜甫，可以主要依据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个人专集；可你研究鲁迅，死抱住一部《鲁迅全集》远远不够，除了细读本文，你必须考虑他每篇文章的生产与传播。在我看来，这是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差异。我曾经说过，最近十年，假如研究中国文学，最具挑战性，也最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一是先秦，一是晚清。为什么？因为出土文献及各种考古新资料，使得我们对先秦的历史、思想、文学的看法，发生了很多变化。至于晚清，则是目前正逐渐成形的报刊研究热，使我们得以将文学作品置于新的生存空间，展示其不同于古代文集的性格。参见陈平原《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第28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

[3]对于《点石斋画报》等晚清画报的解读，可以侧重雅俗共赏的画报体式，可以看好“不爽毫厘”的石印技术，可以描述新闻与美术的合作，可以探究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可以突出东方情调，可以强调西学东渐，可以呈现平民趣味，也可以渲染妖怪鬼魅……所有这些，均有所见也有所蔽，有所得也有所失。因学识浅陋而造成的失误，相对容易辨析；至于因解读方式不同导致的众说纷纭，则很难一言以蔽之。因为，实际上，所有研究者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面对这四千幅图像的，不存在一个可供对照评判的“标准答案”。参见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一书的“前言”。

[4]参见秦弓《1984—2007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选题分析》，2008年4月21日《人民政协报》。

[5]如松浦章、内田庆节、沈国威合作的跨学科考察报告《遐迩贯珍の研究》（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该书中译本2005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刊行。

[6]即凌硕为的《新闻传播与小说情调——以早期申报馆文人圈为中心》、文迎霞的《晚清报载小说研究》以及文娟的《申报馆与中国近代小说发展之关系研究》。

[7]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不同的运作模式，既根基于相左的文化理念，也显示不同的编辑风格。注重商业利益的《申报》、《东方杂志》等，一般来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立论力求“平正通达”；代表学会、团体或政党立场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横空出世，旗帜鲜明，但容易陷入“党同伐异”；至于晚清数量极多的同人杂志，既追求趣味相投，又不愿结党营私，好处是目光远大，胸襟开阔，但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参见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及2003年第1期。

[8]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书城》2004年第2期。

[9]参见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

[10]参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汪晖、余国良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场”》，《学人》第13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王富仁《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读书》2004年第5期。

[11]参见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程光炜主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和周海波《传媒时代的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等。其中，《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书，除若干史料外，收录李欧梵、陈平原、王晓明、李怡、吴福辉、温儒敏、旷新年、姜涛、封世辉、钱理群、洪子诚、程光炜等现代文学专家所撰有关“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专题论文二十五篇，大体代表目前中国学界的水平。

[12]参见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刘增人等纂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13]参见陈平原《气球·学堂·报章——关于〈教会新报〉》，《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第246—266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及2003年第1期。

[14]参见陈平原《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第五节“尚友古人的好处”，《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15]参见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和《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

[16]参见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台湾文学研究集刊》创刊号，2006年。

[17]参见陈平原《杂谈“学术文化随笔”》，1996年9月21日《文汇报》；《〈读书〉的文体》，2006年2月16日《南方周末》。

[18]“电视出现之前，广播网和杂志在全国范围内服务于几乎毫无差别的大量受众。一旦电视开始被广泛接受，其他类型的媒体被迫使它们的活动面向专门化受众。”这么一来，曾经主导舆论、引领风骚的图书、杂志、广播、录像等，在文化研究专家眼中，就成了与“核心媒体”相对应的“边缘媒体”。参见戴安娜·克兰著，赵国新译《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第45页、第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19]参见陈平原《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2007年1月15日《文汇报》。

[20]参见陈平原《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读书》1992年第6期；《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读书》2007年第10期。

[21]如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杨扬《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樽本照雄《商务印书馆论集》（日本滋贺县大津市：清末小说研究会，2006年）等。

[22]参见钱仁康《学堂乐歌考源》，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容世诚《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

[23]参见谭嗣同《报章文体说》，《时务报》第二十九、三十册，1897年6月。

[24]参见陈平原《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第11期。

[25]此表格的制作，得益于林分份、王鸿莉二君的鼎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