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80年代的中国文坛，阿城的迅速崛起最具戏剧性。同样让世人大惑不解的，是其功成名就后的迅速隐退——上美国洋插队去了。“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之后的阿城，仍时有作品问世，但不再是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只有少数知音痴心不改，依然相信，不定哪一天，阿城会再给大家一个惊喜。

我读演讲集《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便有松一口气的感觉——阿城依旧才华横溢。谈艺论文，本非小说家所长，阿城居然做得有板有眼，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奇书”，既为清谈家提供许多有趣的话题，也值得学问家认真品味。成功的演讲集，历来都是好读而不好评。说者随意挥洒，论者则分身乏术，不可能四处出击；而且，面面俱到、处处坐实的评点，近乎以考据之眼读诗，很容易将美女变成骷髅。这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舍弃许多妙趣横生的枝节——这本是阿城文章特有的魅力，直奔此书副题：“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对世俗生活的认可与渲染，乃阿城小说的一大特色。偶尔品评人物文章，阿城也喜欢卖弄他的“俗气”。坚信“俗到极时便是雅，雅至极处亦为俗”的阿城，对时人“一派‘雅’腔”的“媚俗”甚不以为然，一有机会，便“出言不逊”。这回不一样，阿城之论雅说俗，一本正经，其口中（笔下）的“世俗”，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

以平常心论，所谓中国文化，我想基本是世俗文化吧。这是一种很早就成熟了的实用文化，并且实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强顽，强顽到几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了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第34页）

如此谈论中国文化，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可有一点不一样，林语堂强调道家，阿城则突出道教。一重文人生活，一重民间社会，除了二人学养及趣味的差别，我怀疑还有近年欧美学界注重民间社会的影响。以“世俗”作为丈量中国思想及文化的尺度——从道教如何管理了中国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到老百姓“敬惜字纸”所体现的文化精神，甚至唐代“灿烂张狂的世俗景观”怎样阻碍哲学家的产生——如此众多的“宏大叙事”，很难说全凭小说家的直觉。

正如本书所引述的，鲁迅等人早就注意到道教对中国人的决定性影响，且多持否定态度。阿城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五四”那代人“改造国民性”的命题大加嘲讽，以为此乃近百年中国文化人的一大失误。依阿城的思路，《礼记》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其实大有深意在；反而是后世文人不明就里，硬要“礼下庶人”，弄出许多弊病来：

礼下庶人，大概是宋开始严重起来的吧，朱熹讲到有个老太太说我虽不识字，却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这豪气正说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实庶人不必有礼的“堂堂正正”，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第95页）

千百年来，自以为是的士大夫，力图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世界”，不只无效，而且破坏了世俗生活的自足性。倒是明末清初的张岱，以及今人汪曾祺、王世襄，其对世俗的迷恋，养成了好性情、好文章。在阿城看来，对世俗生活，最佳策略是“观赏”，而不是“干预”。“不少雅士去关怀世俗匠人”，力图使其“更上一层楼”，自家倒是过足了“伯乐”瘾，可弄得人家手脚大乱，并非好事。艺术如此，政治也不例外。晚清以降，众多由读书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立意均在“改造”，这就“含礼下庶人的险意，很容易就被权力利用了”（第105页）。

落实到小说，“五四”以前，“世俗情态溢于言表”；“五四”以后，世俗味道日渐丧失。学者们“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在努力拔高中国古典小说的同时，也改变了其“闲书”传统。所谓“闲书”，一是不重道德教诲，二是欣赏世俗情调。以此标准衡量，《水浒》、《西游》、“三言”、“二拍”自然大获好评：

明代的这些小说，特点是元气足，你们再看明代笔记中那时的世俗，亦是有元气。明代小说个个儿像富贵人家出来的孩子，没有穷酸气。（第123页）

阿城说的“元气足”，指的是作者对世俗生活的鉴赏与陶醉。明代小说的开头结尾，通常都有规劝与教诲，在阿城看来，这并不影响其阅读效果，就因为：(www.daowen.com)

小说一展开，其中的世俗性格，其中的细节过程，让你完全忘记了作者还有个规劝在前面，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向老师认错，出了教研室的门该打还打，该追还追。（第123页）

而后世的小说家，为了避免“落入俗套”，在刻意创新的同时，不知不觉中歪曲了世俗生活的本来面貌。举个例子，曹雪芹批评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在阿城看来，便属于“人重言轻”；因为，“才子佳人小人拨乱自是一重世俗趣味，犯不上这么对着干”（第146页）。

以闲书传统来解读古代小说，不会有多大的争议；可一旦引申到现代小说，可就没那么顺当了。周作人之批评中国小说戏曲里“升官发财多妻的腐败思想随处皆是”（《北平的好坏》），基本上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倾向与趣味；阿城正是从这里入手“重写文学史”：“我倒觉得中国小说戏文的不自在处，因为有礼下庶人的束缚。”（第147页）非难新文学家的启蒙意识，反过来，必然是重新张扬鸳蝴派之不忘“闲书传统”。由此出发，阿城甚至得出如下结论：

从晚清一直到1949年前的小说，“鸳鸯蝴蝶派”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第150页）

评价尺度的单一，使阿城的论述，陷入明显的困境。不作针锋相对的争辩，就以备受阿城推崇的汪曾祺为例，其“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的《受戒》，就很难说是直接师承鸳蝴小说。

以“欣赏世俗”为主旨，来论述整部中国小说史，在凸显传统的某一侧面的同时，留下了不少遗憾。好在阿城不是专业的小说史家，读者更为关注的，是其如何从“历史溯源”转入“自我陈述”。不出所料，在谈论“寻根小说”时，阿城同样将其主要归功于世俗的发现。

论及寻根小说，阿城称，其价值在于“撞开了一扇门，就是世俗之门”。依此立说，从陕西的贾平凹、天津的冯骥才，一直谈到河南的刘震云、湖南的何立伟、南京的叶兆言、北京的王朔，以及上海的王安忆等。至于自家小说，阿城说得更直截了当：不过是“回返了一些‘世俗’样貌，因为没有‘工农兵’气，大家觉得新，于是觉得好”（第210页）。其实，阿城小说之“好”，不在于“新”，而在于“旧”，或者说，“久违了”。以《棋王》对古代世俗小说的明显借鉴，居然不被论者觉察，难怪阿城要说大话：“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解读出来，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第211页）

阿城对周作人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大不以为然，可此书的学术品格，与周氏《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很接近。同样是天马行空的演讲集，同样“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同样采取“信不信由你”的姿态，同样追求刺激与启发，而不是“言必有据”。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该追问阿城的如下论述有何根据：《金瓶梅》中大量的性描写，“大概是书商考虑到销路，捉人代笔，插在书中，很像现在的电视插播广告”（第126页）。

1997年11月15日于西三旗

（初刊1997年12月13日《文汇读书周报》）

（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