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序言

漫长的中国史上，曾做过都城的城市很多；但同为都城，持续时间及重要性相差甚远。其中至关重要的，按历史顺序，是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也有加上安阳而成“七大古都”的）。而“重中之重”，毫无疑问，前期是西安，后期是北京。这就很容易理解，我们之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为何首选这两座城市。

有那么两回，同是金秋时节，国内外同行相聚一堂，以历史文化为视角，为这两座伟大的城市“造像”、“招魂”。2003年10月，北大中文系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在北京召开“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专题论文集问世。2006年11月，以“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包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哥伦比亚大学的刘乐宁、陕西师范大学的陈学超以及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同样是两年后，相关的专题论文集也将推出。

专题论文集既不同于汗漫无涯的杂志，也不同于一以贯之的专著，讲究的是“众声喧哗”中，自有相近的学术视野与精神追求。该书收文二十则，按论述对象略微区隔：第一辑乃“考古学及历史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二辑是“古典文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三辑为“近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西安”，第四辑专注于“当代西安的阅读与写作”，第五辑可称“古都西安的回顾与展望”。如此简要描述，只能是“大而言之”；以下关于各文的介绍，更必定挂一漏万。在我看来，好文章除了要有好立意，更需要条分缕析的详细论证。而对此类文章，任何“提要钩玄”的努力，都不可能得其神髓。作为编者之一，我的责任是“编目”与“撮要”，以便读者在最短时间内，初步了解此书的大致脉络。真正的专业评判，有赖各位深入细致的阅读。

研究古代城市，主要依靠考古学的发掘以及古代文献的解读；具体到周代城市，则尚须兼及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把这三类数据有效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周代城市的功能和特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李峰《城市规制和古代国家的形态：以渭水中游周代城市为例》便是从此入手，认定西周时期的城市并没有形成像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那种城市自治体制，而是构成了一个由王室控制的城市网络。已有的用于分析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包括城市国家、邑制国家、领土国家、支系国家、封建国家以及所谓的乡村国家等；在这些模式中，作者认为，最能反映西周国家实况的，应该是根据中国古代资料所建立的“邑制国家”。

平濑隆郎《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其理念基础》一文，主要讨论了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天方位的关系。秦始皇建造极庙，视之为天的中心，将天方位表现在地上。象征天方位的建筑有：始皇帝陵（生前称为骊山宫）、阿房宫、南山（其祭祀场所）、咸阳宫。咸阳宫在亥方位，骊山宫在卯方位，南山在午方位，阿房宫在申方位。长乐宫是唯一能用来讨论这种方位配列的极庙。

探讨中国古代的城市设计方式，以及中国人用何种形式将社会结构表现在城市规划上，西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墙内的区域，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这个主题。因为，不断出现的考古遗迹，让我们得以勾勒当初长安城的都市设计，以及主要街道的轮廓和宫殿群的蓝图。贝克定《西汉城市与城郊的结合：王莽九庙与西汉道路》在探讨时人对于空间的认知时，用首都城墙周围的郊区或远鄙地区的空间规划来观察，而不采用都市居民对于自家房间与庭院的配置。其基本假定是，在开阔而不受限制的空间，更能自由地发挥时人对于空间的经营概念；而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是受既有的社会规范所影响的，而非只是个人的想法。

唐长安的宏观规划——包括里坊、市场、宫殿、官邸、寺院、街道等诸方面，均得到学者的关注；而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却鲜有人问津，主要原因是资料匮乏，迄今的考古发现尚难以提供直接的研究证据。熊存瑞的《唐长安住房考略》以宋敏求、徐松收集的资料为主，结合政令、正史、杂史、笔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探讨唐长安民居的若干问题，如竞奢之风、房产价值、火灾、房产税等，使我们对这座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世纪城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假如研究“历史记忆”，宋以后的长安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但在宋以后，逐渐从中心退居边缘。于是，长安的历史，既可以被写成一部国都史，也可以被写成一部地方史；而地方志的作者，往往得进行这样的取舍。王昌伟的《从“遗迹”到“文献”——宋明时期的陕西方志》，以从宋代到明代的陕西方志为考察对象，探讨陕西作为一个集体记忆的载体被建构的历史，并从编纂者的书写原则及所引起的讨论，一窥士人社群对帝国与地方的关系的思考。明代陕西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和宋元时期的同类作品大不相同。最明显的，就是明代方志的编纂者对于历代都城遗迹的重视，远不如宋元时代的编纂者；而其新增“文献”、“人物”等类目，把重点从对古迹的记载，转向对地方人文传统的记录。可以这么说，明代学者重视的是如何以方志延续人文传统，改善社会风气，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作为汉唐盛世的象征，“长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新莽乱后，东汉迁都洛阳，尽管长安仍是《两都》、《二京》等京都大赋的书写重心，却是作为洛阳的“对立面”存在：原先宏伟的宫殿苑囿、壮盛的游观赏猎，在赋家推尊洛阳之崇尚仁德礼仪时，成为被批判检讨的负面教材。梅家玲《从长安到洛阳——汉赋中的京都论述与转化》循由京都大赋的地理转移历程，探讨其发展迁变的轨迹。剥落了帝国润饰鸿业的表层华藻，“京都论述”所建树的结构方式，并未随帝国盛世的远去而消逝，反而经由“空间书写”到“地方书写”的渐次转化，以另类形式融入了个人抒情言志的文本中。如此一来，长安也好，洛阳也罢，其意义便不再是作为帝国的资产、盛世的象征，而是庶民家族安身立命的家园，更是个体生命可见可闻且自我实践的栖居之地。

唐朝存在于印刷时代之前，因而，诗歌的生产与传播，必然受到地点和时间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长安是怎样地随着诗的节奏震荡着。从皇宫到妓馆，诗溢满了长安城，并且从长安流向外省。倪健《唐代长安诗歌的流传》一文，考察诗歌在长安流传的情况，以及诗的流传对于都城所起的作用（包括商业方面）。作者力图说明，稠密的人口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使长安成为诗歌迅速地口头流传的理想地点。而各级官员、赴京考试的学子以及北里歌伎，则是唐长安诗歌流传的中心。

中国诗歌的主体性从本质上是关于见与被见的问题。唐代的李白和王维，虽然风格很不一样，可是有相似之处：都依赖于外在主体的视觉洞察，以刻画诗歌中的主体性。方葆珍《“知人”于唐朝：中国诗歌主体的形成》所要论述的是，王维将读者引诱进他所创造的视觉框架，以便诗内和诗外的主体合二为一；李白常会特意做出拒绝外在主体的仪态，如“独酌无相亲”，一面声明其身体和感情的孤立，一面将所有目光集中于自己身上。

《冥报记》所记事项之前后因果报应，几乎纯属胡思乱想；但书中所述故事发生的场所等，却可借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历史面貌。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在当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这座城市的传世典籍，乃唐玄宗开元年间史官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然亦仅有残本存留于日本。《冥报记》涉及的隋唐西京城，虽零星不成系统，但都是高宗永徽年间以前的情况，足以证实或补充《两京新记》等晚出著述的记载；并且，这种不经意的记述，有时反而更准确地保存下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专门著述无法替代的作用。

隋代“开皇乐议”以音乐理论为论辩主体，但牵涉面甚广，不妨视为“中古长安”的一场“音乐风云”。沈冬《中古长安，音乐风云——隋代“开皇乐议”与音乐文化变迁》不但强调此事件在音乐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高度重要性，同时也试图证明其关键意义是，总结了过去的发展且带动了未来的演进。所谓的“风云”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看：其一，由此事的文化背景看，是雅乐、俗乐、胡乐三者数百年来的濡染交化所引起的大融合；其二，由此事的音乐论辩看，是众臣各执立场，交锋不断的大争议；其三，由此事的政治影响看，是由音乐论辩而至政治斗争，终于导致权臣黜落的大震撼。由此可见，“开皇乐议”虽着眼于音乐，其带动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宋元以降，中国叙事文学飞速发展，白话小说横跨雅俗，在出版市场上亦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时小说的重心却早已随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远离关中地区，完全向东南位移了。虽仍有不少小说作品牵涉到长安，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对汉、隋、唐时期都城长安的投射，而与小说产生当代的长安没有关系。胡晓真《夜行长安——明清叙事文学中的长安城》所要论述的是，在明清叙事文学中，长安只能夜行——这是一个在文本中被高度历史化，以至于无法表现实体存在的场所。隐喻与象征，因此便成为小说对长安城的基本处理模式。(www.daowen.com)

谈论近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西安，不能不关注易俗社。李孝悌《西安易俗社与中国近代的戏曲改良运动》对比西安易俗社和上海新舞台的演出，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二者皆关心当代议题，皆以戏剧为教育、娱乐大众的媒介，皆与20世纪初至30年代成形的论述相符。但此二剧社在方针、功能及社员组成上，却有极大的差异。在新舞台演出的改革剧中，我们看到传统的主题、传说、信仰、历史事件和角色，如何被巧妙地与现代议题、当代关怀和新想法交织在一起。易俗社的表演所呈现的，则不只是新与旧的融合，更是传统的坚韧。虽然易俗社和新舞台都以致力改革戏剧著称，然而两者间地理、经济及历史上的差异，使得其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1924年的七八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往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做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讼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又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陈平原《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除了努力钩稽、复原鲁迅的“杨贵妃”小说或戏剧创作计划，更着重阐述：作为思接千古、神游万仞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复活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如何借纸上风云，重建千年古都长安。论文经由对这一“故事”的深入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探讨古都的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

“五四”时代蔚为奇观的“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徽州走出的胡适和从长安走出的吴宓。陈学超《大梦谁先醒——从长安走出的吴宓》对吴宓融合中西、撷精取粹的态度大为赞赏，认为其在波诡云谲的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作为稳健的革新者的足迹，其中渗透的文化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吸取。

辨析林语堂长篇小说《朱门》中的“西安想象”，是宋伟杰《古都，朱门，纷繁的困惑》一文的中心任务。小说男主人公李飞是一个生于西安、长于西安，在上海历练之后，重返故乡的现代人。李飞之眼是记者之眼，但他不是普通的职业记者，因为“他向来不喜欢把任何事情写得记录化、统计化，而是在字里行间表达他个人的感触”。李飞是西安古城一个性情流露的观察者，一个保持距离的目击者，一个入得其内、出得其外的写生画家，一个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的作者，一个在故乡现场追踪、敏锐思考的漫步者。其眼中的西安，因此成了对古城的现代打量。

王德威《废都里的秦腔——贾平凹的小说》所要讨论的是，贾平凹如何将秦腔作为定义民间生活伦理的最后支柱。秦腔的架势气吞山河，可是调门一转，飞扬的尘土、汹涌的吼叫都还是要落实在穿衣吃饭上。作者认为，从《废都》到《秦腔》，贾平凹对中国城乡的蜕变有动人观察，但是，只有当他将自身的“黏液质+抑郁质”扩散成为文明乃至天地的共相，黏黏糊糊，他才形成了自己的“场”。有意无意间，他的小说投射了社会知识阶层的一种精神面貌。谓之虚无、谓之自怜，都有道理。然而物伤其类，作为贾平凹的读者，我们能不心有戚戚焉？吊诡的是，颓废的文明成就了一个作家的文名。

葛岩《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更像是关于特殊年代西安的“读书记忆”。除了思想的追求，青春期反叛的心理和生理冲动，社会群体身份的认同，现实利益的吸引等，都可能成为地下读书的驱动力。而对“文革”时期地下读书活动的动机、条件和约束的不断追问，或可指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严峻体制的控制下，为什么异端知识依然可能传播？本源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革命情怀和破坏力，可追溯到俄国民粹主义者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献身理想的传奇，成为这些读书者反叛想象的重要来源。而“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则使一些人顽强地把个人成长的激情紧紧与现实政治连接，以致成为“文革”政治的对抗者。为维护体制而出版的书籍，竟成了他们质疑体制的思想根据。

历史上，长安的文学是那样辉煌，不仅太史公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赋和唐诗堪称文学史上空前的美文华章；而且，即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都令人赞美不绝。但到了“废都时代”，西安的文学，竟也像古城一样开始废弛颓败。李继凯、李春燕《西安小说作家近期创作心态管窥》认为，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大抵仍是荒凉一片，偶有小花野草轻摇，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作家方才八仙过海，各显身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陕军”中的主力。

与以上各文之倾向于“精雕细刻”不同，第五辑所收二文纵论古今时，取“大题小作”策略。朱士光《古都西安的发展变迁及其与历史文化嬗变之关系》综述西安三千余年的城市发展史，从西周丰镐都城的建筑，到秦始皇营建“弥山跨谷”的庞大帝都咸阳，继之以汉唐帝国都城长安的横空出世；唐之后至清末一千年间，长安虽不再为国都，却仍是中国西北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而最近一百年，虽历经战祸与动乱，西安艰难地转型，现正朝着现代化国际都市的目标迈进。相对于朱的历史描述，肖云儒的《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更像是文人抒怀：西安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虽不能止于“发思古之幽情”，却应该“发思古之优势”，以现代的、独有的思路和方法，使古城的古调翻成新曲，而不是轻率地、轻易地、轻浮地抛却古调，另谱新声。作者认为，中国的印章西安，正用自己的发展，印证着中华民族的振兴。

除了本书所收二十篇文章，在“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发表了专题演讲，至于提交论文而未入集的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户仓英美的《长安美女骑帚翔——从汉唐小说看西方文化流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刘乐宁的《西安城市文化的语言学视角》、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侯甬坚的《西安气候：唐人笔下的纪录和追思》、西北大学教授李浩的《唐长安园林与西安文化建设》、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的《西安大遗址保护与汉唐文化的彰显》等。以上论文，因各种缘故未能提交定稿，实为憾事。不过，各位教授对会议的鼎力支持，仍令人心存感激。

此外，会议期间，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插曲：邀请部分学者参加“把历史还原给文学——贾平凹《秦腔》获奖对话会”，这在意料之中；组织全体与会专家，与市委及市政府诸多官员就“西安城市文化建设方略”展开真诚对话，可就有点出乎意外了。“史学研究”与“建言献策”不在一个层面，但能让当局了解学者们的立场与趣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看《西安晚报》长篇报道所使用的小标题：诸如“珍惜每一座古塔、每一个牌坊、每一间民房”、“留住民间的生活印迹”、“西安是西安人的西安”、“保存城市记忆要发动民间力量”、“现代西安应汲取汉唐精神”、“汉唐的厚重宏大值得称道”、“文化传承从育人做起”、“建立西安全方位文化标志体系”、“请马友友做新的西安形象代言人”等，确实显示了专家们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参见《学者献策古城文化建设/孙清云等参加研讨》，2006年11月4日《西安晚报》）。至于是否真有效果，那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了。

正如《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的“总序”所说，我们希望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就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香港和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展开深入的探讨。至于下一次的“话题”将是哪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关于“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发掘与辨析，将是一项充满魅力与挑战的“长期计划”。

2008年9月2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