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
——《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代序

一

有两种出版物，发行量大，流通面广，但历来不被思想史或文化史专家关注，一是教科书，二是辞书。出版家则不一样，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参与编纂《新字典》和《辞源》的高梦旦（1870—1936），就坚定地宣称：“教育之普及，常识之备具，教科书辞书之功为多。”^[1]在我看来，此话当真，不算“王婆卖瓜”。对于影响一时代普通人的知识结构、文化趣味以及思维方式，辞书和教科书均功不可没。正因此，我曾仿照梁启超的说法，将学校、辞书、教科书作为另一个“传播文明三利器”。理由是，费时费力较多、讲究通力合作，故无法“千里走单骑”的辞书出版以及教科书编撰，如强劲的后卫，支撑着整个社会的学术积累与知识创新^[2]。

同样以普及知识为己任，辞书和教科书的定位还是略有分别。讨论教科书的功过得失，教育家最有发言权；至于为何以及如何编纂辞书，出版家的意见值得重视。上述高梦旦的话，其实并不完整；虽则并列教科书和辞书，高强调的重点在后者：“欧风东渐，学术进步，百科常识非一人之学力可以兼赅。而社交日用之需要，时又不可或缺。夫文词如是其浩博也，学术如是其繁赜也，辞书之应用，较教科书为尤普。”^[3]1915年，也就是《新字典》出版三年后，两部重要辞书面世：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辞源》，中华书局则印行了《中华大字典》。后者的主编陆费逵（1886—1941）称：“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4]而前者的主编陆尔奎（1862—1835）亦云：“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5]。你可以说这是当事人的“自吹自擂”，我则认定，在这些“广告语言”背后，确实隐含着一代出版人普及知识、启迪民众的雄心壮志。这种混合着启蒙心态与商业计谋的“论说”，很真诚，也很狡猾，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

相对来说，我们可能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十年的蔡元培（1868—1940）的话更有信心。就在出任北大校长的那一年，1917年10月，蔡元培撰《〈植物学大辞典〉序》，称：“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多寡而知之。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学术发展与辞书编纂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可谓“互为因果，流转无已”。此大辞典乃“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故值得大力表彰。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借此大辞典的出版，表达了如下期待：

所望植物学以外，各种学术辞典，继此而起，使无论研究何种学术者，皆得有类此之大辞典，以供其检阅，而不必专乞灵于外籍，则于事诚便，而吾国学术进步之速率，亦缘是而增进矣。^[6]

比起蔡先生另外两则谈论辞书的文章——1912年的《〈新字典〉序》和1925年的《〈哲学辞典〉序》——这篇同时刊于商务印书馆版《植物学大辞典》卷首和《东方杂志》、《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序言，更能代表其开阔的学术视野。

至于为何这么看重辞书的编纂与刊行，蔡先生只从“学术进步”立说，不及此前严复（1854—1921）和黄人（1866—1913）的论述精致。在严、黄二君看来，知识广博固然很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国人对于新学说的望文生义、囫囵吞枣，需要权威的辞书来加以“界说”与“辨正”。1908年，严复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为颜惠庆等编著的《英华大辞典》撰写序言，特别称誉西方辞典之花样繁多，有数十巨册，也有盈握小书，至于注解，更是各有擅场。“凡国民口之所道，耳之所闻，涉于其字，靡不详列。凡此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7]三年后，严复又应邀为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作序，特别指出为何需要好的大辞典，就因为国人读书“不求甚解”：

其尤害者，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生心害政，诐遁邪淫。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8]

作为学部名词馆总纂，为一位大学教授编纂的“大辞典”写序，应该说是责无旁贷；更何况，二人同样坚信，借编纂辞典来严定界限，甄别名词，可以改变国人“意自为说”的陋习。

主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黄人，在序言中，对“吾国之仅有字书、类书，而无正当用词之专书也”表示极大的不满。因为，在他看来，国人之所以立说不严、思维混乱，缘于“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而这，直接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

彼欧美诸国则皆有所谓辞典者，名物象数，或立界说，齐一遵用，严以律令，非如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故名实不舛，异同互资。其国势之强盛，人才之发达，此一大原动力焉。^[9]

辞典之优劣，体现一国教育及文化水平之高低，这我相信；至于将晚清的国势衰微，与传统字书、类书之游移、淆杂相链接，似乎过于“微言大义”了。不过，借辞典“严定界限”，约束其时已变得汗漫无所归依的“新知识”，这一思路，明显属于学问家或思想家，而与革命家殊途——后者更倾向于使用“大字眼”来激励人心。这与严复一贯追求“改良”而非“革命”的立场，有直接的关系。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谈及他所拟想的“教育办法”，共有九条；最末一则强调“中国此后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

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政论有骄嚣之风（如自由、平等、民权、压力、革命皆是），科学多朴茂之意。且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而于天演消息之微，不能喻也。^[10]

这里所说的“科学”，当然不限于自然科学，而是代指整个学问。“政论”是否真的容易谈，高喊“自由”、“革命”等口号是否就代表“骄嚣之风”，这里暂不分辨；我关注的是，无论古今中外，学问确实“多朴茂之意”，也确实应力避“道听途说”。在这个意义上，眼看着西风日紧，严复、蔡元培等人格外看重各种专业辞书（包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是有其深意的。

清末民初，近乎天翻地覆的社会变迁，导致已有的知识系统遍布裂痕；旧的意识形态日渐崩溃，也就意味着新的知识秩序正逐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便是各式辞典（还有教科书）的积极编纂。这里需要的不是零星的知识，不是艰涩的论述，也不是先锋性的思考，而是如何将系统的、完整的、有条理有秩序的知识，用便于阅读、容易查找、不断更新的方式提供给广大读者。表面上看，这些强调常识，注重普及，兼及信息、教育与娱乐功能的语文性或百科性辞书，不如著名学者或文人的批判性论述精彩（或曰“入木三分”），但其平易、坚实、开阔、坦荡，代表了“启蒙文化”的另一侧面，同样值得重视。

二

对于一代人生活常识的健全以及知识秩序的完善，辞书起了很大作用。问题在于，所谓“辞书”，因体积与宗旨迥异，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视野、结构与趣味。谈及“辞典的类型”，首先必须区分的，是百科辞典与语文辞典。当然，“辞典分为百科性和语文两种，并不意味着一部辞典必须非此即彼”；因为，“几乎在所有辞典中都有百科性成分”^[11]。与捷克学者的意见大同小异，中国学者的补充在于，语文辞典“往往兼收百科词条，并且百科词条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反，“百科辞典不收语文词条”^[12]。而半个多世纪前，刘复将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区分四种不同类型的辞典，即字典、辞典、百科辞典（专论专名及专门名物者）和百科全书性字典（综合性大字典，将以上三者合一）^[13]。如此“大辞典”编纂计划，今天依旧值得我们体味。

在我看来，语文辞典与百科辞典各自的功能、体例及边界，到底该如何切割，不是一个十分急迫的问题；反而是另一组概念，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百科全书”或“百科辞典”之创造与接纳。那就是，如何看待传统中国的“类书”与源自西方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之间既有联系又相区隔的错综复杂关系。或许正是有感于此，后人为主持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姜椿芳（1912—1987）编纂文集时，会选择《从类书到百科全书》作为书名。在该书中，姜先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断陈述编纂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的意义，同时又承认“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皇览》既是“中国类书之嚆矢”，同时又“成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类型的巨编”^[14]。称“类书”属于“百科全书类型”，但又刻意凸显其与现代“百科全书”的差异，既定性，又溯源，二者并行不悖。

“荟萃已有文献，分类整理，条分件系，编纂成书，以备检索，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治学的传统。”而从三国魏文帝曹丕（187—226）亲自主持编纂《皇览》算起，中国人已有一千七百年编纂类书的经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热衷于为百科全书溯源的专家，同时又将1978年作为我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起点。关键在于，与肇始于西方的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相比，中国人古老的“类书”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重文史而轻科学技术”，无法体现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二是只“采辑已有经籍文献，汇辑成书”，而非邀请专家撰述，然后按辞典方式进行编排^[15]。即便你将1578年编成的《本草纲目》（李时珍）说成“最早的一部接近现代类型的药物百科辞典”，或者称1639年刊行的《农政全书》（徐光启）是“最早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16]，也都无法改变这么一个事实：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类书，最多只能说是现代百科全书的“远祖”或“先驱”——因其实际内容和编纂方式，均与现代百科全书有很大差异。

一般认为，是康有为1897年在《日本书目志》中，首次将“百科全书”这一概念带进了中文语汇。而“类书”与“百科全书”之间的纠葛，早在20世纪初年，就因三篇推介《大英百科全书》的文章，而开始被学者们关注。1906年至1907年间，享有第十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版权的英国泰晤士报馆，曾委托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代其销行这套四千余万字的大书。除在各报刊登广告文字，商务印书馆1907年还印行了一本题为《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的小册子，收入严复、辜鸿铭、李家驹、颜惠庆、李登辉五文，以及《中外日报》、《时报》、《新闻报》、《南方报》及《申报》上的相关评论。其中严、辜、颜三位，都在文中牵涉此话题。

晚清大名士辜鸿铭（1856—1928）是这样推介《大英百科全书》的：“西洋今日之学术，沿于犹太、希腊、罗马，亦可谓极其广大而尽其精微矣。独是西学分门别类，各有专科，提要钩元者，莫如类书。类书凡数十种，尤以近日泰晤士报馆所出之百科全书为最备。”^[17]而署“曾充上海约翰书院教习、丙午年应留学生考试取列最优等第二名、钦点译科进士”的颜惠庆（1877—1950），则称百科全书“即作中国进化券观亦可也”。因为，英国之所以富强，就因为其国“学无无用之学，人无不学之人，学术深而知识浚”；而这，又与其百科全书之浩博相因果。颜文附《摘录百科全书评议》，其中有曰：“是书与中国类书，类而不类，不类而类。不类者，此为有用，彼为无用；类者，同资参考也。”^[18]辜将百科全书直接等同于中国的类书，而颜则有所保留；最能显示那个时代学术水平的，当推严复之文。

严复此文曾以《英文百科全书评论》为题，刊于《寰球中国学生报》。先是渲染百科全书的包罗万象，继则追溯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的崛起，篇末点题，说明“家置一编”的必要性——因是应邀而作，如此展开论述，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此文专注于狄德罗等编纂《百科全书》的具体过程及其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即所谓“洎书成而革命之期亦至矣”；另外，严复宁愿比附司马迁的《史记》（“然则《史记》者，真吾国学郛之权舆也”），而断然拒绝那备受推崇的《古今图书集成》^[19]——“惜乎！吾国之《图书集成》，徒为充栋之书，而不足媲其利用也。”^[20]显然，作者注意到，《百科全书》的特点在“写”而不在“编”——“两贤实司编辑”固然重要，而“令专长者各羾所知”更值得称道。对于此类“举古今宇内，凡人伦思想之所及”无所不包的大书，严复完全放弃其与类书的对接，而另拟“智环”、“学郛”之名。

三

严复所描述的“百科全书”，是一种理想状态，起码在晚清，不可能一蹴而就。故我们谈论“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时，不能不略微变通，将凡带有“百科”性质的辞典、丛书、类书等，统统纳入考察的视野，用以辨析现代西方“百科全书”进入中国的蹒跚步伐。

最早从事清末百科全书研究的钟少华，曾对此类书籍进行分类：百科全书型（如《时务通考》、《万国分类时务大全》等）、专门百科全书型（如《艺学统纂》、《世界名人传略》等）、百科辞典型（如《博物大辞典》、《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等）、过渡型（如《西学启蒙十六种》、《新学大丛书》等）^[21]。随着学界对此课题兴趣的迅速提升，“清末百科全书”的收集与整理有长足的进步。从钟少华十年前过目的四十二种，到今天瓦格纳搜集到的一百种，确实可借此窥见“当时出版业的兴盛发达，以及知识群体对他们尚不了解的新知识和新信息的热切渴望”^[22]。至于到底哪个数字更可靠，取决于我们对“清末百科全书”的定义；这里只是描述其大的发展趋势，而不牵涉具体书籍之甄别。

谈及清末百科全书（或百科辞书）的宗旨、目标及编纂策略，首先应该关注的，当然是编纂者，而后才轮到应邀作序的诸位当世名人。纂辑《时务通考》的杞庐主人，在序言中洋洋洒洒，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说到清代的《皇朝通考》，再转到道光年间如何开海禁，接下来方才是编纂此三百万言大书的意图：

有见于泰西之政治，时时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其学术更能夺造化之功，爰时取其法而行之，以辅政教之所不逮。繇是时务典籍，又为经济之一大端，而统汇之书缺焉。仆纠集同志，贯串群言，合为一书，曰“时务通考”。^[23]

称泰西政治“隐合三古以来垂治之遗意”，是为了减少文化输入时常见的巨大阻力；无论编者还是读者，真正关心的，都不是“三古”，而是“时务”。另一种“讲求时务”的大书——钱颐仙辑《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同样刊于1897年。书前有凡例十七则，最有趣的是这一则：

是编采缀搜罗，考异辨同，凡无关于时务者概不摭入。间有中国议论发明，外国时事亦择其紧要者采入，以资考证。学者读此一编，抵读千万篇西国文字，任拈一题，任构一艺，定皆得心应手，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不复有攀萝扪葛之苦。^[24]

此类高调论述，兼及政治与商业，在清末百科全书的序跋中多有出现。只是“如悬崖绝壁撒手横行”这样的“警句”，难得一见，更多的是近乎“八股文章”的广告文字。1898年刊行的《洋务经济通考》，编者到底是谁，说法不一；这么一来，那确凿无疑的出版者，其态度更为要紧。鸿宝斋主人在该书叙言中称：

近年以来，朝廷切实振兴，力除积弊，广通言路。种种所颁新政，类皆效法西人。然则士生今日，怀经世之学济变之才，尤贵能洞达夷情。^[25]

正是为了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出版者方才约请有心人编就此“分门十有六，网罗数千篇”的大书。有清一代最后十几年，学界及出版界均大有长进，轮到曾朴、徐念慈登场，已经不能再含糊其辞，使用“洞达夷情”、“有关时务”之类不着边际的大话了。若《博物大辞典》的七则“例言”，便是条条都有着落。请看第一则：

我国通行学界者，只有字典，而无辞典。自译籍风行，始有注意于撰普通辞书，以便读者诸君之检查。本书为教师学生读书参考之用，莫要于博物一科，因先编纂付刊，余当续出。^[26]

百科辞书的编纂策略，从“辑”到“编”到“译”，终于走到了“撰”；主要的拟想读者，从传统士大夫转为新学堂的教师学生；辞典专攻对象，不再满足于政经或文史，而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四部分），由此可见，清末百科全书终于完全走出传统类书的阴影。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那些百科全书（辞书、丛书）序言的作者，因其中颇有名动朝野的有识之士。这些人大都博学，政治上倾向于“改良”——既非“守旧”，也不“革命”。如晚清状元、著名教育家、实业家张謇（1853—1926），曾为英国人艾约瑟译编的《西学启蒙十六种》撰叙，称：

是书盛行我中土，才智聪明之士，必不惮殚厥精能，以求造乎其极，庶几富强之术，不让泰西独步。^[27]

“曾门四弟子”之一、兼具文才与使才的薛福成（1838—1894），为邹弢编《万国近政考略》作叙，批评近日之谈洋务者，“非失之迂，即失之固”，只晓得“声援气引，粉饰粗疏”，并没有真学问：“呜呼，洋务之不易言，通才之所以难得也。”^[28]言下之意，谈社会改革，非有此类百科辞书之指引不可。著名金石学家、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澂（1835—1902），为《时务通考续编》所撰序言，谈及此前出版的《时务通考》之功德：

凡环球各国是非得失大小强弱之故，鳞集锦萃，一经披览，靡不了然，谈经济者几于家置一编，奉为善本，备异日敷陈规划之资。^[29]

至于晚清大儒俞樾（1821—1907），在《新学大丛书》的序言中称：

日本地居五岛，蕞尔微区，而自明治维新三十余年来，讲求西法，辑译成书，以资考验，故今日得于文明之列。而中国地大物博，反不如也。于是圣天子锐意求新，立行变法。乃下谕臣工，博采西法，师彼之长，补我之短；取彼之优，助我之绌。一时朝野上下，欢腾众口，振作精神，力行新政，维是风气初开。^[30]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就是编纂新学辞书及丛书的重要性。

晚清亲自参与百科辞书编纂的，偶有名士，若马建忠、钱恂、曾朴、黄人等；但更多的是“非著名”人物。而借助于俞樾、吴大澂、薛福成、张謇等序言的鼎力推荐，起码让当时以及后世的读者，明白这些大型出版物对于时人的意义。书局之积极刊行此类“百科全书”，除了寻求新知、变革社会的宏愿，可能与晚清新政的展开相纠葛，也可能只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变化^[31]。走出纯粹的辞书编纂技术考察，将其置于生死存亡、波澜壮阔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百科全书的研究，或许可以获得极为广阔的阐释空间。

四

1979年，姜椿芳为《百科知识》月刊撰写“代发刊词”，题为《为什么要出〈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中特别强调：“百科全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面貌”；“出版百科全书是一项科学文化的基本建设”。文章还提及狄德罗等主编《百科全书》和纪昀等主编《四库全书》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前者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后者“当然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但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和法国《百科全书》同日而语的”^[32]。还有一点，姜先生尚未谈及，那就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百科全书（或大型类书、丛书）到底更适合于政府主持，还是民间独立完成。无疑，二者各有利弊——由朝廷出面，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但容易走向思想钳制（鲁迅有激愤语：“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33]）；让民间做主，则往往遇到经费窘迫之困境（严复提及狄德罗等主编《百科全书》：“编辑汇著之人，屡濒于难”^[34]）。或许，天底下本就没有“万全之计”。

既然是浩大的“文化工程”（而非学者或文人的个人撰述），投入肯定少不了。这个时候，作品（假定就是“百科全书”）的学术水准，与其经济实力往往成正比。“词典编纂工作是一种费用很大的工作——如果就通常在人文科学中的规模来衡量，情况至少是如此。”因此，专家建议，编纂大型辞书，最好是由科学院、大学或基金会来支持。偶尔也会有出版社愿意投资，但那“只是那些预期出售后能获得某些收益的词典才能在这种条件下编纂”^[35]。在晚清，朝廷风雨飘摇，根本没有闲心闲钱来管这种“闲事”；大学刚刚创立，自身地位尚且难保，也不可能有如此大手笔；说来说去，唯有新近崛起的书局，出于文化责任以及商业眼光，还有兴趣“赌一把”。这种局面，直接决定了晚清“百科全书”的编纂策略及实际效果。

编纂辞书，可雅可俗，既是社会责任，也是生意经。而且，这雅俗二端，有时无法截然分开。想想民国年间如日中天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都是靠辞书或教科书起家的。这不是什么商业秘密，但凡做出版的，都会拼命抢占这两个市场。当然，正因竞争激烈，且投入较大，拼辞典、教科书而血本无归的，同样大有人在。在这个意义上，编纂百科全书，也可以是一种“启蒙的生意”——这个词，是从美国学者那里学来的。罗伯特·达恩顿在谈及《百科全书》时称，启蒙不仅仅是精神，还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产品”；因此，“启蒙”也有个生产和流通的过程。故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不仅是18世纪思想文化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也是“18世纪最大的生意之一”^[36]。同样道理，清末的百科全书，既有俞樾、张謇以及严复、黄人等所论述的“崇高使命”，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出版生意。

既然是生意，就有个“成本核算”的问题。投入多少，利润如何，到底是赚还是赔，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晚清百科全书之是否“可持续发展”。而这，不只牵涉到编纂者的才能、出版社的实力、学界的视野，还有读者的趣味——后者直接影响了这些大型出版物的购买、阅读与消费。诸名士慷慨陈词，说得天花乱坠，但若读者不买账，一切都落空。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确实需要此类“百科全书”；可现实生活中，这些出版物的社会认知度以及销售状态，都不是很理想。即便像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或唐敬杲编《新文化辞书》，已经算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而且也都曾风光一时，依然无法常销不衰^[37]。辞书不比个人著述，无法常销，则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晚清百科全书数量不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全都没有充分展示自家风采的机会，不是一个好现象。

按照当年的阅读人口，晚清“百科全书”的种类其实已经很可观。只是书编印出来后，没能广泛推行，对读者的影响力相当有限。与其怨读者不争气，还不如反省自家的编纂策略。古今中外，凡编纂大型辞书或丛书，如何有效管理，都是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如果是“重大文化工程”，属于“国家行为”，钱大概不成问题^[38]；但假如是个人行为，由书局承担编纂费用，则编纂者的精耕细作，必须配合经营者的精打细算。即便你不是有心造假，单是赶工期、减成本等巨大压力，也都可能迫使你放弃精雕细刻。

实际上，晚清编纂的众多“百科全书”，无论以同期西洋或日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清人治学的趣味来品鉴，都显得相当粗糙。《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之“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即大功告成者^[39]，固然是太草率了；即便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也不过用了一年时间^[40]。之所以如此“兵贵神速”，那是因为，晚清的百科全书有直接译自西文或日文的，有连编带译的，也有的只是搜集、整理、剪贴；真正用心搭建理论框架、撰写相关词条的，为数不多。考虑到那时候已有不少关于西方文明及科学技术的书籍译成中文，再加上报章多谈“格致”与“时务”，只要你有心有力，肯下工夫，都能编成类似的“通考”、“大全”、“撮要”、“便览”；至于水平，那就很难说了。

据说17世纪的辞典编纂者斯卡利格曾用幽默的语调称：“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辞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41]说编辞书是苦差事，那指的是老实人；若偷工减料，辞书是很好编的。近年中国之“辞书热”^[42]，看中的正是其巨大的商业利润，以及编纂时很容易鱼目混珠。除了专业研究者，没有人买辞书前一页页检查的；都是略微翻翻，再看看专家的推介（这年头，肯花钱，不愁找不到抬轿子的“专家”）。只要印刷精美，肯花钱做广告，加上高定价、低折扣，不愁卖不出去。如此恶性竞争，导致辞书质量急遽下降，本该最可靠最稳妥的辞书，如今成了最危险的“读物”。从剖析“王同亿现象”，到呼吁“拯救辞书”^[43]，当代中国“辞书热”背后的蹊跷与尴尬，让我们对于晚清百科全书之不尽如人意，多了一点“理解之同情”。

五

像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那样，借研究《百科全书》如何从出版商的计划变为现实，看“启蒙运动”物质化的过程，这是个绝妙的主意。但能不能将某部辞书的生产及传播过程，讲成“一个好故事”，取决于，第一，“这可不是随便一部什么书，而是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著作——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第二，要想“搞清楚生产和销售一部书的过程中出版商如何草拟协议、如何编辑处理文稿、印刷商如何招募工人、销售商如何推销”等^[44]，没有大量档案资料，那是开不了口的。不幸的是，我们谈论清末民初的百科全书编纂事业时，碰到的正是这个难题。

记得达恩顿几次提及自己的研究得益于“好运气”。因某些偶然因素，你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发现一个等待有心人去发掘的档案宝库，那真是“苍天保佑”。具体说来，就是达恩顿经过不断的追踪，寻觅到了瑞士最大出版公司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发现那些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材料：“我很大一部分学术生命都是对于接触到这一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又没人看过的档案库的回应：五万份信件和记事本以及其他材料，保存得完好无瑕，就等着有人来看。”^[45]正是这些沉默多年的信件，制约着，或者说规定了作者的学术思路，乃至学术生命。(www.daowen.com)

二十年前，我曾大发感慨，明知应该注重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的改变对文学艺术形式的深刻影响，可相关档案资料的缺乏，限制了这一学术思路的展开。举个例子，单是讲清楚在晚清影响极大的《新民丛报》的发行数，就很不容易——虽说钩稽了不少资料，也都无法板上钉钉^[46]。考虑到出版业对中国现代化之路举足轻重，以下说法不算太离谱：“倘若能公开或整理出版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收藏的大量书信，我相信现代文化史的研究会有大的进展。”^[47]那是我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以后的感想，意见发表后，如石沉大海。后来才知道，不是书局不想做，而是做不到——我们的现代出版业，一路走来，风风火火，跌跌撞撞，没有那么一种从容与淡定，因而不太重视档案资料的管理。更何况，先有炮火纷飞，后是“运动”连场，侥幸留存下来的，多为“名人墨宝”，而非“历史资料”。

没有足够丰富的档案资料，讲不成一个有关清末百科全书的“好故事”，但我们可以调整笔墨，考察西方辞典的编纂方法及内容如何与中国传统的类书体式融合，以至最终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也可以辨析已刊诸多百科全书中，哪些是暗度陈仓，哪些是移花接木；还可以探究新旧分类法如何杂糅交叠，造成一种“纠缠的知识”，以及高层政治如何与民间书局合力，以利于“新政”的推行，等等等等^[48]。如此探案，可能曲径通幽，也可能一马平川；可能山重水复，也可能柳暗花明。好在刚刚起步，一切都有可能。

2007年8月3—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读书》2007年第10期及《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收入陈平原、米列娜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注释】

[1]高梦旦：《〈新字典〉序》，《新字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

[2]参见陈平原《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载陈平原等编《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高梦旦：《〈新字典〉序》。

[4]陆费逵：《〈中华大字典〉叙》，《中华大字典》，上海：中华书局，1915年。

[5]陆尔奎：《〈辞源〉说略》，《辞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年。

[6]蔡元培：《〈植物学大辞典〉序》，《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13—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严复：《〈英华大辞典〉序》，王拭主编《严复集》第二册第2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8]严复：《〈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此文另载《严复集》第二册第277页。

[9]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

[10]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文集》第三册第564—565页。

[11]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林书武等译《词典学概论》第272—2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参见胡明扬等编著《词典学概论》第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

[13]刘复：《编纂〈中国大辞典〉计划概要》，《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

[14]参见姜椿芳《从类书到百科全书》第34—40页、第92页、第13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

[15]参见金常政《百科全书学》第3页、第4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

[16]参见胡明扬等编著《词典学概论》第41页。

[17]辜鸿铭：《大英百科全书评论·其二》，《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第3页（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年。

[18]颜惠庆：《大英百科全书评论·其四》，《大英百科全书评论》第5页（下）、第6页（上）、第7页（上）。

[19]“英国汉学家翟理思说，《古今图书集成》一书比1911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版（二十九卷）还大三至四倍。它的编纂水平和实际作用则更高于以往的任何类书，至今犹为中外学者所经常查阅。”见金常政《百科全书学》第43页。

[20]严复：《英文百科全书评论》，《寰球中国学生报》第5、6期合刊，1907年6月。另，《严复集》第二册所收《书〈百科全书〉》，乃编者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手稿排印，语句与发表本有出入。

[21]参见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第53—7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钟少华《清末百科辞书介绍》，见《词语的知惠》第8—11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

[22]参阅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载《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23]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序》，《时务通考》，上海点石斋，光绪二十三年（1897）。

[24]钱颐仙：《万国分类时务大成·凡例》，《万国分类时务大成》，上海袖海山房，光绪二十三年（1897）。

[25]鸿宝斋主人：《〈洋务经济通考〉叙》，《洋务经济通考》，上海鸿宝斋，光绪戊戌年（1898）。

[26]曾朴、徐念慈：《博物大辞典·例言》，《博物大辞典》，上海宏文馆，光绪三十三年（1907）

[27]张謇：《〈西学启蒙十六种〉叙》，《西学启蒙十六种》，总税务司署印，光绪乙酉年（1885）。

[28]薛福成：《〈万国近政考略〉叙》，《万国近政考略》，三借庐藏版，光绪二十二年（1896）。

[29]吴大澂：《〈时务通考续编〉序》，《时务通考续编》，上海点石斋，光绪二十七年（1901）。

[30]俞樾：《〈新学大丛书〉序》，《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

[31]参阅瓦格纳《晚清新政与西学百科全书》、阿梅龙《晚清百科全书、〈新学备纂〉及其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二文均见《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32]参见姜椿芳《从类书到百科全书》第29—33页。

[33]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4]严复：《英文百科全书评论》。

[35]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林书武等译《词典学概论》第478页。

[36]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等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第50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37]参见陈平原《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梅嘉乐《“为人人所必需的有用新知”？——商务印书馆及其〈新文化辞书〉》，二文均载《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38]上世纪90年代初，刘达编著《百科全书学概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时，专门设立第四章“百科全书的管理理论”，具体讨论了计划管理、机构管理、人才管理、队伍管理、资料管理和组织管理等，就是没有涉及最要紧的“财务管理”（第162—196页）。姜椿芳《从类书到百科全书》一书讨论了很多百科全书编纂中可能碰到的困难，也都不曾提及“金钱”二字，就因为此乃“文化工程”，属于“国家行为”。

[39]朱大文、凌赓飏编《万国政治艺学全书》（上海：鸿文书局，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894—1902］）的序言称：“同人有览（感）于此，因殚数人之力，需数月之久，博采东西新译诸书，不下数十百种，提要钩元，旁搜曲证，掇其精英，去其糠秕，融会贯通，以成一书。”

[40]黄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序》称：“故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君发心欲编词典，漫以相属。而鄙人亦遂忘其谫陋，毅然担任而不辞也。于是招马郑之彦，探佉梵之秘，析理分肌，州居部别。一更裘葛，成书一百数十万言。”

[41]参见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林书武等译《词典学概论》第13页。

[42]据邹酆《汉语语文词典编纂理论现代化的百年历程》（《辞书学探索》第320—33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各时期汉语语文词典出版情况如下：1949年以前，约两百部；1949—1978年，约两百部；1978—1992年，约一千一百部；1992—1997年，约一千二百部。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与其说是学术发展，还不如老实承认，是市场利益在驱使。

[43]1997年由“辞书奇人”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新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等一系列大型辞书涉嫌抄袭，被判败诉，参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另外，邢东田编《拯救辞书——规范辨证、质量管窥及学术道德考量》（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中，有文章谈及“近十年来辞书出版总量已经超过历史上两千年辞书出版的总和”，而某著名学者退休六年，主持编纂辞书十七部，成绩实在惊人（第257—260页）。

[44]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等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第508页、第4页。

[45]参见玛利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由与对话》第七章“罗伯特·达恩顿”，尤其是第204—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6]参见拙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4—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0—263页。

[47]参见拙文《书札中的文人与书局——读〈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读书》1992年第6期。

[48]参见夏晓虹《从“尚友录”到“名人传略”——晚清世界人名辞典研究》、钟少华《清末百科辞书条目特色研究》、费南山《纠缠知识的范本——〈记闻类编〉》以及瓦格纳《晚清新政与西学百科全书》，均见《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