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序

2000年初，由于机缘凑合，我接手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工作。在3月4日中国俗文学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开幕式上，我做了专题发言，着重谈学会发展的五点设想（参见《我看俗文学研究》，2000年3月15日《中华读书报》），顺带解释为何将这次讨论会的主题设定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选择“学术史上的俗文学”作为议题，基于如下三点考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家，无法完全漠视“俗文学”的存在；而这，有赖于我们自身研究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不是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学术史的清理，可以让我们获得清晰的前景，起码知道“路在何方”。会议反映很好，年轻朋友兴致勃勃，挽起袖子摆出大干一场的架势。随后两年，除了诸君各自进行的研究项目，学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术史清理方面。一是陆续召开郑振铎、阿英、周贻白、俞平伯等先辈学者的纪念会或专题研讨会，一是筹备本书的撰写与出版。

这期间，学会曾于2001年10月18日、19日举办“俗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化进程”学术研讨会，除了突破学科藩篱，将俗文学研究与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相勾连，更希望借此介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以《学者呼吁加强中国俗文学研究》为题，对此次会议做了专门报道，其中提及我的即兴发言：

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开幕式上强调：“20世纪中国文化的进程与俗文学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从文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三个角度阐述了这一论点。他说，从文学史方面看，俗文学自晚清始即从革新文体的角度受到关注，“五四”以后，认为俗文学是文人创作的资源和动力的思路更得到普遍认同。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俗文学的兴衰对新文学的发展影响重大。今天的文学研究在关注西方思潮影响的同时，不应忽视来自俗文学的影响。在思想史方面，陈平原说：“并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但俗文学的崛起与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厚的思想史价值。”从学术史角度说，陈平原强调俗文学给其它学科提供新资料和新角度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学术界很重视考古新发现所提供的资料，其实，俗文学中那些以往未被关注的资料也应得到重视。他由此呼吁各方面支持、加强对俗文学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这篇“本报讯”颇具专业眼光，且记录精确，只是因篇幅有限，不能不删繁就简。而学者的发言，除了大思路，还必须辅以若干专业性论证，否则，容易给人大言欺世的印象。这次正好借着写序的机会，为当初的发言略作补充。

谈论晚清以降文人学者从文体革新角度推崇俗文学，我想到的，不仅仅是梁启超等如何从改良群治的美好愿望出发，将原先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抬举到“文学之最上乘”；也不仅仅是周作人、刘半农等创办《歌谣周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经由30年代的“大众文学”，发展到50年代盛极一时但流弊丛生的“民间文学主流论”，其间虽多有差异，但基本延续了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具有的“民间”崇拜。80年代以后，文学界的主流是重新面向西方，热情拥抱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可也有例外，读读阿城、贾平凹、韩少功以及高行健等人的小说，你就明白，俗文学依然是中国作家重要的养分。而且，接纳本土的“俗文学”，与拥抱西方的“先锋派艺术”，二者未必完全不能兼容。

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的文学形式革新、文学思潮激荡、文学流派诞生都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俗文学”之所以非同寻常，值得认真关注，就在于其超越文学，与思想潮流乃至政治运动直接挂钩。以民歌的命运为例，想想歌谣的征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进、陕北民歌的转化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权威的确立、《红旗歌谣》的编撰与大跃进的狂热，乃至小靳庄诗歌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插曲，在这些神奇的个案里，文学尝试与政治运动几乎密不可分。讨论这些个案，单在文学成就方面“斤斤计较”是不够的，必须将其与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及精神风貌结合起来，才能明白其功过得失。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平民”、“大众”、“民间”等词汇，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化资源，更是生活经验与思想立场。

我注重的不只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作为学科的意义，更强调其对整个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包括立场、眼光、方法以及资料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俗文学已经成为史学及文化研究重要的资料库，不同学科的学者乘兴而来，满载而归。傅斯年号召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如果不做排他性的理解，乃是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世人一谈新资料，马上联想到刚出土的文物，而借助出土文献及实物，确实可以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不过，并非每个学科每个课题都有如此运气。我很欣赏清末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的说法：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文学的雅俗，以及研究资料的新旧，也当作如是观。(www.daowen.com)

由于偏见与无知，许多存世资料，目前仍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史学者中，懂得利用图书馆、档案馆的多，擅长使用旧报刊以及俗文学的，可就不那么普遍了。此等资料并非深埋地下，甚至可以说就在眼前，就看你会用不会用。用得好，真的是“神乎其神”，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不管是使用现已整理出版的，比如大陆的“三套集成”以及台湾的“俗文学丛刊”，还是结合具体研究专题，随时随地进行田野调查，都可能给文学及文化研究打开一片新天地。近年，随着研究者的目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心态史等转移，“不太可靠”但明显充满活力的俗文学，正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目前还不太景气的俗文学研究，抱有很大信心。

今年对于中国俗文学研究来说，有三件事值得关注：一是不少专家撰文悼念年初辞世的钟敬文先生；二是中国俗文学学会正积极筹备《歌谣》周刊创办八十周年纪念会；第三便是本书的最后定稿。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便是借助对一个已经消逝了的学术时代的追忆与反省，明确发展方向，聚集学术队伍，以便重新出发。

“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这是我心仪已久的好题目。可惜对于此课题，我能做的，仅局限于“积极倡导”；至于具体撰述，实有赖于各位专家。在我看来，学科史的回顾与自我反省，须依靠各学科的专家；至于专门从事学术史著述者，擅长的是学术思潮的描述以及思想史路向的分梳，而很难真正深入到具体学科内部。经过三十位俗文学研究者近两年的共同努力，“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终于从话题变成书稿，这无疑是件令人高兴的事。这么说，不仅仅出于私心，更是站在广大读者的立场。试想想，诸多学有专长者就自己熟悉的专题撰写言简意赅的评述，既是总结，也是展望，不等于为后来者搭建起得以大展身手的工作平台？

本书的出版，除了诸位作者的同心协力，还得感谢湖北教育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在世人普遍追求“最大利润”的时代，仍有一些谋其功而不计其利的学问家和出版家在辛勤耕耘，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欣慰的。

2002年7月25日于上海旅次

（《现代学术史上的俗文学》，陈平原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