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考据”视野中的“文学史”
——新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序

一

1933年初，受顾颉刚委托，罗根泽（1900—1960）在北平编定《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并模仿顾编《古史辨》第一册，借长篇《自序》畅谈自家的学术经历及理想。此后四年，罗氏又续编《古史辨》第六册，由此彻底完成了从学历不太完整的农家子弟向前途无量的著名学者的转型。这中间，1927年之考取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师从梁启超研究“诸子学”，以及随后考取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极为关键。如此学术背景，加上两篇毕业论文《孟子评传》与《管子探源》，不久分别由商务、中华公开刊行，罗根泽的学术道路似乎很清晰；可形势比人强，辗转各大学教书，需要开设的课程，除诸子概要、中国学术史外，还有中国文学史、中国批评史等。于是，一半是个人兴趣，一半是工作需要，就在这春风得意的十年间，罗根泽时而文学，时而哲学，时而考据学，开始多面出击。

为何如此纵横驰骋，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的《自序》中，罗根泽做了如下解释：

做考据吧，按不住自己的奔放的情感。做文学吧，理智又时来捣乱。做哲学吧，哲学要有已见；我呢，觉得凡是己见，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最终的真理在若干哲学家之己见的中间；我反对己见，当然不配研究哲学。可是哲学，文学，考据学，又都在被我爱好。那末怎么办呢？经了这一次的彷徨，最后体察出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自己没有己见，因之缺乏创造力，不能创造哲学，亦不能创造文学。但亦惟其没有己见，因亦没有偏见，最适合于做忠实的、客观的整理的工作。利用自己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因爱好文学而得到的文学技术与欣赏能力，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来做整理中国文学和哲学的事业。^[1]

那时的罗先生，年轻气盛，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谈起研究计划时，口气实在大得很：关于《中国文学史》，请读者参见他的《乐府文学史》；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期即“诸子研究”中，罗根泽开列了五类研究计划：人的研究、书的研究、学说的研究、佚子的研究、历代人研究诸子的总成绩。就拿第三类“学说的研究”来说吧，可分成“侧重人”与“侧重学术”两种。前一种可分四类，每类罗先生都有拟想中或正在做的具体题目，而其中的第四类“比较的研究”，“细分又可析为四类”^[2]。如此发散式思维，以及庞大无比的研究计划，决定了其工作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即便再活一百岁。而这还只是其众多规划中的一个。眼界开阔，志向远大，喜欢制订计划，擅长建立框架，论述时勇于下大结论并列表说明，如此做派，极像乃师梁启超。

谈论诸子学以及文学史，罗根泽多次引用“本师梁任公先生”的相关论述，明显看得出他很重视自己的师承。可以上《自序》，尤其分析自家性情与学问之关系时，模仿的却是另一位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

王国维在“三十自序”中，谈及学问“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一困境使得他彷徨无地：

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3]

那一代读书人，普遍有大志向，希望将生命与学问合一，而不仅仅是谋一职业。王国维之治学路径，由哲学而诗歌而戏曲而古史，几次成功转型，给中国现代学术留下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探寻足迹。罗根泽显然从中获得启示，也在三十岁左右，借“自序”剖析自家的性情、志向、趣味与学力，最后确定“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和一部《中国学术思想史》”^[4]。

此一早年制订的目标，既未彻底实现，也不至全然落空。这或许是所有美好愿望或工作计划的共同命运。“学术思想史”方面，除了编辑《古史辨》第四、第六册，自家论著主要集中在《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二书互有重叠，也不无差异，可参照阅读。至于“文学史”研究，在罗根泽这里，日后展开为“批评史”与“文学史”两翼。1930年秋，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称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5]。而1935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认定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且本身变化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因此，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类编”，删去歌谣，添入批评，仍是八类^[6]。

只不过随着学术发展以及本人兴趣转移，“批评史”逐渐自立门户，不再委托“文学史”代管。至于罗根泽本人，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之将“批评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类编”之一，到《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之主张“文学批评及文学史的参取”，再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章“绪言”之专门讨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历陈“文学批评史虽与文学史有关，但文学批评史的去取褒贬，不能纯以文学史为标准”^[7]，中间多有变化。其实，放长视线，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一种“文学史”，一点都不委屈，而且，更能体现郭绍虞、罗根泽等第一代批评史家的情怀。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8]。对于郭、罗这一代学者来说，在教学、研究及著述中兼及“批评史”与“文学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二

这里暂且从俗，尊重现有的学科分野，让“批评史”与“文学史”并驾齐驱。这么一来，罗根泽的业绩大致体现为诸子学、“批评史”、“文学史”三大块。这方面，周勋初有精彩的论述^[9]。周先生是罗先生晚年在南京大学时的得意门生，对乃师学问的理解与论述相当精辟，其中的“盖棺论定”尤其值得关注：

总的看来，罗先生在诸子学的考辨工作中取得了不少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他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材料的发掘与格局的定型上。他在文学史方面的开拓，则有逊于前二者，未能取得相应的成绩，这是有其原因的。^[10]

所谓“原因”，指的是50年代以后的罗先生，受时局影响，转而走“以论带史”道路，教训十分深刻。关于罗先生的学术业绩，到底是诸子学第一，还是批评史领先，可以讨论；但文学史只能叨陪末座，这点大概没有疑问。

按照时下的学科分类，罗根泽先生的文学史著述，主要是1931年文化学社印行的《乐府文学史》^[11]、1955年五十年代出版社所刊《中国古典文学论集》和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12]。下面就主要围绕这三本书，讨论罗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乐府文学史》是罗根泽设想的《中国文学史类编》的第二编，分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两汉之乐府”、第三章“魏晋乐府”、第四章“南北朝乐府”、第五章“隋唐乐府”、第六章“结论”，共二百九十页；加上十二页《自序》，在草创时期，也算是一本很像样的专著了。因体制新颖，此书曾吸引众多目光，以至直到今天，谈论中国诗歌或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史”时，一般都会提到它。

作者之所以分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理由是：“我相信一种文学的变迁的原因，和并时的其他文学的影响，终不及和前代的同类文学的影响大。”也就是说，论及文学创作时，将文类内部的规制与承传，置于外部的时代风气之上。可最为关键的第二至第五章，也仍然是以朝代为线索。如此“以类为经，以时为纬”、“以类为编，以时为章”，作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指望读者一方面得到各类文学的竖的观念，一方面也得到全部文学的横的观念。”^[13]

此一“文学史类编”研究设想，确有创新之处。不过，意识到的历史责任与承担者的实际能力之间，其实是存在差距的。作者称：“我这本《乐府文学史》，采取他人说最多的，两汉则有先师梁任公先生的《美文史》里《两汉乐府》一章（未刻），唐代则有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里《八世纪的新乐府》一章。”^[14]可仔细阅读，你会发现，此书更像是一册课堂讲义，多为铺陈与综述，少见精彩的深入探讨。

这确实是一本大学教材，作者还没来得及撰写众多相关的专业论文，故线索清晰，但底子单薄。这一点，作者心里很明白。1934年10月，罗根泽曾借《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的“引言”，讲述其研究乐府的历程：

余于十八年秋，应河南大学之聘，以乐府教坊，讲授学子。十九年秋，移讲席河北大学，整理旧业，对原用讲义，大加修改，以乐府一部分，命名《乐府文学史》，交北平文化学社付印。出版后，续有新获，觉应当增删之处仍甚多。二十年秋，又移讲席北平，在燕京大学讲“乐府及乐府史”，除以已出版之《乐府文学史》作教本外，又成《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及此文两篇。^[15]

若谈论罗根泽“乐府研究”的成绩，单凭《乐府文学史》远远不够，非将《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南朝乐府中的故事与作者》拉进来不可。换个角度，新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若能兼收1930年代公开出版的《乐府文学史》和1950年代内部印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无论其学术水平高低），当更能体现罗根泽的“文学史”业绩。这样，方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根泽说诸子》鼎足而三。

不过，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罗根泽先声夺人，表达自己的学术志向：“生平有一种怪脾气，不好吃不劳而获的‘现成饭’，很迷信古文大家曾国藩的话：‘凡菜蔬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也。’《中国文学史》虽然已经有了许多的本子，但被逼于不吃‘现成饭’的我，却不能不来尝尝‘手植手撷’‘其味弥甘’的滋味。”^[16]这种白手起家、发凡起例的大气魄，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确实是罗根泽著述的一大特点。

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收文六篇，共一百一十九页，其《后记》称：“文学的发生、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伟大的古代作家是遵循着现实主义传统，表现了很高的人民性。”在作者看来，发掘“现实主义传统”与“人民性”，乃“祖国文学史工作的不可免的重大任务”^[17]。若《古奴隶社会的奴隶歌谣》、《陶渊明诗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李白爱祖国爱人民的一面》等文，乃解放后作者适应新环境，认真学习新理论的成果。可我以为，此书最值得欣赏的，还是考辨性质的《绝句三源》；此文撰于1944年，十年后增加“三点补充”^[18]，没有引入任何时髦理论，反而显得质朴可爱。

这六篇文章全部进入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后者收文四十二篇，五百八十二页。算篇数，三分之二撰于解放前，三分之一撰于解放后；但若计算字数，则旗鼓相当。集中文章，最早的是1929年11月20日脱稿，刊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第1期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最晚的是刊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这两篇长文，前后相隔三十年，论述风格迥异：一考据为主，一以论代史。与其说是作者学术兴趣的转移，还不如说十分形象地体现了时代风气的变化。

《五言诗起源说评录》引述十三家说法，从晋人挚虞《文章流别论》到近人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19]，以“根泽案”的形式展开论辩。其中谈及“本师梁任公先生著有《美文史》一书”，称扬其“兼用考证的直觉的两种方法”。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公元前二三十年（西汉成帝时），已有纯粹五言歌谣，为五言诗之原始时期。

公元七八十年（东汉章和时），已有文人五言诗，为文人初作五言诗时期。

公元一百四五十年（东汉桓灵时），已多优美之五言诗，为五言诗完成时期。

公元二百年后（汉、魏之交），五言诗笼罩一时诗坛，为五言诗全盛时期。^[20]

周勋初先生对此文相当欣赏，称：“这样的结论，因为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客观地概括出来的，也就经得起推敲，可以信从。”^[21]延续此等以大量资料考辨，解说某一文类起源的，还有《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七言诗之起源及其成熟》、《绝句三源》等。

在《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结尾，作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有所提升。于是，有了如下的“曲终奏雅”：

今国内文学家无虑千百，而文学史家则无几，以故时至今日，尚无厘然有当于人心之文学史也。根泽窃为此惧，思竭绵薄，勉力于此。其工作计划，拟先将中国全部文学，分为若干类，如诗类、赋类、词曲类、小说类……再于每类中分为若干小问题以研究之，兹篇其嚆矢也。^[22]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罗根泽1929年已经形成分类撰写文学史的设想，而不必等待1931年《乐府文学史》的刊行；第二，作者原本也是主张先做专题论文，而后才写总体论述的专著。按此标准衡量，两年后之刊行《乐府文学史》，显得有点仓促。

至于三十年后发表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就述学文体而言，与小心求证的《五言诗起源说评录》风马牛不相及。表面上高屋建瓴，从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以及高尔基关于现实主义的定义入手，转了大半天才“言归正传”。作者熟悉中国文学的相关史料，从远古神话一直数落到曾朴的《孽海花》，结论是：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经过三个阶段：一、不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远古的歌谣神话到《诗经》中的《国风》和《左传》以及其他书中所录存的人民讴谣，时间是远古到春秋时代——即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二、自觉的“真实的描写”阶段，包括自《左传》到元、白、韩、柳的诗文及理论批评，时间是春秋末至中唐——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初年。三、除了“真实的描写”，还“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阶段，包括自唐代传奇小说到晚清谴责小说，时间当公元八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年。^[23]

努力爬梳众多史料，只是为了印证“恩格斯、高尔基的正确指示”，这一时代潮流，虽难以回避，实不敢恭维。生活在50年代中国的文学史家，有冷眼旁观，有干脆搁笔，也有当时积极参与、日后自我调整的，可惜，罗根泽先生过早去世，没有这样的机会。以如此“宏文”收场，与作者当初“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忠实而详赡的《中国文学史》”的志愿相去甚远，能不让人感叹欷歔？

上海古籍版《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中，有些文章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补充。比如，《苏轼的文学思想》就延续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第六章“苏轼及其他议论派的述意达辞说”的思路，而又有较大的推进；至于《笔记文评杂录》（九则）和《笔记文评新录》（四则），提要钩玄各种宋人笔记中的文学观念，可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附录的《两宋诗话辑校叙录》对照阅读，进一步坐实了郭绍虞的评价：“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24](www.daowen.com)

三

作为文学史家的罗根泽，喜欢“宏大叙事”，若《中国文学起源的新探索》、《中国诗歌之起源》、《散文源流》等，还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开篇必是“绪言”，义界与分期，从头说起。朱自清表彰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但以下这句话，却蕴涵着某种批评：“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25]明显地，北大哲学门毕业的朱自清，并不喜欢罗著的“绪言”。可这总共十四节、长达三十页的“绪言”，是罗著的特色。从“文学界说”一直讲到“编著的体例”，确实是啰唆了些，很多“常识”没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可罗根泽肯定不这么看，会认为这是体现其“因爱好哲学而得到的组织力与分析力”的绝好机会。几乎每做一个课题，无论专著还是长篇论文，罗先生都想来一点总览全局的“绪言”。其实，引述时髦理论，非其所长；讨论著作体例，属于操作层面。在同时代的人文学者中，罗根泽并不具备与外国新学说直接对话的机遇，也缺乏就文学或人生展开深入骨髓探究的能力。早年的“爱好哲学”，主要体现在思路清晰，擅长条分缕析上^[26]。相对来说，我更看好其“因爱好考据而得到的多方求证与小心立说的习惯”，认定此乃其文学史著的最大特色。若能更加执著于自己这方面的擅长，加上对于文类的敏感，罗根泽先生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可做出更大的成绩。

如此事后诸葛亮，很可能不为罗根泽先生所接受。原因是，罗先生有更加宏大的目标。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有这么一段：“中国文学的历史很长，文学及其他书籍真是浩如烟海，一人的精力当然无法全读，更不用说细心研究。所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须从小处入手。”因此，罗先生制订一“以论文为始、以通史为终的步骤表”：

第一期：各种文学史论文

第二期：各类文学史、各代文学史

第三期：中国文学通史^[27]

只是人寿几何？哪经得起如此庞大且周密的研究计划。不过，这也是罗根泽先生可爱之处：只考虑学问之“可爱”与“可信”，而不考虑计划可行不可行。此文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提及十几年前编著《乐府文学史》，据此推断，当撰于1940年代。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这当然是做学问的正路，可研究者往往高估了自家的时间与精力（更不要说才华）。

“千古文章未尽才”，学者何尝不是如此？做学术史研究的，当有更多悲悯之情。茫茫学问路，除了规避外界的风刀霜剑，还得有把握机遇以及克制欲望的能力。在所有学者中，罗根泽的“人生规划”不见得是最为成功的，但像他那样坦诚，不断地自我表白，实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除了诸多精彩的专业论文，我推荐罗书中那些有点繁复、略带自恋的“自序”、“绪言”以及“研究计划”，因其让我们了解前辈学者的思考与探求、奋起与失落。

（2009年8月2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初刊《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2期；收入《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注释】

[1]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见《罗根泽说诸子》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同上书，第9—11页。

[3]王国维：《自序二》，《静庵文集续编》第21页，见《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4]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自序》，见《罗根泽说诸子》第2页。

[5]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6]罗根泽：《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7]参见《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32页、第2527页，以及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11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8]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另外，郭先生晚年在《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提及：“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9]周勋初撰《罗根泽先生在学术领域中的多方开拓》，载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中册，北京：朝花出版社，2000年；此文经作者修改后，改题《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收入陈平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第150—1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周勋初：《罗根泽在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第172页。

[11]罗著《乐府文学史》，收入上海书店1991年版“民国丛书”时，据1931年版影印；收入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时，据1931年版编校刊行。

[12]此外，南京大学教务处1957年以内部交流名义印发薄薄一册罗根泽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97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初刊、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后多次重印的《先秦散文选注》，乃罗根泽编选并撰序，戚法仁注解。

[13]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第2页、第8页，《乐府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

[14]同上书，第11页。这里所说的《美文史》，即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15]罗根泽：《何谓乐府及乐府的起源》，《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99页。

[16]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第1页，《乐府文学史》。

[17]罗根泽：《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第119页，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

[18]罗根泽：《绝句三源》，见《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第28—53页、《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10—232页。

[19]徐中舒乃罗根泽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学长，但徐1926年毕业，罗1927年入校，二人应该没有真正同学过。只是关注类似问题，采用相同方法，可见其时清华学风。

[20]罗根泽：《五言诗起源说评录》，《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65页。

[21]周勋初：《罗根泽三大学术领域中的开拓》，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第168页。

[22]同注。

[23]罗根泽：《现实主义在中国古典文学及理论批评中的发生和发展》，《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87页。

[24]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25]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三卷第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

[26]早年的诸子学研究，使得罗根泽撰写《先秦散文发展概说》时得心应手，这在意料之中。

[27]罗根泽：《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