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市井语言习俗例说

市井社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有其特定的语言习俗。各种语言习俗无不与当行行事密切关联，各有鲜明的行当特征。

这里，仅列举数种，以示市井语言习俗的丰富多彩。

1.俗语雅趣

在汉语文献里，“俗语”一词始见于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所附褚少孙补写的《西门豹治邺》文中：“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在此，“俗语”指的是民间流传的说法。至东汉刘向《说苑·贵德》和班固《汉书·路温舒传》引述路温舒写给汉宣帝信中的话：“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在此，“俗语”则是指今日民间口语中流行的通俗、形象的定型语。不过，由于概念比较模糊、宽泛，同时也用指方言土语。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濡水》：“濡水……西北入难河。‘濡’‘难’声相近，狄俗语讹耳。”唐刘知幾《史通·杂说中》亦云：“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这种情况，西方语言中也是如此。如美学家朱光潜在《但丁的“论俗语”》一文里写到：“他(但丁)所谓俗语，就是与教会所用的官方语言(拉丁)相对立的各国人民大众所用的地方语言。”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谈道：“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年深日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鲁迅先生所说的“炼话”，即俗语。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写道：“俚谚云：赵老送灯台，一去更不来。不知是何等语?虽士大夫亦往往道之。”足见这一俗语在当时流行之广，至今民间仍然流传着“赵巧送灯台，一去不回来”的说法。而且，与之相关还有一个颇富教育意义的神话传说。

相传，木匠的祖师鲁班有位心灵手巧的高徒名叫赵巧，只是此人太骄傲、好虚荣，多次遭到师傅训斥，甚至差点被赶出门去。一次，东海龙王要做寿，鲁班感谢龙王曾借给自己《龙宫图》，就精心雕制了一盏玲珑剔透的灯台，并在里面镶了一颗大夜明珠，准备送给龙王作贺礼。可是，由于手头工程紧张，鲁班一时脱不开身，不能亲自前往东海贺寿，只好物色一位善于言辞和交际的人去送灯台。赵巧闻讯后，三番五次请求代师傅走一趟，加上夫人也帮着说话，鲁班就答应了他。临行前，鲁班一再叮嘱赵巧，一定要把礼物亲手献给东海龙王，祝寿后就立即回来；并且，要时时随身携带另一盏装有避水神珠的灯台，不可大意。不料，赵巧一到龙宫，就被那里的富丽堂皇、笙歌美女搅乱了心。而且，当他仔细看着那即将献上的精美灯台时，又突然萌发了贪心，竟将不是寿礼的随身携带的另一盏灯台送给了东海龙王。就是这一念之差，铸成了千古遗恨，留给后人一条警世常言。当他怀中藏着寿礼灯台跨出龙宫时，由于灯台里镶的是夜明珠而不是避水神珠，大海的波涛立时无情地将他吞噬了。自此以后，“赵巧送灯台，一去不回来”这个俗语便在民间流传开了，劝诫人们为人要忠厚老实，否则将会留下人生悲剧。尽管人们现在大都把这个俗语用作表示“一去不回”的民俗语言材料，但其语义色彩中仍凝聚着这一传说的主题。

俗语是一种滋生于民俗文化深厚土壤的民俗语言形态，其在言语交际中的独特修辞力量和作为语言化石的社会功能，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各民族语言中都存在无数经久不衰的俗语，就在于这是一种充分吸收了民俗营养的语言形态，是民俗为之注入了旺盛的活力。可以说，无论俗语语言形式怎样变化，单就其所涉内容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俗语是超脱于民俗之外的。例如：老皇历翻不得，十冬腊月，驴年马月，是有关岁时习俗的俗语；吃老本，插杠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木匠多了盖歪房，武大郎卖棉花——人熊货软，是有关职业、生产习俗的俗语；穿小鞋，扣帽子，穿衣戴帽、各好一套，穿新鞋、走老路，王母娘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玉皇大帝的帽珠——宝疙瘩，是有关服饰习俗的俗语；炒鱿鱼，老油条，闭门羹，吃小灶，不蒸包子蒸(争)口气，一斤肉包只饺子——好大面皮，骑毛驴吃豆包——乐颠馅了，吃菜吃心、听话听音，是有关饮食习俗的俗语；开天窗，挖墙脚，不知哪头炕热，隔着锅台上炕，隔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是有关居住习俗的俗语；抬轿子，拦路虎，车到山前必有路，坐轿号丧——不识抬举，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是有关交通习俗的俗语；牵红线，打光棍，为人做嫁衣，少是夫妻老是伴，捆绑不成夫妻，大姑娘坐轿——头一遭，吹鼓手娶亲——自吹自擂，是有关婚嫁习俗的俗语；帮倒忙，打圆场，两面光，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冤家宜解不宜结，是有关交际习俗的俗语；怀鬼胎，抱佛脚，断香火，半路出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是有关迷信、俗信、宗教等习俗的俗语；耍把戏，吹鼓手，乱弹琴，唱对台戏，马后炮，围棋盘里下象棋——不对路数，桌子底下放风筝——起手不高，是有关游艺习俗的俗语；等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俗语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经验的精炼总结，如：人勤地不懒，黄土变成金；三春不如一秋忙。从基本特质来看，俗语虽有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等多种品类分别，但都具有民俗的口头性、传承性、社会性、民族性、地方性、变异性等特质，是一种常见而习用的民俗语言形态。民俗语言学就是从对俗语的科学考察与研究为起点逐渐形成的。

从另一层面来看，俗语又是人生的一面镜子、社会生活的语言化石。透析俗语，可以从中了解与印证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人们的各种心理定式、价值取向。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有价值的俗语汇编，就是社会的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因而，收集、发掘俗语，去粗取精，一直是人们乐而不废的富有科学意义的工作。

2.新俗语及俗语词典

在中国俗语学史上，汉语关于俗语的称谓达几十种之多，如：谚、里谚、野谚、鄙谚、俗谚、俚谚、古谚、乡谚、谚语、谚言、直语、成语、乡言、古语、野语、鄙语、迩言、里语、俚言、俚语、乡语、俗语、俗说、俗话、俗谈、传言、俗论、常谈、常言、常语、恒言、里言、市语、方言等；比较专门的还有藏词、瘦辞、歇后语等。前面的若干种称谓，既有现在作为单一俗语品类专称，而大都泛指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俚语等各俗语品类的通称，或曾有过这种泛称的历史用法。汉语关于俗语称谓的纷繁复杂，反映了关于俗语概念的认识过程和形成的历史。清代学者钱大昭《迩言》自序中说得很有道理：“乃谚为无逸之所成，然齐人有言，孟子以证乘势；南人有言，孔子以 无恒。夏谚、周谚，引于经传；齐鄙语引于《吕览》，邹鲁谚引于《汉书》，则浅近之言，亦圣贤所不废乎。夫今古一耳，古人所言，今人谓之古语；在古人自视，未尝不以为今语也。笔之于书，遂为故实。若然，则今人形为俗语，安知不为几千百年之故实乎!”语言事实亦正如此。我们见到的一些颇为文绉绉的成语，认真考溯其源，大都采自当时民间俗语，经过文人加工整理，多失口语风格，其斧凿之痕恰成辅证。如“看见骆驼说马肿背，少见多怪”这个俗语，在《牟子》引谚中写作“少形见，多形怪，驼言马肿背”。

俗语兼具民俗语言和口头文学双重属性，在扩布、传承和运用中，或有变异、消亡，而且也在不断创造、滋生着。语言发展史是条“渐变”型的缓缓流淌的河流，相对比较稳定。相对语音、语法而言，词汇则是语言历史长河中最为活跃 的波浪。新词汇不断创造出来的同时，旧词新义也不断出现。俗语作为汉语的一种蕴藏极富的特别语汇资源，也在时时出新。这也是俗语这种民俗语言形式的旺盛生命力所在。新词新义现象已引起了语言学家、语文辞书学界的重视。《辞书研究》不仅先后刊出了一些文章(如吕叔湘《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刘向军《新词新义与语文词典的收词》)，而且又率先开辟了《新词新义》栏目，其中颇有一些现代俗语(或称新俗语)词语。例如：开口子、关系户、小字辈、老大难、踢皮球、闲言碎语、一把手、一刀切、文山会海、大包大揽、牛郎织女、气管炎(妻管严)、小儿科、大锅饭、放卫星、排忧解难、关系学、炒买炒卖等。这些以成语、惯用语品类形式出现的俗语，或源于当代现实社会生活(如“妻管严”“文山会海”“放卫星”)，或具有悠久、丰富的民俗语源底蕴(如“大锅饭”)，但都活跃于当代社会生活，具有特定的时代性语言意义，通俗、凝练、生动、形象、鲜明，为人民所喜闻乐道。这些新俗语(包括未谈到的新谚语、新格言等俗语)，有的虽带有地方色彩(如“炒买炒卖”)，但大都从口语进入了书面语，不只文艺作品中常可见到，也活跃于新闻、政治语言之中，以汉民族语言的俚俗特点，登上了民族共同语的“大雅之堂”。新俗语的采集、整理，不仅是语言学的课题，也是民俗学、社会学尤其是语言民俗学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俗语的形成是个创造兼约定俗成的过程。俗语的扩布、传承与运用，又是个筛选、簸扬和优化的过程。采集、研究和编纂俗语词典，尤其兼具筛选、簸扬和优化、规范的系统工程。俗语作为一种民俗语言现象，多与方俗结缘，有些俗语的地方性则较强。唐刘知幾《史通》卷十七《杂说中》就“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而“对曰”：“古往今来，名目各异。区分壤隔，称谓不同。所以晋、楚方言，齐、鲁俗语，《六经》诸子，载之多矣。”“斯并因地而变，随时而革，布在方册，无假推寻。足以知氓俗之有殊，验土风之不类。”俗语的约定俗成属于自然性的规范过程，是消极式的规范，以科学方法进行优化、规范，则是个积极式规范过程。编写俗语辞书，即属于这种科学的、积极式规范手段之一。

实际上，任何一种语言中的成语，其主要的来源都是民间口头熟语与谚语，汉语也不例外。文言中的许多老成语，也都来自民间。例如：《战国策·赵策》：“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汉书·贾谊传》：“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典论·论文》：“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引文中所说的“鄙语”“野谚”“里谚”“里语”，正是指的民间口头熟语和谚语。既然古代作者记载下来的民间口头熟语与谚语可以称为成语，那么现代作者记载下来的民间口头熟语与谚语当然也可以称为成语。古今的界限应该打破。一条成语，不论产生在五四运动以前或者五四运动以后，不论是从文言中继承下来的，或是现代作者从口语中吸收来的，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承认它们都是汉语中的成语。根据这样一条原则，就有大量的新成语可以得到承认，能和传统的老成语取得同样的地位。(史式·赵培玉编《汉语新成语词典》“说明”)

这里，作者所谓“新成语”都是什么呢?试看《汉语新成语词典》所收条目：唉声叹气、推板手、按下葫芦浮起瓢、八不挨、八竿子打不着、八九不离十、八面光、八字没一撇、白热化、百分之百、摆架子、拜年话、板上钉钉、半半拉拉、半路出家、半夜吃桃子、棒槌打人手抚摸、棒打不回头、抱粗腿、抱佛脚、抱住斧子一边砍、背包袱、背黑锅、背死人过河、逼着公鸡下蛋、鼻子大压着嘴、鼻子碰鼻子、笔杆子、闭起眼睛说瞎话、变色龙、蹩脚马、病病歪歪、不尴不尬、不管三七二十一、不起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自由毋宁死、吃老本、吃了砒霜药老虎、扯后腿、出洋相、穿小鞋、传声筒、吹喇叭、打电话、瓜无滚圆人无十全、好心当驴肝肺、归里包齐、横眉冷对千夫指、春蚕到死丝方尽、打里打外、乡里狮子乡里舞等，凡三千余条。显然，或成语，或谚语，或歇后语，或惯用语、俚语，偶有格言，尽为俗语。一部好的词典，要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规模性、新鲜性兼相对的稳定性，这样才会具有权威性。俗语词典亦当如此。《汉语新成语词典》的主要成绩和作用，一是为读者释难解疑，提供有关知识和线索；二是对俗语的积极规范作用。一个从方言俗语进入现代汉语通语的“拆烂污”，虽已常见于书籍报刊，但并非社会上各种职业、各文化层次的读者都读得懂。然而，六七种成语、惯用语和俗语词典的释文都难尽如人意，而且注音、释义中各说纷杂歧出，令人莫衷一是。但这部新成语词典的释文相比之下则显得既简洁又精详：

[拆烂污(cā làn wū)]吴方言，指做事不负责任，致使事情糟到难以收拾。在吴方言中，称解大便为“撒污”。稀屎叫做“烂污”。拆烂污的本义就是“拉稀屎”，现在常用的含义由此比喻得来。正如北方口语把一个人不好好干活称为“拉稀”。“拆”字在普通话中本应读为chāi，在吴方言中则读为cā。这条成语来自吴方言，习惯上读为cā。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自家人拆烂污，说多了也没意思。”

所见几种收录这个条目的成语、惯用语、俗语词典释文均嫌简略，注音或取普通话读音，或取吴方言读音，于此则显欠妥、欠详了。这时应该交代给读者关于“拆烂污”的起码的一些知识。《汉语新成语词典》对俗语的规范作用于此也显见一斑了。而且，同《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相比，又独具俗语辞书的特点，显示出了专门语文辞书与普通语文辞书的区别。《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是：

[拆烂污(cā làn wū)]〈方〉比喻不负责任，搞坏了事情(烂污：稀屎)。

由此亦可想到，普通语文辞书既收录俗语，虽不能要求其具有专门俗语词典的全部功能、特点，但亦兼有对俗语的规范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因为俗语的纯洁与规范，是民族语言的纯洁与规范的组成部分，而且任务尚显更艰巨一些。

俗语这种民俗语言性质的语汇系统，与民俗文化如同鱼水，有着天然之缘。很多俗语不唯有其文献语源可寻，尚有其独特的民俗语源可探。在《从民俗语源略谈“大锅饭”》^[1]这篇文章中，作者从历史民俗形态探寻、考释了“大锅饭”这一俗语的民俗语源。如果俗语辞书，包括现代新俗语辞书，在释文中适当向读者交代一些相关的民俗语源和典故知识，不只会增加俗语词典的信息量，也将提高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使之兼具可读性。尽管俗语辞书通常作为专门语文辞书出现于读者面前，但基于俗语的固有性质和特点，这样要求俗语辞书的作者亦不属非分和牵强。事实上，一千多年的中国俗语辞书史的一个传统特点，即如此。这是中国古代许多汉语俗语辞书作者已经在探索和实践了的一种俗语辞书编纂方法，一种应予肯定和继承的科学方法。就此，不妨也抄示几种释文样例：

明陈士元《俚言解》卷二“乡里夫妻”：俗言“乡里夫妻，步步相随”，言乡不离里、夫不离妻也。然古人有呼“妻”为“乡里”者。沈约《山阴柳家女》诗：“还家问乡里，讵堪特作夫。”又《南史·张彪传》：“我不忍令乡里落他处。”亦见《西溪丛话》。

《俚言解》卷一“煖房筵”：“男婚之夕，女家设，谓之‘煖房筵’。”此风不知何所起，或曰“煖”当作“”。《闻见录》：宋景文公纳子妇，其妇家馈食，致书曰以食物煖女。文公曰：错用“煖”字，从“食”从“耎”。其子退检书《博雅》中有此字。今考韵书注：女嫁三日送食曰“”，非初婚之夕设煖房之谓也。今人移居，亲友携酒殽会集，亦曰“煖房”，又曰“温居”。

清顾张思《土风录》卷十二“省吃俭用”：龚明之《中吴纪闻》云：予尝附益黄山谷语，以省吃俭用号五休居士。今俗节俭者有此语。

《土风录》卷十二“顺手牵羊”：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按《曲礼》效举者右牵之，俗呼右手曰“顺手”，取“顺便”之意。

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二“养媳妇做媒人自身难保”：媒人介绍六礼，求全责备，虽善解纷者，亦惮其烦，况养媳乎?夫养媳妇权倚翁姑，何有何亡，全无黾勉，一旦承允媒妁，人嗤从井救人，彼竟现身说法。妇家勒重聘，则曰“苟完矣，辟如养媳，蓝缕若何”。男家索厚奁，则曰“苟美矣，辟如养媳，虚筐若何”。使二姓之有请谒焉。如此婚媾，其能降以相从也。惟其自身之难保，是以媒人之可做。

古人考释俗语兼及民俗，实际在于考释民俗语源，然而仅系肇始，尚未总结出切实的科学理论与方法。因而，俗语加释民俗语源还有待民俗语言学及俗语学研究的深化。《汉语新成语词典》已经做出了很有意义的尝试性工作，同时也期望继此之后出现更有特色、更加完善的俗语辞书，使俗语辞书真正兼具民俗语汇词典或特种风俗词典的功能。

于此，仍想论及的是“俗语”与“雅语”的关系。“成语”在汉语中是个后起的概念，明代丘濬《故事成语考》为较早，至清代概念才明晰起来。然而人们似乎 有一种看法，认为俗语一旦被“成语”吸收，才“修炼成仙”成为雅言而登堂入室，否则仍属“下里巴人”。其实不然，实是一种误解或偏见。姑且不论古汉语中“成语”大都源于“野语”“俚言”，现代汉语中所谓“新成语”的现代俗语，不都活跃于文学作品、政治语言等大雅之堂吗?究其实质，还是正名为“俗语”才是本来的面貌、贴切的称谓。俗语是民间文化(亦即“下层文化”或称“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土壤，直接影响并作用于“上层文化”(亦即“雅文化”)。语言何尝不是如此，历来通语、官话都是在其地方变体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俗语作为一种源源不绝、取用不竭的民俗语言资源，不断为通语雅言输送充满活力的新鲜成分，也是极其自然的。

3.“吉祥号码”与数字崇拜

一般说，数字是一种枯燥的符号。用默默数数来催眠，早就是一种人所熟知的常识了。然而，一旦被人为地赋予某种特定含义或色彩的时候，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个本来极其寻常的数字“8”，就因为在某些地区方音中与“发”谐音，则被视为预示着发达、发迹、发财的“吉祥号码”，趋之若鹜。相反，因“4”与“死”方音相近，则被看作“晦气数”，唯恐避之不及。

香港这座大商埠是很看重吉祥号码的。有的商店，以“168”作为店名，取其方言谐音既是祈愿自家生意“一路发”，又可取悦于顾客作为招徕，实在是一举两得。有的豪华公寓，在建造时即安排成168个单元，求租的房客果然踊跃。于是，一些含有所谓“吉祥数字”的“幸运车牌”，便成了高价拍卖的抢手货。据说，1969年时，一位富商花了36000港元购下了一块6号车牌。原来，他排行老六，在当地方音中，“6”与“禄”音近，因而，他把“6”视为财源旺盛的“吉祥数”。

可以说，当年这位港商以3万多港元买下一块“幸运车牌”实在是令大陆人惊奇不解。然而，仅仅过去数个寒暑，那位港商的出价和时下大陆一些城市“吉祥号码”的拍卖价相比，已堪谓“小巫见大巫”了。

一块弹丸之地，兴再大的风也难生多大波浪。但要是大江南北一风吹，难免不成浪潮。“吉祥号码”热，时下方兴未艾，一个普通的电话号码，一块寻常的车牌，即因其沾了“吉祥数”的光而身价陡然倍增，3万、5万、十几万元也有抛金竞争者。甚至，门市开张、开工奠基也刻意追求“吉日良辰”，8月8日报纸的广告版面也成了不惜重金角逐的吉祥日广告战场。究其实，不外是要讨一个“发财”的口彩。作为一种民俗语言文化现象，口彩与禁忌往往孪生和相伴。按照“888”标志“发发发”，“518”即“我要发”之类推断，“51794”恐怕该是“我一气就死”了。据说，有人因嫌弃自己出生年月日的数码谐音不吉，出钱要求改为“吉祥数字”。

《红楼梦》中金钏对宝玉说道：“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意思是说，你应该获得的东西总会得到的，否则强求或心急亦无济于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自是一种规律，成功要靠才智胆识和脚踏实地的奋斗进取赢得。“吉祥号码”，顾名思义，不过是一种人为地用以寄托良好愿望和祈愿好运的数字而已，光凭讨口彩是难以有所成就的。没有实实在在的努力奋斗，无论花多少钱争购来的口彩也不过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甚至是亏本之举。

有人说，争购“吉祥号码”是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向世人显示实力，是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闻之，未免给人以用巧言遮掩迷信心理之感。同那些内容实在、效果深入的广告相比，这种“广告”未免空泛乏味，其代价也未免过于昂贵。如果将购买“吉祥号码”的数万或数十万元巨资直接投入商品生产或职工的福利之中，其作用和效应显然比讨口彩要大得多。这个经济账，恐怕人们都会算。如此做“广告”，值得吗?

说起来，“吉祥号码”热，不过是古老的数字崇拜民俗遗风在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的翻版。在古代，“数”有时是特指占卜之类的方术。战国时代的《楚辞·卜居》中即说：“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易·系辞传》中也说：“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算数”之“算”的别体“祘”，由两个“示”字构成；据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释，“示”乃“神事也”。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数字崇拜突出地表现为有关数的占卜活动。古代的“术数家”，即以有关天文、历法和占卜的学问为其本事。在原始宗教、术数以及佛教、道教的作用下，生活中的许多数字益发变得神秘起来，并衍生出无数有关数的崇拜与禁忌民俗。

祈愿吉祥如意，避凶趋吉，是人类本能的社会心理，无可非议。反之，试问谁会希望整日生活在凡事不顺的煎熬之中呢?不过，凡事总有其“度”，否则即有失于规范、限度。关于数字崇拜的民俗，亦不例外。世上许多民俗事象，其作为民俗、陋俗乃至恶俗的界定，即在于这个“度”上。这个“度”，主要体现于对社会生活是否有益，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大于利。择定婚期，尚双忌单习俗，表达对婚姻和美的良好祝愿，顺乎人意，可谓积极健康。然而，如若刻意追求基于生辰八字、生肖迷信等演绎出的所谓“吉日良辰”，则未免失之愚昧无聊了。

“吉祥号码”的数字，同社会生活中各种数字一样，其本身都不过是普通的量或序的自然符号，即如用某一数字特指某种事物那样，如“1号首长”“6号座位”之类，“吉祥”与否并非其固有意义。给数字人为地附加某种意义或感情色彩，以表示对美好事物的祈愿，无须大惊小怪。然而，希图由“吉祥号码”来把握人生和事业成败的命运，则不能不说是一种迷信，一种愚昧无聊之举。古来向有以财物敬神、媚神旧俗，因而俗有“钱可通神”之语。试想，若花巨资购来的“吉祥号码”真有改变人生命运的魔力，那么万事岂不就毫无意义了吗?还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努力和奋斗竞争呢?说破了似乎浅显可笑，事实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嘛!看来，“吉祥号码”主宰不了人生命运和事业成败，要进取唯有靠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由此才能赢得吉祥如意。

市场经济的大潮迅猛澎湃，给无数青年造就了施展才干抱负的历史机遇，也将随时击破许多迷茫痴盼的空想“吉祥”之梦。究其实，面对“吉祥号码”热也不必过于忧虑不安。因为，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更多的还是优秀遗产，何况现代科学也在不断强化辨风正俗这一古老传统的活力。真正的“吉祥号码”是事业成功与社会前进的美妙音符。“吉祥号码”热，不过是社会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一个变态的不和谐音符而已。

4.市井传统商业招徕市声

中国市井传统的商业广告民俗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以色彩、造型等视觉标志传播信息的招幌，一是通过有声语言和器乐音响招徕顾客的市声。根据经营方式和商品特点，或采用前者，或采用后者，或两者兼用。

4.1叫卖吆喝

最原始的叫卖吆喝是如何的情景，尽管凭现实生活经验可以想见得到，但缺乏实证和文字记载。《诗经·卫风·氓》描述了“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的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活动，然未言及理应伴存的招徕推销性质的叫卖吆喝之声。《韩非子·难势》“自相矛盾”中，市上兼卖矛盾者一边展示所售实物，一边反复向人夸耀“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和“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当是有关叫卖招徕市声的较早文字描述。

史学研究认为，中国大约于夏朝时，开始出现农工商业的社会分工；至春秋时期，商业已有行商坐贾之分；隋末唐初，则形成工商诸业行会组织。然而，有关商业招徕叫卖吆喝市声的记述文献，却显见于宋朝。但宋代对于这种市声的关注，并非在于其作为商业活动，倒是着眼于它的韵味，它的音乐艺术性，名之为“吟叫”。宋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嘉祐末，仁宗上仙。自帝即位，至是殆五十年天下稔于丰乐，不意邦国凶变之事，而英宗谅阴不言，能昭其功。然四海方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其本盖自至和、嘉祐之间叫‘紫苏丸’，洎乐工杜人经十叫子始也。京师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以词章，以为戏乐也。今盛行于世，又谓之吟哦也。”视叫卖吆喝之声为吟叫，已见赏其声韵之悦，不无化俗为雅的意趣。

南宋诗人范成大有数首就市井叫卖之声悲悯贫民凄苦之作，如《夜坐有感》：“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欠明朝粜米钱。”又如《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之三：“啼号开斗抵千金，冻雀饥鸦共一音。劳汝以生令至此，悠悠大块亦何心。”但在一般人看来，各种叫卖吆喝均属市肆天籁之声，是都市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述北宋京师汴梁“天晓诸人入市”情形中，有“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至南宋都城临安时，市肆吟叫情景一如旧京风俗。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多处记述当时都城吟叫宣唤市声：

及诸行铺席，皆往都处，侵晨行贩。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嗄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孝仁坊口，水晶红白烧酒，曾经宣唤，其味香软，入口便消。(天晓诸人入市)

四时有扑带朵花，亦有卖成窠时花，插瓶把花、柏桂、罗汉叶，春扑带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扑金灯花、茉莉、葵花、榴花、栀子花，秋则扑茉莉、兰花、木樨、秋茶花，冬则扑木春花、梅花、瑞香、兰花、水仙花、腊梅花，更有罗帛脱腊象生四时小枝花朵，沿街市吟叫扑卖。及买卖品物最多，不能尽述。……又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麻糖、锤子糖……跳山婆、粟茅、蜜屈律等物，并于小街后巷叫卖。(诸色杂货)

凡此，诸色宣唤叫卖，皆同范成大诗所记相合。而且，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中，亦对当时市肆叫卖情景有所描绘。如画卷的中段，城厢外十字路口的一家车辆作坊附近街心，一人左手擎笼屉或食盒之类器物，右手执“行几”，正在张口叫卖。尽管未闻其吟叫之声，其情景则清晰可辨。

俗语说，卖什么吆喝什么。明末王季重《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所录市肆叫卖饮食的“邀诃”(即吆喝)，直观、生动地展示了叫卖者的商业心理特点，其书记载：“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当然，因经营内容及乡土习俗而异，吟叫吆喝不拘一格。明代浮白主人《笑林》中的一则笑话所表现的收旧货者的吆喝，即为另一种情形：“有戴破帽破网者，途中见人呼‘破帽子换铜钱’，急取帽袖之；再呼‘破网巾换铜钱’，复急脱网巾袖之；又呼‘乱头发换引钱’，乃大怒曰：‘你这人无礼，忒寻得我要紧。’”其完整而有节奏的吆喝，显然是“破帽子换铜钱——破网巾换铜钱——乱头发换引钱……”

有清以来，记载有关各种叫卖吆喝市声的文献多了起来，既有文字的，也有绘画的。而且，一如宋朝“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清代有关叫卖吆喝的文献，亦以北京为主。《贸易》为“汉严卯斋笔录”清末写本，主要记述北京市井行商坐贾的各种叫卖吆喝市声及器乐市声，其序称“凡做小本经计(纪)，以吆喝为先，具是分出腔调，有高有低，有音有韵，犹如唱曲腔调一般。此系京城内外大小贸易吆喝，不比外省吆喝，字眼要斟酌、要真着……又有在铺内吆喝卖的，有在大街小巷敲动响器的，也有不言语做买卖的，不得一样”云云。以京城为代表的都市叫卖吆喝，每每采入载录风土民俗的文字。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京师暑伏以后，则寒贱之子担冰吆卖，曰冰胡儿。”又：“七月中旬则菱芡已登，沿街吆卖，曰：‘老鸡头才上河。’”再如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中一首咏道：“叫卖出奇声彻霄，街头客店任逍遥。胡梳坠什捎家走，十个铜元拣样挑。”并有注云：“有一提包卖胡梳零件者，声音极高，几入云际，店门一唤，旅客尽惊。且其唤卖数句，确有腔板，此词末二句，即其口中叫卖语也。可谓奇绝，可谓特别。”清光绪年间闲园鞠农(蔡省吾)所辑《燕市货声》(一作《一岁货声》)，可谓旧京诸行商业市声的集大成者。是书除十二个月12辑外，另有除夕、通年、不时、商贩、工艺、铺肆6辑，凡18辑，采录的是咸丰、同治以来至光绪丙午(1906年)50余年间京都市声。在自序中说，辑录这些“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的市肆天籁之声，具有启迪世人的意义，“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近人周作人《夜读抄〈一岁货声〉》的感慨，似同该序所言：“我读这本小书，深深地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碜，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无独有偶，作家张恨水20世纪40年代旅居北平时，亦注意到这里的叫卖吆喝市声，如其记“禁夜市声”的《白话摸鱼儿》词后半阕写道：“谁吆唤?隔条胡同正蹿，长声拖得难贯。硬面饽饽呼凄切，听着教人心软。将命算，扶棍的，盲人锣打叮缓。应声可玩，道萝卜赛梨。央求买，允许辣来换。”声声入耳，画在其间。

4.2韵语说唱

原始的叫卖吆喝，并非音乐，但不失音乐色彩。《淮南子·道应训》认为“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亦即后来鲁迅《门外文谈》所谓的“杭育杭育派”作品。就此意义而言，富有音乐色彩的叫卖吆喝市声，亦可谓一种源于商业活动的艺术。《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之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叫卖吆喝的音乐色彩，则是如此“人心之感于物”的结果，乃至于逐渐音乐化，逐渐形成了韵语说唱以及器乐音响两种商业招徕市声。

今存中国古代韵语说唱市声语料，大都较晚。不过，从宋代有关文献的记述和当时采选市肆叫卖的吟叫之声而创制曲牌，并形成一种吟叫艺术而有专门艺人行当，仍清晰可见其源流轨迹。除前所援引过的《事物纪原》之外，又有《梦粱录》等如下记载：

今街市与宅院，往往效京师叫声，以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其词也。(《梦粱录》卷二十《妓乐》)

绍兴间，用鼓乐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间，正是论角，如京师量卖。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会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佳牌儿。(《都城纪胜·茶坊》)

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若加以嘌唱为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谓之下影带。无影带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盏者，谓之打拍。(《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歌叫卖物之声，采合宫商成”者，即当时市肆之韵语说唱形式的招徕市声——歌叫。至于瓦舍勾栏妓乐中的叫果子、叫紫苏丸及十叫子之类，则是说唱艺人模仿市肆歌叫之声而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

借韵语说唱市声制为词牌、曲牌，丰富了词曲样式，也显示着这一传统商业广告艺术的招徕功能。其中比较典型者，如《货郎儿》《卖花声》之类。元无名氏《货郎旦》剧第四折：“我这里无乐人，只有姊妹两个，会说唱《货郎儿》。”又据清翟灏《通俗编》载：“《九宫谱》曲调有《货郎儿正宫》，与《仙吕》出入。又《转调货郎儿》，与《南宫》出入。”可见曾有多种《货郎儿》曲牌流行。世传《卖花声》词牌，亦非一种。一是本《浪淘沙》，传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名之为“卖花声”(但未见于今存清照集)。一是本《谢池春》。清李良年《词坛纪事》云：“世俗以二月十五日为花朝节，杭城园丁以名花荷担叫鬻，音中律吕。”可知其得“卖花声”名之由来。至于《东京梦华录》卷七《驾回仪卫》所记，更为切近：“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

歌叫唱卖，在宋季市井已蔚成风气，甚至当时以商品为诱饵赌掷财物的博戏“关扑”，亦如此歌叫招徕顾客。《东京梦华录》卷六《正月》：“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以食物、动使、果实、柴炭之类，歌叫关扑。”《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所记还有“洪进唱曲卖糖”之类，亦可见当时市井招徕风习之一斑。而且，即或南宋临安禁中节日之际，亦将说唱市声视为点缀升平的一种娱乐。《武林旧事》卷二《元夕》载，其时“京尹预择华洁及善歌叫者谨伺于外”，一旦“取旨，宣唤市井舞队及市食盘架”进奉时，则“歌呼竞入”，“既经进御，妃嫔内人而下，亦争买之”，商贩“皆数倍得值，金珠磊落，有一夕至富者”。

有关韵语说唱招徕市声语料，主要是清代以来文献所录。郑振铎从清乾隆年间抄本《仙庄会弹词》中，曾发现了苏州商人卖年画的大段说唱招徕之辞，如：“打开画箱，献过两张，水墨丹青老渔翁，老渔翁多哈哈笑，赤脚蓬头戴笠帽，手里拿个大白条，鳞眼勿动还为跳。笔法玲珑手段高，苏杭城里算头挑，扬州城里算好老。只卖八个钱，两张只卖十六钱。献过里朵两张，还有里朵两张，《西游记》里个前后本，王差班里个大戏文……”从年画的主题、内容、质量，直唱到价格和劝买。在旧抄本《三百六十行》中，有段说唱则是介绍年画《杨家将》故事梗概的：“捣过两张再两张，前后正本《杨家将》，爹儿八个保君皇。杨大郎，去代王，二郎、三郎死番邦。杨五郎，五台出家做和尚。老令公，李陵碑撞死见阎君，杨六郎告御状，七郎绑拉桅杆头上，乱箭射死见阎王。全亏八大王准了状，除奸党，潘洪杀死见阎王，镇守三关杨六郎。”至于清末北京画棚的说唱之辞，《燕市货声·腊月》所记，又是一番情景：“买的买来捎的捎，都是好纸好原料!东一张，西一张，贴在屋里亮堂堂!臭虫他一见心欢喜，今年盖下了过年的房。”劝买辞中夹杂着幽默打诨。《燕市货声·铺肆》所录粥铺说唱之辞，似比卖年画之辞更富招徕情趣：“喝粥咧，喝粥咧，十里香粥热的咧!炸了一个焦咧，烹了一个脆咧，脆咧焦咧，像个小粮船的咧，好大的个儿咧!锅炒(炸)的果咧，油又香咧，面又白咧，扔在锅里漂起来咧!白又胖咧，胖又白咧，赛过烧鹅的咧，一个大的油炸的果咧!水饭咧，豆儿多咧，子母原汤儿的绿豆的粥咧!”

卖调料摊贩的说唱，至今在许多地方仍可见到。这类唱卖套辞，从调料种类、用途、特点、劝买之类，乃至历史掌故、民间故事、人生哲理、日常生活知识，尽在其中，长者多达四五百句，历代口口相传。例如在安徽淮北淝河流域流传已久的《八大味叫卖歌》，长达近500句，而且是二人对唱形式，其开篇唱词是：“吸过烟来喝罢茶，以前干啥还干啥，小磨推来碾子挨，俺把材料配起来。八大味，九大香，漂洋过海大茴香，有肉桂和凉姜，砂仁豆蔻都放上。还有花椒和草果，云南的胡椒再配上。要买材料要包全，到家做菜不觉难。少吸烟来少喝酒，买包材料往家走。大的喜，小的夸，老婆子夸你会当家。……买的买来捎的捎，买的没有捎的多，当家人会买当家货，浪荡人只会讲吃喝……想买材料往前站，离得远了难看见。要买材料定包全，买回家里好过年。”如此一路唱去，边唱边卖，嘴里手上一齐忙活。

4.3器乐音响

中国古乐器，向有吹、打、弹、拉四大类。这四大类乐器，是构成传统商业器乐音响广告的基础。器乐音响不仅可以同叫卖吆喝、说唱相配合，还可以作为“代声”单独使用。尤其是对于受民俗禁忌等社会因素制约而不宜口头招徕顾客的行当，如旧时的理发、游方行医、修脚、劁猪等，约定俗成的特定器乐音响更是必要的招徕广告媒介。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二载：“太祖庙讳匡胤，语讹近番印，故今世卖香印者，不敢斥呼，鸣锣而已。”

《诗·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东汉郑玄笺云：“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唐孔颖达亦疏云：“其时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凡此，说明东汉时卖饴糖(即饧)者以吹箫作为招徕生意的器乐广告。这是迄今文献所见最早而且流行亦十分久远的器乐音响市声。宋汤恢《倦寻芳》词中写道：“饧箫吹暖，蜡烛分烟，春思无限。”元吴莱《严陵应仲章自杭寄书至赋此答之》诗亦云：“花浓携酒，柳霁卖饧箫。”至清，范来宗《锣鼓》诗中，仍有“取次春风催劈柳，卖饧时近又吹箫”之句。龚自珍《冬月小病寄家书作》中写道：“饧箫咽穷卷，沉沉止复吹。”又孔尚任《桃花扇·访翠》亦写道：“扫墓家家柳，吹饧处处箫。”至民初，卖糖小贩所吹芦叶喇叭，仍属古代饧箫遗风。

近人齐如山《故都市乐图考》记述北京市贩招徕响器四十余种，并逐一绘有插图。自序称：“余曾将北平小贩，何时售何物，由元旦起，至除夕止，依时归纳，辑成一书，名曰《北平货声》……系关于人声叫卖者，其有恐嗓音不足，不能达深院之听者，则利用一种乐器，以作代表，统名之曰唤头，此图所绘者是也。久居北京者，一听其声，便知其所售之物，盖习惯也。其所用乐器，在八音中，以金革为多，取其声宏，能达远听；竹木次之，丝最少；匏土石三种几不见，因此等物器，出声不宏大也。吾故特将瓦盆、水瓢、琉璃喇叭三种绘入，以实八音之名，识者定必笑其牵强多事矣。”齐氏将器乐音响招徕统谓“唤头”，未必确切，那是剃头匠所用招徕顾客的镊钗的约定俗成的专称。相反，其将盆、瓢和喇叭绘入倒并非“牵强多事”，因为其确属一些行业的招徕响器。

早在清道光年间佚名氏的《韵鹤轩杂著》已注意到市井招徕器乐民俗，是书卷上写道：“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有记号。修脚者所摇折叠登，曰‘对君坐’；剃头担所持响铁，曰‘唤头’；医家所摇铜铁圈，曰‘虎撑’；星家所敲小铜锣，曰‘报君知’；磨镜者所持铁片，曰‘惊闺’；锡匠所持铁器，曰‘闹街’；卖油者所鸣小锣，曰‘厨房晓’；卖食者所敲小木梆，曰‘击馋’；卖闺房杂货者所摇，曰‘唤娇娘’；卖耍货者所持，曰‘引孩儿’。”所述10种，其名皆因被招徕的顾客对象而取，亦俗亦雅，别有意趣。此间，江苏吴县籍诸生石渠(字梅孙，1803—约1873)的《葵青居诗录》中，亦有一组吟咏市井招徕乐器的诗，总题为“街头谋食诸名色每持一器以声之，择其雅驯可入歌谣者各系一诗凡八首”，堪与《韵鹤轩杂著》记述互相参证，史料稀见而又独具雅俗之趣，且迻录如次。

引孩儿(卖糖者所击小锣)

庭阶个个乐含饴，放学归来逐队嬉。

底事红鞋快奔去，门前为有引孩儿。

唤娇娘(卖闺中杂物持以摇者)

绿窗检点女儿箱，彩线断绒针断芒。

绣罢鸳鸯方却坐，慢声远远唤娇娘。

催饥(状似小木梆，卖点心者所击)

乱如寒柝中宵击，静似木鱼朝课时。

才是午牌人饱饭，一肩熟食又催饥。

厨房晓(似铜钲而薄且小，卖麻油者所击)

提壶小滴清香绕，蔬菜盘中未应少。

肉食朱门正击肥，人来曾否厨房晓。

虎撑(外圆中空，范铁为之。相传孙真人遗制，以撑虎口探手于喉出刺骨者)

一幅白帘标姓名，一围圆相摇且行。

活人那有好身手，毒口偏能为虎撑。

报君知(状若厨房晓，盲者敲为之算命)

未能弹唱作盲词，比是三弦手自持。

闻说君家要推命，声声先与报君知。(www.daowen.com)

惊闺(磨镜、磨剪刀者，叠铜片四五戛以作声)

岂缘明镜影全迷，岂为剪刀慵取携。

夫婿将归衣未办，暮寒那得不惊闺。

对君坐(行则摇，坐则止，修脚者所持器)

足趼难行行若跛，谋生贱业到来伙。

手持寸铁尔何人，一座公然对君坐。

其中，与《韵鹤轩杂著》所述，略有差异，当是各地市井习俗之别使然。应指出的是，上述诸般招徕响器，有些不唯流行于清朝，乃早已有之，而且有的也不限于一种行当使用。这些器物形制，来历说法不一。就此，略为考释几例：

惊闺，《韵鹤轩杂著》记为磨镜匠“所持铁片”，石渠诗题注为磨镜或磨剪刀所持“叠铜片”，而早在宋代此俗已有，系磨镜匠持以作为招徕乐器的数片铁板。其证为清代厉荃《事物异名录·杂具》及西厓《谈征·物部》同引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之说：“用铁数片，长五寸许，阔二寸五分，如拍板样，磨镜匠手持作声，使闺阁知之，曰惊闺。”所言形制亦同齐如山《故都市乐图考》所绘磨刀剪者的响器“铁拍板”相合。齐氏考云：“此系磨剪、磨刀卖艺人所用之唤头，俗名挂连，即古之铁板，又名铁拍板。”他据《唐书·礼乐志》得知，“高倡伎乐器中，有铁板之名”。继又考：“宋陈《乐书》中亦引证之，所绘之图，与此极合。……吾乡制笤之手艺人，亦用。”清佚名《燕市负贩琐记·磨剪子磨刀》所说“有打铁链者”，其“铁链”即此，亦即《燕市货市·工艺·磨剪子》所云“早年代洗铜镜，有携一串铁片行敲者”。综此可知，“惊闺”即“铁拍板”，源于唐代用以伴奏节拍的乐器铁板，先是宋代磨镜匠用为招徕之响器，清末改铜镜为玻璃水银镜后，磨刀剪匠则沿用下来，间或有以铜板代铁板者。

明人《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中亦曾写及“惊闺”：“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手执着一个玲珑的东西，叫做个惊闺，一路摇着，径奔二郎神庙中来。”这里说的“一路摇着”“玲珑”的“惊闺”，亦即《韵鹤轩杂著》及石渠诗所说的“唤娇娘”，是零售闺中杂物的货郎所用的货郎鼓，或货郎所用另一种名为“鼓”实非鼓，而是一种源自古乐器云锣加以改制的手摇响器，《故都市乐图考》径名之为“云锣”，并说“俗名铃子”。货郎鼓或云锣均非以手敲作响，而是由固定于其四周的端部系成疙瘩的短索摇动“玲珑”出音响。至于清西厓《谈征·物部》引《事物绀珠》所说“如小钲而厚，手提击，今卖花线者用之”的“惊绣”，系专售女工用品商贩所用响器，不属此例。

旧时星命业的招徕响器“报君知”，通常是指其手提的小锣。除上述外，《谈征·物部》亦引《事物绀珠》云：“圆铜片，手提击，今之算命者用之。”对此，明人《古今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亦有言及：“[暖雪]忽听得街上响的这件东西，唤做‘报君知’，是瞎子卖卦的行头。”又《初刻拍案惊奇》卷六：“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均如此。此外，也有用鼓、三弦或竹板的，其所敲竹板亦名“报君知”。《故都市乐图考》说：“此器之来源，则不可考。或云此系该卖卜者，平日读书所用腕枕镇纸，故每于卜卦时，翻阅书籍，仍用此镇压之。”考其作为招徕响器之由，当与名为“惊闺”的铁拍板同源，出自唐玄宗时教坊散乐所用拍板。

剃头匠的响器“唤头”，顾名思义，就是宣唤人们来理发。旧时北京城剃头行业中传说，清初时剃头匠的工具均为官府发给，不准私制，唤头一响，百姓都要出来请剃，否则视为抗旨之罪。20世纪30年代一本英文版《京都叫卖图》说：“唤头起源于何时已无据可考，有人说它曾是剃头匠用的一把刀，也有人说它来源于剃头的拔头发所用的小镊子，看上去它更像是后一种。”其实，唤头原型本为理发用以拔除须发的镊子。《谈征·物部》引《事物原始》所释：“(唤头)镊钳也，以铁为之，用以拔须发者，今剃头者手持之作声，名曰唤头。”以镊拔发，古来已然。《古文范》卷七所录晋左思《白发赋》云：“星星白发，生于鬓垂……将拔将镊，好爵是縻。”《南史·齐郁林王纪》：“高帝笑谓左右曰：‘岂有为人作曾祖而拔白发乎?’即掷镜、镊。”故理发匠人又称“镊工”。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中：“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呼之一镊工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洪迈《夷坚志》有篇题“成都镊工”。《永乐大典》所录旧理发业经典《净发须知》三卷所载，至为确切。如卷上载，净发处士(即理发匠)“肩搭红巾，艳色照人金闪烁，指弹清镊，响声入耳玉玲珑”。是卷又载其盘道问及“镊子有几般名”，答云：“一名镊子，二名唤头。”可知其“指弹”的“清镊”，亦即“唤头”，至迟于明季已流行其制。《燕市货声·工艺·剃头匠》所说，其“挑担，手执铁唤头，行划之”，一仍明代之行业习俗。

旧市井招徕响器中有两种名为“串铃”的，实同名异事。一是清朝北京粘扇子行当的串铃，即《北京民间生活彩图》所绘，“每年立夏之后起，其人膊掼扇柜，上逮一竿，扎系线绳，拴串铁铃，沿街走，步步行之，其铃摇响，令人知其插扇面的来”。又如《燕市货声·五月·粘扇子》所载，“挎小柜，上悬小铃数串，粘一切折纸扇”。与此悬串铃有别的，是游医指摇串铃，即所谓“虎撑子”。这种游医串铃，系两爿翻卷对扣的镯形铁器，中空，内置铁珠，套于食指，摇之作响。《金瓶梅词话》多处写及摇串铃行医卖药，如第十九回：“想着你(蒋竹山)当初不得地时，串铃儿卖膏药，也亏了这位鲁大柯扶持，你今日就到了这部田地来!”《老残游记》第一回亦有言及：“来了一个摇串铃的道士，说是曾受异人传授，能治百病……老残就拜他为师，学了几个口诀，从此也就摇个串铃替人治病糊口去了。”又《燕市货声·工艺》载，“摇铁串铃，或负药箱，或背布囊，卖各种药”，口上还时不时吆喝“食积奶积，大肚痞积，腰疼腿疼，偏脑头疼”。齐如山《故都市乐图考》及日本中岛幸三郎《支那行商人及其乐器》均认为，串铃源出西藏藏传佛教做法事时使用的“引魂铃”。关于串铃别称“虎撑”的掌故，《京都叫卖图》采集的是汉朝名医华佗以铁环撑虎口摘喉瘤的民间传说，迄今流传较广的则是清石渠诗题注所说的“相传孙真人遗制，以撑虎口探手于喉出刺骨”，孙真人即唐代名医孙思邈。行中人谓串铃为“虎撑”，则使之兼具厌胜趋吉器物的性质；既是中华民族虎崇拜习俗在行业信仰中的表现，亦是医药行业祖师崇拜的反映，为两种崇拜民俗作用于当行招徕响器上的集中合一。

概言之，传统招徕器乐市声形式的源起与流变，主要有四：一是沿用其器，即利用传统乐器音响，如箫、笛、钲、锣等；二是仿制改造，如惊闺、虎撑等；三是替代活用，如冰盏、唤头、虎撑等；四是综合利用，即多种响器合用，或兼以吆喝、说唱招徕。总之，要经约定俗成使之成为具有个性行业标志特点的招徕器乐音响。

5.饧箫、击馋和引孩儿：饮食业的传统招徕响器

三国时曹操《短歌行》开篇一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唐元稹《放言》诗所吟的“近来逢酒便高歌，醉舞诗狂渐欲魔”，尽管时代各异、情境有别，却都是美酒加音乐，物质享受与精神生活的自然结合。

古往今来，音乐与饮食的联系可谓紧密而又长久。其中，市井村巷中饮食业商贩传统的招徕响器市声之乐，则是一种有别于“阳春白雪”的充满民俗情趣的世俗生活享受。春天里的饧箫，暑热中的冰盏，“催饥”“击馋”的小木梆，吸引厨娘的“厨房晓”，勾引孩童涎水的“引孩儿”“糖锣”，均如美酒佳肴令人心醉，许久不闻便教人缅怀。那器乐声中的乡土生活情境，尤其令客游他乡的游子思恋、动情。

常言所谓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在中国音乐史上均源远流长。被借用或仿作饮食业流动商贩招徕响器广告的，主要是吹、打两大类，因为它便于随行携带，又易于操作，而且声传较远、富有个性。从现存文献所见，市井饮食商贩所用的诸般招徕响器，是古代卖饴糖者吹的饧箫。饧箫也是中国最早的招徕响器广告。

饧，是用麦芽、谷芽之类为原料熬制的饴糖，春季食饧之俗，由来已久。从东汉郑玄笺《诗·周颂·有瞽》“既备乃奏，箫管备举”说的“箫，编小竹管，如今卖饧者所吹也”，说明至迟在东汉时便已有了春季食饧和吹饧箫卖饧的风俗。至于当时的饧箫是什么样子，郑玄也说得很明白，即类如寻常吹奏的那种“编小竹管”的箫。后来，唐孔颖达在郑玄的笺注之外又疏正说：“其实卖饧之人，吹箫以自表也。”何谓“自表”?表乃古人所说的标帜、徽帜，即如《晏子春秋·问上九》中所说的“酤酒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酒家的广告——酒招。只不过，酒招是一种视觉广告，饧箫是一种听觉广告。“自表”，便是商贩用作所售商品的标志和招徕广告。宋元以后，吹饧箫卖饴糖习俗历代相承，并成为文人诗词所吟咏的一种春季景象，借以抒发情怀。吹箫卖饧一方面属商贩广告行为，同时也是一道岁时饮食民俗风景。至清末民初，北京春季卖饴糖、粽子小贩所吹的饧箫，是将芦叶卷成筒插到瓦罐里吹奏，实乃草笛，但仍不失古来饧箫遗风。

《易·系辞下》有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意思是设置重门并击柝巡夜以防御盗贼。柝，即后世的梆，原为两块实木相击作声；后则为木、竹制，中空，另以棒或槌击之作响。梆子作为民族音乐的一种打击乐器，也被许多饮食行当的商贩利用作为招徕响器。旧时北京等地流动售食品点心，如香油、烧饼、油炸果、蜂糕等小贩，大都敲梆为号。蜂糕别称“梆梆糕”，即因此得名。行当不一样，其梆亦略有区别。有竹梆，有木梆，卖油的多敲无柄大梆，卖烧饼的则用有柄的小梆。这些细微分别，连外国民俗学者也注意到了，如日本人中岛幸三郎的《支那行商人及其乐器》，萨莫尔·维克多·康斯坦的《京都叫卖图》等。《京都叫卖图》说北京卖蜂糕小贩“敲一种外形很像小梆子的响板”，实即一种小梆。在清代，卖食品小贩的梆子，还被命以“击馋”“催饥”之类有趣的名称。如《韵鹤轩杂著》卷上所载：“百工杂技，荷担上街，每持器作声，各有记号……卖食者所敲小木梆，曰‘击馋’。”石渠《葵青居诗录》有一首《催饥》诗：“乱如寒柝中宵击，静似木鱼朝课时。才是午牌人饱饭，一肩熟食又催饥。”并作题注云：“(催饥)状似小木梆，卖点心者所击。”

古代打击乐器中，有一种小铜锣，名铴。《清会典·乐部六·乐器一》载：“十九曰铴，范铜为之，面径二寸七分，口径三寸一分五厘，深六分。上穿二孔，系黄绒训，以木片击之。”市井流动售糖果点心兼儿童玩物的小贩所敲小锣即与铴相类似，但因“铴(tāng)”与“糖”音近而又是卖糖果，即衍而俗称“糖锣”了。清佚名《北京民间生活彩图》中有幅《打糖锣图》，其题词云：“其人小本营生，所卖者糖、枣、豆食、零碎小玩物，以为哄幼孩之悦者也。”因此，糖锣别名又叫“引孩儿”。《葵青居诗录》的《引孩儿》诗说：“庭阶个个乐含饴，放学归来逐队嬉。底事红鞋快奔去，门前为有引孩儿。”其题注称，“引孩儿”即“卖糖者所击小锣”。或以为打糖锣“引孩儿”者只是卖儿童玩物，如《韵鹤轩杂著》卷上“卖耍货者所持，曰‘引孩儿’”，燕归来簃主人《燕市负贩琐记》亦说“打糖锣，系卖儿童玩具者”，实际上大都是糖果与玩物兼售。这一点，清闲园鞠农(蔡省吾)《燕市货声·元旦》中说得较为全面，“打糖锣挑子，敲小铜锣，专卖各种玩艺”，其“玩艺”既有“糖瓜、糖饼、人参、鹿筋、麻花、死棍、菱角”等名目的糖果，也有“七巧图、吹筒箭、万花筒、升官图、围棋、红鱼、六地、骨版、小弩弓”等玩物。此外，清朝卖油小贩也有敲锣为招徕响器的，名为“厨房晓”，形制与糖锣也颇相近。《韵鹤轩杂著》卷上载：“卖油者所鸣小锣，曰‘厨房晓’。”《葵青居诗录》也有诗咏之：“提壶小滴清香绕，蔬菜盘中未应少。肉食朱门正击肥，人未曾否厨房晓。”题注说，厨房晓“似铜钲而薄且小，卖麻油者所击”。看来，使用“厨房晓”为号卖的是香油之类调料用油，因以招徕厨娘等司厨者闻声来购而得名。

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夜市》中，记述了当时都城临安(今杭州)茶肆夜间击茶盏作响招徕茶客的情景：“并在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带三朵花点茶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大街游人看了，无不哂笑。”这是当时一种随机性即兴式的揽客广告行为，还是一种约定俗成商俗?因未觅得更多史料佐证，尚难以论定。不过，明清时期北京城售冷饮、果子干商贩以敲冰盏作为招徕广告，却不失其遗风。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载：“立夏日，启冰，赐文武大臣，编氓得买卖，手二铜盏叠之，其声‘嗑嗑’，曰‘冰盏’。”清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纪》亦云：“是物今尚有之，清冷可听，亦太平之音响也。”考其形制源流，冰盏原当是磁质茶盏，因用作响器却不坚固耐击，于是专门制成铜盏用之。近人齐如山《故都市乐图考》认为，“此器制法极奇特，中国古器中，无有与此相似者……形似清朝缅甸乐所用之接足”。民间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早年举义起兵时，曾在襄阳施舍酸梅汤，所以卖酸梅汤等冷饮商贩奉其为行业祖师，并仿其盛酸梅汤容器而制成铜盏，敲击作声以招徕顾客。推测归推测，传说归传说，虽为冰盏增添许多民俗文化蕴含，但究竟源头何在，仍然待考。

东北有句俗语，“听见打鼓上墙头”，说的是人的性情好动，好奇心强，喜欢看热闹。旧时用打鼓作为招徕广告的行当委实不少，其中也包括一些卖饮食的商贩。清末民初，北京有些卖小吃的，便摇一种八楞鼗鼓。《燕市货声·元旦》载：“有挑圆笼摇八楞鼗鼓者，带卖干烧酒，秋后添糖耳朵、蜜麻花、干糖麻花；又有带卖豆腐干、豆腐丝者。”旧时北京人喜嚼槟榔，其《通年》又说：“卖槟榔，挎大元宝筐，摇八楞鼗鼓，各种槟榔、糖类，带夹剪。”

《周礼·曲礼》有则常为民俗学家们所引用的著名观点，叫作“入境问俗”。为什么要“入境问俗”呢?因为各地乡风民俗各有异同。光是卖饮食小贩的招徕响器，各地便异彩纷呈，各地有各地的约定俗成。旧时四川成都卖麻糖小贩颈挂糖盒，用榔头敲着一块曲颈燕尾形状铁片走街串巷，敲得“叮叮”作响的招徕物亦正是敲糖的工具。成都街头卖糖豆花的，手执一只盛糖豆花的瓷碗，以虎口所夹瓷匙边走边击碗作响，有声有色。在江浙一带，五香豆腐干是一种传统风味小吃。从前卖这种小吃的挑子，一头挑着餐具、折叠凳，一头是煮着五香豆腐干的锅，边走边用筷子敲打锅沿叫卖。德国人布希曼1822年首创了手风琴，他当然不会预料到，这种西洋乐器在20世纪初，还曾有幸成为江、浙、沪一带卖梨膏糖小贩的招徕乐器。小贩边拉风琴边唱“小热昏”：“裁缝师傅不吃我的梨膏糖，领圈开在裤裆啷；皮匠师父不吃我的梨膏糖，钻子钻在大膀啷!”戏谑式的说唱和手风琴乐曲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围观顾客。20世纪60年代，上海街头、车站处卖冰棒的小贩，多是用小木块有节奏地敲打冰棒箱子，口里反复吆喝着：“棒冰!棒冰!”这情景，往往给初次涉足这座繁华大城市者以一个特别的嘈杂印象。

饮食，是人维系生存的最重要的基本生活必需。正因如此，饮食文化成为人类诸文化形态中最为丰富多彩的大项，多种多样的饮食商贩招徕响器，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了饮食文化深厚的民俗底蕴。当社会生活日趋现代化的时候，市井中的饮食招徕响器越来越少见了。对于渐渐远去正在为现代文明湮灭的饧箫、击馋、引孩儿，仍然不时引发着人们的缅怀或依恋。显然，这是基于传统的民俗文化情结。

6.数文化中的市语

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数字，也各行其道，五花八门，别具一格。

一般看来，各种繁杂的数据、计算公式之类，枯燥乏味之极。然而，即如1、2、3、4、5、6、7作为基本音乐符号可以组合成无尽奇妙绚烂的乐章；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1、2、3、4、5、6、7、8、9、0这些基本数码亦构织着多姿多彩的人文画卷。数文化中的隐语行话，便堪称其中既有神秘色彩而又别富情趣、别有洞天的一轴。

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数，计也。”数是人类思维发展至一定阶段适应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产物，它的历史要比文字早得多。由于计数的需要而产生了数，当初其本身并无任何神秘色彩。但是，正如原始宗教将世上许多事物都赋予神秘的超人力量，数亦不例外。于是，古代神话把数归结为黄帝之臣隶首所作，隶首成了创造数的传奇英雄。

数的灵物崇拜，导致了数的神秘化。从《易·系辞传》中所谓“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到时下所谓的“吉祥号码”，均属这种现象。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出于维系生存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又创制使用了种种关于数字的隐语行话，进一步人为地为数增添了神秘色彩。虽然人为色彩十分明显，却仍然印有数的灵物崇拜的痕迹。

浙闽边陲山区的龙泉县蛟垟村菇民，在世代种菇、采菇、做菇生涯中，传承下来许多同香菇生产相关联的民间信仰和行业习俗。菇民特有的当行隐语行话，即属此类。据调查，旧时当地菇民出自两种需要，一是为了防止其赖以维系生计的生产香菇绝技外泄，二是恐怕传说中的“山魈”听懂菇民谈话内容而有所怪罪、招来灾难。于是，创造、使用了主要利用拆字法构成的一些常用隐语行话，例如：饭叫“食反”、钱叫“金戈”、金叫“两点全”、晚上叫“日免”、明天叫“日月”等；其常用数字如：一叫“丁点”、二叫“双龙”、三叫“横川”、四叫“横目”、五叫“吾去口”、六叫“高头”、七叫“皂脚”、八叫“过海”、九叫“丸去点”、拾叫“挑手合”等。除农历初一、十五两天晚上外，其余每天在山上，菇民们都必须使用隐语行话。为什么这两个晚上可以开禁呢?原来，每月初一、十五都是菇民的传统行业节日。节日时菇民有一大早便下山购回猪肉、豆腐、老酒，晚上便设案供祭山魈等七位“大神”。祭神仪式过后，菇民再吃掉那些酒肉。菇民以为，这两个晚上敬了神灵，暂时开禁，不说隐语行话，即或谈笑、娱乐，虽破规矩，也不会有所怪罪。由此可见，菇民使用数码隐语行话，仍未失去灵物崇拜的数禁忌古俗遗风。究其根本，在于维持其艰辛的生计。

人类创造数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功利需要在于计数。古往今来，无论是日常生活、商品交换、金融流通，还是军事、科技领域，各种数目均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乃至成败、存亡。不只金钱资材要计数，在许多环节中有些数要比金钱或生命更为紧要。因此，为了诸多利益的需要，人们创制了形形色色、各有当行特色的隐语行话数码，用来封闭相应的数目信息，相对地保密。

富有行业文化色彩，是隐语行话数码的一个突出特点。若将其集锦式展示赏析，实在别开生面。

蹴鞠作为一种传统球类游艺，远在殷商卜辞中已见记载，西安半坡文化遗址中亦出土有石球。至迟在宋代，就形成了民间蹴鞠艺人的职业化倾向，产生了许多名人为“社”的蹴鞠行业结社。今存最早也是最系统的隐语行话数码之一，便是保存在宋人汪云程所著《蹴鞠谱》辑录的《圆社锦语》中的两套蹴鞠隐语行话数码。其一为：一叫“孤”、二叫“对”、三叫“春”、四叫“宣”、五叫“马”、六叫“蓝”、七叫“星”、八叫“卦”、九叫“远”、十叫“收”；其二为：一叫“解数”、二叫“勘赚”、三叫“转花枝”、四叫“火下”、五叫“小出尖”、六叫“大出尖”、七叫“落花流水”、八叫“斗底”、九叫“花心”、十叫“全场”。尤其后一套颇具行业色彩，均以各种踢球方法、套路作为数码的隐称。如所谓“落花流水”踢法，又名“七人场户”，七位球员排列一线，从第一个人踢起，顺次传至第七位，再由第七位球员将球从各位头上飞传回第一位球员，由其接住而不使球落地。诸般踢法之丰富，行会结社和当行隐语行话的流行，无疑显示着这一民间游艺文化在当时的繁盛。

在现代医院治疗保健设施出现之前，人们求医主要依赖于传统医药行业，即民间坐堂诊所或走街串巷的流动行医卖药业者。明清时，传统医药业隐语行话中的数码，全用常见药名作为代称，如：一叫“羌”、二叫“独”、三叫“前”、四叫“柴”、五叫“梗”、六叫“参”、七叫“苓”、八叫“壳”、九叫“草”、十叫“芎”。显然，从一至十，分别取自羌活、独活、车前子、柴胡、桔梗、人参、茯苓、枳壳、甘草、川芎十种中药的名称各一个字代之。对于内行人说来，明了易记，使用方便，而外行闻之则莫名其妙，如坠云雾之中。

旧称“梨园业”的戏曲行业的一至十数隐称，也颇有本行特色，例如一叫“江风”、二叫“郎神”、三叫“学士”、四叫“朝元”、五叫“供养”、六叫“幺令”、七叫“娘子”、八叫“甘州”、九叫“菊花”、十叫“段锦”，多取曲名隐其首字代之。“江风”，即《一江风》，属南曲南吕宫；“郎神”，即《二郎神》，属南曲商调；“幺令”，即《六幺令》，曲牌名；“甘州”，即《八声甘州》，亦是曲牌名；“段锦”，即《十样锦》，合奏乐曲，采用的是缩头藏辞格修辞方式，真可说隐而又隐却不失本行风采。

古今赌场均为变态的欺诈斗智逐利之所，非但牌中多以数目变化为游戏，而且其数目直接关系胜负输赢。牌上一数之差，甚至可致百万富翁即刻变作叫花子。有趣的是，其隐语行话数码尽用打牌名目隐代，如一叫“项张”、二叫“子张”、三叫“吃张”、四叫“出牌”、五叫“对煞”、六叫“成功”、七叫“清一色”、八叫“砌牌”、九叫“抓牌”等。

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流行一句话，叫作“市场如战场”，很形象地道出了市场竞争的激烈。事实上，以逐利为本的商战一向如此。于是，价格、利率等数目的涨跌浮动，变成了其中至关紧要的秘密。像收售旧货这样的小行当，亦不例外，因为它切实关系着竞争者、经营者盈亏成败生计利益。旧时北京打小鼓的旧货商贩，就有着他们一行自用的隐语行话数码：一叫“土”、二叫“月”、三叫“姚”、四叫“黄”、五叫“钗”、六叫“标”、七叫“芝”、八叫“庄”、九叫“毕”、十也叫“土”；如果两个“土”字合用，那么前者为一、后者为十，便是指十。如果两个旧货贩子在一起议价时说“土标”，那么便是指一角六分、十六元或一百六十元，因具体货物的可能价值大小而异。由于是面对面地就具体货物及行情而议，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误解。一件普通旧褂子，当然不会指十六元而只能是一元六角。

一般来说，诸行各业多有其通用的隐语行话。然而，由于商战中数目信息关系甚大，所以旧时有些大商行便特别编制自己专用的一套或几套隐语行话数码，供内部使用。为了便于员工记诵使用，还把数码一至十的代用字编成口诀。旧时北京名扬四方的瑞蚨祥绸布洋货店，便编制了五套代表数码一至十的特别暗码：“瑞蚨交近友，祥气招远财”；“心田辅百世，义理助千秋”；“诚纯守慎且，敏善就正习”；“恭从明聪睿，肃末哲谋圣”；“汉泗淮汝济，恒衡岱华嵩”。第一套嵌入了本号名称，第五套代以五水、五山之名，其余三套字面有如格言，兼含警戒劝勉之意，从形式到内容都富有一定传统文化色彩。据介绍，他们用这种暗码标记货价，主要是防备其他同业来偷看价格，同时也便于店员在同顾客议价时据以临时报价。五套暗码轮换使用，常用的是前两套。看起来，其商战火药味之浓，尚含有类似“反间谍战”的防范手段，可谓严密之至，令外行常人意想难及。

以当行数目暗码来讨价还价从中牟利，应当说以旧时的典当业最为典型。旧时典当业不仅使用外人看不懂的专用“当字”记账、标货和书写当票，看好所当物品后还在内部用暗码讨论定价。据前天津当业工会会长回忆说：“这是当商压低当价的一种惯用手段。术语是代替数字的隐语，如‘道子’是一，‘眼镜’是二，‘炉腿’是三，‘叉子’是四，‘一挝’是五，‘羊角’是六，‘镊子’是七，‘扒勾’是八，‘钩子’是九，‘拳头’是十。如果当户嫌价低，拿着当品要走的时候，坐柜掌柜必要过来打圆盘。比如站柜的说拳头眼镜，用意是已经给过十二块钱了，坐柜的认为可以再给两块，就说拳头叉子，暗示给十四块钱。总之，比较值钱的东西，他们是尽量不让当户走开的。”对于向以苛刻压价牟利闻世的旧典当业，隐语行话数码则是其用来盘剥当户的常用工具之一，甚至有些精明的当商也编制使用自家特殊的数目暗码。

举凡古今诸行各业的隐语行话，几乎都包含有当行数目暗码。它像一张若隐若现的蛛网，把五行八作的行业文化错综而有序地编织到一起；它像由一部微机控制的探测触角，能把各行隐秘的数文化信息集中在一块屏幕上。其中，有黑白红绿，有喜怒哀乐，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展现着古往今来的中华数文化历史万花筒的特别层面。

如果说，在人类原始宗教信仰中数是神秘的，那么隐语行话中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数码，则是诡秘的，是智慧的诡谲。

7.曲艺小品与市井民间流行习语

市井民间流行习语，是人们在日常非正式言语交际中喜闻乐道的一种民俗语言现象，是人们追求言语新异刺激而超越言语传统的结果。由于其往往首先创制、流行于一地中心城市，然后向郊区、乡村扩展，多以当地民俗语言文化为人文地理背景，因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有的本为乡村土语，如辽宁话“老多了”的“老”，城里年轻人听着新鲜有趣，诙谐地模仿，用“老好了”来表达极好的意思，一时成为年轻人口头上出现频率颇高的民间流行习语。由此一来，本地农村青年说这话时，也有一种时髦感，似乎已不是原来那个土得掉渣儿的土话了，有了新趣。

市井民间流行习语是一种重要的民俗语言形态。它不仅丰富了民俗语言的鲜活材料，增强了民俗语言的表现和交际功能，同时也为通俗文艺的乡土民俗语言艺术注入了时代生活气息和活力，加强了观众与演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辽宁戏剧小品语言艺术的实践与艺术效应，也为此提供了实证和成功经验。

试看张超创作、赵本山主演的小品《去年今日》中，有如下一些语例：

(1)完了，没电了。

(2)行，够意思，你跟姐夫挺铁。

(3)哄呀，这是要扯事啊，我上爹妈那屋去。

(4)不怪是蕙，哪头都好使!

(5)你就来回忽悠吧，不整出事不拉倒。

诸例中的“没电了”“铁”“扯事”“好使”“忽悠”，均系近十年里沈阳及周围城乡颇为流行的习语。没电了，即如戛然断电似的一时无言以对，词穷。铁，是“老铁”的省略式活用，也是“铁哥们儿”的变异形式，意思是矢志不渝的要好朋友，交情似铁。扯事，本指说事情，作为流行习语又作“整事”，均有儿音尾，意思是故意找事、找麻烦。好使，是行得通、管用之意。忽悠，其民俗语源为用“悠车”(即摇车)育儿习俗，通常用意有三：①哄弄，使糊里糊涂地顺从；②以巧使人上当受骗，耍戏；③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此用指巧言哄劝。

此外，还有“整事儿”、“耍”(“耍大刀”的省略)、“收拾”、“差啥”、“够派”、“贼媲”、“全抿”、“全踹”、“绝对”、“全抿绝对媲”、“闹”、“没谁了”、“提气”、“掉价儿”、“潲色”、“事儿”、“没毛病”等。几乎当代本地区所有的民间流行习语，都被很得体地纳入了戏剧小品的艺术语言之中，为刻画人物性格、形象，展示故事情节，格外增添了生动而诙谐的情趣效果。这些“新潮俗语”给观众以新颖、亲切的感受，引发回味。至于像“傻样儿”一类姑娘昵称男朋友的特定习语，早经影视等有关媒体流行各地，辽宁戏剧小品也随手拈来，用一用，同样也产生了深化故事情节，加强幽默情趣的较好效果。

描写男女互相试探和表白爱慕的情节，在半个世纪以来辽宁地方戏曲曲艺中不乏其例，可说是个俗套子了，但小品《相亲》中却巧妙地使用了“傻样”这一流行习语，并借角色之口自我道破特定语义及感情色彩，使俗套子不“俗”，增添了现实生活气息、时代色彩和诙谐效果，堪称用得巧妙。

一如民间流行习语不断丰富民俗语言宝库，随着民俗文化传承、变异的矛盾运动，反映旧俗的民俗语汇逐渐沉积为民俗语言“化石”，亦不断产生一些相伴新民俗而形成的新民俗语汇。这些新民俗语汇以新民俗事象为语源，成为鲜活的民俗语言新材料又一资源。辽宁戏剧小品及时而适宜地撷取这些鲜活的民俗语言材料，构成了其独特艺术语言风格的又一成功经验。

例如《相亲》中的一段对白：

男：你家妹夫挺好啊?

女：唉，爬烟囱去啦!

男：架子工也不少挣啊!

女：啥呀，是没啦!你家大嫂挺好啊?

男：唉!她省心了。

女：干啥工作?

男：那个单位去后悔了，调去之后调不回来了。

随着丧葬习俗的改革，汉族的火葬正在逐渐全面取代土葬旧俗，随之也伴生了代指火化的“爬烟囱”这一新民俗语汇。小品在这段互相询问家境近况的对白中，用“爬烟囱”隐指人的亡故，既符合讳言人死之忌，又不乏幽默情趣，并为紧接着一连串有关亡人的诙谐对话、以后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顺着情理的巧妙铺垫。在辽宁戏剧小品中这类例子虽不很多，但时可见到。

同巧用新民俗语汇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巧用时代语词。

近年新出现的新词语“理解万岁”，突然切入小品《相亲》中两位年约半百的农民男女角色的近体对话之中，与其乡音俗语相映成趣，又与后面的“公岁”说法一起渲染了剧情中的诙谐气氛。个中巧妙，都在于雅俗对比和前呼后应。同时，又为后面情节的二人老树开花喜结良缘的结局，创造了“夫唱妇随”的微妙氛围，是一种巧用民俗审美心理的艺术手段。

民俗语言中有关性意识的材料，是通俗文艺语言艺术的一个敏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辽宁小品有得亦有失，不能一概而论。

向以“淫书”遭禁的明代世情小说《金瓶梅》，尽管书中掺杂了一些冗赘的房事细节描述，但在铺陈人物日常情境言语时，举凡与性相关的用语，包括骂语，大都以隐称代之，极少赤裸裸地道来。这样处理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忌讳、碍口之言毕竟不是挂在嘴边的玩意儿。如讳称男根为“大腿”“王鸾儿”“三寸货”“大刀”“脚”之类，绕来隐去，就是不肯直白道出，皆避俗秽，就雅谈而隐约其词。通俗点说，这种处理方式是“浑话素说”。

历来的通俗文艺不乏迎合观众低级趣味之例，因而往往选用一些格调低下甚至污秽的民俗语言材料入戏，以博庸俗之笑。辽宁小品的大部分作品在这个方面处理得较好，但也有些作品或有的作品的个别地方，仍明显存在格调不雅之病。试看下例：

①(姐夫对妻妹说)该翻的地方你都翻了，剩下的你姐自个翻吧!啊!(妻妹对曰)损样!

②二妹我费心尽力给他取眼镜，他顺着尿道出来扯这里格扔。

③年轻时我们俩还挺投缘，不大离就唱两口，转几转，可是她越老脾气越操蛋……

④叱，我妈就姐一个，你从哪挤出来的，我是你老舅。

⑤哎呀我操，你真打呀?!

⑥这老娘们是小孩不睡觉——欠悠啊。

凡此之类，或是简单地直接选用乡土民俗语言中的秽语，或半吞半吐地故意引人联想有关性的内容，均有伤大雅。其做法，尚莫如《金瓶梅》“浑话素说”来得高明。

思考题：

1.您对“俗语”之“俗”如何理解?

2.以“吉祥号码”为例谈谈数字崇拜。

3.传统招徕市声民俗有哪些形态?并分别举例说明。

4.菇民把饭叫“食反”、钱叫“金戈”的隐语行话运用了何种修辞方式?除此之外，请再列举出几种隐语行话构词的方式。

【注释】

[1]曲彦斌：《从民俗语源略谈“大锅饭”》，《百科知识》198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