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蠢事，”H.L.门肯写道，“是充满热情地相信本可察觉的错误。这是人类的首要工作。”在大多数文化中，人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还活着，仪式与典礼可以改变物质世界并预言真理，而疾病和不幸的产生和减弱都是由于幽灵、鬼、圣人、仙女、天使、恶魔、巨灵、魔鬼和神。根据调查，今天超过1/4的美国人相信巫婆，几乎一半的美国人相信有鬼，一半人相信有魔鬼，一半人相信《创世纪》中所写的确实是真的，69%的人相信有天使，87%的人相信耶稣是死后复生的，96%的美国人相信有一个造物主或者万物有灵。宗教是如何适应于一个本以为是被设计来拒绝可察觉之错误的心智的呢？通常的回答是：人们认为，一位仁慈的守护者，一项无所不包的计划，或者一个来世，会让人感觉更舒服。但这个回答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只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心智的演化会从信仰明显看出是错的事情中找到慰藉呢？一个快冻僵的人不会因相信他是温暖的就能感觉舒服，而一个与狮子面对面的人不会因确信那是只兔子就身心放松。

什么是宗教？就像艺术心理学一样，宗教心理学已经被学者们在理解它的同时企图提升它的努力搞得乱七八糟了。宗教不能等同于我们更高层次的、精神的、人文的、伦理的渴求（尽管它有时会与这些有所重叠）。《圣经》中包含了对种族灭绝、强奸和破坏家庭的指示，即使是《十诫》，如果联系语境来读的话，也仅仅禁止部落内部的谋杀、撒谎和偷窃，而其禁戒并不针对部落外的人。宗教带给了我们石刑、烧死巫婆、宗教裁判、圣战、教令、自杀式炸弹袭击、堕胎诊所的专业人士，还有溺死自己儿子的母亲（这样他们就能够高兴地在天堂重聚了）。正如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写到的：“人们在干邪恶的勾当时，从来没有像当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宗教信仰时那样，干得那么彻底、那么欢欣鼓舞了。”

宗教不单单是一个主题。现代西方称之为宗教的东西，是法律和习俗之外的另一种文化选择，它们由于欧洲历史中的巧合事件而与那些单一民族的国家一道幸存下来。宗教像其他文化一样，产生了伟大的艺术、哲学和法律，但它们的习俗和惯例也像其他文化一样，往往服务于散布它们的人。信奉祖先对于将要成为祖先的人来说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想法。随着一个人的来日无多，生活开始从一个重复的囚徒困境（背叛会被惩罚，合作受到奖励）转移到一个一次性囚徒困境（执行惩罚或奖励将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能使你的孩子确信你的灵魂会一直活下去并从上面注视着他们，他们就不太会在你还活的时候斗胆背叛。食物禁忌使部落成员保持不与部落外的人产生亲密关系。成年礼仪式界定那些被赋予社会类别特权的人们（胎儿或家庭成员，儿童或成人，单身或已婚），从而取代对任何灰色区域的争论不休。痛苦的加入仪式淘汰掉了任何想要获得成员收益却不愿承诺付出代价的人。巫婆往往是婆婆或岳母和其他令人不易接近之人。巫师和祭司就像《绿野仙踪》（Wizards of Oz）里的巫师一样，使用特殊效果（从变戏法和腹语术到豪华奢侈的庙宇和教堂）让其他人确信，他们是通往权力和奇迹的关键人物。

下面让我们集中在宗教心理学的真正独特部分。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率先指出了所有文化中宗教活动的共同之处：宗教是为了获得成功的一种技术。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将“祈祷”定义为“代表一个自认不配的请愿者，请求将宇宙法则宣布无效”。所有地方的人们都恳求神和圣灵能让他们从疾病中康复，在情场或战场上取胜以及有一个好天气。宗教是一种危急时刻人们求助的手段，这种时刻常常利害攸关，他们也穷尽了所能获得的所有有助于成功的技术——药物、策略、求偶以及束手无策（在企盼天气的情况下）。

什么样的心智会做这些没用的事，比如发明幽灵并贿赂它们得到好天气？这与认为理性源于一个被设计来弄清世界如何运转的模块系统这一观点有什么一致之处呢？人类学家帕斯卡·博耶和丹·斯泼伯（Dan Sperber）表明，它们非常一致。首先，不识字的人不是无法区分幻想和现实的精神病患者。他们知道有一个由惯例驱动的人与物的平凡世界，而他们也发现其信仰体系中的鬼和神灵之所以令人害怕而又异常迷人，正是因为它们违背了自己对世界的寻常直觉。

其次，鬼神、咒符、预言家和其他神圣的实体从来就不是凭空发明出来的。人们从某个认知模块物体、人、动物、自然物质或人工制品中取出一个概念构想，然后勾画出或者新写入一种属性，让这个概念构想保留它其余的标准特性。工具、武器或物质会被赋予一些额外的因果力量，但除此之外，其功能与作用应当与以前一样。比如，它一次只能待在一个地方，不能穿透过固态物体等。神灵被描述成可以不受一项或多项生物学（成长、衰老、死亡）、物理学（固态性、可见性、由接触而产生因果关系）或心理学（思想和欲望只有通过行为才能获知）规则的约束。但除此之外，神灵被认为也像人或动物一样。神灵能看也能听，有记忆，有信念和欲望，行动的条件是基于它们相信会带来想要的效果，会做决策，也会做出威胁和讨价还价。当年长者传播宗教信仰时，他们从来不必劳力费心地讲出这些隐含内容。没有人会说，“如果神灵许诺给我们好天气作为收取祭祀品的交换，他们知道我们想要好天气，他们也预测我们会供奉祭品”。他们不必这样说，因为他们知道小孩子们的心智会自动从他们心理的隐含知识中提取这些信念。信徒们也不会特意去弄清楚对寻常事理稍加修订的逻辑后果。他们不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一个知道我们意图的神还需要停下来听我们的祈祷，或者神怎么会既能看穿未来，又在乎我们当下如何行动。与现代科学让人费解的观点相比，宗教信仰以其缺乏想象力而著称（上帝是一个很有嫉妒心的人、天堂和地狱是个地方、天使是有着小嫩芽翅膀的人）。这是因为宗教概念就是做了少量修改的人类概念，这些修改使得宗教概念显得不可思议；而这些被修改后的人类概念还具有一长串标准特性，使得它们从我们通常的认识方式来看是合乎情理的。

但人们是从哪里弄来这些修改的呢？为什么他们要浪费时间虚构编造些没用甚至还有害的观点呢？他们为什么不能接受“人类的知识和力量是有限的”这一观点，并把精力留到他们可以发挥用处的领域呢？实际上，我已经暗指了一种可能性：对奇迹的需求创造了一个为成为牧师或祭司而竞争的市场，他们可以靠利用人们对专家的依赖取得成功。我允许牙医钻我的牙齿，允许外科大夫切开我的身体，尽管我不可能亲自去验证他们用来解释其损毁行为合理性的那些假设。同样的信任会促使我在一个世纪前求助于庸医，在几千年前去索要巫医的护身咒符。当然，巫医们必须有些业绩记录，否则他们就失去了所有的可信性，他们会把戏法花招和真正的实用知识混杂在一起，这些实用知识包括草药治疗的方法和一些比碰运气准确一点的事件预测（例如天气）。

而关于神灵世界的信仰并非空穴来风，它们是试图对某些阻碍我们日常理论的数据做出解释的假说。早期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指出，万物有灵论的信仰根植于普遍的经验。当人们做梦时，他们的身体待在床上，其他某些部分则会升起来前往世界各自游荡。精神和身体处于因重病或迷幻剂导致的昏睡状态时也会相互分开。即使在我们清醒时，在平静水面上看到的自己的倒影似乎也携带着一个人的精髓，但不带有质量、体积或时空的连续性。人在死去时，身体使失去了在活着时赋予它生命的某种无形力量。一个将这些事实综合在一起的理论就是，灵魂在我们睡着时出来闲逛，潜伏在影子中，从池塘的湖面向我们看，在我们死时离开尸体。现代科学对于影子和倒影给出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但科学在解释做梦、想象和指导身体的自我意识上又做得怎么样呢？

有些问题仍然持续困扰着现代心智。正如哲学家柯林·麦金（Colin McGinn）对此所做的总结概括：“脑袋在混乱的理论中编织架构，对它本身却没有任何解释，怪异的本体论在隐隐迫近。有一种强烈困惑的感觉，但对于这种困惑位于哪里却没有清晰的想法。”

我在第2章中讨论了其中一个问题：感知或主观体验意义上的意识（而不是信息获取或自我反省意义上的）。神经信息加工的某个事件是如何导致牙疼的感觉，或柠檬的味道，或紫的色彩呢？我怎么知道一条虫子、一个机器人、碟子中的一片脑切片，或者你是有意识的呢？你对红的感知和我的一样吗，还是会像和我对绿的感知一样？死是什么感觉？

另一个无法解释的是自我。什么或者哪里是意识的联合中心——那个成为存在又离开存在的意识，那个随着时间改变但又保持相同实体的意识，那个有着最高道德价值的意识。为什么1996年的“我”应当因1976年的“我”的所作所为而收获奖励或遭受惩罚？比如，我让某个人将我的脑成像扫描到计算机中，毁掉我的身体，然后再根据每个细节、记忆和所有事情重新构建一个我，这个过程等同于我睡了一小觉，或者自戕一次吗？如果重新构建了两个我，我的快乐会翻一倍吗？在裂脑人的头盖骨中有多少个自我？在连体双胞胎的部分聚合的脑中又是怎样的呢？在我死之前，有多少脑组织会死掉？

自由意志是第三个谜（见第1章）。如果我的行为完全是由我的基因，我所接受的养育和我的大脑状态所导致的，我又该怎么为我的行为选择而负责呢？一些事件是注定的，一些是随机的；一项选择怎么能两者都不是呢？当一个手持武器抢我钱包的人威胁我，若不从就会杀了我时，我把钱包递过去，这是一个选择吗？如果一个手持武器的人威胁说，如果我不去杀一个孩子他就杀了我，这是一个选择吗？如果我选择做某事，我就本可以不这么做——但在唯一一个根据规律随着时间不断展开的宇宙中，在这个我只能经历唯一一次的宇宙中，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决策，对人类行为有着99%成功率的专家预测，我会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最糟糕的那个行动方案。我该继续苦恼挣扎，还是应当节省时间去做那个不可避免的行动呢？

第四个困惑是意义。当我谈论行星时，我可以指宇宙中所有的行星——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家中，我怎么能与500万年后的一个遥远的星系中将会创造的某颗行星有任何关系呢？如果我知道“自然数”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的心智就是在与一个无限的集合发生交流——但我是一个有限的生命，对于自然的数目仅仅浅尝了一二而已。

知识同样令人困惑。我正坐在自己舒服的椅子上，手边又没有三角板和卷尺，怎么就能确凿地得出结论，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之和适用于所有时空呢？我怎么知道我不是一个被放在桶里的脑子[25]，正在做梦，或者活在一个邪恶神经科专家设计的程序幻觉中，抑或宇宙不是5分钟前才被创造的，但却有着完整的化石、记忆和历史记录呢？如果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所有绿宝石都是绿的，为什么我应该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绿宝石都是绿（green）的”，而不是“所有的绿宝石都是grue的”，这里的“grue”是指“要么是在2020年之前所观察到的是绿的，要么就不是那时被观察到的是蓝的”呢？我所见过的所有绿宝石都是绿的，那么我所见过的所有绿宝石都是grue的。这两个结论同等合理，但一个预测我在2020年见到的第一颗绿宝石将会是草的颜色，而另一个则预测它会是天的颜色。

最后一个难题是道德。如果我悄悄地砍了一个不快乐的、被人鄙视的当铺老板，这一行为的罪恶性在哪里？说我“不该”这么做的含义是什么？“应该”是如何从由粒子和行星、基因和身体组成的宇宙中浮现而出的呢？如果伦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快乐最大化，难道我们不应当放任不管一个从杀人中能获得快乐的神经病人吗，如果他从杀戮中获得的快乐要超过他的受害者从生活中所获得的呢？如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生命最大化，难道我们不应当公开处决一个被栽赃诬陷的人吗，如果这可以威慑1000个杀人犯的话？或者征集一些人类豚鼠（实验品）进行致命实验，以挽救几百万人的生命？

这些问题人类已经思考了几千年，但如何解决却没什么进展。它们给了我们一种迷惑感和智力上的眩晕感。麦金指出了思想家们多年来是如何在这4种解决方案之间转圈的，但没有一种令人满意。

哲学问题总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最受欢迎的方法是神秘主义和宗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意识都是一簇神圣的火花。自我是灵魂，一种漂浮于现实事件之上的非物质幽灵。灵魂就是那么存在的，或者它们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赋予了每个灵魂一种道德价值和选择的力量。他规定了什么是好的，将每个灵魂的善恶都镌刻在了生命之书上，并在灵魂离开身体后对其进行奖励或惩罚。知识被上帝授予给了先知和预言家，或者以上帝的诚信和无所不知向我们所有人做出保证。在对那首关于为什么树还依旧在而院中已无人的打油诗的答复中，对其解决方法做了解释：

尊敬的先生，您的惊愕很是怪异：

我一直在园中四处巡视。

为什么那棵树，(www.daowen.com)

依然葱绿如昨，

因为关爱照顾它的是，

您诚挚的，主。

门肯指出了宗教解决方案存在的问题，他写道，“神学是试图用不值得知道的事情来解释无法知道的事情”。对任何有着持久求知欲的人来说，宗教的解释是不值得获知的，因为它们在原来的难题上又堆砌了一些同样难解的谜。是什么给了上帝心智、自由意志、知识以及判断是非的能力？他是怎么把这些灌输到一个根据物理法则似乎已经运转得很不错的宇宙中的？他是怎么让幽灵般的灵魂和实实在在的物质相互作用的？最令人迷惑的是，如果世界是根据一个智慧而充满仁慈的计划逐渐展开的，为什么它还包含有那么多苦难？正如意第绪语中的谚语所说的，“如果上帝住在人世间，人们一定会砸烂他家玻璃的”。

现代哲学家尝试了其他三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神秘的东西是宇宙不可复归的一部分，就任由它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宇宙包括空间、时间、重力、电磁、核力量、物质、能量和意识（或者意志、自我、道德、意义，或者以上全部）。那么，宇宙为什么会有意识？对于这个问题的好奇心的回答是，“别钻牛角尖了，它就是有”。仿佛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不仅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启示，而且因为我们还知道意识、意志和知识的细节都与大脑的生理构造息息相关。而这种不可复归理论将此归结为是巧合。

第二种方法是否认问题的存在。我们已经被模糊含混的思考或者听似迷人实则空洞的话语所误导，比如代词“我”。关于意识、意志、自我和道德的陈述声明无法通过数学证明或经验来证实，所以它们是无意义的。这个回答无法令我们轻信，也无法给我们以启迪。正如笛卡儿指出的，我们自己的意识是存在中最确切无疑的。数据资料是需要被解释的，它的存在不能靠我们称之为有意义的事情来定义（不针对某些道德陈述，比如说奴隶制度是错误的）。

对于这些问题的第三种方法是利用一个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使其瓦解。意识是脑皮质第4层的活动或是短期记忆的内容。自由意志处于前扣带沟或者是执行子程序。道德是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每种这类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都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它也同样留下了那个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脑皮质第4层的活动怎么就导致了我对红色私人、强烈、充满刺激性的感受？我能想象到一个第4层皮质同样活跃的生物体，它却不会对红色有任何感受，或对任何事情有所感受，也没有任何生物学法则可以将这种生物体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对扣带沟的因果效应的说明能够解释人类的选择为何就不能被什么东西或事情引起，以便让这件东西或事情为我们承担责任。道德感演化的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谴责针对自己和我们的亲戚朋友的罪恶行为，却不能解释对这些行为的定罪。对于这种定罪，我们坚定不移，就像我们对几何原理的掌握一样自信且正确。我们认为一些行为原本就是错误的，即使它们的净效应并无大害，甚至是有益的。

我部分地赞成另一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由麦金提出，基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生物学家冈瑟·斯滕特（Gunther Stent）和哲学家大卫·休谟的思考。或许哲学问题之所以难并不是因为它们神圣、不可复归、无意义或者是事关日常生活的科学，而是因为现代智人的心智缺乏解决它们的认知设备。我们是有机体，不是天使，我们的心智是器官，不是通往真理的渠道。我们的心智是由自然选择演化而来解决对我们的祖先事关生死的重大问题的，不是为了拥抱正确性，或为了回答任何我们所能想到的任何问题的。我们能在短期记忆里记住10000个词，但我们看不到紫外线。我们做不到在心理上将一个物体旋转至第4个维度。或许我们也无法解决像自由意志和感知这样的难题。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认知机能不如人类的其他生物体：对狗来说，我们的语言听起来像一堆毫无意义、不断重复的废话；老鼠学不会走迷宫找到放在质数列的食物；自闭症患者感知不到其他心智；孩子们不理解围绕性所做的文章；神经病人可以看到一张脸上的每个细节却无法辨认出那是一张脸；立体视盲的人可以将立体图看作是一个几何问题，但看不到它从深处弹出。如果立体视盲的人不知道其中原委，他们很可能把3D视觉称作奇迹，或是宣称它神奇到无须任何解释，或是把它当作某种骗术或把戏。

所以，为什么不会有比我们拥有更强大的认知机能或者不同认知机能的生物体呢？它们可能更容易掌握自由意志和意识如何从脑中形成，以及意义和道德怎样适应于整个宇宙，而对我们人类面临这些问题时用于填补空白的宗教和哲学的牵强解释，它们会觉得很好笑。它们会试着向我们解释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却无法理解。

这个假设几乎是无法证实的，尽管如果有任何人解决了那些年代久远的哲学难题，它就会被证伪。而且，还有一些间接的理由可以质疑它的真实性。一个理由是，这个物种中最出色的心智已经将自己投身于这些难题中长达几个世纪，在问题解决上却没有任何进展。另一个理由是，即使与科学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相比，它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性。比如像孩子如何学习语言或者受精卵如何变成一个有机体，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复杂得令人恐惧，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完全解决。但如果它们无法被解决的话，将会是因为世俗中的一些实际原因。其因果过程盘根错节或太过混乱，其中的现象纷繁复杂以至于没办法在实验室里简化和分解，而所需要的数学运算也超过了任何可预见的计算机的能力。但科学家们能想象出可能是解决方法的那类理论，不论正确与否，也不论可以检验与否。意识和意志则不同。它们远不是过于复杂，而是简单得让人抓狂——意识和选择固有某些特征和表象，这些特征通过某种方式传递到神经元活动中，而不与它们的因果设备相混淆。所以，人类面临的挑战不在于找出对其发生过程的正确解释，而是要想象出一个理论从而能够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一个会将这个现象解释为某种原因所导致的结果效应的理论，任何原因均可。

认为我们的心智缺乏解决重大哲学问题的装备的这种观点会很容易推导出一些过分且毫无根据的结论。它并不是说，当一个心智在试图理解自身时会有一些自我参照或无限反推谬误。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不研究他们自己的心智，而是研究其他人的心智。这也不是暗示对于任何理解者而言，在获取知识的可能性上有一些原则性的限制，就像不确定性原则或者哥德尔定理。这是有关一个物种的一个器官的观察意见，等同于说猫是色盲或者猴子学不会乘除法。它并不能对宗教或神秘信仰证伪，而是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是无益的。哲学家们也不会因此而失业，因为他们要澄清这些问题，把可以解决的大块问题分解成小块，然后解决它们或者交给科学去解决。这个假说并没有暗示我们已经看到了科学的终点，或者遭遇到了将限制我们对心智如何工作究竟能了解多少的障碍。意识的计算方面（什么信息可以供给哪些过程）、神经学方面（脑中什么与意识相关联）和演化方面（神经计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以及为什么）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不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推进，而最终得到一个完整的理解——即便我们永远也无法解决剩余的人脑之谜，比如像你眼中的红是否和我眼中的一样，或者做一只蝙蝠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在数学中，有人说整数是封闭于加法这种运算过程之下的：两个整数相加得出另一个整数，它绝不会得出一个分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数集合是有限的。人类可思考的思想在我们的认知机能运行时也是闭合的，可能永远也不会包含对哲学难题的解决方法。但即便如此，思想的集合很可能也是无穷尽的。

认知的闭合性是一个悲观的结论吗？完全不是！我反而觉得这是令人振奋的结论，代表着我们对心智理解的巨大进展。这也是我最后的机会来追求实现本书的目标：让你暂时跳出你自己的心智，将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看作是自然界的宏伟设计，而不是看作事物存在的唯一方式。

首先，如果心智是自然选择设计的一个器官系统，为什么我们该指望它能理解所有的难解之谜，掌握所有的真理呢？我们应当心怀感激，科学的问题在结构上与我们的原始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很接近的，对此我们已经得出了一些进展。如果没有什么我们理解不清楚的，我们就要质疑科学的世界观了，因为它把心智看作是自然的产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认知闭合性应当是正确的。即便如此，可能仍有人会认为这个假说只是一场白日梦，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已，它不会比大学宿舍深夜“卧谈会”侃山的内容走得更远。麦金试图甄别这些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尝试便是一种推进。

更好的是，我们可以一窥为什么某些问题是超乎我们理解范围的。本书中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便是心智的力量要归功于它语法、造文和组合的能力（见第2章）。一个复杂的观点是构建于简单的观点之上的，整体的含义则由部分的含义和部分之间相连关系的含义所决定：整体的部分、类别中的例子、一个地方的某个东西、施加力的行为者、导致结果的原因、保持信念的心智。这些逻辑上和类似定律的联系提供了日常讲话中句子的含义，并通过类比和隐喻将它们的结构转借给科学和数学的神秘内容，在其中，它们被组合为越来越大的理论的高楼大厦（见第5章）。我们将物质理解为分子、原子和夸克来掌握；将生命理解为DNA、基因和有机体之树；将变化理解为位置、动量和力；将数学理解为符号和运算。所有这些都是根据规律对元素的组合，在这些规律中，整体的性质可以根据部分的性质和部分间组合的方式加以预测。即使在科学家们努力解决无缝连续集和动态的过程中，他们表达自己的理论的方式也是用单词、方程和计算机模拟仿真等这些与心智工作紧密配合的组合性媒介。幸运的是，一部分世界的运行模式是简单元素之间合乎规律的相互作用。

但还有一些具有独特的整体性无处不在、无处可循，却又同时出现的哲学问题。意识不是大脑活动事件或计算状态的一种组合：一个对红色敏感的神经元是如何导致产生对红色的主观感受的，它的神秘之处丝毫不比整个大脑如何导致全部意识流产生的神秘之处更少。“我”不是身体部件或大脑状态或信息数位的综合，而是假以时日的自我性联合体，一条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特殊之处的单一轨迹。根据定义，自由意志不是一条事件和状态的因果链。尽管意义的组合方面已经被弄清楚了（词语或观点如何组合成句子或陈述的含义），意义的核心——表示某个东西的简单行为，仍旧是个谜，因为它与被表示的东西和表示人之间任何的因果联系都不同，这一点也令人颇为奇怪。知识也同样抛出了难题：知道者对于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东西，也可以做到十分谙熟。我们对于意识、自我、意志和知识的彻底迷惑，或许是由于这些问题的本来性质与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计算装备是匹配不上的。

如果这些推测正确的话，我们的心智就会向我们展示最终的调侃戏弄。最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我们自己的感知意识会永远超过我们对概念的把握。但如果我们的心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本是我们所期望的，甚至是欢迎的——自然世界因通过对它的生物体和生物体的部分的专门化设计获得了我们的敬畏，那么，我们便不会嘲笑鹰在地面上的笨拙行走，或者因眼睛不善于倾听而烦恼不已，因为我们知道一种设计只有通过在其他方面的折中妥协，才能在应对某一方面的挑战时表现卓越。我们对那些难解之谜的困惑或许就是，我们为一个组合的心智所付出的代价，让这个心智打开了一个由词语和句子、理论和等式、诗歌和旋律、笑话和故事组成的世界，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这样的心智值得我们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