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库斯勒如何引入幽默这个问题的：

我们常常会无法抑制自己与某种噪声相关联的15块面部肌肉不自觉的同时收缩，这一动作对我们的生存有何价值？大笑是一种反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什么明显的生物学用途；人们可以称它为一种奢侈的反射。它唯一的实用性功能就是能让人从功利性的压力中获得暂时的放松。从笑产生的演化水平上看，一种轻佻的元素似乎潜入了一个由热力学定律和适者生存法则统治的、毫无幽默感的宇宙之中。

这个悖论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讲。它之所以会打动我们，其实非常自然合理，就像一束强光照进眼睛会使瞳孔收缩，或是别针扎到脚里会让脚立刻回缩一样——因为“刺激”和“反应”都处于同一生理水平。但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比如阅读瑟伯的一页书，应当会引起反射水平上的某种特定运动反应，这成为自古以来困扰哲学家们的一种畸形现象。

让我们把库斯勒的分析、演化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还有对幽默和笑的实际研究中的线索组合在一起看看吧。

库斯勒写道，笑是一种不自觉地制造噪声的行为。正如所有的学校老师都知道的，它会干扰讲话者的注意力，使讲话难以继续。而且，笑是具有传染性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文（Robert Provine）记录了人类的笑习性学，他发现，与他人在一起时比他们独处时笑的次数要多30倍。即使在人们独自大笑时，他们也往往在想象和他人在一起：他们在阅读其他人的话语，听收音机里其他人的声音，或者观看电视里的其他人。人们在听到笑时也会笑，这就是为什么喜剧会用笑声背景来弥补现场观众的空缺。杂耍表演演员在讲笑话时不时穿插强调的鼓边敲击或鼓声就是一种前兆。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两件事。其一，笑声很聒噪不是因为它释放了被压抑的心理能量，而是因为这样其他人才会听见；它其实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其二，笑是不自觉的，这和其他情绪展示也是不自觉的原因一样（见第6章）。大脑通过传达源自计算系统的控制，来播放对心理状态诚实、不可伪装和昂贵的“广而告之”。在计算系统控制的基础之上，才由身体工厂的低层次管理者负责自觉主动行为。这就像对生气、同情、羞愧和恐惧的表现一样，大脑会努力使“广告对象”相信表现出的心理状态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一种伪装。

笑在其他灵长类动物中似乎也有类似的对应物。人类习性学家伊瑞诺斯·艾伯·亚贝费特（Irenaus Eibl-Fibesfeldt）听到猴子们聚集起来威胁或进攻一个共同敌人时会发出围攻叫声，这种叫声里就包含有节奏的笑声。黑猩猩会发出一种不同的噪声，灵长类动物学家称之为笑声，这种声音是在呼气和吸气时都能发出的喘息声，它听起来更像是锯木头的声音，而不是人类笑声所发出的“哈哈哈”声。（也可能黑猩猩还有其他种类的笑声。）当黑猩猩相互胳肢对方时会“笑”，就像孩子们一样。胳肢是指在模拟攻击中触及身体脆弱的部位。许多灵长类动物和孩子们都会采用这种胡乱的玩耍作为打斗的练习。练习打斗使打斗者面临这样一种矛盾境地：这种扭打应当足够真实才能作为有用的攻防练习，但每一方都想另一方知道进攻是假装的，这样打斗不至于升级也不会造成真正的伤害。黑猩猩的笑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扮鬼脸都演化为一种信号，表示侵犯就如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在闹着玩的。所以，我们有两个备选答案作为笑的前兆：一个是集体进犯的信号，另一个是假装进犯的信号。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二者都可能会给人类的幽默提供前兆。

幽默常常是一种侵犯。谁都不愿意被嘲笑，因为感觉上那就像受到了攻击。喜剧效果往往是建立在闹剧和侮辱上的，在不那么文雅的场合中，包括人类的原始社会，幽默可以是公然的残酷虐待。孩子们在看到其他孩子弄伤自己或者遭受不幸时，常常会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文献中对原始人之间的幽默的许多报告也都很相似。当人类学家雷蒙德·汉默斯（Raymond Hames）和亚马孙雨林的Ye'Kwana印第安人住在一起时，有一次他的头撞到了小屋门口的横梁上，然后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当时血流如注，他痛得身体都扭曲了起来。旁观者却在笑声中越聚越多。和这些印第安人相比，我们也没好到哪里去。英格兰的死刑犯处决现场曾经也是整个家庭聚在一起观看行刑的场所，当死刑犯被套上绞刑架绞死时，看客们会欢呼大笑。在《1984》中，奥威尔借温斯顿·史密斯的日记对流行娱乐进行了辛辣讽刺，令人有些不舒服的是，那个场景颇为类似于当下电影院里的某个寻常夜晚：

昨晚去看电影，全是战争片。有一部还不错，讲的是一艘装满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遭到空袭。观众们在看到一个大胖子想要游开，以便逃脱追他的直升飞机的一幕时都觉得很好玩。起初你看到他像一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浮沉，后来你会通过直升飞机的瞄准器看到他，最后他全身都是枪眼，四周的海水都被染红了。他突然下沉，好像枪眼里吸进了海水一样，下沉的时候观众笑着叫好。接着你看到一艘装满儿童的救生艇，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中年妇女坐在船头，大概是个犹太女人，怀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哇哇大哭，把脑袋躲在母亲的怀里，好像要钻进她的胸口里去似的，那个妇女用胳膊搂着他，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的脸色也吓得发青。她一直用自己的胳膊尽可能地掩护着他，仿佛她以为自己的胳膊能够抵御子弹不让他受伤似的。接着，直升飞机在他们中间投了一颗20公斤的炸弹，引起了可怕的爆炸，救生艇四分五裂，成了碎片。接着又出现一幕很精彩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飞了起来，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天空中，一架机头装着摄像机的直升飞机一定在跟着这只胳膊，电影院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我都几乎不忍再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我不记得当看到电影中印第安纳·琼斯掏出枪来射杀呲牙咧嘴、挥舞弯刀的埃及人时，我是否也笑得很起劲。

奥威尔对受害者恐怖遭遇的悲惨描述所引发的震惊，表明了单单残酷本身并不会启动幽默。被嘲笑的对象一定要被看成是在要求一些他配不上的尊严和尊重，而幽默事件一定要把他折辱一番。幽默是排场和礼仪的大敌，特别是当这些排场和礼仪支撑的是一个对手或上司时尤其如此。最吸引人的奚落对象是老师、牧师、国王、政客、军队军官，还有其他有权有势之人。当我们被告知他们是微型的小人，而哈默斯是个魁梧的美国人时，甚至连Ye'Kwana人的幸灾乐祸也让人感觉更加熟悉了。现实生活中我见过大概最好笑的事是在哥伦比亚卡利的一次军队游行。位于游行队伍前面的一位军官在骄傲地昂首阔步，他前面有一个不超过七八岁、衣衫褴褛的小孩在骄傲地昂首阔步，孩子的鼻子翘到了天上，两只胳膊雄赳赳地摇摆着。那位军官试图猛踢几下顽童且又不打乱自己的步伐，但那个男孩总是成功地向前跳跃几步，刚好保持了不被踢到的距离，并一直带领着游行队伍穿过街道。

尊严的降格还构成了荤段子和污秽幽默的广泛吸引力的基础。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幽默都更类似于喜剧电影《动物屋》（Animal House）式的搞笑，而不是像阿尔冈琴圆桌会议间的文字游戏。当香农开始在雅诺马马人中收集宗谱数据时，他必须得解决他们不允许提到显赫人士的禁忌（有点像我们文化中的如“先生”和“阁下”这种称呼形式背后隐含的敏感性）。香农请他的受访者把一个人及其亲戚的名字低声在耳边告诉他，然后他再笨拙地重复这些名字，以确保他听到的是正确的。当被叫名字的人怒视他，而旁观者咯咯直乐时，香农才能确信他记下了这个人正确的名字。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终于制成了一份详尽的谱系表，在一次去邻近村子拜访时，他想要炫耀一下，于是假装无意地说出了首领妻子的名字。

之后是一阵错愕的安静，然后全村爆发出无法控制的大笑声、笑的岔气声、上气不接下气声，还有狂啸声。似乎是我认为首领娶了一个名叫“毛茸茸阴部”的女人。还有，我把首领叫作“长洞”，把他兄弟叫作“鹰狗屎”，把他的一个儿子叫作“屁眼”，还有一个女儿叫作“屁的气息”。血一下涌上了我的太阳穴，我意识到我5个月来费心劳力的谱系数据收集努力，最终换来的却是一堆毫无价值的东西。

当然，我们绝不会笑如此幼稚的小儿科。我们的幽默是“猥亵的”“粗俗的”“淫秽的”“近乎淫猥的”“淫荡的”“下流的”或是“拉伯雷[24]式的粗俗”。性和排泄物提醒了，任何人宣称始终如一的尊严都是脆弱空洞的。所谓的理性动物对交媾配对、云雨翻腾和粗喘呻吟有着不顾一切的冲动。正如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所写的：“什么是男人？当你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会发现，他其实是一台经仔细设定的巧妙机器，有着无限的巧夺天工之处，用来将红葡萄酒转化成尿液。”

但奇怪的是，幽默也是一种有价值的修辞和智力争论策略。对于老练的辩论家来说，幽默可以成为一把可怖的长剑。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作为总统很受欢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能够用只言片语的幽默化解批评与纷争，至少是暂时地化解。例如，当转向关于堕胎权利的问题时，他会说：“我注意到每个赞成堕胎的人都已经出生了。”哲学家津津乐道着一个关于理论家的真实故事。这位理论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尽管有些语言会用双重否定来表示肯定，却没有哪种语言会用双重肯定来表示否定。一位站在大厅后面的哲学家用单调的节奏大声喊道：“耶、耶。”尽管这可能是对的，就像伏尔泰写到的，“幽默的话语什么也证明不了”，但伏尔泰自己却不摒弃使用幽默，而且还以此闻名于世。绝妙的讽刺给了讲话者一种即刻的胜利，无论他是否配得上，而且能将对手陷于张口结舌的窘境。我们时常觉得一句聪明的格言所概括的真理，需要用其他方式花大量的篇幅才能加以辩护。(www.daowen.com)

这里我介绍了库斯勒对反向工程推理幽默的尝试。库斯勒是在行为主义仍占统治地位时对认知科学的一位早期理解者，他号召关注心智的现有规则系统、解释方式、思考方法或者参考框架。他说，幽默始于某个参考框架中的一组想法遭遇了一种不规则的阻碍：一个事件或陈述在先前的情境中会显得毫无道理和意义。这种不规则或反常可以通过转换到另一个不同的参考框架加以解决，在新的框架里，事件就变得合乎情理了。而在这个框架里，某人的尊严却被贬损了。他将这种转化称为“双关联”。库斯勒的幽默例子还没有过时，所以我将用其中一些我觉得好笑的内容来阐述这一理论，其代价就是解释笑话等于毁了这笑话。

阿斯特女勋爵（Lady Astor）对温斯顿·丘吉尔说：“如果你是我丈夫，我会把毒药放在你的茶水里。”丘吉尔回答：“如果你是我妻子，我就会把它喝下去。”这回答在谋杀的参考框架下是反常的，因为人们抗拒被谋杀。而当把这种反常放在自杀的参考框架内时，不协调就解决了——为了逃离悲惨不幸的生活而宁愿去死。在这个框架下，阿斯特女勋爵是婚姻不幸的原因，即一个可耻的角色。

一位登山者失足滑下悬崖，紧抓住一根绳子悬在峭壁之外的300米之下。在恐惧和绝望中，他仰天大喊道：“上面有谁能帮帮我吗？”上面传来一阵隆隆的声音：“如果你表现出你对信仰的忠诚，松开绳子，你就得救了。”这个人看了看下面，又看看上面，大叫道：“那儿还有别的人能帮我吗？”这个回答在宗教故事的框架下是不协调的，因为在宗教故事中，上帝施与奇迹来回报对信仰忠诚的表现，而人们会对这种交换感激涕零。当它进入日常生活的框架中时，这种不协调就解决了，因为在这个框架中，人们对物理学定律有着正常的预期，并怀疑任何挑战这些定律的人。在这个框架下，上帝（还有非直接的宗教体制中他的传道者们）可能就变成了狡猾诡诈的艺术家——当然如果上面的应答者不是骗子的话，这个登山者的常识就会毁灭他自己。

W.C.菲尔兹曾被问道：“你相信为年轻人开设的俱乐部（club）吗？”他回答说：“只有在仁慈不起作用时，我才相信。”这个回答对一个有关娱乐团体的问题是不合逻辑的，问题中的club是通常的含义，但当转到另一个含义“武器”时，不一致就解除了。（“Do you believe in clubs for young people?”的问题被理解为：“你相信对年轻人施以棍棒有用吗？”）年轻人从被行善的对象转变为被惩戒的对象。

库斯勒的幽默三元素——不调和、解决和贬损，已经在许多关于什么使笑话充满乐趣的实验中得到了验证。闹剧式的幽默在心理框架（其中，人是信念和欲望的发出者）和物理框架（其中，人是遵循物理定律的一团物质）之间展开的冲突。低俗幽默是在心理框架和生理框架（其中，人是令人恶心的物质的生产者）之间展开的冲突。黄色幽默也是在心理框架和生物学框架（这一次，人是有着体内受精所需的所有本能和器官的哺乳动物）之间展开的冲突。文字游戏是联系在一个单词两种意思之间的冲突，其中，第二个含义往往比较少用，比较敏感且带有侮辱的意味。

库斯勒理论的其余部分受困于两种过时的观点：心智的液压模型，即心理压力不断积聚，因而需要一个安全阀；侵犯的驱力，即侵犯带来压力。为了完整地回答“幽默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我们需要3个新观点。

首先，尊严、身份、名望，还有幽默所刺伤的靶子，都是第7章中讨论过的统治力和身份地位复合体的一部分。统治力和身份地位令那些拥有它们的人获益，其代价是没有它们的人受损，所以劳工总是有动机向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发动挑战。在人类社会中，统治地位不仅是争斗获胜的战利品，而且还是一个朦胧笼罩的光环，来自对其在所有人类互动的竞技场上高效表现的认可：英勇、专长、智力、技能、智慧、外交、联盟、美丽或财富。对高名望地位之人的诸多断言大多是从旁观者的眼睛中看到的，如果旁观者改变他们对构成名人价值的优劣势的权重比例，那么这些论断就会土崩瓦解。而幽默就会成为一种反统治力的武器。挑战者唤起了对一种不那么高尚的品质的注意，而这种欠高尚的品质属于每一个凡人，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或者这个人多么有权势。

其次，统治力往往在一对一的情境中可以实施，但在团结的暴民面前就无能为力了。一把枪里只有一颗子弹的人可以劫持十几个人质，如果这些人质没办法做出哪怕是一瞬间的信号来制服他的话。没有政府能够控制全部民众，所以当事件迅速发生，人们同时对政权的权威性丧失信心时，他们就能够推翻它。这可能就是将笑——这种不自觉、具有破坏性，而且高度传染的信号带入了幽默服务的动态机制中。当分散的窃笑像核链式反应一样汇聚成齐声大笑时，人们是在告知，他们都注意到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攻击目标的那点相同的薄弱之处。单独一个侮辱者会冒着被攻击目标报复的风险，而一群明确地合谋指认攻击目标缺点的侮辱者则是安全的。安徒生所讲的《皇帝的新装》是一个很好的寓言，说明了集体幽默的破坏性力量。当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必去推翻暴君或者使国王威信扫地，但我们确实需要对那些数不胜数的吹牛大王、大话专家、欺人恶霸、废话篓子、道学先生、假装虔诚之徒、自命不凡之徒、无所不知之徒还有爱慕虚荣之徒的虚伪做作行为大加揶揄、不吝诋毁。

最后，心智会反射性地解释他人的言语和姿势，它会竭尽所能地让它们显得合理和正确。如果言语粗略或不一致，心智会慷慨地填补缺失的前提，或是转换到新的参考框架中，以便使它们合理化。如果没有这个“相关原则”，语言本身将会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一个最简单的句子背后的思维也是错综复杂的，如果我们完整地表达出来这种思维，那我们的讲话听起来将会像法律文件中绕来绕去的废话一样。比如，我想告诉你，“珍妮听到叮当响的冰激凌货车来了，她跑过去从衣橱抽屉中取出她的小猪存钱罐，然后开始摇晃。终于有一些钱掉了出来”。尽管我没有用下面这么多的话来说，但你知道珍妮是一个孩子（不是一个87岁的老太太），她摇晃的是小猪存钱罐（不是衣橱），掉出来的是硬币（不是纸币），还有她拿钱是想去买冰激凌（不是要吃这些钱、去投资或是去贿赂司机不要发出叮当的响声）。

滑稽演员操纵着这种心理机能以使观众或听众从一种违背他们意愿的陈述——调和了不一致性的陈述中获得娱乐。人们之所以能轻易理解贬损式陈述的真实含义，是因为它并不像人们通常都会拒绝的宣传辞那样露骨地断言，而是由他们自己推断出的一个结论。这个陈述必须至少具有一点点合理的根据，否则观众或听众就无法从其他事实中将之推导出来，也无法明白这个笑话的意思。这就解释了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诙谐说法抓住的实质可能会因太复杂而很难被清晰有力地表达，所以幽默是一种有效的武器——来迫使人们，至少是暂时地同意他们原本会否认的事情。里根关于“堕胎权拥护者都已经出生”的俏皮话是如此地平凡又正确——每个人都已经出生了，所以乍一听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基于如下这样的假设下确实有意义：有两种人，已出生的和未出生的。这些措辞就是堕胎的反对者们想要表达这一问题的方式，任何理解这个讽刺的人都已经隐约承认这种表达结构是可能的。在这个结构框架中，堕胎权拥护者拥有了一个权利，但却想否认别人的拥有权，因而他们是伪君子。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合理，但驳斥它却需要比里根所用的十几个词多很多的单词才够。在“更高”形式的幽默例子中，听众或观众的认知过程被违心地强行绑架，从一个他们无法否认的前提中推导出一个贬低污蔑的陈述。

并非所有的幽默都是恶意的。朋友之间会花大量的时间彼此打趣逗笑，并没有人从中受到伤害。确实，和朋友们一起笑着度过一个夜晚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当然，这种快乐的大部分都来自贬损他们这个圈子之外的人，这更加深了友谊，其原则就是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但其中也有许多是适度的自我贬低和温和的自嘲，每个人似乎都从中获得了愉悦。

友善的幽默不仅不那么具有侵犯性，而且也不那么逗乐。在对幽默指手画脚的2000年历史中，罗伯特·普罗文做了一些从没有人曾想过要去做的事情：他走出去观察是什么让人们发笑。他派助手们在大学校园里闲逛，凑近正在交谈的人群，偷偷记下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笑声。他发现了什么？一个典型的笑语是“我们回头见”，或者“这应该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说这些话时，你要在现场。只有大约10%～20%的情节可以被归类为幽默，而那也是根据最宽松的标准。在多达120个例子中最逗笑的话是：“你可以不喝酒，卖酒给我们喝就行”“你是跟你的同一物种约会吗”和“你是在工作呢，还是就为了看上去很忙”。普罗文写道：“拥挤的社交聚会中常听到的笑声不是因为客人们所讲的笑话很精彩，大多数的笑前对话就跟一个极没天赋的作家所写的没完没了的电视情景喜剧中的台词一样。”

我们又如何来解释这种几乎毫无幽默感的戏谑是怎么引发大多数的人发笑的呢？如果幽默是一剂反统治的毒药，一种关乎尊严的自杀，它不必只用于有害的目的。第7章的重点在于，人们在互相影响时，需要从一个不同的社会心理清单中进行选择，每种心理都有着不同的逻辑。统治力和地位的逻辑基于隐含的威胁和贿赂，当身居高位者不再能从中获利时，这种逻辑就消失了。友谊的逻辑基于对相互不计较的援助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人们想要获得地位和统治力，但他们也想要朋友，因为地位和统治力可能消逝，而朋友还会在那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这二者是不相容的，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释放信息的问题。假定有两个人，一个总是比另一个更强壮、更聪明、更富有、更漂亮或者人际关系更广。引发出统治-顺从或名人-粉丝关系的诱因总是存在的，但双方谁也不愿意两人的关系朝那个方向发展。通过反对使你可以对你的朋友作威作福或者你的朋友可以对你大加摆布的某种性质，你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你们之间关系的基础，至少在你看来不是地位或统治力。如果这种信号不是刻意的，那就会更好，因为它很难被伪造。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就能解释成人的笑以及对讥笑嘲弄的反应与孩子们和黑猩猩们的搔痒游戏之间的同源性。笑声是在说：看上去似乎是我试图要伤害你，但我所做的其实是我们俩都需要的。这个观点还解释了为什么开玩笑是衡量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关系如何的精确工具。你不会去戏弄一个上司或是陌生人，但如果你们中的一个人试着去开了个玩笑，对方没有着恼的话，你就知道坚冰已在融化，你们的关系正在转向友谊。而如果这个玩笑引发的是阴郁的干笑或是冷淡的沉默，这是在告诉你，这个不高兴的人没兴趣成为你的朋友（甚至还可能打断这个笑话，以表示一种咄咄逼人的挑战）。好朋友之间你来我往的相互取笑表明，他们关系的基础仍然是友谊，但一方总是不断企图占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