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应该干脆现在就吞下毒药，就此了结吗？有些人认为，演化心理学宣称，已经发现人性是自私和邪恶的，但他们是在奉承任何宣称发现了相反情况的研究人员或他人。没人会需要一个科学家来测量人类是否天生倾向于邪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历史书、报纸、人种志记录以及给安·兰德斯（Ann Landers）的信中都已经有所记录了。但人们似乎把它当成了一个开放性问题，好像有朝一日科学可能会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而我们会从梦中醒来发现彼此相爱才是人的本性。演化心理学的任务不是去度量人类本性，这个任务最好还是留给其他人吧。它是为了给只有科学才能提供的那种令人满意的见解添砖加瓦：将我们对人性的所知与我们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转的知识联系起来，并用最少的假设来解释最多的事实。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在实验室和实地现场得到了验证，无非都是基于亲缘选择、父母投入、互惠利他和心智计算理论的少数几个假设。

人类本性就注定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被残酷无情的适应最大化者盘剥的噩梦吗？同样，向科学寻求答案是愚蠢的。每个人都知道人们能够表现出巨大的善行和牺牲精神。心智中有许多组件，适应而来的不仅是丑陋的动机，还有爱、友谊、合作、公正感和预测行为后果的能力。心智的不同部分奋力踩下或松起行为的离合器踏板，因而坏的想法并不总会导致坏的行为。吉米·卡特（Jinmy Carter）在其著名的《花花公子》访谈中说：“我曾色迷迷地看过许多女人。我曾在心中多次犯下了通奸罪。”但喜欢窥探的美国新闻界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在现实中曾经犯过哪怕一次。

在更大的舞台上，由历史见证的一些滔天大祸已经永久地消失了，数年的血腥杀戮之后，仿佛一股烟雾瞬时即散。奴隶制、妻妾成群的暴君、殖民征服、血海世仇、女人被虏为财产、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童工、隔离制度、法西斯主义还有战争，都已经从世界的绝大部分地方消失，而那些广袤的土地曾经饱受它们摧残长达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最凶险的美国都市丛林中的谋杀率也只有许多原始社会中的1/20。现代英国人被谋杀的可能性只是他们中世纪祖先的1/20。(www.daowen.com)

如果大脑没有在这几个世纪间发生变化，人类的境遇怎能得到如此改善呢？我认为，部分答案是由于识字、知识和观点的交流已经削弱了一部分盘剥与利用。并非人们有一眼善良的心泉，并由道义规劝使之行善，而是信息可以表达为一种方式使得盘剥者看起来像是伪君子或傻瓜。我们的一项基础本能——以仁慈和能力为借口而自称权威，可以被狡猾地运用到其他人身上。当所有人都看到人们遭受苦难的画面，就不可能再宣称没有人造成任何伤害。当受害者用加害者可能会使用的第一人称进行表述时，就很难再坚称受害者只是一种更低下的人类存在。当发言人被发现是在附和敌人的话语，或是呼应其政策导致灾难的以往发言人的调子，他的权威就会崩溃。当和平的邻国被广泛传播，就很难再坚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终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巍然提升，并实践它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坚信这些事实是不言自明的，所有人都生来平等。’”当他这样说时，他使得种族隔离者们不可能再维持爱国者的形象，反而看上去更像是骗子。

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尽管冲突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但消除冲突的努力也是普遍现象。人类心智在严酷的经济状况下，偶尔也会抓住一抹微光，对手们会放下干戈，均分和平创造的剩余，使得双方都从中受益。甚至一些雅诺马马人也看出了他们所用方式的徒劳无功，渴望找到一种手段来打破这种冤冤相报的循环。在人类历史中，人们发明了巧妙的技术将心智的一部分用来对付另一部分，对并非因为善良而被选择的人类本性做出了文明的增补：修辞、揭露、保住面子的方法、契约、威慑、机会均等、冥想、法庭、强制执行的法律、一夫一妻制、对经济不平等的限制、放弃报复等。乌托邦的理论家看到这些实践智慧时，应当会自愧不如。这些做法，比起改变育儿方式、语言和传媒的“文化”提议以及扫描黑帮成员的大脑和基因以排查侵犯性和在贫民窟派发反暴力药丸的“生物”提议来说，可能会更为持续且有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