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对于人类关系的描述如果缺乏对战争的讨论都算不上完整。战争不是普遍的，但所有文化中的人都会觉得他们才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群落、部落、氏族或者国家），并怀有对其他群体的敌意。而战争本身就是远古部落生活中的一项主要事务。许多知识分子认为，在远古社会中，战争很少见、而且这些战争都具有形式温和又具有高度仪式化的特性，或至少在高尚的野蛮人与西方人的接触且被污染前是这样的。但这是罗曼蒂克式的胡说八道，因为战争从来都是地狱。

雅诺马马人的村落相互间会永无休止地彼此侵袭。所有4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70%都曾因暴力而失去一位家庭成员，30%的男人被其他男人杀死，40%的男人杀过人。雅诺马马人把自己称作凶猛的人，但其他原始部落也给出了相似的数字。考古学家劳伦斯·基利（Lawxence Keeley）记录了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太平洋岛屿的居民以及印第安人都曾被战争所蹂躏，特别是在不列颠统治下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结束这种滋扰，而代之以殖民管理前的几个世纪中尤其如此。在原始战争中，调动更加完备，战斗更加频繁，伤亡率更高，俘虏更少，武器也更具破坏力。说得客气一点，战争，是一种主要的自然选择压力，既然它在我们的演化史中似乎是一种经常性事件，它一定对我们的一部分心理进行了塑造。

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愚蠢地发动战争呢？部落人可以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斗，部落间战争的根源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一样难于解开。但有一个令西方人惊讶不已的动机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原始社会中，男人进行战争是为了得到或保留女人——并不一定是武士们的明确目标（尽管往往的确如此），但是使战斗的意愿得以发展的最终报偿。获得女人是男性繁殖成功的限制性因素。有两个妻子可以使一个男人的孩子翻两倍，有三个妻子可以翻三倍，以此类推。对一个没有濒临死亡的男人来说，再没有其他任何资源能对演化适应产生同样大的影响了。部落战争最常见的赃物就是女人。侵略者杀死男人，绑架适龄女人，轮奸她们，并把她们分配做妻子。查冈发现，杀死过一个敌人的雅诺马马男人的妻子和孩子的数量是没有杀过人的男人的妻子和孩子数量的3倍。大多数杀过人的年轻男人都结婚了，大多数从没杀过人的年轻男人都没结婚。这种差异不是因杀人者和未杀人者之间的其他差异而带来的巧合，比如体格、力量或者亲戚的数目。杀人者在雅诺马马村落受人尊重，他们会吸引更多的妻子，也被分给更多的妻子。

有时，雅诺马马人谋划侵犯仅仅是为了绑架女人。更经常的是，他们谋划侵犯是为了报复曾经遭受的杀戮或者绑架，但他们也总会试图绑架女人。为报血海深仇，亲戚们要拿命偿命——杀人者的命或者是他的亲戚的命；这是任何地方暴力泛滥的主要原动力，这种驱使他们的动机有着明显的威慑作用，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血海深仇可以持续几十年或更长，因为每一方所记录的数字都不同，所以任何时候双方都会记着那些必须血洗的不公。设想一个邻居杀害了你丈夫、你兄弟，还有你儿子，或者强奸并绑架了你妻子、你女儿，还有你姐妹，你对他会有什么感受。但报世仇者绝不只限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他们看到有机会可以屠杀对手，从而一劳永逸地除掉眼中钉，他们一定会这样做，还会加上女人作为额外的激励。对女人的欲望不仅让世仇之火烧得更旺，而且还有助于点燃这把火。通常第一次杀戮就是为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诱惑或绑架了某人的妻子，或食言反悔一项出卖女儿的交易。

现代人难以相信原始部落会为了女人而发动战争。一位人类学家给查冈去信写道：“女人？为了女人而战斗？黄金和钻石我可以理解，但是为了女人？绝不会。”这种反应从生物学上讲当然是颠倒黑白的。其他人类学家则辩称，雅诺马马人身体里缺乏蛋白质，因此为猎物而战斗。但当测量他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时，结果发现比正常的还要多。全世界吃得最好的原始人是最喜欢打仗的。当查冈对他的雅诺马马人访问对象提到这个肉类缺乏假设时，他们不相信地笑了。他们说：“尽管我们喜欢肉，但我们对女人的喜欢要多得多。”查冈指出，他们跟我们没多大差异。“星期六的晚上去常有打架的建筑工人酒吧看看，这些打架常为了什么？难道这些起冲突的人是因为对方的汉堡包里放了比较多的肉吗？或者研究一下西部乡村歌曲的歌词，有哪句歌词写着‘别把你的奶牛带到城里’吗？”

西方人的战争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原始人的战争，但至少在一方面是相似的：入侵者强奸或绑架女人。《圣经》中对此有所记录。

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所有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过来，当作掳物……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要保留所有这些妇女的活命吗？……所以，你们要把所有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保住她们的命，留给你们自己。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人宣告要和睦的话……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

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就掳了他们去。若在被掳的人中见有美貌的女子，恋慕她，要娶她为妻，就可以领她到你家里去；她便要剃头发，修指甲，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住在你家里哀哭父母一整个月，然后可以和她同房。你做她的丈夫，她做你的妻子。

根据《伊利亚特》（Iliad），特洛伊战争是缘于对特洛伊海伦公主的绑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教士兵们从欧洲到君士坦丁堡一路上都在强奸。莎士比亚描写亨利五世在百年战争期间威胁一个法国村落说，如果他们不投降，那就是他们的错，导致他们“贞节的少女落入被暴烈强奸的境地”：

如果不降，为何不呢，顷刻间就将眼见：

粗暴血腥的士兵用肮脏的手

玷污你们凄厉尖叫着的女儿的贞节；

你们的父亲被扽着银须

将他们令人尊敬的头颅掼向墙壁；

你们赤裸的婴儿被长矛劈成两半，(www.daowen.com)

而疯了的母亲在旁边绝望地嚎哭；

伏地受降吧，就像犹太人的妻子们那样

臣服于大希律王嗜血的屠夫士兵前。

女性主义作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记录了实施大规模有组织强奸的进犯苏格兰高地的英格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侵比利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入侵东欧的德国人、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入侵孟加拉的巴基斯坦人、大屠杀期间的哥萨克人、迫害亚美尼亚人的土耳其人、美国南部的三K党人，还有，程度稍轻的，仅驻柏林的苏联士兵和越战中的美国士兵们。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卢旺达的胡图人也把自己加入了这个清单。嫖娼，在战争期间往往很难与强奸区分，它是对士兵们的一种普遍的额外津贴。领导者们有时会用强奸作为一种恐吓策略来实现其他的目的，正如亨利五世所做的，这种策略之所以极其有效，是因为士兵们非常渴望去实施它，就像亨利煞费苦心地去提醒法国人。事实上，它往往事与愿违，为抵抗者继续战斗提供了一种无法估量的激励，很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是由于对敌人女人的同情，现代军队中才取缔了强奸。即使当强奸不再是我们战争中的突出部分时，我们仍对我们的战争领袖投入了莫大的威望，正如雅诺马马人所做的，到目前为止，你当然知道这种威望的效果体现在了一个男人的性吸引力以及他繁殖上的成功。

战争，或者一伙人联盟起来进行的侵犯，在动物王国里很少见。你可能会想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强大的海象会联合起来杀死最强大的雄海象，并瓜分它的后宫，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这样做过。社会性昆虫不寻常的遗传系统使它们成为一个特例，除它们外，只有人类、黑猩猩、海豚，或许还有长臂猿，会勾搭4个或数目更多的同伙来进攻其他雄性。这些是大脑体积最大的一些物种，暗示出战争可能需要复杂的心智设备。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推断出了联盟进犯的自然适应性逻辑，以及支持它所需的认知机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自然的”，进而说是“好的”。

人们往往被招募参军，但有时他们本身就对入伍饶有兴致。激发沙文主义是惊人地轻而易举，即使无须因稀缺资源去搏杀争取。在亨利·泰费尔（Henri Tajfel）和其他社会心理学家所做的无数实验中，人们被分作两组，实际上是随机划分的，但表面上是根据一些细微的标准，比如他们是否低估或高估了屏幕上一个点的数目，或者他们是更喜欢克利的油画还是康定斯基的作品。一旦被划分后，每一组人立刻就开始不喜欢另一组的人，认为对方更差劲，并在行为表现上拒绝给他们奖励，即使这样做对他们自己的小组来说成本也很高。即使实验人员是用点或画做猜谜游戏，当着他们的面通过掷硬币进行的分组，也能够激起这种即刻的种族优越感！其行为后果决非不重要。在一个经典实验中，社会心理学家莫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仔细选择了一群适应环境能力良好的中产阶级美国男孩组成了一个夏令营，随机将他们分作两组，然后进行体育运动和戏剧小品的竞赛。没过几天，两组男孩就开始用棍子、棒球棒和包在袜子里的石块，相互施暴和袭击对方，迫使实验人员不得不介入干涉以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战争之谜即是为什么人们会自愿参与一项死亡概率很高的活动。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欲望是怎么演化来的？托比和考斯迈德斯的解释是根据这一事实：自然选择青睐于那些可以平均而言提高适应性的特质。对每一项特质有贡献的基因都会包含在许多代的许多人的身体中，所以如果一个携带这种基因的个体死了且没有子嗣，那么其他携带这种基因的人的成功可以给予弥补。设想一下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如果你没被杀死，就会多一个后人。加入这个游戏的一个基因会被选择出来，因为有5/6的概率它会在基因库里多留下一个复制品，只有1/6的概率它什么也留不下。平均而言，这会比不参加这个游戏多产出0.83个基因复制品。这与加入包含另外5个男人的同盟能虏获5个女人，但其中一个男人会死掉的选择结果相同。这里的关键思想是，一个同心协力的联盟能够收获其成员独自做不到的收益，并且赃物是根据共同承担的风险来分配的。虽然涉及一些复杂变体，但都不会改变这一要点。

事实上，如果赃物确定且分配均匀的话，危险的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比方说，你的同盟有11个成员，可以伏击5个人的敌人团伙，抢走他们的女人。如果你的同盟中有一个成员很可能会被杀，你就有10/11的幸存机会，这使得你有权以1/2的机会（5个虏获的女人，10个男人）得到一个妻子，期望收益为0.45个妻子（对有这些回报的许多情境予以平均所得）。如果有两个成员可能会被杀死，那么你就有更小的生存机会（9/11），但如果你确实幸免于难，你就会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妻子，因为你死去的盟友不会拿走她们。平均收益（9/11×5/9）是一样的，0.45个妻子。如果有6个成员可能被杀死，这样你的生存机率会降至不足一半（5/11），而如果你幸存的话，你将确保能得到一个妻子，期望收益仍然是0.45个妻子。

托比和考斯迈德斯的计算假定一个男人即使死了，他的孩子也一样能生活，所以死亡导致的适应损失是零，而不是负数。当然这不是真的。但他们指出，如果群体相对而言比较兴旺的话，失去父亲的孩子的幸存机会可能不会降低得太多，所以男人去侵略还是值得的。他们预测，当所在群体在食物上比较安全时，男人们应当比缺乏食物时更愿意去战斗，这和蛋白质缺乏假设恰好相反。数据也支持了他们的预测。另一个推断是，女性应当从未有兴趣发动一场战争（即使她们有武器或同盟来弥补她们较小的体格带来的优势）。女性从来都没有演化出同伙一起侵犯邻里村落抢夺丈夫的需求，原因是女人的繁殖成功并未受到可供男性的数量的限制。所以，任何因寻求额外配偶而给其生命带来的风险，都是对预期适应的净损失。（然而，原始女人们确实鼓励男人们去战斗以保卫群体，并为被杀害的家庭成员复仇。）这一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战争中，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派女人去战斗，以及当女人伤亡时会感到道义上的愤怒，尽管并没有任何伦理上的论证说明女人的生命比男人的更宝贵。直觉认为，战争是一场令男人受益的游戏（对人类的演化历史来说，这也是事实），这种直觉很难动摇，所以男人应当承担风险。

这一理论还预测，只有当男人对胜利有信心、而且没有人提前知道谁会受伤或被杀死时，才会愿意集体战斗。如果有可能被击败，那么继续战斗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你承担了超过你份额的风险——比如，如果你的战友因去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处而将你置身于危险中，那么继续战斗也就毫无意义了。这两个原则塑造了男人参与战争的心理过程。

在原始社会，交战各方通常是同一拨人的内部派系，他们有着同样的武器装备，所以人类演化历史中对胜利的预测结果只是数目。有更多战士的一方是难以征服的，而胜利的概率可以根据各方的人力来预测。雅诺马马人痴迷于自己村落的大小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常常组成联盟或者考虑脱离联盟，因为他们知道较小的村落在战争中是无助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你这一方的一大群人可以壮胆，而对方的一小群人则更容易示弱。召集一大群人是激励爱国主义的一种常见策略，群众示威游行即使在军队支撑的统治下也能够引发恐慌。战场策略的一个主要原则是包围敌人的部分队伍，使胜利看起来唾手可得，并造成恐慌和溃败。

同样重要的是公平地分配风险。战争一方面临着利他主义的问题。每个成员都有诱因去欺骗，使自己远离危险，而将他人置于更大的风险中。这就像善意的合作无法演化而来，除非恩惠的施与者查处并惩罚欺骗者一样；侵犯的合作也无法演化而来，除非战斗者查出并惩罚懦夫或逃兵。战士执着于勇敢和纪律，这影响着一切——从士兵想和谁同处一个散兵坑，到诱导士兵以为风险均等以及奖励英勇、惩罚背弃的指挥结构。战争在动物王国中很罕见，因为动物像人一样，也是胆小懦弱的，除非它们能够组成多派别联盟来分担风险。和远祖人类不同，动物没有认知设备，能够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演化出能够用来执行这种契约关系的计算能力。

关于战争的逻辑和心理还有另一个特殊之处。一个男人应当会同意待在联盟中，只要他不知道自己将会死去。他也许知道这个概率，但他不可能知道死亡轮盘正在逐渐缓慢地在他这里停下来。但到了一定时候，他可能就会看到死亡的来临。他可能会瞥见弓弩手正将他瞄准在射程内，或者察觉一次临近的伏击，或者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派往履行一次自杀式的使命。就在那一刻，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唯一理性的动机就是逃离。当然，如果不确定性的坍塌仅仅是在死前的几秒，那就太晚了。一个战士能越早提前预测到自己将成为一具无名烈士，他就越容易逃跑，而联盟也就越容易被拆散。在动物联合进攻另一支联盟或单个个体时，如果一个进攻者被选定为反攻对象，会有一些警示，它能够在自己被追逐之前就逃之夭夭。正因为这一原因，动物联盟很容易就会被拆散。但人类所发明的武器——从长矛和弓箭到子弹和炸弹，使得命运直到最后一秒仍是未知的。在这个无知的面纱背后，男人被激励战至最后一刻。

在托比和考斯迈德斯推出这个逻辑的几十年前，心理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悖论对此进行了描述。（他相信这个情景是真实的，只是无法进行验证。）在太平洋的某个轰炸机基地，一位飞行员在执行任务时只有25%的机会生还。有人计算如果将每架飞机搭载的炸弹增加一倍的话，完成任务就只需要一半的飞机。但增加搭载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减少燃油，这意味着飞机将只能飞一次单程任务。如果飞行员们愿意抽签，赌1/2的概率去飞一次确定的死亡任务，他们生还的机会会增加一倍：只有一半的人会死，而不是3/4。不用说，这个提议永远没办法实施。很少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出价，尽管它完全公平，还会挽救许多生命，其中有可能就还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悖论耐人寻味：我们的心智被说服自愿在联盟中承担死亡的风险，但这只在我们不知道死亡何时降临时才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