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合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坠入爱河，关键要素是相互付诸承诺，这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男人和女人都需要对方的DNA，因而可以享受性爱。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拥有共同的利益，他们持久的爱也是演化而来保护这种利益的。丈夫和妻子可以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并可以终身依赖、相互信任，这正是友谊的基础（后面会进一步探讨）。这些情感根植于这样的事实：如果男人和女人是一夫一妻、共谋生计、不偏心向着各自的家庭，那么他们的遗传利益就是一致的。

不幸的是，那是一个大大的“如果”。即使是最快乐的一对儿，打起架来也像猫和狗那样，当今美国的婚姻有50%最终都以离婚而告终。萧伯纳写道：“当我们想看看爱情结束时人们的行为表现时，该阅读些什么？去看看谋杀案专栏吧。”男人与女人之间有时甚至会产生致命的冲突，这说明性爱并非人类事务中的凝聚力，而是会造成分裂的力量。陈词滥调仍须再次强调，因为传统的智慧对此予以否认。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乌托邦理想是对极度情色、彼此享受、没有负疚、情感开放、终身一夫一妻制的彼此约束，自性学大师卢斯提出后得到了不断响应。另一种来自反主流文化，提倡极度情色、彼此享受、没有负疚、情感开放、循环无尽的狂欢。两种观点都可以归因到我们的原始人类祖先、更早阶段的文明或是至今尚存于地球某一隅的原始部落。二者都像伊甸园一样神秘。

性别之战并不只是不相干的个人之间战争的前哨战，而是一场会发生于不同场地的战斗，其原因由唐纳德·西蒙斯（Donald Symons）首先做出了解释。“至于人类在性方面的事儿，”他写道，“有一种女人天性和男人天性，这些天性极度不同，男人和女人在性天性上有差异，因为在人类演化历史中漫长的狩猎采集阶段，分别适应彼此性别的性欲望和活动始终都是为了生育繁殖。”

许多人都否认不同性别之间有任何值得讨论的差异。在我所在的大学，选修性别心理学的学生曾在课堂上学到，男人与女人之间唯一禁得起质疑的差异就是：男人喜欢女人、女人喜欢男人。西蒙斯的两种人性论被斥为“性别刻板印象”，似乎这就是这种理论错误的证据。认为蜘蛛结网而猪不结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错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些关于性感受的刻板印象已然经合理的质疑而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性别差异的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许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都低估了已经证实的性别间的差异。

为什么要以性为开始呢？查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注意到，性爱的“快乐是瞬间的，体位是怪异的，而代价却该死得高”。从生物学意义上讲，其成本确实是该死得高，那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复杂有机体都是有性繁殖呢？既然儿子缺乏生育下一代的设备而只能去做精子捐献者，为什么女人不能无须性爱就生育出克隆她们自身的女儿，而要浪费一半的怀孕机会去生儿子呢？为什么人们和其他有机体要为获得物种中另一成员的基因而换出自己的一半基因，以至于为了多样化而使自己的后代多样化呢？这不是为了更快地演化，因为有机体的选择是根据对当前的适应。这也不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因为一个已经适应的有机体中的一个随机变化很有可能会更糟而不是更好，难于适应的方式要比适应良好的方式多得多。最佳理论是由约翰·托比、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等人提出的，这个理论现在已经得到了几种证据的支持。它认为，性是一种对寄生虫和致病微生物的防御机制。

从细菌的角度来看，你是一大堆香甜可口的奶酪蛋糕，放在那里就等着被吃掉。你的身体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而且已演化出一套防御机制，从你的皮肤到免疫系统，将细菌拒之门外或是直接干掉。在宿主和致病菌之间进行着一场演化的军备竞赛，尽管更好的一个比喻可能是撬锁者与锁匠之间一场不断升级的竞赛。细菌很小，它们演化出毒辣的招数渗入并劫持细胞的设备，撇去它的原材料，将自己混充成身体自身的组织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身体回之以更好的安全系统，但细菌有一个天生的优势：它们的数量更多，繁殖速度要比身体快几百万倍，这使得它们演化得也更快。它们能够在宿主的一生中大幅度地演化。无论身体演化出什么分子锁，致病菌都能够演化出开锁的钥匙。

如果有机体是无性繁殖，那么一旦致病菌攻破身体的安全防线，它们也就攻破了宿主的孩子和兄弟姐妹的安全防线。有性繁殖是一种改变一次安全锁的方式。通过将一半基因换为不同的另一半，有机体给了它的子女在与当地细菌竞赛中的一个有利开端。它的分子锁有着不同的销钗组合，所以细菌不得不从头开始演化新的钥匙。恶意致病菌是世界上那些为了改变而改变的事物获得的奖励。

性还提出了第二个疑问：为什么我们有两种性别。为什么我们制造一个大卵子和许多小精子，而不是大小相等的两滴像水银一样合并在一起？这是因为将会变成婴儿的细胞不能只是一包基因，它需要细胞其余部分的新陈代谢设备。这个设备中的一部分就是线粒体，它有自己的基因，著名的线粒体DNA在追溯演化分裂时间上非常有用。像所有的基因一样，线粒体中的基因经选择而无情地复制着。这就是为什么由两个相等细胞融合而成的细胞会面临问题。一方父母的线粒体与另一方父母的线粒体为了在细胞体内存活会进行残酷的战争。每方父母的线粒体都会杀死对方，而将融合后的细胞置于危险的动力不足的境地。细胞剩余部分的基因（细胞核内的基因）则要遭受细胞的严重损害，所以它们演化出一种方式来阻止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在每一对父母中，一方“同意”单方面裁军，它贡献出一个不提供新陈代谢的设备，而只供给新细胞核所需的裸DNA的细胞。物种的繁殖凭借着将一个包含一半基因和所有必需设备的大细胞，与一个仅仅包括一半基因别无他物的小细胞融合而成。大细胞被称为卵子，小细胞被称为精子。

一旦有机体迈出这第一步，其性细胞的专业化就只能不断升级下去。精子小而便宜，所以生物体不妨制造很多精子，给它们装上舷外马达使它们可以迅速抵达卵子，并提供一个器官可以将它们发射到途中。卵子大而宝贵，所以生物体最好给它包裹上食物和一道保护层，使它有了领先优势。这又使得它更加贵重，所以生物体为了保护投资而演化出器官，让受精卵在体内生长并吸收更多的食物，而只有当新的子女足够大并可以存活时再将它释放出体外。这些结构被称之为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少数动物雌雄同体，将两种器官置于每个生物个体中，但绝大多数动物更加专业化，将生物个体分为两种，每一种都将它们所有的生殖组织分配给单一的一种器官。它（他）们被称为雄（男）性和雌（女）性。

特里弗斯弄明白了雄性与雌性之间所有的这些显著差异是如何来源于它们在子女身上的最小投资差异的。请记住，投资是一方父母为了增加子女幸存机会所做的任何事情，但同时这又降低了父母生育其他可存活后代的能力。这种投资可以是能量、营养、时间或风险。根据定义，雌性开始时有着较大的投资——更大的性细胞，而且在绝大多数物种中，雌性会将自身甚至更多都付诸对子女的这种投资。雄性则只贡献小小一包基因，通常仅此而已。因为每个子女都需要父母双方的投资，雌性的贡献对可以生育多少子女进行了限制：她创造并培育的一个卵子至多可以长成为一个子女。这种差异带来了两个后果。

首先，单个雄性能够使几个雌性受孕，这迫使其他雄性找不到配偶，这就导致了雄性之间为获得雌性而进行竞争。一个雄性可以打败其他雄性以阻止他们接近一个雌性，或者竞争交配所需要的资源，或者追求一个雌性令她选择自己。因此，雄性在繁殖方面获得成功的形式有多种。胜利者可以生育许多子女，失败者会孑然一身。

其次，雄性繁殖的成功取决于他和多少雌性交配，而雌性繁殖成功则并不取决于她和多少雄性交配。这使得雌性更具鉴别力。雄性追求雌性并与任何接受他的雌性交配。雌性慎重选择雄性，并只与最好的雄性交配：所谓最好就是那些有着最好基因的，最愿意也最有能力供养和保护其子女的，或是其他雌性一般会优先选择的雄性。

雄性竞争和雌性选择在动物王国中很普遍。达尔文呼吁关注这两种其称为性选择的情况，但他却很疑惑为什么应当是雄性竞争、雌性选择而不是相反。父母投资的理论解决了这个疑问。投资较大的性别一方来选择，投资较少的性别一方去竞争。因而，相对投资是性差异的原因。所有其他的因素——睾丸素、雌激素、阴茎、阴道、Y染色体、X染色体，都是次要的。雄性竞争、雌性选择只是因为卵子中稍微多一些的投资，而正是这些投资使雌性之所以成为雌性，而且一般会由于动物其他的繁殖习惯而连翻数倍。在少数一些物种中，所有动物对卵子和精子投资的最初差异颠倒了过来，因而在这些情况下雌性应当竞争而雄性应当选择。这些例外情况确实证实了这条法则。在一些鱼类中，雄鱼将幼仔孵在一个袋子中。有一些鸟类中，雄鸟坐着孵蛋并哺育幼鸟。在这些物种中，雌性非常具有侵略性，并试图追求雄性，而雄性则仔细小心地选择配偶。

然而在典型的哺乳动物中，雌性做了几乎所有的投资。哺乳动物选择了一种身体方案，其中雌性将胎儿携带在体内，用自己的血液滋养它，并在它出生后养育保护它，直到幼子长大到足以保护自己的程度。雄性贡献了几秒钟的交配和一枚重达十万亿分之一克的精子细胞。毫无疑问，雄性哺乳动物要竞争与雌性哺乳动物交配的机会，具体细节取决于该种动物的其他生活方式。雌性动物独居或者群居，生活在小群体中或者大群体中，在一个稳定的或者临时性的群体中，她们运用着合理的标准来确定生活方式，比如食物在哪里、哪里最安全、在哪里她们可以最容易地生育和扶养幼崽以及她们是否需要大量的力气。雌性动物到哪儿，雄性动物就追随到哪儿。例如，雌海象聚集在沙滩沿岸，在那里雄海象可以轻易地巡逻。单个雄海象可以独占整个雌海象群，雄海象之间则殊死搏斗来争得大奖。体格大的海象在战斗中有优势，所以雄海象已演化为4倍于雌海象的个儿头大小。

猿类则有着多样的性安排。顺便提一句，这也意味着，没有所谓的“猿的遗产”可供人类必须去效仿。大猩猩群居生活在森林边缘，它们的每个小群体由一个雄性和几个雌性组成，雄性大猩猩之间为争夺控制雌性而争斗，因而雄性大猩猩演化出两倍于雌性的大小。雌性长臂猿独居而且散落地分布，雄性长臂猿在找到一个雌性的领地后就扮演着一位忠实配偶的角色。由于其他雄性长臂猿远在其他地域，它们彼此争斗的次数并不比雌性长臂猿之间更多，而且体格也并不会更大。雌猩猩也独居但彼此住得比较近，所以一头雄猩猩可以独占两头或更多雌猩猩的领地，它的个头儿约是雌猩猩个头的1.7倍。黑猩猩群居，群体数量大且不稳定，所以没有雄性能够统治。雄黑猩猩与雌黑猩猩住在一起，雄性之间竞争统治权，这会赋予更多交配的机会。雄黑猩猩的大小大约是雌黑猩猩的1.3倍。由于周围有很多雄性，雌黑猩猩有激励因素去和多个雄性交配，这样单个雄黑猩猩永远也不能确定小黑猩猩是不是它的，因而不会为了让雌黑猩猩可以生自己的后代而去杀死幼崽。雌性黑猩猩几乎是胡乱杂交的，雄性之间争斗得较少，且体格也和雌性大致相同。它们的竞争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雌性的体内。

精子可以在阴道里存活几天，所以一只滥交的雌性能够有几只雄性的精子在其体内竞争使卵子受孕的机会。一只雄性制造的精子越多，它的其中一个精子首先抵达的机会就越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黑猩猩有着相较它身体大小而言巨大的睾丸。大睾丸能制造更多的精子，因而在滥交的雌性体内有更好的机会。大猩猩的重量是黑猩猩的4倍，但它的睾丸大小却只有黑猩猩的1/4。被它锁在深闺的雌性没有机会去和任何其他雄性交配，所以它的精子不必去竞争。长臂猿是一夫一妻制，它们的睾丸也比较小。

在几乎所有的灵长类动物中（事实上，是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雄性都是饭桶爸爸，贡献给他们子女的除了DNA外，什么都没有。其他物种则更有父爱一些。在大多数鸟类、许多鱼类和昆虫以及像狼这样的群居性动物中，都有保护和抚养子女的雄性。有些事情有助于雄性父母投资的演化。一是体外受孕，这见于大多数鱼类，雌鱼将卵产在体外，雄鱼在水中使卵受孕。这样雄鱼可以确定受精卵携带着它的基因，而由于受精卵还在未发育时就被释放出体外，因此雄鱼有机会帮忙。但在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中，其繁殖过程则不会导致有一个溺爱的父亲。卵子被卷在母亲体内，因而其他的雄性也可以使之受孕，所以一个雄性动物永远也不能确定一个子女是不是它的。它面临着将自己的投资浪费到另一个雄性的基因上的危险。此外，胚胎大部分的生长时间都是在母亲体内进行，父亲没办法直接帮得上忙，因而父亲很容易就背弃离开，而去尝试与另一个雌性交配，留下母亲体内怀着无法除去的胎儿或子女；雌性则不会背弃，因为这样它就不必再次重新经历漫长的培育胚胎的过程。当一个物种的生活方式使其收益超过成本时，父亲表现得就会更像个父亲：比如当子女没有父亲就会很易受伤时、当它很容易给子女提供像肉一样的高营养食物时以及当年幼的子女容易被保护时。

当雄性成为忠诚的父亲时，交配的游戏规则就发生了变化。雌性可以根据雄性的能力和对投资于子女的意愿来选择配偶，只要它能判断的话。雌性，而不仅是雄性，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配偶，尽管奖励是不同的：雄性竞争是为了使愿意交配的雌性受孕，雌性竞争是为了吸引愿意投资的雄性。一夫多妻制不再是一个雄性击败所有其他的雄性或是雌性都想要被最凶猛的或最漂亮的雄性授精。当雄性的投资比雌性多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物种可以是一妻多夫制的，由强硬的雌性来控制雄性的地域（哺乳动物的身体方案已经排除了这种选择）。当一个雄性比其他雄性有更多资源可投资时（比方说，它控制了一片更好的地域），雌性们共同分享它——一夫多妻制，就比每个雌性拥有自己的配偶要更好，因为一大块资源的一部分会比一小块资源的全部要更好。当雄性的贡献更平均时，对一方心无旁骛的关注就变得更有价值，物种就确定为一夫一妻制。

许多鸟类似乎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在电影《曼哈顿》（Manhattan）中，伍迪·艾伦对黛安·基顿（Diane Keaton）说：“我觉得人们应当为了生命而交配，像鸽子和天主教徒一样。”影片上映后，鸟类学家才开始将鸟送去做DNA检测，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结果显示鸽子们也不忠诚。在一些鸟类中，1/3的幼鸟都含有一只非雌鸟配偶的雄鸟的DNA。雄鸟滥交是因为它们试图在养育一个雌鸟子女的同时与其他雌鸟交配，希望它的子女能够自己存活下来，或者顶多被一个戴绿帽子的雄鸟所抚养。雌鸟滥交因为它有机会鱼和熊掌兼得：最健壮的雄性的基因和最情愿的雄性的投资。被戴上绿帽子的配偶最惨，还不如彻底没有哺育下一代好，因为它已经将它全部的努力都奉献给了竞争者的基因。所以在雄性投资的物种中，雄性嫉妒不仅指向雄性对手，而且还指向雌性。雄性会守卫着雌性，围绕在雌性四周，不断地与雌性交配，并远离表现出最近刚交配过体征的雌性。

人类的交配体系和任何其他动物的都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摆脱了统治交配系统的法则，这些法则已经在几百个物种中得到了证实。任何诱发一个雄性被戴上绿帽子，或是让一个雌性得不到幼崽的父亲足够帮助的基因，都会很快被从基因库中剔除。任何使得一个雄性可以令所有雌性受孕，或是让一个雌性生育出最佳雄性的最放纵后代的基因，都会迅速地占据主导。这些选择压力不小。要想让人类的性活动变得可以“社会建构”并独立于生物学，正如流行的学术观点中所说的，它不仅需要奇迹般地摆脱这些强有力的压力，还必须承担另一种同样强劲的压力。如果一个人发挥出社会建构的职能，其他人就会改变角色，以他或她为代价而兴旺发展。有权势的人会操纵其他人的思想，使他们喜欢独身或是被戴绿帽子，从而把女人留给有权势的人自己。任何情愿接受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的基因都将被选择剔除出去，而抗拒这些角色的基因会取而代之。(www.daowen.com)

智人是一种怎样的动物？我们是哺乳类动物，所以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最小投资也要远远大于一个男人做父亲的投资。母亲贡献了9个月的时间来怀孕（自然情况下），2～4年的时间哺育幼儿。父亲贡献了几分钟性爱和一勺精液。男人的体型约是女人的1.15倍大小，这说明在我们的演化历史中是男人在竞争，一些男人与几个女人交配，而另一些男人则孤独终老。我们和独居、一夫一妻、性别区分比较不明显的长臂猿不同，和散落分群、后宫云集、性别区分同样不明显的大猩猩也不同。我们群居，男人女人混居成一大群，时常面临着和异性配对的机会。相比身体而言，男人的睾丸比黑猩猩的小，但比大猩猩和长臂猿的大，这说明人类祖先的女人没有大肆地淫乱，但也并不总是一夫一妻。孩子们出生时很无助，而且在很长的一段人生岁月中需要依赖成人，这大概是由于知识和技能对人类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所以孩子们需要父母的投资，而且由于男人们从狩猎中得到了肉和其他资源，他们也有东西可用于投资。男人的实际投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最小投资，而他们的生理解剖本来会使他们只须付出最小投入就可脱身而逃；但实际上，他们却养育、保护和教育他们的孩子。这就使得男人们很重视是否会被戴绿帽子，而女人们看重的则是男人们给孩子们投资的意愿和能力。由于男人与女人们像黑猩猩一样一起群居，而男人又像鸟类一样给后代投资，所以我们发展出了婚姻：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组成一个生殖同盟，这就是为了限制第三者对性方面和父母投资方面的要求。

这些生命的事实从来没有变过，但其他事实却在改变。直到最近，一直都是男人狩猎、女人采集。女人在青春期后很快就结婚了，没有避孕、没有机构化办理的非亲属收养和人工授精。性就意味着繁殖，反之亦然。没有家养植物或动物提供的食物，所以没有婴儿配方奶粉；所有的孩子都是乳汁喂养。没有付费的托儿所，也没有全职爸爸；婴儿和幼儿一直在母亲或者其他女人周围晃荡。在我们99%的演化历史中，这些情况一直都持续着，并塑造了我们的性爱。我们对于性的思考和感受适应的是这样一种世界：性爱就会产生婴儿，无论我们当时是否想要造人。在这样的世界中，抚育孩子的任务，多半是落在母亲身上，而不是父亲身上。当我们使用“应当”“最好”和“最优”这样的词汇时，它们只是一个简称，代表了会导致在这样的世界中取得繁殖成功的策略。我指的不是在现代世界中什么是道德上正确的、可以做到的或是会有利于获得幸福的，那些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关于策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要多少个伴侣。请记住，当给孩子的最小投资对于女性而言更大时，男性如果和许多女性交配就可以拥有更多的子女；但如果一个女性和许多男性交配的话，她并不会有更多的子女——一次受精就足够了。假设一个原始人可以和一个妻子有2～5个孩子。一次婚前或婚后私通而带来一个孩子，就会将他的繁殖产量增加20%～50%。当然，如果这个孩子由于父亲不在身边而饿死或是被杀掉的话，这个父亲在遗传意义上并没有得到好处。最佳的策略就是和一个已婚女人私通，而且她的丈夫会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在原始社会中，育龄妇女几乎都是已婚的，所以通常都是和一个已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即使她没结婚，没父亲的孩子活着的也比死去的多，所以和一个没结婚的人私通也能增加繁殖概率。无论哪种算法都不适用于女人。因此，男人心智的一部分就应当是，纯粹是为了想要多个性伙伴而想要多个性伙伴。

你以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唯一差异就是男人喜欢女人、女人喜欢男人吗？你问的任何酒保或老奶奶都会说，男人的眼睛更不老实，但或许这只是一个老式的刻板印象。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ass）寻找刻板印象的对象是那些最有可能否认他们具有这种偏见的人——政治敏感性高涨的女性主义革命之后一代中精英的、自由主义的、美国大学中的男人与女人们。他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特别直接。

他用秘密调查问卷问了一系列问题。“你寻找配偶的愿望的强烈程度如何？”男女的答案大致是相同的。“你寻找一夜情的愿望的强烈程度如何？”女人们说，不怎么强烈；男人们说，非常强烈。“你在下个月将会有几个性伙伴？今后两年呢？你一生中呢？”女人们说，下个月有8/10个性伙伴正合适。今后两年中，她们想要一个，一生中有4～5个。男人们在下个月想要2个性伙伴，今后两年中8个，一生中18个。“你会考虑和一个已相识5年的理想伙伴发生性关系吗？相识两年的呢？相识一个月的？一周的？”女人会对相识一年以上的男人说“应该可以”，对相识6个月的表示“中立”，对认识一周或更短时间的说“绝对不行”。男人则只要认识这个女人一周就会说“应该可以”。男人认识女人时间有多短，他就可以说绝对不会和她发生性关系呢？巴斯一直没能得出答案，他的量表没有细化到“一小时”的标准。当巴斯就这些研究结果在一所大学做报告时，他从父母投资和性选择的角度做了解释。当时一个年轻女子举起手说：“巴斯教授，我对你的数据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是吗，他说，那是什么？“男人就是烂泥。”

男人真是烂泥吗，还是只是试图装成烂泥？或许在问卷中男人试图夸大他们是优秀的种马，而女人则想要避免被看得太轻浮。心理学家R.D.克拉克（R.D.Clark）和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雇用了一些俊男美女，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接近陌生的异性并向对方说：“我在校园里注意你好多次了，我觉得你很有魅力。”然后问下面三个问题中的一个：（1）“你今晚愿意和我约会吗？”（2）“你愿意今晚到我宿舍吗？”（3）“你愿意今晚和我上床吗？”有一半女人同意约会，有一半男人同意约会；6%的女人同意去宿舍，69%的男人同意去宿舍；没有女人同意发生性关系，75%的男人同意发生性关系，剩余的25%中，许多人表示抱歉，并问能否过几天再行好事，或者解释说他们不行是因为未婚妻没出远门儿。这个实验在美国好几个州都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结果。当进行这项研究时，避孕已经很普及，安全性行为也在被大力推广，所以不能仅仅由于女人可能会对怀孕和性传播疾病更为小心而简单否定这一研究结论。

新的伙伴对男性性欲的唤醒被称为柯立芝效应（Coo lidge effect），它源自一个著名的逸闻。一天，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和他的妻子访问一家政府农场，被分别带领着参观。当展示给柯立芝夫人公鸡的生殖器时，她问公鸡是不是每天交配不止一次。“几十次。”向导回答道。“请把这个告诉总统。”柯立芝夫人要求说。当总统被展示给看鸡的生殖器并被告知关于公鸡的事情时，他问道：“每一次是和同一只母鸡吗？”“噢，不是，总统先生，每次都是不同的一只。”总统说：“把这个告诉柯立芝夫人。”当每一次交配后又出现一只心甘情愿的雌性时，许多雄性哺乳动物都是不知疲倦的。它们不会因实验者遮掩起前一个性伙伴或是掩盖它的气味而被愚弄。这恰恰说明，雄性的性欲并不完全是“不加区分的”。雄性或许不在乎它所交配的是哪种雌性，但它们对于自己所交配的是哪个雌性超级敏感。这又是一个说明了个体和种类的逻辑区分非常重要的例子，我在第2章中批评关联主义时已经强调过这一点。

男人没有大公鸡那样的性耐力，但从长期而言他们在自己的欲望中显示出一种柯立芝效应。在许多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男人报告说他们对妻子的性热情在结婚的最初几年就消退了。是单个体的概念，而不是她的长相或其他品质引发了这种衰退；对新的性伙伴的口味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求多样性来调剂人生，就像吃腻了草莓冰激凌想换巧克力味的一样。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故事“头号倒霉蛋”中，一个从神秘村庄海乌姆来的傻瓜出发去旅游，但却迷了路，不经意地回到了家。他以为他在经过另一个村庄，而特别巧的是这个村庄和自己的村子非常像。他碰到一个女人看起来长得也和他已经厌倦了的妻子一模一样，他却觉得这个女人非常迷人。

雄性性心智的另一部分是会被可能的性伙伴轻易性唤起的能力——确实如此，只要一个可能的性伙伴最微弱的暗示即可。动物学家已经发现，许多物种的雄性都会去追求和雌性有些模糊的相似之处的多种物体：其他雄性、其他物种的雌性、是同一物种的雌性但实际却是被钉在板子上的毛绒填充玩具，或者毛绒填充玩具雌性动物的一部分，比如一颗悬浮在半空中的头，甚至是毛绒填充玩具雌性动物的部分却缺少了眼睛和嘴这样的重要特征。人类物种中的雄性一看到裸体女人就会被性唤起，不仅是对真人，而且对在电影、图片、绘画、明信片、玩具娃娃都会有反应。男人从这种错误的身份识别中获取愉悦，支持了全世界的色情产业，单单在美国，色情业的年度总产值就达100亿美元，几乎和体育产业和电影业的产值加起来一样多。在原始文化中，年轻男子在岩石悬垂上用碳块画出乳房和阴户，还在树干上雕刻出来、在沙子上画出来。色情在全世界都很相似，在一个世纪前和现在也差不多。它用有图形的身体细节描绘，传承下来的匿名裸女们渴望着随意的、与个人无关的性爱。

看到一个裸体男人就被轻易地性唤起，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一个正值生育期的女人从来都不缺少心甘情愿的性伙伴，在这样的买方市场中，她可以找到可供选择的最佳丈夫、最好基因或是对她有性偏好的其他回报。如果她见到裸体男人就会被性唤起，男人们就可以通过暴露自己来引诱她发生性关系，这样她的讨价还价优势就会被大打折扣。男女对裸体的反应大不相同：男人将裸体女人看作是一种邀请，女人将裸体男人看作是一种威胁。1992年，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校闻名的被称为“赤裸的家伙”的学生自己选择光着身子慢跑、上课、在餐厅吃饭，以此作为对西方社会压抑性传统的抗议。他最终被开除，因为一些女学生抗议他的行为应当被归类为性骚扰。

女人们并不想看到陌生男性的裸体，或是匿名的性表演，实际上，色情业并没有女性市场。《花花太妹》（Playgirl）应当是反例，但很显然，它服务于同性恋男人。它当中没有任何女人会买的产品的广告，当女人作为好玩的礼物收到杂志的订阅单时，她们会发现自己被列入了同性恋男性色情和性玩具的邮寄名单。在实验室中，一些早期实验称男人与女人对一个色情信息会有相同的性生理唤起。但男人在控制条件下对于中性信息做出的反应比女人对于色情信息的反应还要强烈。所谓中性信息是由女性调研者选择的，它描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聊一个人类学专业对医科预科生的相对优势的话题。男人们发现这个信息非常色情！当女人同意看性爱场面时，有时会被性唤起，但她们不会去主动寻求。西蒙斯指出，女人对于允许性爱与否要比男人更挑剔，但是一旦她们同意了，就没有理由认为她们对于性刺激的反应没有男人强烈。对于女人来说，最接近于色情物品的大众市场商品是浪漫小说和英雄救美的言情小说，其中，性是在情感和关系的背景下被描述的，而不是被描绘为连续的身体撞击。

对性多样的欲望是一种不寻常的适应，因为它贪得无厌。大多数健身商品都表现出回报递减的趋势或有一个最优水平。人们并不追求海量的空气、食物和水，而且希望既不热也不冷。但男人与越多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他就会留下越多的后代，永远不会满足。这使得男人对于随意性伙伴的胃口永不知足（或许对于祖先的环境中可以带来多个性伙伴的物品，如权力和财富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男人没什么机会去探测这种欲望是否有止境，但偶尔会有一个男人很富有、很有名、很英俊，而且也足够地不道德去尝试。乔治斯·西米农（Georges Simehon）和休·赫夫纳（Hugh Hefner）宣称有过几千个性伙伴，威尔特·张伯伦（Wilt Chamberlain）估计他有20000个。假如我们大胆地调整他的夸口，推测张伯伦将他的估计夸大了10倍，那仍意味着1999个性伙伴也是不够的。

西蒙斯注意到，同性恋的关系对每种性别的性欲望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窗口。每对异性恋关系都是男人需要和女人需要的折中，这样性别间的差异一般会减少到最小。但对同性恋之间则没什么可折中的，他们的性生活以更纯粹的形式展示了人类的性活动（只要他们性别脑的其余部分的构成模式不像和他们相反性别的脑的构成模式一样）。在出现艾滋病之前，对旧金山同性恋的一项研究中，28%的男同性恋报告说有过1000多个性伙伴，75%的报告说有过100多个。从没有女同性恋报告说有1000个性伙伴，只有2%女同性恋的报告说有100个性伙伴。男同性恋的其他性欲望，如对色情作品、妓女和有吸引力的年轻性伙伴，也反映出或放大了男异性恋的性欲望。凑巧的是，男人的性要求是相同的，无论他们的要求是指向女人还是指向其他男人。这一事实驳斥了认为男性欲望是压迫女性的工具这种理论。这并不是说每一个男同性恋都会过度沉溺于对性爱的享受，他们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性欲拿来与男性的性欲互为呼应，而不是与女性的性欲相互作用罢了。西蒙斯写道：“我想说明，男异性恋与男同性恋同样有可能经常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在公共澡堂匿名参加性乱交聚会以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公共卫生间逗留5分钟来次口交，前提是女人们对这些活动感兴趣的话。但女人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在异性恋中，如果说男人比女人更想要多种多样，经济学入门课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交配应当被视为是一种女性服务，是女人能够给予的一种恩赐，或者她们也可以保留不给男人。许多比喻都将和女人发生性关系看作是一件珍贵的商品，无论是从女人的角度（保留你自己、献出去、感觉被用过了）还是男人的角度（得到任何东西、性口味、幸运地得到）出发。而且性交易常常遵循市场原则，正如所有派别的犬儒主义者早就认识到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安德烈·德沃金（Andrea Dworkin）写道：“男人想要女人所拥有的——性。他可以偷（强奸）、劝说她放弃（引诱）、租借（嫖娼）、长期租赁（美国的婚姻），或是直接拥有（大多数社会中的婚姻）。”在所有社会中，几乎全都是男人追求女人、求婚、引诱女人、使用爱情魔力、送礼物来换得性、支付彩礼（而不是收取嫁妆）、花钱召妓和强奸。

当然，性经济学也取决于个人的欲望，而不只是各性别的平均欲望。人们为性而付出，如现金、承诺、好感——当对象令他们比他们令对象更满意时。由于女人比男人更挑剔，一般男人就需要为与一般女人发生性关系而付出。一般男人可以吸引比随意性伙伴质量更高的妻子（假定婚姻承诺也是一种支付的话），而女人则能吸引比丈夫质量更高的随意性伙伴（后者什么也无须付出）。理论上讲，最高质量的男人应当有大量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丹·沃瑟曼（Dan Wasserman）的一幅卡通作品画了一对夫妇在看完电影《桃色交易》（Indecent Poposal）后离开电影院，丈夫说：“你愿意为了100万美元和罗伯特·雷德福德睡觉吗？”妻子回答：“愿意，不过得给我一段时间凑够这笔钱。”[20]

卡通画家的风趣实际上是利用了我们的惊奇感，但我们不会期望现实生活中就会是这样的。对女人来说最有魅力的男人不会把自己像妓女一样租出去，他们自己甚至还会召妓女。1995年，演员休·格兰特（Hugh Grant）可能算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了，他因与一个妓女在其车前座上进行口交而被拘禁。简单的经济学分析在这儿失效了，因为钱和性不是完全可互换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男人的一部分魅力来自他们的财富，所以最有魅力的男人不需要钱。而女人最希望接受的付出不是现金而是长期承诺，这即使是对于最英俊、最富有的男人来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对休·格兰特事件的经济学分析可以在另一部电影里的一场交易中得到很好的概括，这是根据好莱坞老鸨海迪·弗莱斯（Heidi Fleiss）的故事改编而来的。一位应召女郎问她朋友，为什么她英俊的主顾还需要花钱来买春。“他们不是为了性而付给你钱，”朋友解释道，“他们付你钱是让你完事后走人。”

男人是习得性性多样的吗？或许这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就是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唐·璜被尊为一头潇洒的“种马”，他臂弯中的美女就是奖杯。当然，那些人人都想要而又稀少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人都想要的东西都是由于它们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而被人们所追求。我怀疑，假如让男人们选择是和许多漂亮女人秘密发生性关系，还是享有和许多漂亮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名声但实际上却没有，他们会选择前者。不仅因为性本身就是足够的激励，而且因为这种与许多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名声是一种抑制。唐·璜不但没有激发起人们的尊崇，特别是女人们的尊崇，反而激发了男人们的嫉妒——一种不同而且不那么令人舒服的反应。西蒙斯评论道：

男人们似乎总是如此冥顽不化，他们拒绝习得不去向往多样性，尽管有各种这样或那样的障碍。比如，基督教及其关于罪的教义、犹太教及其关于好人的信条、社会科学及其关于同性恋压抑和性心理不成熟的理论、关于一夫一妻制配对结合并约束限制的演化理论、支持并崇尚一夫一妻制的文化传统、对多样性渴望实际上无法被满足的事实、时间和精力，还有追求多样性带来的无数种实际的和情感上的风险，还有学会在性方面满足于一个女人就会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潜在回报。

一双不安分的眼睛，无论是习得还是天生，都不是男人心智的唯一组成部分。尽管欲望常常会导致行为，它也常常不导致行为，因为其他的欲望更强烈，或者因为一些自我控制的策略产生了效力（见第6章）。男人的性口味可以被调整和推翻，这取决于男人的吸引力、可供选择的对象，还有他对于调戏成本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