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由自然选择而设计的有机体而言，留下后代是其存在的理由，也是所有辛劳和奋斗的目标。父母对孩子的爱应当是巨大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但它不应当是没有边界的。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发现了遗传对家庭心理学的一个微妙但深刻的意义。

在大多数物种中，父母将自己50%的基因遗传给每一个子女。在下一代中最大化基因数量的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快又多地繁衍婴儿。大多数有机体都是这么做的。但婴儿有机体比成年有机体更易受伤害，因为他们很小又缺乏生存经验，在大多数物种中，大多数婴儿都没能活到成年。所有有机体因而面临着一个分配自己时间、卡路里和风险的“选择”：是照顾一个现有的子女提高其存活概率，还是快速制造出大量新的子女让他们自谋生计。根据物种具体所处的生态环境和身体构造的不同，每种策略在遗传上都可能是有利可图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选择照顾它们的子女，哺乳动物甚至演化出器官，从自己身体里虹吸出营养并包起来供子女食用——称作乳汁。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为子女投入卡路里、时间、风险和自己身体的损耗，其回报体现在子女预期寿命的延长上。

在理论上，父母可以走得更极端些，终生照顾自己的初生儿——比方说，喂它哺乳直到父母因年迈而死去。但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因为在某个时候，转化为乳汁的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到养育和哺乳另一个新生子女身上。随着初生儿的逐渐长大，每一克额外的乳汁对其生存也越来越不重要，新生儿会变得越来越强壮，并足以自己寻觅食物。因此，年纪更小的子女便成了更好的投资对象，所以母亲就应该给年纪大的子女断奶。

父母应当将投入从年长的孩子转到年幼的孩子身上，尤其当这样做为年幼孩子带来的收益超过年长孩子所承担的成本时。这种推测是基于两个孩子与父母同等相关的事实。但这种估算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孩子则不这么看。他有50%的基因与他的弟弟或妹妹相同，但他与自己共享着100%的基因。他所关心的是，父母应当继续为他投入，直到弟弟妹妹从对他们的投入中获得的收益两倍于他所承担的成本。父母的遗传利益与孩子的遗传利益就此分歧。每个孩子想要的父母关爱都比父母愿意给予的要多，因为父母想对所有的孩子都给予相同的投入（相对于他们的需要而言），而每个孩子都想要父母给自己的投入更多一些。这种紧张状态被称为父母-子女冲突。本质上，这是一种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抗：兄弟姐妹之间竞争获得父母的投入，而父母最高兴的情况则是每个孩子都能接受相对于各自需要的同样比例的投入。但兄弟姐妹间的这种对抗也可能和父母产生。从演化的意义上讲，父母不向一个孩子投入全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想把投入留给将来的孩子。一个孩子与其父母的冲突实际上是与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对抗。

一个实际的例子就是断奶的冲突。若母亲将卡路里转化为乳汁，就不能用来生育新的孩子，所以养育抑制了排卵。在某些时候，哺乳动物母亲给她们的幼崽断奶，这样她们的身体就能准备好再生育一个孩子。当它们这样做时，幼兽就会不断吵闹，纠缠母亲使其不忍拒绝，这样在接受断奶前还可以再吃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我在安慰我的一个同事时提到了父母-子女冲突的理论，这位同事的小儿子出生后，他两岁的大儿子变得非常讨人厌。他却不耐烦地说：“你说半天的意思就是，人都是自私的！”由于好几个星期睡不好觉，他这样误解我的意思还是可以被谅解的。很显然，父母不是自私的；父母是已知的宇宙中最不自私的生物了。但他们也不是无限度的无私，否则孩子的每一次哭闹和耍性子在他们听起来都是仙乐飘飘了。同时，这个理论也不是说孩子就完全是自私的。如果是的话，他们就会谋杀每个新出生的兄弟姐妹，从而使父母所有的投入都转给他们自己，而且会要求终生被哺乳。他们没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部分地与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兄弟姐妹有关联。一个孩子谋杀他新出生妹妹的基因同样也有50%的概率毁坏了他自己基因的复制品，在大多数物种中，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独占母亲乳汁的收益。（在有些物种中，比如像斑鬣狗和一些猛禽，其成本没有超过收益，兄弟姐妹确实会互相残杀。）使得一个15岁的孩子仍然想要被哺育的基因会使母亲没有机会在其他兄弟姐妹身体中制造这个基因的新复制品。这两种成本都超过了两倍的收益，所以大多数有机体的心中都挂念着其兄弟姐妹的利益，尽管相对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言要打些折扣。这个理论的要点不在于孩子们想要或是父母不想给，而是孩子们想要的要多于他们的父母想给的。

父母-子女冲突在子宫里就开始了。怀着孩子的母亲仿佛笼罩着一团抚育与和谐的光芒，但在满面红光下，其身体内正进行着巨大的争斗。胎儿正努力在母亲体内掘取营养，以减弱母亲未来生育新孩子的能力为代价。母亲则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试图保存身体以供后来的子嗣之用。人类胎盘是胎儿的一个组织，用于侵入母亲身体、接入她的血管。通过它，胎儿会分泌出一种荷尔蒙，与母亲的胰岛素相连，提高母亲的血糖水平以供胎儿自己使用。但由此导致的糖尿病会累及母亲的健康，而随着演化的进程，母亲通过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进行回击，从而促使胎儿分泌更多的荷尔蒙与胰岛素相连，以此类推，直到荷尔蒙浓度达到它们通常浓度的1000倍。生物学家大卫·黑格（David Haig）首先注意到怀孕期的父母-子女冲突，他指出，升高的荷尔蒙水平就像升高的嗓音，这是一个冲突的标志。在类似的拔河争夺中，胎儿增加母亲的血压，强行获得更多的营养，却以母亲的健康为代价。

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婴儿的出生。母亲的第一个决策就是要不要让新生儿死去。杀婴现象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中。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达尔文主义自杀的形式，并证明了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与我们的文化无法相提并论的。达利和威尔逊证明了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所有物种的父母都面临着一种选择，即是否持续对新生儿给予投入。父母的投入是宝贵的资源，如果新生儿可能会死去，哺育它直到羽毛长齐就像花钱打水漂一样没有意义。时间和卡路里可以更好地用于哺育其他子女，重新养育新子女或等待情形变好。所以，大多数动物都会听任它们营养不良或生病的子女死去。人类的杀婴也基于类似的计算。在原始人群中，女性大约在快20岁时生下她们的第一个孩子，在之后营养匮乏的4年根据需要养育孩子，之后会有许多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就死去。如果一个女人幸运的话，她可以将2～3个孩子一直养大到成年。（外）祖父母的一大群孩子使农业导致了历史性畸变，因为农业为母亲的乳汁提供了替代品。即使只是将少数孩子养大成人，母亲也得做出艰难的选择。在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中，女性会任由婴儿死去，如果婴儿的生存概率很低的话：在孩子是畸形、双胞胎、没有父亲或父亲不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时；以及母亲年纪还很小（所以还有尝试机会），缺乏社会支持，新生儿是在上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有的，年长的孩子带来太多负担，或者是养育这个孩子会导致处于绝望的境地（如饥荒）时。在现代西方社会，杀婴行为也是类似的。有统计数字表明，任她们的婴儿死去的母亲都比较年轻、贫穷并独身。虽然有许多种解释，但在此方面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一致性不太可能是巧合。

杀婴的母亲并非狠毒无情，即使在婴儿死亡率很高时，人们也绝不会随意处置生命。母亲经历自己的杀婴行为就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她们为孩子感到悲痛，并且终生回忆起来都会心怀痛楚。在许多文化中，人们试图疏远与新生儿的感情，直到他们确定这个婴儿能存活下来。他们可能对婴儿不加触摸、不起名或者不授予法律认可的身份直到危险期结束，这很像犹太人的洗礼和割礼习俗。

新任母亲的情绪会驱使她做出保留婴儿还是任其自生自灭的决定，而她的情绪又会受到这些经过精确计算的事实的影响。产后抑郁已经被认定是一种由于分泌荷尔蒙而造成的妄想症，但正如对所有复杂情绪的解释，人们必须提出疑问：为什么大脑会做此设计，从而让荷尔蒙发挥它的效应。在大多数人类演化史中，新妈妈有充分的理由停下来做出判断。她要面临着在一个确定的悲剧和几年后可能更大的悲剧之间做出决策，这个抉择不是那么容易下的。即使在今天，一个抑郁新生儿母亲典型的反复思量——我将如何应对这个负担，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新任母亲的这种抑郁在世界上另一些地方表现得更为严重，甚至会导致母亲的杀婴行为，这种恶劣情形包括贫穷、婚姻冲突以及母亲单身等。

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如果女人在婴儿出生后的一个关键期和他或她相互交流，那么她就会与孩子建立终生的情感依赖，所谓“纽带”的情感反应也一定比这种刻板印象更为复杂，就像《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小精灵的捉弄对象，热恋上了它们醒来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母亲似乎从最初的对婴儿及其当时前景的冷静判断，到大约一周后将婴儿视为独特的、美妙的个体，再到之后几年中培养起逐渐浓厚的爱。

婴儿是获益的一方，它用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可爱，来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新生儿对母亲的反应超前地敏感：他们微笑、保持目光接触、听到母亲讲话就更加活跃，甚至模仿妈妈的面部表情。这些神经系统发挥作用的昭示足以融化母亲的心，在是否保住这个婴儿的细致决策中使天平发生倾斜。行为生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指出，婴儿的几何形状——大脑袋、像球一样的头盖骨、大眼睛在脸的较低位置、胖乎乎的脸蛋和短短的四肢，会引发温柔和爱。这种几何形状源自婴儿加工的过程。头那端在子宫中生长得最快，另一端在出生后才赶上来；婴儿的脑和眼睛是逐渐长成的。洛伦茨证明了有同样几何形状的动物，如鸭子和兔子，也会用可爱来打动人。在其《致米奇老鼠的生物学敬辞》（A Biological Homage to Mickey Mouse）论文中，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认为，卡通画家利用这一几何特性使他们的人物更有吸引力。可以想象，基因也利用了它，夸大了新生儿的幼稚特征，特别是那些表示健康状况良好的特征，会使得自己在母亲眼里更加可爱。

一旦孩子被允许活下来，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就会持续下去。子女如何在冲突中支撑下去呢？正如特里弗斯指出的，婴儿不能将母亲掼倒在地，想要照顾时就索取到，他们得使用心理策略。婴儿得操纵父母真心为其利益着想，诱使他们比原本想付出的给予更多。既然父母可以学会忽略那些“狼来了”的哭闹，这些策略就得更加阴险些。婴儿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状况，因为婴儿的大脑与全身的感觉器官都联系在一起。父母和婴儿对父母回应婴儿的需求都有好处，比如当他饿时喂他，当他冷时抱他。这就给了婴儿一个好由头去诱使父母比原本想的付出更多照顾。婴儿可以在不那么冷或饿时哭闹或保持一个微笑直到他的目标得逞。婴儿实际上不需要假装。既然父母会随演化而识别出假哭，婴儿最有效的策略可能就是真的感觉到很悲惨，即使在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需求时。自我欺骗或许很早就开始了。

孩子还可以用勒索的方法，在晚上嚎叫或是当众发脾气，父母讨厌噪声持续下去，所以易于投降。更糟的是，父母对孩子健康的关心使孩子们将他们自己作为人质，比如剧烈地发脾气时搞破坏或拒绝做双方都知道自己会喜欢做的事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孩子们非常善于使用自相矛盾式的策略（见第6章）。他们可以捂上耳朵、尖叫、不看父母的怒视或者倒退，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无法接收或理解到父母的威胁。这就是顽童的演化。

另有两个颇为流行的观点可以替代父母-子女冲突理论。一个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它假设男孩子们有一种无意识的愿望想和母亲发生性关系并杀死父亲，因而害怕父亲阉割了自己。（类似地，在恋父情结中，小女孩们想和父亲们发生性关系。）事实上的确有个事实需要解释，在所有文化中，年幼的孩子有时归母亲所有，对母亲的配偶颇为冷漠。父母-子女冲突对此提供了直接了当的解释。爸爸对妈妈的兴趣吸引走了妈妈对我的关注——更糟糕的是，这还威胁到可能再创造一个弟弟或妹妹。孩子们很可能演化出策略，通过减少母亲对性的兴趣，使父亲远离母亲，从而尽量推迟这一令人难过的时刻的到来。这也是断奶冲突的直接延伸。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于女孩和男孩同样普遍，从而能避免那种荒唐的观点，认为小男孩想要和母亲做爱。

达利和威尔逊提出了这种替代理论，他们相信弗洛伊德的错误是将两种不同的父母-子女冲突混为一谈。年幼的孩子和父亲发生冲突争夺母亲，但他们并不是性方面的对手。年长的孩子或许与父母（特别是父亲）有性方面的冲突，但并不是对母亲的争夺。在许多社会中，父亲与儿子明确地或者暗地里竞争性伴侣。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父亲与儿子有可能确实在竞争同一个女人。而在绝大多数社会中，无论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制，父亲必须资助他的儿子追求到一个妻子，而且以他的其他孩子或者他自己的欲望难以满足为代价。而儿子或许等不及父亲开始将资源转移给他就已经不耐烦了，一个仍旧强壮的父亲是儿子生涯的路障。许多社会中的杀子或杀父行为就是由此竞争而引发的。(www.daowen.com)

父母们也包办婚姻，这是他们出卖或交易子女的礼貌说法。这里会再次出现利益冲突。父母可能会设计出一个打包交易，使得其中一个孩子获益，而另一个孩子受损。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父亲可以拿女儿做交易，来为自己换取多个妻子。无论女儿是被用来换得儿媳还是妻子，她的价值都取决于她的童贞状态：男人不会愿意娶一个可能怀着另一个男人孩子的女人。（有效的避孕措施是最近才有的，而且还远未普及。）因此，女儿对父亲在性方面上的兴趣看似像恋父情结，但其实双方彼此之间并没有性吸引。在许多社会中，男人采取许多令人震惊的方法来确保女儿的贞节。他们会把女儿锁起来，将女儿从头到脚遮盖起来，用那种美其名曰“女性割礼”的残暴风俗来根除女儿对性的兴趣。当这些措施无效时，他们会处死不正派的女儿，以维护所谓的家庭“荣耀”。（1977年，一位沙特公主被当众处以石刑。由于她在伦敦时的一次轻率风流事给她的爷爷，亦即国王的兄弟，带来了耻辱。）父母-女儿的冲突是对女性性所有的冲突的特例，这个主题我们后面还会提到。

另一个颠覆父母-子女冲突的流行理论是生物-文化的差异理论，它认为婴儿有一堆未经开化的本能，父母会将他们社会化为能胜任的、适应良好的社会成员。根据这种传统智慧，个性是在性格形成时期由父母培养的。父母和孩子都希望孩子在社会环境中茁壮成长，所以既然孩子不能塑造自己，社会化过程就代表了一种对他们利益的汇集。

特里弗斯推断说，根据父母-子女冲突理论，父母在试图社会化教养子女时，并不一定会全心为子女的利益考虑。正如父母行为常常与子女利益相悖一样，他们也试图教养孩子使其行为有悖于孩子自己的利益。父母想让每一个孩子对兄弟姐妹的行为都比孩子所情愿做的更加无私利他。这是因为当一个孩子表现得无私利他时，只要对一个兄弟姐妹的收益超过对这个无私孩子的成本，父母就会获益；但对这个孩子而言，只有兄弟姐妹的收益至少两倍于对自己的成本时，利他行为对他自己才划算。对于更远的亲戚，比如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以及姑（姨）表亲，父母利益与子女利益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因为父母比孩子与这些亲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类似地，父母会试图说服子女，待在家中帮助料理家务、同意自己在婚姻中被交易以及其他一些对父母有好处的结果。在各方面的冲突中，父母会欺骗并让孩子自我欺骗（因为孩子不是傻瓜）。所以，即使子女由于自己年龄尚幼且别无选择而暂时顺从了父母的奖励、惩罚、例证和规劝，但根据理论，他们不应当任由自己的个性被这些招数所左右。

特里弗斯冒着风险提出了这个预测，他认为父母塑造孩子的观点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没认识到它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设，而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这个假设现在已经得到了检验，且得到了心理学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一个检验结果。

个性差异至少体现在5个主要方面：是好社交还是好独处（外向-内向）、是常忧虑担心还是平静而自我满足（神经质-情绪稳定）、是礼貌而值得信赖还是粗鲁而令人怀疑（随和-对抗）、是自信认真还是不自信认真（勤勉尽责-没有目标）、是敢于冒险还是循规蹈矩（开放-不开放）。这些性格特征都是哪儿来的呢？如果它们是遗传的，同卵双生子就应当具有相同的性格，即使他们一出生后就被分开养育，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间就应该比收养的兄弟姐妹之间具有更多的相同性格。如果这些性格是父母社会化养育的产物，收养的兄弟姐妹就应当有相同的性格，而在同一家庭里长大的双生子和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应当比长在不同家庭中的孩子有更多的相同性格。几十项研究对许多国家的数千人检验了这种预测。这些研究考察的不仅是这些人格特征，还包括生活中的实际状况，比如离婚和酗酒。研究结果很明确并可以复制，它们包含了两项令人震惊的内容。

一项结果已为人所共知。个性中的许多差异——大约50%是有遗传原因的。刚一出生就分开养育的同卵双生子性格仍很相近；一同养育的血亲兄弟姐妹比收养的兄弟姐妹更相像。这意味着另外50%一定是缘自父母和家庭，是吗？不是的！是否在一个家庭中养育至多能解释人们性格差异的5%。一出生就分开的同卵双生子不仅相像，而且相像程度和在一起养育的同卵双生子没有差别。在同一家庭中收养的兄弟姐妹不仅不相似，而且不相似程度和人群中随意选出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差异一样大。父母对孩子最大的影响是在受孕的那一刻。

我要赶紧再加一句，父母仅仅是在论及他们之间的差异和他们已长大孩子之间的差异时才是不重要的。在这些研究中，对所有正常父母所做的、影响所有孩子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度量。年幼的孩子当然需要神志正常的父母的爱、保护和教导。正如心理学家朱蒂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所说的，这些研究仅仅是暗示，如果你把孩子们置于同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中，而只是调换父母的话，孩子们仍会成长为相同的成人。

没人知道其余的45%来自哪里。或许性格是由镌刻在成长的大脑中的独特事件所塑造的：胎儿在子宫中的位置、母体中血液转向的数量、出生时的挤压方式、是否有某些病毒残存在大脑中或在新出生的几年中被感染，等等。或许性格是由独特的经历所塑造的，比如被狗追逐，或者感受到一个老师善意的行为。或许父母的特质和孩子的特质也在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因而相同父母抚育大的两个孩子的确具有不同的性格。一种父母可能会奖励喧闹的孩子而惩罚安静的孩子；另一种父母可能会刚好相反。对于这些情形并没有很好的证据，我觉得还有另外两种情况更为合理，它们都把性格视为源于对父母和子女之间利益差异的一种适应。一个是孩子与其兄弟姐妹竞争的斗争方案，我会在下一节进行讨论。另一个是孩子在其同伴群体中竞争的斗争方案。

朱蒂斯·哈里斯搜集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任何地方的孩子都是被他们的同伴群体而不是被父母所社会化的。在各个年龄段，孩子们会加入各种玩耍群体、圈子、团伙、死党、沙龙，在这些群体中谋求地位。每个群体都是一个文化，从群体外吸收一些惯例，并形成它们自己的惯例。孩子们的文化遗产——街头游戏的规则、俚语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以及认为要是你杀了谁，你就得给他买块墓碑，在孩子们之间口口相传，有时甚至延续几千年。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从一个群体转换到另一个群体，直到最后进入成人社会。在一个层次中获得的声誉会使这个孩子在下一个层次中先发一步。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帮派中的头头总是第一个约会的。在各个年龄段，孩子们都努力想弄明白怎样在同伴中获得成功，并将此作为他们优先考虑的策略性做法，而把父母强加的任何东西置于脑后。疲惫不堪的父母知道他们没办法和孩子们的同伴抗衡，只好想方设法搬到最好的学区，在那里把孩子养大。许多在孩提时代移居美国的成功人士一点儿都没有受到在文化上笨手笨脚的父母的影响，而他们的父母也一直没学会这个国家的语言和习惯。作为一个语言发展的研究者，我总是惊诧于孩子们能够如此迅速地跟上同伴们的语言（特别是口音），尽管他们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为什么孩子们没有听任父母摆布呢？像特里弗斯和哈里斯一样，我怀疑这是因为孩子们的遗传利益只是与他们父母的部分重叠而已。孩子们从父母那里得到卡路里和保护，因为父母是唯一愿意提供这些服务的人，但孩子们的信息则是从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来源中获取的，并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命而构建应对策略。他们自己的父母不一定是周边最有智慧、最博学的成人，更糟糕的是，家中的烦琐规则往往更偏向于这些孩子刚出生或还未出生的兄弟姐妹们，而不是对他们自己有利。就繁殖而言，家庭是一条死胡同。孩子得学会竞争获得配偶，以及在此之前竞争获得要找到并保住配偶而必需的地位身份，这些竞争的战场不在家庭中，也需要不同的规则。孩子们最好掌握这些规则。

在我们关于孩子的公共讨论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冲突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在大多数时候和地方，这种状况对父母有利，他们可以像残酷的暴君一样施加他们的权力。这种情况在20世纪发生了逆转。儿童福利专家们撰写的养育指南充斥了所有书店，政府政策也受到这些专家建议的很大影响。所有的政客都把自己描绘成孩子们的朋友而把竞争对手说成是孩子们的敌人。育儿指南过去曾为妈妈们如何安排一整天的活动提供建议，而以斯波克博士为代表的新型指南则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妈妈成了没地位的人，她的作用只是为了让孩子心智健康以及在孩子出现问题时作为被责怪的对象。

儿童福利革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由运动之一，但就像所有的权力被重新调整了一样，这项运动可能走得太远了。女性主义社会批评辩称，母亲们的利益都被这些育儿大师们抹杀了。莎莉·瑟洛（Shari Thurer）在其著作《母亲的神话》（The Myths of Motherhood）一书中这样写道：

最为普遍的说法就是否认母亲具有矛盾心理：母亲实际上既爱也讨厌她们的孩子。对这种矛盾的心理感受，目前没有人讨论……具有这种心理无异于是一个坏母亲。在我的临床实践中，生气与愤怒是很常见的。孩子们永无休止地索要，他们就是要将母亲榨干。母亲本不该觉得自己就应当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但普遍流行的说法认为，母爱是自然的，而且无时无刻都不会停止发挥作用。

即使是母亲权益的拥护者们也往往觉得，他们必须将他们的主张限定在孩子的利益上（一个负担过重的母亲是一个坏母亲），而不是限定在母亲的利益上（一个负担过重的母亲是不快乐的）。

更多保守的社会批评也开始注意到父母和孩子们的利益会有所不同。芭芭拉·达福·怀特黑德（Barbara Dafoe Whitehead）回顾综述了一些研究数据，这些数据显示，性教育在它所宣扬的减少青少年早孕的作用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当今的青少年都知道关于性及其危险后果的有关知识，但一些女孩子最终还是会怀孕，这很可能是因为她们并不在乎是否怀孕。如果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在乎的话，他们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孩子（有年长女伴监护和宵禁）来确保她们的利益，而不仅仅是通过教育。

我提到这些辩论不是为了表明我是支持还是反对，而是为了强调父母-子女冲突可能涉及的范围广度。进化论思维往往被视作“一种简化论方式”，旨在将所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重新界定为生物学的技术问题。与这种批评所称的恰恰相反，不考虑演化的讨论才是将育儿当作是确定哪种做法能够养育出最佳儿童的技术性问题，而这种论调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颇为流行。特里弗斯的洞见在于，关于孩子养育的决策本来就是关于如何分配一种稀缺资源——父母的时间和精力，对这一分配各方均有其合理的主张。如上所述，育儿总会部分地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和生物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