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幸福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独立宣言》如是说，并将其列入不言自明的真理之列。杰里米·边沁（Jercemy Bentham）写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即是道德的基础。要说每个人都想快乐，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且几乎是被循环论证过的废话，但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深刻问题：人们奋力争取的到底是什么。

起初，幸福对于生物合理性（更确切地说，是使得我们所演化环境合理的状态）来说似乎是锦上添花。当我们健康、衣食无忧、舒适、安全、运气好、博学、受人尊重、有人相伴和被爱时，我们会更幸福。另一方面，这些奋力争取的目标有助于繁衍。幸福的功能将是开动脑筋寻求达尔文式适应的密钥。当我们感到不幸福时，我们为这些会令我们幸福的东西而努力；当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保持现状。

问题是，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值得人们去努力奋斗呢？冰川期的人们如果因为缺少野营火炉、青霉素和来福猎枪，或是为这些东西而不是为一个更好的洞穴和长矛努力奋斗的话，那他们就是在浪费光阴。即使对于现代的原始觅食人群而言，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会有差异很大的生活标准。若能避免好高骛远，追求幸福应当根据当前环境中通过合理努力所能获得的回报而加以相应的调整。

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就是能够被合理获得的呢？一个良好的信息来源就是看他人已经得到了什么。如果他们能得到，那么或许你也能得到。古往今来，许多致力于研究人类处境的观察者都会发现一项人间悲剧：当人们觉得自己比邻居更好时，他们就会觉得快乐；当觉得自己不如邻居时，就感觉不快乐。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不过，唉！通过另一个人的眼睛来看待快乐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幸福，名词。一种缘于注视他人痛苦而产生的愉悦感受。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

光自己成功还不够，其他人必须得失败。

意第绪语谚语

Ven frait zich a hoiker?Ven er zet a gresseren hoiker far zich.

罗锅什么时候高兴？当他看到一个人背了一个更大的罗锅时。

关于幸福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生活中存在充满负能量的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给出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你打开工资单，高兴地发现自己得到了5%的提薪——这种高兴的心情延续到你得知你的同事都拿到了10%的提薪时为止。据坊间传言，著名女歌唱家玛丽亚·卡拉斯（Maria Callas）明确规定，她所演唱的任何一家歌剧院须向她支付比该剧院向下一位收入最高歌手所支付的出场费高一美元。(www.daowen.com)

今天的人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人都活得更加安全、健康、营养好、寿命也更长，但我们并没有快乐得像腾云驾雾，估计我们的祖先也没有长期闷闷不乐。现在西方国家中许多穷人的生活条件是过去的贵族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指出这一点并不算极端反动。不同阶层、不同国家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还算满意，直到他们拿自己和更富裕的人相比较。而一个社会里出现暴力行为的频繁程度，也并不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当中的贫穷程度。20世纪后半叶，第三世界以及后来第二世界的不满，主要归因于他们通过第一世界的大众传媒所获悉的情况。

关于目标可实现性的另一个重要线索是你现在的幸福程度。你现在所拥有的是可实现的（根据定义），还有可能做得更好一点。演化理论预测，一个人所能做到的应当超过他所掌握的，但不会超过太多。这就有了关于幸福的第二个悲剧：人们适应环境（无论好坏）的方式，就像他们的眼睛适应阳光或黑暗的方式一样。中立地看，改进就是幸福，丧失就是悲惨。同样，圣人们早有教诲。E.A.罗宾逊（E.A.Robinson）诗歌的朗诵者（以及后来西蒙和加芬克尔歌曲的演唱者）艳羡着“走路时熠熠发光”[16]的工厂主理查·克里。

于是我们继续工作，等待光明，

虽然餐餐无肉，顿顿面包，味同嚼蜡；

而理查·克里，却在一个宁静的夏夜，

回到家中，让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

徒劳的奋斗令许多黑暗的灵魂否定了幸福的可能。对于演艺界名人奥斯卡·莱文特（Oscar Levant）来说，“幸福不是你所经历的，而是你所回忆的”。弗洛伊德说，心理治疗的目标在于“将歇斯底里的悲惨转变为普遍常见的不幸福”。一位同事通过邮件咨询我一位让人头疼的研究生的情况时写道：“有时我希望自己还年轻，然后我就记起来年轻时同样也没什么好的。”

但在这里，脾气不佳且牢骚满腹的人仅仅说对了一半。人们在历经从好运气到坏运气这种跨度极大的变化时的感觉并没有什么差异。但一般而言，人们所适应的基准线不是悲惨而是满意。确切的基准线因人而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决定的。心理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yers）和埃德·蒂耶纳（Ed Diever）发现，工业化国家中约80%的人报告说，他们至少“对生活还算满意”，约有30%的人说他们感觉“非常快乐”。就我们所知，这些报告是真实的。这个概率对于所有年龄、性别和肤色，都是相同的，而且经过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后也没有什么变化。正如迈尔斯和蒂耶纳所观察到的：“与1957年相比，美国人的人均汽车拥有量翻了一倍——还有了微波炉、彩电、录像机、空调、留言机和每年总价值120亿美元的全新名牌运动鞋。所以，美国人比1957年时要快乐了吧？没有。”

在工业化国家中，钱只能买来一点儿快乐：财富与满意度成正比，但这种相关性很小。抽中大奖者在最初的激动平息之后，又会回归之前的情绪状态。正面地看，遭受巨大创伤损失的人也是这样，比如高位截瘫者和大屠杀的幸存者。

这些研究结论并不必然与歌手苏菲·塔克（Sophie Tucker）所说的相冲突，她说，“我穷过，也富过。富更好”。在印度和孟加拉国，财富要比在西方能更好地预示幸福。在24个西欧和美洲国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国民就越觉得快乐（尽管对此有许多种解释）。迈尔斯和蒂耶纳指出，财富就像健康：没有它会令你觉得悲惨，但拥有它并不保证幸福。

幸福的悲剧还有第三种表现：负面情绪（恐惧、悲伤、焦虑等）的数量通常是正面情绪的两倍，损失比相同程度的获得能被更敏锐地感觉到。网球明星吉米·康纳斯（Jimmy Connors）曾经这样总结：“我讨厌输更甚于我喜欢赢。”这种不对称性已经在实验室中得到了证实，实验显示，人们愿意下更大的赌注来避免一个确定的损失，更甚于改善一个确定的获得，这体现在人们的情绪在想象一项损失（例如，在课程成绩上或与异性的关系上）时跌落的幅度，要比想象一个等价收获时情绪得到改善的幅度更大。心理学家蒂莫西·凯特勒（Timothy Ketelaar）指出，幸福显示着资源在提升身体健康方面的效果。随着情况变好，健康程度的提升显示出回报递减的效果：更多的食物是好的，但顶多只是好到某一点。但随着情况变糟，健康程度的下降会令你出局：食物不足的话，你就会死。让情况变得无限糟糕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感染、饿死、被吃掉、坠落等），却没有很多方式能够显著改善情况。这使得可能的损失比可能的收获更值得关注；令我们不高兴的事情要比令我们高兴的事情更多。

研究快乐心理学的早期演化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将人类描述为处在一个“幸福跑步机”上，福利的改进在长期上并没有令我们更加快乐。确实，对幸福的研究听起来往往只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布道。有数据显示，快乐的人并不是那些富有的、有特权的、强壮的或相貌好看的，而是那些有配偶、有朋友、有宗教信仰和有一份具有挑战性且有意义的工作的。这一研究结果可能被过分强调了，因为他们只代表平均水平，而不能说明单个个体，况且原因和结果很难被分开：结婚可能会使你快乐，但快乐可能会使你结婚并维持婚姻状态。但坎贝尔在总结这项研究时总结了几千年来充满智慧的男男女女的状况：“对幸福的直接追逐会导致不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