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伯特·费格尔 阿尔伯特·E.布隆贝格

对莫里兹·石里克的主要著作《普通认识论》（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的英语翻译已延迟很长时间了。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918年；第二版（修订版）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于1925年出版。我们在这里以《普通认识论》这个书名译成英语的正是该书的第二版。

I

众所周知，莫里兹·石里克（1882—1936年）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的奠基人和指导英才。事实上，他是这个著名学派的“中心”。尽管如此，他作为一个极为谦逊、不出风头和慈祥和蔼的人，一般地总是乐于在维也纳学派的讨论中扮演一种建设性批评的“主持人”和“调解人”的角色而不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只是在很少的场合——例如，在回应奥托·纽拉特关于激进唯物主义的某些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或者在回应费列克斯·考夫曼关于现象学的某些试探性观念时——石里克的批评才稍许带有某种尖锐性和攻击性的痕迹。

也许人们并不普遍地知道石里克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在著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的指导下于1904年在柏林完成了关于光在非均相介质中的反射的博士论文。同样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石里克在倾注全部注意力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问题之前，在1908年就发表了一本叫做《生活的智慧》（Lebensweishei，该书从未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值得重视的小书，这是一本在幸福论方面的某种浪漫主义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本书，《自然哲学年鉴》的主编微耳海姆·奥斯特瓦尔德在他主编的杂志中大为赞许。奥斯特瓦尔德仅仅根据他读了石里克的这本书就说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聪明的老博士”（当时充其量不过二十四五岁）。1909年，石里克写了一篇题为《从进化史看美学的基本问题》的论文。然而，早在1910年，他就开始发表了关于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基本间题的许多论文了。

直到1927年以及此后的一个短暂时期，石里克才转向研究“幸福生活”问题。在那一年，他发表了一篇颇有吸引力的文章《生活的意义》。还有一些未发表的关于青春哲学的续篇，其中有一部分是未完成的。他的《伦理学问题》出版于1930年（1939年由大卫·瑞尼译成英文，普林提斯出版社出版）。

石里克的人生哲学大部分独立于但不是完全独立于认识论问题，它基本上是对创造性热情精神的赞颂。他所说的“青春”，不是意指一种年龄组，而是指热情奉献于一个人的活动的生活。工作（如弗里德里希·席勒所云）就其固有的作为令人愉悦的事情而言，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游戏”。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可疑的目的而借助于更加可疑的手段，而是应当看到，当我们从耽于享乐目的上移开，手段本身也成了目的。

石里克由于出生在富裕的家庭，因而他的青年时代从来不知道贫穷或严峻的困苦。他的生活，总的来说，是幸福而充实的生活。但是，他的那些从二三十年代的压抑和失业的境遇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往往觉得他的乐观主义的和带有玫瑰色彩的世界观不大容易理解。这一点也许就是导致1936年7月受到一个精神错乱的学生致命伤害的原因。当时石里克正站在维也纳大学的楼梯上，这个学生走近他并向他开枪射击。这一悲剧是对石里克的许多朋友和崇敬者们的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沉重打击。

石里克早年就同情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随着德国的纳粹主义的兴起，迫使他从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上修正自己的政治观点。（在石里克去世的前一年，即1935年，我最后一次拜访他；当时我的印象是，他被德国发生的事件深深震撼，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通过人类的仁爱使人类得到拯救了。——H.费格尔）

Ⅱ

石里克首先具有哲学和物理学方面突出的背景，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生物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背景。继马赫、奥斯特瓦尔德、亨利·彭加勒和贝特兰·罗素之后，他成为20世纪实践了在现代科学哲学（逻辑学、方法学）意义上重新解释自然哲学学科的博学的、具有独创性和独立见解的一流思想家。他是最早理解并且阐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两位职业哲学家之一（另一位是C. D.布劳德）。他的论文《相对论原理的哲学意义》发表于1915年，他的一本小书《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和时间》出版于1920年。爱因斯坦本人在给他的朋友、物理学家马克斯·波尔的一封信（1919年12月9日）中评论说，“石里克才华出众；我们必须尽力使他获得教授席位。”“因为低估了他的才智，他迫切地需要它。”爱因斯坦继续说，“然而，由于他不属于哲学上公认的康德主义的教派，这件事可能会遇到困难。”（《波尔——爱因斯坦通信集》，瓦克出版公司，1971年，第18页）石里克敬重爱因斯坦，他的许多早期哲学论著反映了爱因斯坦思想对他的巨大影响。

由于石里克的科学的取向，所以他的《普通认识论》作为著名的科学系列丛书《自然科学论著与教本》中的首本推出，是非常适合的。正如石里克在该书第一章异常清楚地表明的，他认为，认识论，无论是常识的还是科学的认识论，都是整个认识活动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他看来，科学哲学集中注意于科学的概念的和逻辑的方面。因此，这对观察的、测量的、实验的和理论的方面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补充。在这里，如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那样，石里克的观点非常接近于罗素后期的那些观点。同时，尽管石里克非常出色地教过现代逻辑课程，但他无论是在认识论中还是在科学哲学中，都很少对符号逻辑有所运用。

Ⅲ

我们应当记住，《普通认识论》（1918年，1925年）写作和出版的时间都在维也纳学派活动时期（1926—1936年）之前，因而，是在石里克首先受到鲁道夫·卡尔纳普、紧接着受到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影响之前，这无论从历史的方面还是从传记的方面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尽管维特根斯坦从来没有参加过维也纳小组的活动，但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有过多次私人性会晤，经常是同弗里德里希·魏斯曼、希尔伯特·费格尔，有一阵子还有卡尔纳普，一起去会见维特根斯坦。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的人格和思想给石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1924年至1925年间，在维也纳学派中，曾对《逻辑哲学论》进行了阅读并进行仔细的释义性的分析，在1925年至1926年间，又再一次进行这种阅读和分析。

也许有些哲学史家从后来的有利地位加以回顾，认为石里克放弃了他在《普通认识论》中如此有力地论证了的“实在论”是很可惜的。他们无疑会把石里克这种放弃实在论的立场归咎于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他们二人在性格上直接相反而在哲学观点上也有逐渐增大的分歧）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必须特别注意到，石里克很自谦，他把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见解归功于维特根斯坦，而这些见解甚至在石里克知道维特根斯坦这个人的存在之前好久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在石里克的认识论中已经预示了《逻辑哲学论》中的某些最关键性的信条。

例证之一就是关于真正的知识要求同仅仅具有或经历直接经验之间的区分（在石里克那里，就是认识同体验之间的区分；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就是可说的同“仅仅显示出来的”之间的区分）。另一个例证是，关于概念和命题的符号的和“结构的”性质；关于真理意义的精致的符合论观点，这一观点隐含在《逻辑哲学论》中，而在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后来的语义分析中被充分地加以阐明并以极大的逻辑精确性加以详尽的论述；由维特根斯坦借助于命题逻辑中使用的真值表而加以阐明的关于有效的演绎推理的分析的和重言式的性质；颇具休谟主义色彩和反康德主义的经验论，这种经验论同维特根斯坦关于偶然性的真与必然的真相对立的观点一致；在数学真理问题上赞同弗莱格和罗素的观点，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心理主义的拒斥（这是石里克唯一与胡塞尔相一致的观点）。

罗素是否在《普通认识论》的出版之前就将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观点传达到石里克那里，这个问题我们只好留给20世纪的哲学史家们去决定了。然而，就我们现在所能证明的是，石里克直到他完成自己的著作《普通认识论》的第一版之后，都不可能得知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载《一元论者》，1918年）。

也许，从历史的观点看，同样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身心问题上石里克预示了罗素的解决方法（如果那算是一种解决方法的话！）。石里克早在1916年发表在《科学哲学季刊》第40卷上的一篇论文中就概要地论述了他的观点。在那时，罗素在威廉·詹姆士和马赫的影响之下，仍然持所谓“中立一元论”的立场。这种立场是一种与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中的现象主义和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见詹姆士的《彻底经验主义论集》R.B.皮瑞编，1912年出版）非常相近的认识论观点。石里克反对这些“内在论的哲学”（见本书第25、26节），他提供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论点，这些论点部分地类似于那些由具有重大影响的心理学家和批判实在论者奥斯瓦尔德·库柏以及被严重忽视了的新康德主义者阿洛斯·瑞尔所提出的论点。

在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即石里克和维也纳学派大多数其他成员所理解的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石里克后来终于把实在论与现象主义的对立问题看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伪问题。特别使维克多·克拉夫特、卡尔·波普、埃德加·泽塞尔和希尔伯特·费格尔颇感失望的是，石里克放弃了他的实在论而支持一种语言学上的“中立”立场（这种观点包含在卡尔纳普的《物理学的哲学基础》中，在石里克的学生贝拉·尤霍斯的论著中也有所反映。）(www.daowen.com)

Ⅳ

在《普通认识论》一书中的石里克的早期认识论包含着对知觉的因果理论以及对物理世界的知识的“抽象的”一符号的一结构性质的极好的阐述，也包含着对心理一物理的问题的杰出的解决。他以机智敏锐的讨论为（心理学的）空间和时间的主观性问题、直接经验的现象性质以及对“自在之物”纯粹结构的（间接的）可知性问题开辟了道路。

石里克对身心问题的解决的核心部分（见本书第31—35节），是如今称之为“身心同一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心理一神经”同一理论的一种形式。这种理论同逻辑行为主义和激进的唯物主义或“无心灵的物理主义”根本不同，同样，也与泛心理主义根本不同。这一理论至少早十一年预示了罗素的后期观点，即罗素最初在《物的分析》（1927年）中，后来又在《人类的知识》（1948年）中令人敬佩地作了重新陈述并在《记忆的描绘》（1956年，在“心和物”那一章）中生动加以总结的观点。

罗素和石里克在表述上，也在论证和逻辑构造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他们达到了相同的结果，而且，我们相信，他们是完全各自独立地达到了相同的结果。看来，两人也都并不了解当时的与之部分类似的美国批判实在论者C.A.斯特朗（1903年及其以后）的著作，以及杜润特·德拉克（1925年）的著作，也不了解后期R. W.塞拉斯的许多唯物主义的和近乎唯物主义的论著。

c.s.派普在他最近出版的《概念和性质》（1966年）中提出了类似的心理神经同一理论，他的理论，部分地受到费格尔《“心理的”和“物理的”》（1958年发表，1967年以书的形式重印并加了“十年后的后记”）的影响，这种理论同澳大利亚的U.T.普赖斯、J. J.斯马特以及D.M.阿姆斯特朗等人的更加唯物主义的同一理论有某种亲缘关系。但是，这一理论最好叫做“泛质主义”（如派普在谈话中提到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尽管派普持反实证主义的观点，但他表述的对身心问题的一种解决，在许多根本方面与石里克的早期立场相类似。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些相互关系，不仅因为这些关系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的注意，而且还因为我们相信，本书第31—35节所表达的思想（它们与罗素的后期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构成了石里克对——我们无需犹豫地说——形而上学所作出的也许最具独创性的贡献。看来，石里克在身心关系问题上的思想很可能是受到瑞尔以及理查德·阿芬那留斯的那些颇有争议但却显示出高度才智的论著的影响。大概正是瑞尔使石里克注意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这位通常总是长篇大论地发表议论的康德对“声名昭著”的身心关系问题却只写了半页文字，而且语言晦涩，在这里，康德提示了一种解决身心关系问题的见解，这种见解预示了后来的瑞尔、石里克和罗素的哲学一元论。

这种美妙的解决方法，宽泛地说，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理论。当然，它包含着对心理生理学、神经学等领域中的许多问题的大胆而冒险的猜测，而且它明显地要依赖于对“心理的”和“物理的”这些概念恰当的逻辑分析。因此，它一定会存在着诸多争议——也许是无限期的争议。但是，这种解决方法在逻辑上的精巧和科学上的逼真性以及在相关问题（例如自由意志问题）上取得的进展，都会刺激读者沿着这一方向作出进一步探索。他们将会受到鼓励从而避免非决定论一突现论的解决或者相互作用论一二元论的解决，同时拒绝任何宣称这一古老问题不可解决（“无知即是不可知”）的诱惑。

在石里克对“心理的”说明中，有一个严重的漏洞。他按照传统的看法，把心理的等同于有意识的直接觉知或体验。尽管维也纳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环绕着他，但石里克完全忽视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理论。无疑，他可能把心理分析概念只是看作（勉强定义为）后期阶段的神经生理学所引入的那些概念的替代品。（的确，弗洛伊德本人也倾向于这一观点，但他也肯定了心理分析的概念和假设的巨大的启示性价值。）

V

简短地说，石里克的《普通认识论》中还有另外几个重要之点应当注意。其一是他对蕴涵定义的说明，对此他是从大卫·希尔伯特关于几何学以及其他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学科的公理化方面的研究中获得启示的。（石里克没有提到引人蕴涵定义这个词和观念的J.D.吉尔根纳。）

另一特点是石里克在本质上继承了休谟和康德，相信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受到美国杰出的逻辑学家W.V.奎因的猛烈攻击。但是，石里克本人把这一区分看作是完全充分确立了的，并且借助于这一区分，对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关于先天综合的理论进行了摧毁性的批评。

石里克感到对全面地解决归纳问题并无太大的信心。事实上，这就是他之所以在第二版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要比第一版中更加简短更加谨慎的原因所在。也许他肯定会以最大兴趣继续汉斯·莱欣巴赫、卡尔纳普、波普及其他人后来在这一问题上的工作。他也会是最先赞成归纳问题还没有达到稳固解决的人之一。

他对意识的统一性问题的处理（见第17节）也留下了令他不安之处（如在20年代他的一些谈话中所指出的——H.费格尔）。也许，他感到，如果不是在别的什么问题上面而是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他的处理方式有太多康德主义的味道。但是，如今我们真的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吗？

石里克对逻辑的和心理的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以萌芽的形式预示了后来哲学上关心的关于“思维机器”的能力和作用问题。

在更广阔的水平上，石里克对科学知识的性质的一般分析，为后来由莱欣巴赫、波普、卡尔·亨培尔、沃夫冈·斯太格缪勒及其他许多人以不同方式从事的对一些重要的科学概念诸如假设一推理方法和概率理论等的详尽的逻辑重构铺平了道路。

Ⅵ

1932年在伦敦发表的《形式和内容》（见《论文集》，基罗尔德，维也纳，1938年）的讲演中，石里克本人清楚地知道他危险地接近了“不可说的形而上学”。只有逻辑形式或结构是可以在主体际谈话中交流的；体验到的质（qualia）仍然是不可表达的。在这一时期，石里克反映了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实证主义影响，他坚持事实性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他偏偏以一个骂名昭著的口号来表述这一标准，这一口号便是“句子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这口号代表了从休谟经过马赫到维特根斯坦的实证主义者们的恐惧症。在1918—1925年，石里克毫不犹疑地重构了通过类比对他人的心和心理内容的推论。但在后来的阶段，他终于认为这种推理所得的（不是直接可证实的）结论是“坏的形而上学”。在我们看来，他从1918—1925年的观点可能是比较恰当的，当然对这些观点需要做某种修改。

不管怎样，石里克将作为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的一位开拓者和领路人而被载入史册。他是最乐于随时准备着对年青一代的哲学探求给予新的推动的思想家。虽然他的许多学生和后继者在对认识论问题的逻辑分析方面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精确性和适当性，但石里克对于哲学问题中的本质的东西具有超凡的意识。从他的“奥林匹斯山峰”的观点来看，如今在认识论方面出版的许多东西很可能显得是无益的辩白。他的头脑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头脑，他的工作仍然是新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