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纳维尔的政治组织可以被最恰如其分地描绘成一套个人之间互惠的义务。通过观察它们在何种情况下形成，哪些行动造成了这些义务，以及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解除它们，即可了解它们的性质。

谁都承认，如果一位政治家为一名选民帮了忙，这个选民就会对他负有义务。这种义务的解除可以通过投这位政治家的票，或是为他出更大的力——这取决于政治家帮的忙有多大。政治家在为他的选民帮忙时，不必每一次都使出他的全部本领。在与官方打交道时，英语讲得不好或根本不会讲英语的人显然需要一个翻译，甚至从小就讲英语的街角青年一走出他自己的活动领域，也往往张口结舌。此外，没有经验的人不了解政府的复杂组织，也不知如何找到有效的渠道。有时候，选民无可否认地有权要求得到某种帮助，而且只须到对口的部门说明情况，就保证能得到这一帮助。然而，那些不知道应该找哪儿或如何为自己说话的人却必须请一位向导或代言人，而担任这一职务的政治家则可以实际帮忙，结果造成了一种义务。

政治家对那些在竞选中支持他的人负有义务，而政治活动的巨额开支往往使人们高度重视财政支持。政治家能为支撑自己的政治活动出的钱越多，就越不受这种特殊类型的义务的束缚。这也许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身兼殡仪承办人的政治家相比，身兼律师的政治家与非法团伙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对于身兼律师的政治家来说，非法团伙成员是最重要的主顾和最大的竞选资助人。

有关竞选的论述表明了不同的花钱之道，但没有说明政治家如何决定把他的钱投入那些特定的渠道。实际上，政治家把他的大部分钱都花在他缺少普遍支持的地区了。

1937年菲乌马拉的竞选就说明了这类行为。多年来，约瑟夫·马洛尼一直稳坐市政委员会委员的宝座，以致多数意裔政治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公职上了。这一次，菲乌马拉对于这个区的选民来说，只是又一名殡仪承办人。当他开始竞选时，他首先着手争取各类意大利人群体和其他非爱尔兰人群体。他为了使俱乐部支持他而给它们钱，还出钱在它们的地区举办选举聚会。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花钱。据当地报道，他共花了6,400美元，这在四区竞选市议员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中有的钱也许白花了，但是它使得菲乌马拉成为马洛尼老板竞争这一职位的主要对手。菲乌马拉在第一次竞选中得了3,000多张选票，仅次于马洛尼。没有这种慷慨解囊，菲乌马拉只不过是又一名无足轻重的竞争者，也不会有机会在1939年击败克利夫兰俱乐部的老板。

即使像菲乌马拉这样挥金如土的人也不是把他的钱平均花用的。他试图不花钱就赢得尽可能多的意大利人的支持。在1939年的选举中，菲乌马拉在科纳维尔的大部分选举工作者是志愿服务。而在科纳维尔得不到什么支持的马洛尼和凯利却给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每一名选举工作人员5美元。情况大体就是如此。政治家在已经建立起一系列个人义务的地方花的钱很少，而把钱集中花在那些他没有这种联系的地方。

必须对其大部分支持者支付现金的政治家可以向他的选民收取好处费，以贴补他的开支。这种做法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为了得到一份工作，了结一个案子，或得到其他某种帮助，当事人需要付一笔钱，其金额依其得到的帮助的重要程度而异。地区的政治家并不把这笔钱全部据为已有。他必须给有权提供这一帮助的人送钱。如果这件事很重要，必须由一个政治等级制度中的高层人物来办，这笔钱就通过一个中间人转递。地区政治家付钱给“代收贿金者”，由他把钱转交给“大人物”。凡是按照这一制度行事的重要的政治家都有一些可靠的朋友，由他们充当索贿者，以免他们的上司被告发。科纳维尔人都明白，选民的钱并没有被如数交给大人物。地区政治家会拿去他的“一份”，代收贿金者也是如此。既然得到了帮助，选民就不应该去关心他那笔钱的命运。四区的政治家并不都是根据这一准则办事。有些人，像乔治·拉韦洛，就拒绝为他们的政治服务接受任何现金。

在政治家及其选民之间存在的义务的性质取决于双方的服务究竟是用钱买的还是免费提供的。那些在一件事情上花了钱的选民不像没花钱的选民那样感到负有义务。钱不一定完全破坏个人义务的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花了多少钱和帮了多大的忙。选民也许会对自己说：“我为政治家给我找到工作而付了钱，不过，工作毕竟不好找；许多人为这份工作愿意和我花一样多的钱甚至更多的钱；这位政治家为我办了这件事，真是个好人。下次选举我得支持他。”然而，当选民把钱交给政治家以后，这种义务就不这么保险了。

正如在1939年的竞选中，约瑟夫·马洛尼在攻击他的对手迈克·凯利时说的：

有一个候选人至少许了200份工作的愿。他打算怎么兑现它们呢？他得到了一些人的拥护，是的，那些人也都拿到了赏钱。可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当他们拿到赏钱时，这种义务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有一名街角青年这样表达了他的意见：

有时候，如果你为这群政客办事，他们就想给你钱。然后，等你为了找工作去求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给你钱了吗？”……假如你是个聪明人，就别拿那笔钱，然后你或许还能有个机会得到点儿什么。

许多人持相反的观点。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托尼·卡塔尔多、卡洛和其他几个会员认为，街角青年应该承认，无论如何，他们在选举以后不会捞到什么，所以应该事先要钱。这样，政治家将不会因为他们的支持而对他们负有义务，不过，既然他们已经收了钱，他们就应该满足了。

如果政治家用钱来保证他所得到的大部分支持，他对那些选民就不再负有义务。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个人联系，那些人在选举过后也许会转过来反对他，不过，在下次竞选时，他可以再次用钱把他们争取过来。如果他们永久性地抛弃了他，他可以再找到别的会对同样的刺激作出反应的群体。

不要过高地估计支付现金在保证选票方面的作用。在政治上，街角青年对金钱的态度大体上是这样的：政治是一种非法勾当；政治家只是想利用我们来为他自己谋私利；我们也可以答应他的任何要求，把能从他那里得到的好处都捞到手；然后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关于这一点，回想一下菲乌马拉的支持者在科纳维尔社交和体育俱乐部的讲话是很恰当的，他告诫小伙子们，“别当傻瓜。拿着他们的钱。你们可以花这笔钱，但是然后进去投菲乌马拉一票。”政治义务不单取决于政治家提供的帮助，还取决于政治家与其选民之间的个人联系。如果没有这种联系，金钱也不能填补这道裂隙。

这一论述不应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政治家可以随意选择他的行动方针。如果他在竞选前未能建立起一个足够广泛的义务网，为了赢得支持，他就只好大量花钱。当选之后，如果他无法以其他方式弄到足够的钱，也许就只好为他提供的帮助收费。由于他的许多上司都要现金，他可能也被迫这样做。乔治·拉韦洛之所以没能保证给他的选民更多的工作和恩惠，据说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愿意用钱去买它们。在他的首届任期内，他向某些大人物要求恩惠，但他们告诉他这些恩惠是有代价的。当关于拉韦洛不肯花钱的话传开后，大人物们干脆告诉他无法提供恩惠。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重要的恩惠都必须用钱去买。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也和政治家与其选民之间的关系一样，既基于个人之间非金钱的义务，又基于现金的支付。由于拒绝付款，政治家使他自己失去了一些恩惠，但并非失去了所有可以获得的恩惠。

按照科纳维尔的标准，出于友谊而帮忙的政治家被认为比为了金钱而帮忙的政治家道德高尚。同样，分文不取地为候选人的竞选出力，并以此来表明他对候选人的事业一片忠心的选民比试图花钱买到某种特殊恩惠的人高尚。帮忙应该是互相的，是出于个人之间的忠诚，就像街角帮内的情况一样。

虽然近年来政治组织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数科纳维尔人却仍然相信这些标准。尽管如此，事先给钱仍然很有吸引力，人们也未必总支持他们最尊敬的人。由于越来越多的选区候选人习惯于靠钱办事，他们的选民在获得恩惠的问题上的选择机会更少了。他们感到花钱买到一份恩惠要比根本得不到任何恩惠强。

至此，我们已经从个人的方面讨论了义务和恩惠问题。在科纳维尔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认为政治家有义务为他所在的社区争取到公园、运动场以及其他有助于大众福利的改进措施。科纳维尔人强烈地抱怨他们的议员没有尽到这一义务。只需草草地检查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一地区在获得这类改善方面不如其他地区。

科纳维尔人对这种状况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他们说，政治家背叛了他们，政治家对改善这一地区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不想干得太多，因为他们害怕这里的人以后不靠他们也能成功。这些情绪的流露不大能说明问题。我们不能料想一位真心想取得进展的政治家刚刚当选就会对这一目标失去兴趣。即使他一心只想贪污，在公共改善计划中也可以比在任何其他事情上贪污得更多。

显然，必须从另一方面来作出解释。关键在于政治家与选民和政治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关系。

老百姓都欢迎改善公共事业，但是政治结构并不以老百姓为基础。政治家对某些人负有义务，并通过履行其中一定数量的义务来维持他的组织。(www.daowen.com)

政治家必须集中力量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要求三件事——不要进监狱，找一份工作，使他的孩子们有新的游戏场所——他不会一下子提出这三项要求。首先，他想使他的自由有保障，然后是有一个挣钱的手段。如果政治家能为他办好这两件事，他会感到满足，也许就根本不提那公园的事了，因为选民们明白他们能要求政治家为他们做什么取决于他们能为他做什么。

选民们觉得老百姓都有权要求改善社区，所以不认为这是对个人的恩惠。一个有工作、也没有违法的人不会为了改善社区而去努力与政治家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

当有人请求政治家为一名街角青年受到的指控开脱，或利用他的影响力去保护非法团伙成员时，他必须与办这件事所需要的警方和地区检查官联系。与这些人尽量搞好关系，对于社区的改善没什么用，因为这类事情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当有人请求政治家把某个人列入救济名册时，他必须与主管这类事情的官员联系，而他们也与社区的改善毫不相干。当有人请求他为一个人谋一个政治职位时，他必须设法与政府中的要人们取得联系，并在那里开始接触那些有权改善社区的人。但是他不能什么都要求。政界人士都懂得，一名政治家不能向另一名政治家提太多的要求，除非他能为对方提供重要的服务作为回报。如果他要求得太多，关系就断了，他什么也得不到。

在等级制中，为使社区得到改善而必需的相互作用不同于为了个人得到恩惠而需要的相互作用。有几个例子将说明这些相互作用的性质。

一个人被一名巡警或警官逮捕了。他与本区的一名政治家取得联系。政治家找领导那名实施逮捕的警官的管区队长谈了。管区队长要求警官不要起诉。警官这样做了，于是这个人获得释放。管区队长主管他的地区，同时在等级制中，在他之上还有数名副警长，一名警长和警察局长。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在其他许多事情上一样，相互作用无需惊动这名管区队长的上级。

有人因为犯了点儿小罪被送交法庭。他请求本区一位政治家帮忙。最低一级法院的法官是一些近来在政治上十分活跃，并通过这种活动确保了他们的地位的人。这个区的政治家找法官谈话，法官同意宽大处理。要与更高级的法庭打交道，就需要更重要的关系。但是基层的案子可以作为个人事务处理，而不用提交到等级制中更高的一级。

有人被一名助理地方检查官起诉。他对本区政治家讲了这件事。如果这位政治家已经与等级制度中的这一级拉上了关系，他会直接去找地方检查官说，而地方检查官则会让他的助手丢开这个案子。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不把案子提交地方检查官，也常有可能确保好的结局。他的下级很容易受到某些政治压力的影响。

要保证社区得到普遍改善，则需要有不同的行动方针。下面这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小公园里，几名街角青年在打垒球，几个力气比较大的击球员把球打出了场地的围墙，撞到了马路对面的建筑物上，打破了几块窗玻璃。这幢房子归东城银行和信托公司所有。房屋管理人到银行的房地产部门告状，该部门派人与公园管理员联系。公园管理员规定，16岁以上者不得在这片场地上打垒球，并要求科纳维尔的警方管区队长采取行动。该管区队长对警官谈了这件事，警官取消了一个星期天下午的一场激烈的比赛。

街角有一个帮的领袖萨姆·佛朗哥一直在组织包括16个球队的垒球协会。管理员的规定只能更增加人们对垒球的兴趣，萨姆想方设法使用这个公园。他找一位与公园管理员相识的老人谈了这件事。这位管理员去附近的一个教堂作礼拜。萨姆和他的朋友就在外面等他，并问他的部门能不能在围墙上架一个铁丝网，这样就可保护那幢楼房了。管理员说他没有专款来做这样的事，帮不了他们的忙。几天之后，他们又设法找他谈，但他说，“我不想和你们有任何关系”，并扬长而去。

萨姆曾通过多克的娱乐中心认识了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主管青年工作的肯德尔先生，于是去找他商量。肯德尔先生让萨姆继续进行他建立垒球协会的计划，并安排各队队长每两周开一次会，以便及时了解进展情况并讨论计划。

肯德尔先生找银行在科纳维尔的财产负责人谈了话，此人表示很同情街角青年，但说他帮不上忙。他没有主动提出把这件事向银行的更高级人士反映。后来，肯德尔先生找当地的一位政治家萨姆·韦努蒂谈话，此人与公园管理员有些交往。这位政治家去见了这位管理员，却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街角青年们一直在开会，萨姆对肯德尔先生说，如果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他们可能会失去兴趣，组织也会解散。肯德尔先生给市政委员会委员菲乌马拉和市长秘书安迪·科蒂洛打了电话，他俩都答应看看能想什么办法。10天之后，他又给菲乌马拉打电话。这位市政委员会委员已经忘记这件事了。肯德尔先生感到这位政治家没有认识到在这个垒球组织中包含着潜在的投票力量，于是带几名队长亲自去见菲乌马拉。

这时，情况急转直下。菲乌马拉答应提出一项议案，呼吁拨一笔款修建围栏，并为此去见市长。同时，安迪·科蒂洛也突然行动起来。两个人都与市长讨论了好几次。每次讨论后，都把结果通知了肯德尔先生。科蒂洛会打电话说，“我刚见过市长，他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5分钟之后，菲乌马拉又会打电话报告同样的消息。两个人都只字不提对方，虽然他们显然曾一起呆在政府机关办公室里。没过多久，钱就拨下来了。协会的第一次球赛被安排在建好围栏之前举行，垒球场改变了方位。这样做虽然给比赛造成不便，但保护了窗户。前来观看这场比赛的至少有一千人，菲乌马拉也在场。比赛结束后，各球队队长在科纳维尔街坊文教馆与肯德尔先生和菲乌马拉见面，以决定协会是应该继续在新安排的球场上比赛，还是等围栏建好以后再说。萨姆说，这个城市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建好围栏。菲乌马拉说他第二天早晨就去见市长，想办法催一催。那天下午，市长与一位市里的工程师一起视察了公园的场地。不到一周，围栏就筑好了，每天晚上举行两场垒球比赛。

许多人对这些成果感到惊讶。据说，多年来，这是科纳维尔首次在公园部门预算中得到一笔拨款进行新的建设。一旦找对了路子，计划被付诸实现的速度也是令人惊叹的。

要理解发生的情况，必须对政府中的立法部门和执行部门加以区分。执行部门在行政管理部门——如公园部门——中，有其自己的等级制度。它们要屈从于来自立法者的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须抵制这种压力，因为它们在完成其工作要求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相互作用渠道和程序标准。一项涉及某个行政等级制度的新的行动计划不会由于选民们的倡导而得到采纳，除非对立法方面的压力也影响到一个处于可以向某部门负责人发号施令的地位的人。如果要求采取这一行动的是社会底层，要使这一压力对立法部门等级制度最高层产生影响，就必须在每一级上组织和协调力量。

拘捕和开脱

在这件事情上，街角青年不能与公园管理员直接打交道。他们的地位相差太远了。萨姆·韦努蒂可以和管理员谈话，但不能对他下命令。安杰洛·菲乌马拉对于为肯德尔先生办事不感兴趣，直到他意识到这位社会工作者是一个紧密结合的组织的一部分，在这件事情上，该组织包括萨姆·佛朗哥、16名街角青年领袖和他们的全体追随者。后来，他和安迪·科蒂洛给市长做工作。科蒂洛就在市长办公室，菲乌马拉是通过科蒂洛才与市长有联系的。两个人都处于向这一立法等级制度中的最高层人物施加压力的地位上。当他们施加压力时，由萨姆·佛朗哥倡议的行动方针取得了成功。

建成公园的围栏

附图描绘了在两件不同的事情上行动的性质。这些例子表明，保证一项社区改善计划所需要的相互作用过程和保证个人得到一份恩惠所需要的相互作用过程大不相同。多数个人恩惠不必惊动一个政治组织的最高层。这一行动可以在接近等级制度最低层的部位进行。即使必须告知最高层的人物，他也不必让整个等级制度都行动起来。他可以在不打乱他的部门中已经确立的关系的情况下，在个人的基础上处理这件事。要保证社区得到改善，则要求在最低层有组织，并在最高层有过硬的关系。毫无疑问，许多科纳维尔政治家都因为不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而未能按照常规的办法办事。由于他们不能做到人们期待他们做的事，所以被认为是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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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H. 拉瓜迪亚（1882—1947），美国众议员，曾任纽约市市长，在任期间改良市政，力反贪污，1946年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