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如果想有成功的希望，必须在开始竞选之前先得到社区中某个部分的支持。他也许有自己的政治俱乐部，不过拉韦洛参议员的例子表明这并不总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这种有保障的支持为候选人提供了政治力量的基础。它使那些尚未决定支持谁的人相信，他有着获胜的机会，而且，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一个足以给他们带来好处的重要人物。这还为他提供了许多心甘情愿的政治工作者。

竞选的目的是在已经肯定会提供支持的核心之外，增加新的投票者集团。为此，政治家力图争取那些在社会组织中的位置能影响全局的人。

他首先争取那些有着广泛的个人影响的大人物。在科纳维尔和这一城市毗邻的地区，这些大人物主要是政治家和非法团伙成员。

当乔治·拉韦洛决定在1937年秋季竞选国会议员时，他首先寻求和争取埃德·墨菲和约翰·菲尼的支持。墨菲以前当过州长，拉韦洛曾一向支持他的竞选，两个人是好朋友。拉韦洛还曾支持菲尼成功地竞选司法部长。由于选举区包括四、五、六、七区以及马克斯顿城和贝尔弗里城，而在这次竞选以前，拉韦洛只在四区、五区和六区参加过竞选，所以对他来说，在那些对他不大了解的地区里获得有影响的人的支持就很重要。杰克·弗拉纳根是七区（安斯伯里）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曾被墨菲任命为官员，所以出于对其上司的忠诚而全力支持拉韦洛。汤姆·弗利在六区是个很得人心的人物，墨菲曾任命他在州政府担任要职。弗利和拉韦洛是多年的好友，所以从一开始他就肯定会支持他。乔·肯尼，即后来遭到谋杀的那位韦尔波特的非法团伙成员，发誓会在选举中支持拉韦洛。克利夫兰俱乐部过去一直反对拉韦洛，但是拉韦洛在与约瑟夫·马洛尼进行长时间的谈判之后，终于赢得了该俱乐部的支持。

阿特·波塞拉议员、迪安吉利斯前议员和五区的卡皮萨前市政委员会委员都已提出自荐提名文件。如果拉韦洛要击败最有势力的爱尔兰人候选人，这些人就必须退出竞选。由于拉韦洛答应（但没有办成）给卡皮萨在联邦司法部长手下谋个职务，卡皮萨被说服退出竞选。后来在东城最大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了一次会议，目的在于“促进意大利人整体的事业”。有6人到会。他们是拉韦洛、波塞拉、迪安吉利斯、T. S.（科纳维尔的非法团伙头头儿）、阿尔·丹东（五区的非法团伙的头头儿）和市法院的弗朗吉洛法官。迪安吉利斯坚决不肯退出竞选，不过与会者还是达成了协议，让波塞拉为了对拉韦洛有利而退出竞选，而拉韦洛则答应在下一年里支持波塞拉竞选州议员。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因为它不仅在两个政治死敌之间达成了协议，而且在拉韦洛的生涯中首次赢得了T. S. 的支持。

争取大人物是很要紧的，但是不能指望他们去拉选票。众所周知，一个政治家自己得到的选票可以多于他为别人拉的选票。当一个政治家本人竞选选区内的官职时，他与那些他希望能支持他的群体直接接触。他欠了它们的人情，它们也期待他提供恩惠来作为回报。如果这同一个政治家要求这些群体去支持另一个人，小伙子们距离提供恩惠的人就远了一步。当他们寻求恩惠时，他们必须去找那位曾直接游说他们的政治家，并指望他把他们的请求反映给他支持的那个人。

还有一个困难，即一个政治家支持另一个政治家时，可能是出于某些与街角青年并无特殊关系的原因。在1939年的市参议员竞选中，乔治·拉韦洛支持约瑟夫·马洛尼，是“因为我欠他一份人情——因为在我竞选国会议员时，他支持过我”。人们普遍认为，拉韦洛个人欠马洛尼的人情债，但是只有那些与拉韦洛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感到他们自己有义务投拉韦洛的候选人一票。

凯利-马洛尼-菲乌马拉竞选还表明，当一名意大利人政治家或非法团伙成员想动员人们去支持一名爱尔兰人时，种族的力量就会把他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一个人能影响多少张选票取决于形势如何，也取决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

有许多被称作“骗子”或“冒牌货”的人自称控制着大量选票并愿意拉选票，以此来换取别人付给他们的钱或事先向他们提供的好处。由于在这个区内有17,000多名选民，所以甚至有经验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每件事情上都能确定一个人究竟是骗子，还是真能影响一小批选民。在与那些不属于这个区，需要得到科纳维尔的选票，却又得不到当地政治家支持的政治家们打交道时，这些骗子最能获得成功。

在一个区的竞选中，政治家谋求与尽可能多的俱乐部或群体直接接触。了解这一地区的人民，了解关于人们在其群体中的相对地位的一些情况，是政治家的职责。他充分地认识到了在每一个这样的群体中，都有一个人按照惯例在领导着其追随者们的活动。他努力想把这个领袖争取过来，并说服他动员他的追随者采取政治行动。而在大范围的竞选中，政治家们则必须把大部分针对这些人的工作委托给他的下属去做。

政治家可以把钱作为个人礼物送给街角青年领袖，或者让该领袖自行支配这笔钱去支持竞选。他可以向该领袖及其追随者们许愿。他可以通过允许该领袖在其他群体面前代表政治家讲话并当众表现出与政治家形同一人，以使他有机会获得一些小名气。

政治家常常向某个俱乐部提供足够用来支付它几个月房租的钱，保证它得到州里颁发的许可证，或给它一些别的礼物。这样一来，街角青年领袖就使他的小伙子们得到了好处，从而加强了他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假如小伙子们发现领袖独吞了钱财或好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他为了自己的发展而违背了对他们的义务，他就会在群体中失去地位和影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许多街角青年领袖身上都发生了这样的事。这被认为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危险之一。我曾听人们说，他们之所以避开政治，是因为以前当他们支持某个政治家时，有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谋私利，这种怀疑破坏了他们在邻里中的地位。一个因此而失去了别人对他的支持的街角青年领袖，作为骗子继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当政治家感到他确实有机会在竞选中获胜时，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在每次竞选中，都有许多人提出自荐提名文件，其目的无非是为了破坏主要候选人的竞选。多年来，克利夫兰俱乐部都通过在这种竞争中有意安插意大利人“傀儡”来分裂意大利人选民，从而在这个区内保持其政治优势。老板会挑选一名在科纳维尔有追随者，而且以前也许曾参加过竞选的年轻意大利人，向这个意大利人提供政治恩惠，也许是一份工作，并支付其竞选开支。这种安排是尽可能保密的。这个意大利人傀儡会公开谴责克利夫兰俱乐部的统治，就像他的任何对手一样起劲。

这种傀儡不应与克利夫兰俱乐部里的意大利人混为一谈，因为后者有时是由该组织支持和选举担任公职的。由于他们对俱乐部负有责任，所以这是一种既可满足意大利人的种族情绪，又不会使控制权从该组织手中丢失的手段。有时，俱乐部不仅在竞选中安插傀儡，而且将其作为它正式支持的意大利候选人。挑选傀儡的目的在于把选票从最强有力的独立的候选人那里拉过来。

在乔治·拉韦洛竞选州参议员时，有一次，他曾安插过一名爱尔兰人傀儡参加竞选。这种事情今后可能更经常地发生，但到目前为止，爱尔兰人在政治上一直处于优势，向傀儡提供的好处也更多。

有些意大利人提出自荐提名文件是为了获得最好的讨价还价条件。他们查明了如果继续参加竞选，爱尔兰人政治家会付给他们多少钱；如果退出竞选，意大利人政治家又会付给他们多少钱。尽管这些政治敲诈者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能影响100张以上选票者却寥寥无几，不过，几张选票也许就能坏了大事。

乔治·拉韦洛在一次政治集会上讲话时这样谈到他的一次成功的州议员竞选：“上一次有12名意大利人参加竞选。其中有6个人退出了。但他们可不是毫无条件地退出的。我为他们都安排好了。……”

在与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成员谈话时，拉韦洛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花了600美元。为使人们退出竞选，送一套西装，或者一套西装加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似乎是最常见的代价。

当积极的竞选活动开始时，候选人召集一次竞选委员会会议。被召集到总部里来的人是那些在过去的竞选中曾为他工作过的人，以及有望在邻里中产生影响的新皈依者。最有影响的支持者不在这样的会议上露面。候选人与他们私下协商。(www.daowen.com)

大约有30名男子和几名妇女出席了为乔治·拉韦洛召开的第一次议员竞选工作者会议。除了叙利亚人俱乐部的两名代表外，都是意大利人。

宣布开会的是会议主席利奥·法塔洛，他是南区一个庞大的意大利人俱乐部中的重要人物。活跃于幕后的有竞选经纪人汤姆·邦吉奥诺、曾通过拉韦洛而得到了很有保障的政治地位的拉韦洛的前秘书阿尔·德里奥，以及拉韦洛的秘书保罗·费兰特。议员本人不能到会，而是由嘉利·拉韦洛对他的支持者们表示欢迎并就政治形势发表评论。她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把全体工作人员聚到一起，组成若干个只有一个人的委员会，以促使其他人在其选区内为他们工作。她在总结时说：

这些年来，每当你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家都总是向你们敞开的。我不必对你们说，如果乔治去了华盛顿，我会继续留在这儿，我们的大门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对你们敞开。我还将和过去一样，看望在不同的市机关、州机关和福利部门里的人们。我这样做并非出于不得已，而是由于我喜欢这样做。假如我的身体不行了，不能再做这些事了，我就会因此感到失去了什么。

当利奥·法塔洛宣布每个人都可以就竞选方法发表意见时，大约有20名工作人员做了简短发言。

如果他们在以前的竞选中曾支持过拉韦洛，他们就说他们过去总是在“第一线”上，或者说从来都“全心全意支持他”。然后，他们谈到这位候选人曾为他的选区的穷人出了多少力，他如何打破那种曾妨碍意大利人获取公职的歧视，以此为他的选民谋利益。他们还谈到他们在竞选中做的工作，并预言这一次他们的选区会比以往任何一次更有力地支持乔治·拉韦洛。

他们就竞选方针提出了几项建议，不过当时除了获得出于礼貌的认可之外，我看不出他们的建议引起了注意。保罗·费兰特告诉我，这次会议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工作者们的热情。

在接下去的那个星期召开的第二次竞选工作者会议上，有一项建议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和讨论。一个叙利亚人的组织的代表提议，在每个选区任命一个组长，并指定5个或6个人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游说。一个意大利人俱乐部的代表回答说，“有人说应该在每个选区有一个组长。为什么要组长？我们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一个人的地位应该高于另一个人？”他又补充说，选区组长制度会造成不悦情绪，因此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像拉韦洛夫人说的那样，成为一个人的委员会。

这两种观点对于联系这一地区的社会结构来解释拉韦洛的竞选组织是很有意义的。乔治·拉韦洛并没有成立任何政治俱乐部以通过它来分配优惠和依靠它来进行竞选。他引以为荣的是，他没有在自己与请求他帮助的男男女女之间设置任何组织。他说，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事来直接找他，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他或他的妻子每天早晨都要花一些时间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所有寻求他们的关心的人。在一天内其余的时间里，如果州议会不开会，他们就去会见各类为其选民谋求关照的政治家。每当在家里时，都可能有他们的选民前来请求关照，或者只是来坐一坐，聊聊天，喝一杯，或者也许会吃一盘意大利面条。无论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来拜访拉韦洛夫妇。他比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政治家更平易近人。

乔治·拉韦洛在竞选中靠的是他直接的个人接触。他在各选区内都认识许多在当地有些影响的人。如果他单独挑出一个人来当组长，就可能疏远了其他人。他没有正式建立那种在政治俱乐部里存在的等级制，而选区工作组长的候选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并非那种通常由其中一人对别人发号施令的关系。

当然，实际上的确存在一种非正式的等级制。最上层是前州长墨菲和司法部长菲尼。和候选人平起平坐的是政治家约瑟夫·马洛尼、汤姆·弗利和杰克·弗拉纳根，以及非法团伙成员T. S. 、乔·肯尼和阿尔·丹东。在拉韦洛之下是弗兰克·卡皮萨，即韦斯特兰（五区）竞选运动的负责人。阿特·波塞拉议员负责科纳维尔的一部分竞选工作。紧排在卡皮萨下面的是阿尔·德里奥、利奥·法塔洛、汤姆·邦吉奥诺和保罗·弗兰特。在这四个人之下，则是街角青年的领袖和随从者们（见附图）。

拉韦洛的竞选组织

虽然邦吉奥诺是竞选经纪人，乔治·拉韦洛却是自己组织自己的竞选，只在那些由与他处于同一等级的人控制的地区除外。所有的命令都由他发布，所有的安排都由他作出（而且时常变化）。汤姆除了四处闲逛，办一些这位候选人交给他的无关紧要的事情之外，无事可做。

拉韦洛很想避免建立一种等级制，因此他不重视在他的下属之间分配权力和职责。汤姆、保罗、阿尔或利奥的作用不是靠制度决定的。由于他们彼此之间互不了解，所以每个人都努力想引起候选人的注意并起领导作用。他们用很多时间在政治办公室或拉韦洛家附近荡来荡去，从而不至于对总部里的情况有所疏漏。许多街角青年领袖干脆尽量不离候选人的左右，却忽视了在他们的选区内拉选票。那些工作确实努力的人则唯恐由于没有花时间告诉候选人他们在干什么而使自己的努力得不到承认。鉴于这种情况，保罗只要见到这些工作人员，就会说，“我听说你在××地方干得很出色呀！坚持干吧！我会把这告诉乔治。”不过保罗的地位还不足以使这些话有很大的分量。街角青年的领袖们把他的努力看成是对他们与其候选人之间关系的不正当干预。通过在组织竞选时不设选区组长，拉韦洛避免了某些困难，却又碰上了其他难题。

组织竞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选什么公职以及投票选举这一职位的地区的规模。萨姆·韦努蒂的情况提供了为四区竞选议员组织竞选的例子。萨姆是华盛顿俱乐部的秘书，这个俱乐部的主任和缔造者是阿特·波塞拉。在这次竞选中，阿特要竞选州参议员。虽然俱乐部同时支持萨姆和阿特，但主要是替阿特使劲，于是萨姆不得不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组织他的竞选。

在选举前两周，萨姆已经把他比较重要的支持者组织起来了，并把俱乐部成员中他的15个最亲密的朋友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由于他相信科纳维尔会支持他，所以主要力量应该放在这个区的其他地方。他要求与会者着手到南区挨家挨户拉选票，因为他在那里实际上没有人支持。他们要对那里的人说，萨姆·韦努蒂是他们的朋友，他一向为改善社区状况尽心尽力，他已经在多项公民活动中获得赞誉，他能够称职。他们要提到这一地区特别感兴趣的社区改善问题。然后，工作者们要问选民是否会投韦努蒂的票。通过掌握同意投票的选民人数的变化，他们能使萨姆及时了解竞选运动的进展情况。萨姆让他们切记，这项工作应秘密进行，以免其他候选人削弱它的作用。他说，他明白他让小伙子们做的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在将近两周的时间里，几乎每个晚上都会被占用，但是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让他对他们感激不尽的了。

这一深入细致的竞选工作被忠实地完成了，工作者们报告说，有1,000人已保证会投萨姆·韦努蒂的票。然而，到了选举那天，萨姆在科纳维尔以外的整个地区内却只得了300张选票，而且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功于游说。看来，尽管他的工作者们可能很有说服力，但是他们与被游说的人没有“关系”；而没有这样一种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出的承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随着竞选运动的发展，这一地区变得政治宣传品泛滥。每个候选人都有一批工作者到处张贴标语传单。为了在群众性政治集会上散发，他们还印制了卡片，一面印着他的照片，另一面印着他的资历（学历、经商和从政经历、公民活动）。广播车在街道上巡回穿行，宣扬候选人的美德，通知召开群众大会。

在科纳维尔，很少散发竞选文件。克利夫兰俱乐部一向只印一页长的选民呼吁书，而在约瑟夫·马洛尼开始对这个区失去控制以前，从来不把呼吁书寄给科纳维尔人。

政治家并不指望通过这种宣传去影响许多选民。他们觉得有必要使他们的名字总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果人们得知某个候选人在竞选中花了大量金钱，许多人就会觉得与他联合起来会从中有所收获。广告宣传似乎能树立起一个有势、有钱，也许还是成功的候选人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它也许会使投票者接受他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