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老板的功能是为他们的代理人提供警方的保护。正如一个三老板对我解释的：

那些警察们都得了钱。他们把这钱叫作“联合工资”。在巡警巡逻线上的每一家出售彩票的店每月都得给他5美元。便衣警察也一样，不过他们在科纳维尔，哪儿都可以去。他们之间划分了领地。他们的名字被列入不同的工资单，他们私分赌金，但即使如此，便衣警察也比巡警得的钱多。警官得10美元［从每个店］。坐巡逻车的每人可得25美元——有些人要的价便宜。当然，他们要管许多地方。

据说，地方警察分局的副警长和警长得到的报酬相应地多一些，但这些不由二老板们掌握而由“办事处”来掌管。根据当地的报道，警长并不直接拿钱。这些钱是交到他信任的一名巡警或警官手中。这样万一出了事，只要他的下级不作不利于他的证明，警长就安然无恙。如果有人指控这位下级受贿，警长会尽全力为他开脱。

警察受贿不仅限于金钱，正如这位三老板说明的那样：

还有许许多多额外的好处。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我的老板就从他的店里拿出一大包食品给所有他贿赂的警察。我替他把这些东西送到他们家里。可是后来这些警察从来没付过钱。他们会到我的老板店里来，要食品，然后扬长而去，甚至连要付钱的表示也没有。这就是开食品店的倒霉之处。一个不做这种生意的人在某些方面日子要好过些。即使警察给钱，他也会享受你我都享受不到的减价。我卖给警察的烟是10美分一盒。卖一盒烟赔两美分。每逢集市日，警察都是免费拿走所有他们要的食品百货——别的时候也一样。他们中间有的人干得非常露骨。等哪个星期六你到我这儿来，我会让你见一个警察。他把他的汽车——是一辆大帕卡德——停在帝王大街，然后装车。我是说他确实是在装车。他把车的后部从上到下都塞得满满的。这些东西，一家人都吃不了。他一定还靠这照顾他所有的亲戚。

这些商品并非全部由非法团伙的成员提供。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条例，如果警察想这么干，就可以用这些条例来对付推车的小贩和小店主。针对城市其他部分的情况通过的条例也可被用作迫使科纳维尔人“关照”警察的武器。如果一个人透彻地了解他的法定权利，他也许会发现他可以平安无事地拒绝送给官员们任何东西，然而这么通晓法律并敢于冒这个险的人寥寥无几。许多小商人感到不必为自己的合法地位担心，但尽管如此，也仍然免费送给官员们商品。他们解释说，交一个警察朋友总是有好处的，也许有一天他会给他们帮忙。那些与非法活动有牵连的人行贿是理所当然的，但即使那些不干这一行的人，也并不总是迫不得已才行贿的。

没有必要与警察局所有的成员都拉上关系。在一个地区，只要有一名坚决想要取缔非法活动的官员，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非法团伙成员会对政界人士和警方的上级官员施加压力，把该人调到别的地方去。人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

约翰·多伊在这儿的时候，是个找了很多麻烦的警察，但是他们把他撤换了。现在他在××的公墓巡逻，甭打算再回到科纳维尔来了。在公墓可太寂寞了。那儿从来没出过什么事。

警方高级官员还有一些其他武器来惩戒他们的下级。管区队长可以派警官去执行没有报酬的额外任务。这个部门里的人都知道，有两种额外任务。当出现游行、集会、举行管乐音乐会或诸如此类的活动时，显然在这一地区同时需要比平时更多的警官，这时，被派去的警官不认为这是一种惩罚。还有的时候，派去执行额外的任务被队长和他的下级认为是惩戒措施。这完全是非正式的。如果队长宣布这一额外任务是一种惩罚，下级就有权因这一决定向警察局的一个审理委员会告状。多数这种惩罚性的派遣自然只是“为了服务得好”，这时队长无须再作其他解释。

有的警官讨厌上夜班；也有些人喜欢上夜班。有的不喜欢维持交通秩序；也有人愿意干这项工作。那些熟悉手下人的喜好的队长可以用派他们干他们不喜欢的工作来进行惩罚。这同样并不被正式承认是一种惩罚，但有关的人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从而使它达到了它的目的。

予以提升或阻碍提升也可被用作一种奖励或惩罚。前些年，警察局长有权提拔任何通过了所要求的文官考试的警官来补缺。他手里掌握着很大的决定权，以致人们普遍认为，只要通过了考试，并有合适的政治关系，就可以花钱买到这些职务。政治的要求有力地敦促那些想向上爬的人不要去打扰那些与颇有影响的政界人士交好的非法团伙成员。如今，当有一个待补的空缺时，局长只限于在名单的前三名中挑选。如有两个空缺，则在前四名中挑选，等等。不过，人们依然普遍认为，一个警察的前途要得助于他的关系。

对于那些已经变得喜欢他被派遣去的地区的警官们来说，以调动工作来威胁特别有效。对科纳维尔的许多警官来说都是如此。有一位代理人对我说：

你知道，比尔，我认识的一些警察在被调出科纳维尔时直哭。他们都愿意留在这儿。在这儿能捞到大量的好处，而且不必到处走。有一个警察，我的店早晨刚开门他就进来了，一直呆到中午我离开这儿。他坐在后面看早报，我们还一起玩牌。他只是在必须去应应景的时候才出去，其余的时候他总是悠闲自得。在其他有的地区，你可不能这么自在。我认识一个科纳维尔警察，他原来是在××。在那儿，他在一个商店里呆不了5分钟就会有人给分局打电话，分局就只好派人去找他，告诉他不要在那儿呆着。在那样的地区工作的警察确实不得不沿着便道巡逻。他可不能像在这儿似的，整天这儿坐坐，那儿坐坐。这儿有那么多的彩票赌博和赛马赌博，所以人们越少见到警察越高兴。还有在别的地区，人们家里有电话，他们直接从家里给分局打电话，表示对某个警察的不满。而在这儿，有几个人家里能有电话？20户人家也没有一部电话——比这还少。又有多少人想走出去，在收费电话里投上一角钱，给分局打个电话？此外，这儿的人不抱怨什么。那些混好了的人大部分都搬走了。留下来的人——他们根本不在乎。随它去吧！

科纳维尔人把当地的警官看成寄生虫，觉得警察局把一群废物塞到他们这儿来了。人们常常听说某个警官在值勤期间喝醉了或睡着了。虽然这不会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但对非法团伙的成员来说倒很合适，他们发现当地的警察比其他地区的警察更容易对付。

如果一个不知内情的人从报纸上看到警方查抄了一个赌博场所，他也许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以为警官们是在对城市中的秘密地点进行了一番苦苦搜索之后，发现并突然袭击了违法者。一个经营掷骰子赌博的人评论说：

你难道不知道，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察对他巡逻线上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所不知。就拿我们这个赌窝来说吧！在这幢房子里整夜地有人出出进进。当一名警察看到这种情况时，他就知道这无非是三种地方——非法秘密酒店、妓院或赌窝。于是他径直来调查，想查出它幕后是谁。然后，他或是关闭这个场所，或是与经营这个场所的人做交易。肯定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你不能让人们知道。否则市民们会说，既然你一年前就知道那儿是个赌窝，为什么不早去查抄？

当然，如果来查抄的警官来自城市的另一个地区，这个赌博场所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个新的。

由于警官几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拘捕人，而他们只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所以，重要的是，要根据搜索目标和促使警方采取行动的条件来对不同类型的拘捕加以区分。

非法团伙的成员们认为，某些拘捕在他们的生意中是家常便饭。有时是科纳维尔警察分局直接来查抄。偶尔，当妻子发现丈夫把一周的工资都赌光了时，她会到警察局去控告，于是警方至少必须做出某种采取行动的表示。虽然当地的警察部门与非法团伙的成员们之间关系不错，以致后者有可能在查抄之前就得到了消息，但也并非总是如此。当有人来告状时，也许接受那个赌博地点贿赂的人不在场。虽然科纳维尔的管区队长与这个组织有着友好的生意关系，但是，如果每次查抄之前都向非法团伙成员“透风”，对他也不利。一无所获的查抄即使不被当作腐败的一种表现，也会被看成是警方无能的一个证明。所以，当必须进行查抄时，那些较大的赌博场所和比较重要的非法团伙成员——他们与管区队长有直接联系——将被放过，而那些小人物则是牺牲品。

如果告状人了解当地警方与非法团伙成员之间关系的性质，他可能会直接告到东城警察局总部。有些查抄是由总部直接进行的，当地的管区队长直到查抄时才知道这一行动。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有效地被用来使管区队长感到窘迫不安，表明他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总部出面查抄的事在当地警官中间不得人心，一位顾及到他们的感情的警察局长是不会动辄采取这种做法的。

有些拘捕行动是首先由警察个人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确保自己从与非法团伙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得到更多的油水。最近，科纳维尔的一名便衣警察在一天之内逮捕了两名彩票赌博代理人。从一个与这两位代理人很熟的人那里，我听到了对这名警官的不寻常举动的以下解释。他以前是个便衣警察，并从一名二老板处领取报酬。后来，他又“重新穿上了警服”，这意味着，他从赌场得到的收入大大减少了。此后，他再次被调动，当便衣警察，但没能立刻保证得到和以前一样多的报酬。他逮捕这两名代理人，是想通过这样做，敦促二老板重新恢复他的地位。这名便衣警察又重新被列入工资单，于是他停止了拘捕。用街角的话说，这个警察是想向非法团伙成员“敲一笔”。

下面这件事虽然来自一名掷骰子赌博经营者的类似经历，但说明了警方对非法团伙成员进行敲诈的性质。

经营这个赌场，我要照顾到X街的警察、Y街的警察、两名巡警和一名警官。此外还有一个以前常在这一带值勤的警察。只要我一设赌局，他就来了，而且我总要给他一点儿好处。按理说整个夏天我一角钱也不应该给他，因为他不在这儿值勤。可是以前他在这儿的时候挺不错的，待我挺好。可是这次，他来的时候有几分醉了。他说，“我要10块钱。”10块钱！

我说，“乔治，你听着，你刚喝了几杯酒。呆会儿再来见我。”可是他不肯走开。

他说，“怎么回事？你不是给他们别的人钱吗？我难道不如他们？”

我说，“你确实是个好人。也许你比他们还好，可是你不在这一片儿值勤，我一角钱也不会给你。”于是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给他这10块钱，他就端了这个赌局。我当时觉得恨不得在他屁股上踢一脚。我说，“去吧，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去把那赌场砸了，可是这么干你会后悔的。”当我说他这么干会后悔时，他已经要朝赌场走了。可是他停下来了，因为他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然后他就转身走了。他走了以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一名在这里值勤的警察。他说，“等我见到这杂种的时候，我会跟他说说。”

我问，假如那警察真“端了那赌局”，又会怎么样。

这一片儿的警察会让他够受的。他们会到他收取保护费的那些场所去找茬儿。还有，这儿有一名警察是个警官。他可以去找管区队长，也许管区队长会把这个人调走。

非法团伙成员在他与警方的关系不十分牢固的地区会遇到更严重的麻烦。例如，有些科纳维尔的二老板在一些偏僻的镇子里有代理人。对其代理人工作的特定地域内的警方人员，他们给了钱。可是，他们每天要派收款员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这些收款员必须开车经过他们没有交保护费的地区。即使在代理人工作的地域内，他们的生意规模也可能不足以使二老板与警方建立起像在科纳维尔这样的广泛联系。在这样的地区，许多警察都学会了辨认非法团伙成员的汽车，并拦住他们要保护费。一个管理着一大片地方的代理人在拉生意时也会遇到同样的麻烦。他的老板无法贿赂所有代理人有可能接触到的警察。

在这种情况下，老板会向拿他的钱的某些警官告状，也许还会威胁说，如果不停止这种敲诈，就将他的生意撤出这个地区。警官们会努力说服他们的同事“罢手”，而如果劝说无效，他们就会采取报复行动，逮捕向惹麻烦的警官行贿的人，断他的财源。在科纳维尔，一名警察不要去妨碍另一名警察的财路，这已成为一条规矩。我听说，在其他地区，没有这么系统地形成这些财政上和个人的关系。非法团伙成员仍然必须对付那些不肯遵守这些商业准则的贪得无厌的警官造成的麻烦。

某些拘捕是应公司本身的要求进行的，就像下面的这件事所表明的：

我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些钱，并在××大街上开了一个赌场。他在那个赌场上投了很多钱。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位大人物来找他，对他说，“你最好把这个赌场关掉。”

于是这个人说，“无论是为了你还是为了别的任何人，我都不会关闭这个赌场。”

这位大人物说，“我只是警告你，你最好把它关掉。如果你不干，你会后悔的。”这个人拒绝了。于是几天之后，警察总部来查抄了他。他们来到这儿，砸坏了全部家具，甚至把墙壁都捅坏了。那个人在这次查抄中损失了大量的钱。从此他就不再干这一行了。

近年来，把警方请来，以挤走竞争者的情况变得屡见不鲜。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这是以一种合法的形式除掉竞争者，而那个组织无需使用暴力。在以前的非法活动中，如果经营者去向警方“告密”，即使被告发的是他的敌人，也被认为是背叛行为。今天，这样干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了，这再一次表明商业的方法正在取代黑社会的旧准则。

非法团伙的成员们为对付日常生意中发生的拘捕，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程序。法律规定，对从事彩票赌博的被告，最多课以500美元罚款或判监禁一年。对初犯者通常罚款50美元。惯犯则往往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不过缓刑是很常见的事。

非法团伙成员常常发现有可能使他们的案子由那些以宽宏大量著称的法官来审理。只要有可能，甚至连缓刑也要避免，因为到下一次定罪时，无论在第二个案子中处罚多么轻，被告也要被送进监狱服缓刑期。许多小代理人在被判缓刑后就洗手不干了，但也有些人冒险，有的人则进了监狱。

有一种保护有前科的人的方便办法。当他被捕并被登记姓名时，他说一个假名字。雇主花10美元雇一个人在法庭上冒名顶替。还有一种做法也很方便，即找人代替那些自认为是很受尊重的公民，以致不想在法庭上露面或把自己的名字留在警方记录中的人。当然，如果警方认真调查，用假名字的办法就行不通了。

当一名彩票赌博代理人被捕后，他会给他的雇主带口信。二老板就会与主管保释的官员一起去警察局，并交上保释金。如果法庭传讯，二老板会花钱请律师。几乎在所有的案子里，被告都服罪。不服罪被视为下策——即使或许有机会“逃脱惩罚”。因为，如果提出的指控在法庭上不能成立，这对于执行拘捕的警官来说，是在其记录之中画了一个污点，他也许会下决心报复，使非法团伙成员今后的日子更难过。非法团伙成员明白警方必须拘捕一些人，于是，在与那些有可能建立某些合作关系的警官打交道时，他们努力与警方合作。

虽然非法活动的有组织的系统使它能够适应一定数量的拘捕，但因执法而引起的周期性危机也会给这些组织造成严重破坏。某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暴力行动，会使公众注意一些长期存在的情况，此时就会出现危机。正如一位代理人说的那样，“你还记得马克斯顿的那次枪击事件吧？从那以后，全县各地的马房和赌博场所都被关闭了。在克莱顿发生那次杀人事件后，整个克莱顿的赌场都关闭了好几个星期。”在这样的危机时期，其实被查抄的地方只是很少几处，但是非法团伙成员在警察部门里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必须先关闭他们的设施，他们就这样做了——在整个非常时期内。

警方采取这样的活动的可能性对于非法活动有着重大影响，正如下面这段故事所表明的：

你知道几个月前在托尼·卡塔尔多的马房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三个家伙来到那儿敲门。他们说出了一个那儿的人都知道的名字。等他们进去以后，就进行抢劫。他们戴着面具，还带着三枝枪。他们抢走了1,500美元。

现在他们用这种办法什么也别想拿走了。这个地方戒备森严。

出了这样的事的确是个耻辱。当然，这种生意是违法的，但它仍然是诚实的，我们并没有打扰任何人。托尼一向是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他关照他的主顾，也不想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又能怎么办呢？你不能叫警察。我们吃哑巴亏。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这样的、事要是一传开，这生意就完了。你知道在克莱顿发生杀人事件之后出现了什么情况。警方严厉取缔一切赌博场所。我们可禁不起这个。这就是托尼在那几个人逃走时没有开枪的原因。他把身子探出窗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顺着大街跑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击倒他们，不过，如果他这么干，整个科纳维尔一夜之间就会被封闭。在那种情况下，开枪不划算。

在那次抢劫之后，托尼·卡塔尔多和他的人曾在科纳维尔以外追捕这几个人，但是毫无结果。

非法团伙活动尽可能平和地进行，这对于团伙成员和警察都有好处。如果爆发了暴力事件，报纸和城里的“良民”们就会要求警方负责人采取有力措施来对付违法者。在这种情势下，警方负责人会认为不得不指派一名这种类型的警官——在报纸上，他被称为无可非议的君子，在科纳维尔，他据知是个“货真价实的警察”。这种类型的警察无论给非法团伙还是给警察组织都会造成特殊的麻烦。

近来的迹象表明，警察局长为取缔非法活动，在选派一个以一名副队长为首的警察缉捕队时，很难找到这种无懈可击的人，要不然就完全配备“新手”——即刚被分配到警察局工作的巡警。当时，报纸上曾直言不讳地说，警察局长认为，没经验是他们最重要的财富。那些在与警方拉关系方面有经验的人对我说，他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非法团伙成员害怕这些新手。和他们很难做交易。他们行动莫测。当然，日子一长，他们渐渐熟悉了警察局开展工作的那套做法，其中的多数人就会就位了。

东城最有名的无可非议者是管区队长奥利里。有一次，他和几个下级得到了放手净化科纳维尔的权力。正如托尼·卡塔尔多对我说的，“奥利里在这一带的时候，我们6个月没赚到钱。那6个月真是倒霉透了，一分钱没赚。我们为了防备被拘捕，把赚的钱全花出去了。”最后，奥利里被调走了。有一段时间，谁也没听说他与非法团伙成员的被捕有什么联系。后来，克莱顿附近一个城市里有一名赫赫有名的非法团伙成员被谋杀了，报纸上又披露了一桩涉及克莱顿的政界人士和警方大宗受贿的丑闻。州警察局的人被请来了。地方检查官弗莱厄蒂要求派奥利里队长到克莱顿，并派一队廉洁刚正的警察辅佐他对这个县进行调查。在这位管区队长的缉捕队执行这项任务时，有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以下几段话：

对于这些以“无可非议”著称的东城警官们的行动，还有一条颇带有讽刺意味的注释。数月之前，继他们在东城采取行动，净化了这座城市之后，这些人又被送回他们原来所在的分局。然而，他们并没有被作为英雄而受到欢迎，反而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按照报告受到了处罚。(www.daowen.com)

据说，某些官员给他们“加上污名”，他们不得不作为普通警察继续在这些官员手下工作，有的人被送去干夜间巡逻。

等到净化克莱顿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分局，受到同样的待遇——昨夜有的警官谨慎地承认了这一点。

不久，奥利里队长和他的小队就被撤出克莱顿，并回到他们以前的岗位。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这位管区队长负责城市的交通部门。这是一个重要职务，所以不能说他被“加上了污名”。而另一方面，奥利里现在的职务不会再扰乱非法团伙成员与警方的关系了。

一位在一家百货店工作的代理人和我议论起科纳维尔一位无可非议者的情况：

这儿只有一名忠实的警察，一个他们无法贿赂的人。那就是克兰西警官。我知道。他们曾经要给他几百美元，甚至几千美元，可是他不肯要。这个人很古怪，他们告诉我，他会接受一把香蕉、杂货、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不肯要钱。

我们只好提防着克兰西。当他被分派呆在分局里时，警察们会告诉我们，“没事儿，小伙子们，你们想干什么就干吧。”当他出来时，他们就来告诉我们，“留点儿神，小伙子们，克兰西又四处乱窜呢！”于是这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当克兰西逮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听说。我们听到，“克兰西刚在××广场抓了人”，“克兰西刚在××大街抓了人”。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开了。

别的警察想尽一切办法使他呆在分局里。要是管区队长有病不在，由副队长负责，如果副队长也要出去，他就会让克兰西在办公室值班。他会让克兰西在一天里有尽量多的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可是，当克兰西在午餐时间出去时，他会突然进行一次搜捕。你能想像得出来吗？我认为这个人做梦时都在抓人。

我认为克兰西并不十分聪明。有时候他替别的警察当枪使。假如有个警察认为他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贿赂，他就会向克兰西透露消息，让他去查抄。用这种办法，这个警察自己不会当恶人，可是他仍然进行了报复。我认为克兰西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几个星期以前，他走进这家百货店，并且要到柜台后面去。我的老板不让他去。

他说，“你没有搜查证不能到后面去。”克兰西很恼火，但是毫无办法。

他说，“我会去拿一张搜查证来的，你跑不了。”

假如那天他真到了柜台后面，那可就大有所获了。如果他在你正登记数字的时候把你抓住，他根本用不着搜查证。可是，既然没有当场抓住，就必须去拿搜查证。当然，即使他去拿到了搜查证，这里也会在他发动搜捕之前得到消息。

克兰西不像别的警察那样走进你的商店。当他打算搜查你这个地方时，他是从三条马路以外跑过来。你还没来得及作好准备，他已经一直跑进你的店里来了。

克兰西几乎总是独来独往。别的警察一看到他就躲开了。假设你是接受我的贿赂的警察。克兰西也许会朝你走过来，对你说，“你是个警察，咱们到××里面去搜一搜。”你自然不喜欢干这种事。有一次，凯利警官和克兰西一起出去。克兰西对管区队长说他打算搜查几处地方，想再找一位警官和他一起去。管区队长派了凯利。在他们出发之前，凯利给这几处都打了电话，等他们到了那儿，当然什么也没发现。克兰西说，“我知道，你们听到了风声，不过下一次我会抓住你们的。”奇怪的是，这个人对现在的事不开窍儿。有些情况他肯定知道，可是他好像不明白。

有一天，克兰西和一个巡警一起经过X的商店。那家店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开在人行道边上。你从外面一眼就能看见里面。他们走过这里时，那警察往窗内一望，清清楚楚地看到X正在写数字彩票。于是警察用手指着马路对面的一样东西，以免克兰西看到窗户里面的情况。可是克兰西还是往里看，而且看见了。他拽住那警察，说，“来，我们去搜搜。”这警察只好跟着他去。他们跑进店里，抓了人。你以为这警察喜欢这么干么？可是他又能说什么呢？他不能对克兰西说他从这里接受了贿赂呀！

这儿的警察都恨克兰西。他们不愿意与他有任何关系。克兰西使他们的日子很不好过。假如只有克兰西警官抓人，上面的警察总部就显得有问题了。警察总部也受贿，不过那儿也有几个诚实的警察，你必须防着他们。因为克兰西的缘故，其他警官只好也抓一些人。

一名警官来找我的老板，对他说，“我不得不逮捕一个你的人。”

于是我的老板说，“好吧，”然后就来找我。

他对我说，“你为了我，必须让他们抓一次。为了这个，我给你5美元。你只需要说一个假名字，也用不着在法庭上露面。”

警察们不在乎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们只是想抓一次人。即使我们贿赂了他们，我们也不得不被抓几次。每个警官大约每两个月就得抓一次搞彩票赌博的人。

人人都恨不得让克兰西离开这儿，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没能如愿。他是通过马特·凯利尔［曾是第四区的领袖］当上警察的。在这个城市里，凯利尔造就的警察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当然，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在克兰西后面一定还有什么人，因为至今他在这儿已经4年了，他们却还没能把他赶走。

虽然对警方行贿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对非法团伙活动的宽容并不完全取决于贿赂。即使像克兰西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警官也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而那些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的人则发现他们的行动仍然主要受社会各方面的看法的影响。一位科纳维尔的理发师对我发表评论说：

你要是找克兰西警官好好说说，他也很不错，可是假如你和他顶嘴，他就一定会给你点儿颜色看看。我的老板［干彩票和赛马赌博］总和他顶嘴，结果他让我的老板把他的马房挪了好几次地方。

有一天，有5个小伙子坐在理发店前面，这时克兰西进来了。他对我说，他对这样的外观不满意，要去卫生局告我的状。我当时就把他顶回去了。我说，“这你可办不到。我有州里发的执照，我也没做任何不正当的事。这些人都是我的顾客。”我和他争论起来，而且我也有理，不过，我说这些话是很傻的。因为，从那以后，他每天到我的店里来东瞧西看找麻烦。这可真是糟糕透了。所以，一天下午，我走进分局，请求见克兰西警官。当他听说我想见他时，他十分恼火。

他说，“你想找我干嘛？”

我说，“警官，我是到这儿来道歉的。上次我和您争辩，是因为我当时心情不好。我那天上班之前刚在家里吵完架，我确实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在我说完这番话之后，他和我讲话就很和气了。

我对他说，“警官，您也明白，我在后屋里做点小买卖。可是我有老婆，有孩子呀！光靠我开理发店挣的钱没法儿维持生活呀。”

他说，“我明白，可这当然是违法的，而我是百分之百地维护法律的。如果我进来时正好碰上了，我可就不得不抓你了。”

我说，“没错儿，警官，您什么时候想来就来，不过我只是想求您帮个忙。请您别在礼拜六来，因为那天理发店太忙。这看上去很不好。”他向我保证他不会在礼拜六到我这儿来。……现在我两个月没见他的影子了。他说他过一段时间会来，可是我一直没看见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为曾经和他争吵过而高兴。这给了我一个接近他的机会。后来我从分局听说，我去过之后，他说，“我一直很喜欢那小子。所以我才不能理解他在理发店里怎么那样和我讲话，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是个绅士。我很高兴他像个男子汉来道歉。”

你可千万别得罪警察。现在你提到凯利警官。他接受贿赂，给什么都要，可是他是个好人。我同他从来没有闹过纠纷。他第一次到我这儿来时，我给他理了发。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很友好。他知道我们这儿在干什么，可是他从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给他钱来贿赂他。他从来不和我要钱。

比尔，你知道，这些警察有他们宠爱的人。他们有偏有向。在科纳维尔的其他地方，凯利警官抓过不少人，但是他甚至会顺便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什么时候可能来搜查我。另外，还有一些我必须小心提防的警察，可是我知道，在科纳维尔，有两个地方他们不会去碰。他们有偏有向。

另一名科纳维尔人这样和我谈论起与警方保护有关的一个方面：

你和我，咱们能够收买一名巡警，也许还能收买一名警官，但是咱们收买不了一名管区副队长或队长，即使咱们有这笔钱也不行。假设有个小阿飞给了管区队长钱，他也许会到处吹牛，逢人便说，“我收买了管区队长。”这听上去很不好。他们不能允许这种事。他们只想和那些他们可以依靠、规规矩矩办事的人打交道。

在与警方有效地打交道时，钱是很主要的，但是地位和个人关系也很重要。缺了哪一样都不会有效。

在社会上，对于警官的职责，人们普遍有两种总的看法。中产阶级人士觉得，他应该铁面无私地执行法律。而科纳维尔人和许多警官本人则认为，警察应该信任他这个地区的人民，从而能以一种个人的方式解决许多难题，而不必逮捕人。这两种看法有很大矛盾。如果一名警察对他的职责持一种严格的墨守法规的观点，就会切断自己的个人关系，而这些关系在使得他有能力调解这一地区出现的争端时却是必不可少的。而如果一名警察与当地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就无法以法律所要求的那种魄力来采取不利于他们的行动。

当地人不能理解像克兰西警官这样的货真价实的警察。他的非传统的行为使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疯子，也使另一些人很钦佩他。有一个非法团伙成员对我说，“比尔，你知道，我尊敬这样的人，尽管他损害了我的生意。假如所有的警察都像他这样，这个国家的每个城市里就都有法律，有秩序了。”

然而，这种尊敬并不导致友谊。尽管这里普遍对警方持敌视态度，但其他所有的警察都至少能数出几个在这一地区的朋友。克兰西可不是这样。由于他不肯顺应普遍的行为模式，所以变得在社会上脱离了他的同事，脱离了科纳维尔人。同时，由于他是依照法律对他的职务的要求来履行他的职责，克兰西警官迫使其他警官也装作与他的行为保持一致。

强调在执法中使用酌处权的重要性的，不仅是那些接受了非法团伙成员贿赂的警官。有一次，一位以两袖清风闻名的警察管区队长对我说：

我们判断一名警官的效率，并不是根据他逮捕了多少人。甚至那些守法的公民也干过许多可以被捕的错事，所以，如果警官把能抓的全抓起来，他就是个太忙、太忙的人了。如果一个人逮捕了太多的人，他的工作并没有做好。当然，如果他根本不抓人，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有问题。我们评定警察的效率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要考虑到其巡逻路线的特点和他使这里平安无事的程度。如果一个警察是在一个很棘手的地区工作，而他让这一地区很平静，以致没有很多暴力事件，没有抢劫，妇女们也不受到骚扰，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的工作做得很好。

我评论说，如果按照这样一种评价，那么，尽管在他值勤的地区到处都在卖彩票，但只要这些生意是在有秩序地进行，这位警官就可以算是工作得很好啦！

对。在这个国家里有这么多人，而他们中间有一半是玩彩票赌博的。我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在进行。喏，在我的办公室外面那张办公桌旁坐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随时可以为你表演彩票赌博。他只需给那个办事处打个电话。彩票本身并不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唯一不好的是，它是由那些不想干活儿的人来操持。只要它保持平静无事，警察就不能控告他们。我们也许会说，“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们不要当着我的面写彩票。到后街去写。”警方必须保证使它不变得过于公开。当然，如果一名警官接受了他们的钱并让他们做生意，那就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管区队长的这番议论体现了警方对于赌博所持的态度。许多警察成长的环境与非法团伙成员是一样的，在这种环境中，赌博被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有的警察本人就喜欢赌博。有一次，他们就在警察总部里登记数字。我还听说，有一名警官操持着这个生意。赌博中涉及的私人关系与人们在其他非法活动中见到的大不相同。只要赌钱的人觉得他受到的待遇是公正诚实的，即使输了钱，他也不会想到去向警方抱怨。他是自愿参加的。可是，当一个人遭到抢劫或者他的家或商店遭到抢劫时，他就会向警方控诉。赌博组织的特点是形成了与警方之间的日常的关系，而抢劫者和盗贼却并非如此，他们的违法行为更耸人听闻，因此也更引人注意，警方也有必要对之采取更有力的行动。

对科纳维尔的形势所作的观察表明，警察部门的首要功能不是执法，而是对非法活动加以管理。警察受到针锋相对的社会压力。一方面是东城的“良民”，他们已将他们的道德判断写进法律，并通过他们的报纸要求将这一法律付诸执行。另一方面是科纳维尔的人们，他们有着不同的标准，并建立起了一个组织，它能否永久存在取决于违法的自由。在社会中，地方官与科纳维尔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多于他们与那些要求执法的人之间的共同之处，而非法团伙成员提供的金钱刺激显然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执法对科纳维尔人有着直接影响，而对城里的“良民们”则只有间接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的最稳妥的方针就是与他直接接触的社会组织取得一致，同时又努力给外界造成一种他在实施法律的印象。他必须扮演一种煞费苦心地装模作样的角色，通过这样做，他充当了在彼此背道而驰、持有针锋相对的行为标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缓冲剂。

在出现危机的时候，警察要扮演他的双重角色就变得困难了。一次暴力行动的爆发会使“良民们”起来要求实施法律，而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行，即使这些做法干扰了警方与非法团伙成员的关系。因此，帮助维持一个宁静平和的非法活动组织对警方是有利的。由于非法活动中的竞争会导致暴力，警方与非法活动组织合作，共同消灭竞争，对警方也是有利的。通过对非法活动加以管理，并保持平安无事，官员可以用多次象征性的拘捕来满足执法的要求，同时又可自由地使自己适应当地的形势。

执法中的周期性危机要求警察部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为了扮演双重角色，警察组织必须能够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反向运动。货真价实的警察有助于保持这种必要的灵活性。当一则非法活动丑闻传开时，他被派来办这个案子。公众把他清廉的美名看作是警方认真执法的表现。等到这阵狂热平息之后，他又被调到幕后。像奥利里队长这样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不会受到明显的惩罚或被要求退役的，但是，如果对他进行一定的限制和约束，他的行动能够起到加强警察组织的作用。如果在警察中没有“无可非议”的人，警方与非法团伙成员之间的那种被叫作腐败的关系就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当最后出现危机使这种状况引起公众注意时，警方将找不到必需的人去使政策发生明显的改变。由此导致的丑闻可能会暴露出很大范围内存在的问题，以致会使强有力的警察组织系统有垮掉的危险。然后，可以推测会出现一个混乱时期，同时一种新的（或类似的）社会系统逐渐形成。因此，无可非议的警官有助于使警察组织在来自社会双方的压力之间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

这些归纳并不意味着警察部门和非法活动组织之间串通一气并就一种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总体性的，而是建立在这两个群体中的个人之间。双方的行动已成为习惯和惯例，就像其他人和其他群体之间的行动一样。虽然一项研究能揭示出在人们的行动中有某些一贯存在的模式，但不要以为是有人把他们设计成了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