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假腿支架衡量全球各地的行善意愿？

通过在全美各地丢信封来揭示天主教徒是否真的比大多数人更乐善好施？

创建关爱社区所用的秘密心理。

神秘消失的茶匙。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坦福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和自己的一名中国学生及其太太一起到美国西海岸漫游。这对夫妇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且刚到美国不久。在他们看来，拉皮尔无疑是一个很热心的教授，竟然专门挤出时间带他们四处游历。事实上，拉皮尔在这次旅行中秘密地做了一次实验，而实验对象正是这对中国夫妇。

这对夫妇刚进大学时，拉皮尔就萌生了做个实验的想法，他带他们去了镇上最好的宾馆。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中国人相对而言还比较少见，此外，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人还抱有非常明显的偏见。据拉皮尔说，他在去宾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那家宾馆“向来以对东方人持狭隘而偏执的态度著称”。

拉皮尔和他的两名中国朋友来到了前台，紧张地问接待员还有没有空的房间。让拉皮尔颇为惊讶的是，接待员并没有展现出那早已“闻名遐迩”的偏见，而是马上就帮他们安排了合适的房间。这不禁引起了拉皮尔的好奇心，难道道听途说和亲身经历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吗？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拉皮尔回去后又给宾馆打了一个电话，问他们是否能够为“一位重要的中国客人”提供一个房间。结果宾馆的接线员态度很坚决地告诉拉皮尔，宾馆不为中国人提供住宿服务。

拉皮尔这次真是感到无比震惊了，看来大家说的是一套，而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两者之间竟然存在着天壤之别。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在这家宾馆的经历可能只是一个特例。为了彻底调查这个问题，他必须到为数众多的宾馆和餐厅重复同样的情境。这让他想到可以带着两名中国朋友开车环游美国，进行一次实验之旅。

这次旅行全程长达1万英里，共造访了66家宾馆和184家餐厅。每到一家宾馆或餐厅，拉皮尔都让他的学生去询问能不能在那里住宿或进餐，并私下记录他们的要求是不是能够得到满足。研究最初阶段的结果和他此前的经历是一样的。他的两位中国朋友在每一个地方几乎都得到了热情而周到的服务，于是拉皮尔得出了如下结论：

基于金钱理由，很多美国人特别担心他们的白人客户会出现反感情绪，但他们对中国人其实一点儿都不歧视，他们的行为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

6个月后，拉皮尔开始了第二部分的研究。他给他们造访过的每一家宾馆和餐厅寄去了一份调查问卷，问他们：“你们愿意接待来自中国的客人吗？”为了隐藏实验的真实目的，这个问题只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其他问题是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待来自德国、法国、美国的客人或者犹太人。这一部分实验的结果看起来令人非常困惑。超过90%的宾馆和餐厅选了“不，这里不欢迎中国人”，而剩下的10%选的几乎都是“不确定”。事实上，只有一家宾馆钩选了“欢迎”。拉皮尔和他的两名中国朋友在几个月前造访过这家宾馆。宾馆的老板在调查问卷上还加了简短的注解，说她之所以欢迎中国人是因为最近刚接待过一位来自中国的先生和他那温柔漂亮的夫人，这对夫妇留给她的印象非常不错。

在拉皮尔的研究中，人们说他们会依据当时的社会规范行事，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会截然不同。在最近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获得了很多类似的证据，人们会说他们没有种族歧视（这符合当今的社会规范），但实际的行为中却充满了偏见。(www.daowen.com)

所有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结论。当你要求大家评估一下自己有多好时，除了他们欺骗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外，你什么见解也不会得到。由于人们不愿意或者无法准确地报告他们是好还是坏，所以很多研究这个主题的研究人员都选择了复制拉皮尔的实验方法。他们不再请大家钩选“圣人”或者“罪人”，而是脱下了他们的实验室服装，换上了常人服装，亲自到真实世界里去做秘密研究。

消失的手套、公文包和货车女驾驶员

在过去的25年里，来自纽约市立大学的约翰·特林考斯教授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全部用在了以科学的方式观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特林考斯发表的学术论文已近百篇，其研究题材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他曾造访过很多火车站，目的就是观察男性和女性所穿运动鞋的颜色（79%的男性选择了白色运动鞋，但选择白色运动鞋的女性只占34%）；他曾计算过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员宣称他们的预报非常准确的次数和实际的准确次数（在他们号称准确的预报中，真正准确的其实只有49%）；他曾到城市的贫民区记录反戴棒球帽的人数（正以每年10%的比率减少）；他也曾计算过电视访谈节目中受访人以“yes”（是的）回答问题的次数，希望以此勾勒出肯定回答的用语趋势——在他分析的419个问题中，“yes”（是的）被使用了53次，“exactly”（正是）被使用了117次，而“absolutely（完全正确）被使用了249次”。

特林考斯对运动鞋、天气预报、棒球帽戴法和“yes”的使用所做的调査显然都没有很明显的寓意。然而，他的其他一些研究却寓意深刻，尤其是他在人性惊人的可预测性方面所做的研究。特林考斯让几百名学生从10—50之间任意选一个奇数，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选的都是37。他让大家再从50—100之间任意选一个偶数，结果大部分人选的都是68。特林考斯随后把这个研究拿到了真实世界里，请100名拥有密码锁公文包的人告诉他密码锁的组合号码。结果发现，大约75%的人都没有改变密码锁的出厂设置，用数字组合0-0-0就可以打开他们的公文包。（在《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提到，当他在位于洛斯阿拉莫斯的美国军事基地参与开发原子弹时，曾利用此类可预测性读取了高度机密的文件。有一次，仅仅通过尝试他觉得一名物理学家可能使用的不同号码组合，他就成功地打开了一位同事的保险箱。保险箱的密码是27-18-28，设置该密码的依据显然是数学常数e=2.71828。还有一次，费曼发现竟然没有人改过基地最大保险箱的出厂预设值，这意味着即便是技术并不娴熟的窃贼也可以在几分钟内打开这个重要的保险箱。）

在特林考斯所有的研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被收录到了一篇鲜为人知的论文里，论文的题目是“浅谈消失的个人‘物品’——手套”。在论文的起始部分，特林考斯提到自己的很多个人物品总会无故消失，比如一只袜子、雨伞或者一只手套。接下来他又谈到，雨伞丢失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他从街头的小贩那里买了好几把廉价雨伞（他观察到小贩出售雨伞的价格在雨天要比平时贵出50%），不过，他并不乐意用同样的方法解决手套的问题。特林考斯希望能够彻底搞清楚手套消失之谜，因此做了一次长达10年的追踪研究，他仔细观察了消失的那只手套是属于左手还是右手，结果发现，神秘消失的左手手套数量竟然是右手手套数量的3倍。这让他怀疑自己可能是先摘下了右手的手套，并随手放在了口袋里，然后又把左手手套摘了下来，并放在了右手手套的上面。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左手手套就会距离口袋边缘比较近，所以更有可能在走路的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

特林考斯对消失的手套所做的研究激发了其他研究人员去探索与此类似的主题。2005年，墨尔本马克发伦伯纳特医学研究院的三名研究人员梅根·莱姆、玛格丽特·海拉德和坎贝尔·艾肯做了一个实验，目的是探究公共厨房里的茶匙经常消失的原因。（或者，就像他们在该主题的科学研究论文中所使用的措辞，目的是回答那个古老的问题：“那些该死的茶匙都到哪里去了？”）研究团队偷偷地对70个茶匙做了标记，然后把它们分别放在了研究院的8个公共厨房里，在随后的5个月时间里，他们对茶匙的动态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显示，80%的茶匙在这段时间里神秘消失了，其中有一半在前81天内就不见了踪影。还有一份调査问卷的数据显示，36%的人说他们在一生中至少偷过一次茶匙，还有18%的人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就偷过。该调查问卷的数据能够说明消失的茶匙并不是被吸到另一个维度去了（译者注：在道格拉斯·亚当斯所著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一书中，作者宣称茶匙可能是悄然移居到了一个完全由“茶匙状”生命居住的星球），而是有一个更为现实的诠释：人们把它们给偷走了。研究人员还提到，如果把研究院茶匙的消失比率乘以墨尔本所有的劳动人口，那么仅墨尔本这一个城市每年就会有1800万个茶匙神秘消失。如果把这些消失的茶匙首尾相连，它们就能够沿着莫桑比克的海岸线环绕一周。跟特林考斯所做的“消失的手套”研究不同，“消失的茶匙”开始被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复制，法国学者最近也做了一次研究，结果显示，在一家大型的餐厅里，仅在半年的时间内就丢失了1800个茶匙。

被人们窃取的茶匙让我们联想到了特林考斯在不诚实以及反社会行为方面的研究。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们会看到，很多对此类行为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探究的都是更为严重的偷窃行为或自私举动。特林考斯成功地开发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较小规模的社会违规行为上，比如说有人买了10件以上的商品却走超市的快速结账通道，或者在禁止停车的地方乱停车。他的研究带来了非常惊人的发现，显示了这些违规行为发生的频率有多高，从这些情况如何能够勾勒出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图景，以及这些违规行为与货车女驾驶员之间的关系。

1993年，特林考斯和他的研究团队造访了美国东北部的一家大型超市。他们暗中观察了顾客在75种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每种情境持续观察15分钟。他们仔细计算了到底有多少人购买了10件以上的商品却依然到“10件及以下”的快速通道结账。为了确保这项研究的科学有效性，他们连续数周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对顾客进行观察，并在超市开放两个以上正常结账通道的情况下才记录顾客的行为（这意味着顾客完全可以选择正确的结账通道）。结果显示，在快速通道结账的顾客中85%都有违规行为，因为他们的购物篮中可不止10件商品。2002年，特林考斯又在同一家超市重复做了一次实验，结果显示违规顾客的比例已经上升到93%了。如果以这样的变化速度计算，到了2011年，在使用快速通道的顾客中就再也找不到购买10件以下商品的顾客了。

做完1993年的实验之后，特林考斯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新的可疑行为。在使用快速通道的顾客中，有几个人会把购买的商品分成10件一组，然后分别放在传送带上结账。其中就有一名顾客成功地使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方法在快速通道结算了29件商品。发现了这种新的欺骗行为后，特林考斯意识到可以借此确定哪种类型的人最有可能违反社会规范。特林考斯使用了一贯的观察方法，让他的团队成员尾随这些人到超市的停车场，并偷偷地记下他们的性别和车型。结果显示：大约80%的违规者都是货车女驾驶员。

这可不是特林考斯第一次发现货车女驾驶员特别有可能做出反社会的行为。1999年，他在学校附近计算超速驾驶的人数并对这些人加以分类，结果发现，96%的货车女驾驶员都会超速行驶，但违约的货车男驾驶员只有86%。就在同一年，他还计算了在丁字路口停车标志前未完全停车的驾驶员数量。总体而言，94%的驾驶员没有遵守交通标志，但货车女驾驶员的违规比例高达99%。2001年，他花了32小时记录了200件机动车驶入行人专用路口的违规案例，结果发现40%的案例都跟同一类人有关，没错，你猜对了，就是货车女驾驶员。一年后，他在一个购物中心统计了人们将车子停在消防禁停区内的情况。结果发现，最不守规矩的还是货车女驾驶员，占到了所有违规人数的35%左右。

针对实验得出的数据，特林考斯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他怀疑“货车女驾驶员不经意间将职场中的授权概念带到了日常生活中”。依据这种解释，女性仍在适应她们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权利，所以可能会不自觉地想要超越男性以往的行为，比如超速行驶、在禁停区停车或者对交通标志视而不见。第二，特林考斯指出，这些货车女驾驶员可能走在了社会道德沦丧的前沿，她们的这些行为预示着未来的人们可能都会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