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江城》与《马介甫》的艺术表现

《江城》与《马介甫》的艺术表现

时间:2024-01-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蒲松龄基于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以如刃之笔,首先雕出了两个呼之欲出的母夜叉形象——江城和尹氏。但二人的性格表现又是各有侧重的。杨万石则是其再妙不过的配角,毫无自我尊严,疲软不堪,甚至奴颜媚骨。“四十无子,纳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被尹氏殴打流产后,杨万石只能“于无人处,对马(介甫)哀啼”。与尹氏的残暴不同,江城主要突出其阴险。

《江城》与《马介甫》的艺术表现

通观一部《聊斋志异》,我觉出蒲翁生平有四大恨:昏官,赌徒,酒鬼,焊妇。笔涉之处,无不尽情刺谑。其中对悍妇的刻画,尤以《江城》和《马介甫》淋漓尽致,入骨三分。这两篇以现实描绘为主的直缀式结构的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有许多可以相互映衬之所,共同代表了蒲松龄对“惧内,天下之通病也”(未注引文皆出自该两篇作品)这一社会现象的思想认识和艺术把握。

无妇不成家,然有妇而焊,实家之大不幸,“如附骨之疽,其毒尤惨”,何况“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真是“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引自《夜叉国》)。蒲松龄基于现实生活的深切感受,以如刃之笔,首先雕出了两个呼之欲出的母夜叉形象——江城和尹氏(《马介甫》)。有焊妇必有懦夫,她们的丈夫高蕃和杨万石的形象也被描写得栩栩如生。焊、懦对照,羊驯虎威,“第阴教之旗帜日立,遂乾纲之体统无存”,一幕幕家庭悲剧电曳雷吼,如在目前。

尹氏和江城作为焊妇的共同点就是在家里横行霸道,逞妒专房,以丈夫为奴仆,肆意欺凌,进而虐待姑嫜,唯哮厅堂,以至于六亲不认,恃泼使狂。但二人的性格表现又是各有侧重的。尹氏主要突出其残暴。“尊长细弱,横被摧残”。她对“年六十余而鳏”的公公“以齿奴隶数”,根本不当人看。见公公穿上马介甫赠给的袍服,“倍益烈怒”,挥刀“即就翁身条条割裂,批颊而摘翁髭”,后来逼得老翁忍无可忍,“宵遁,至河南,隶道士籍”。这样穷凶极恶的逆媳,直到今天还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她对自己的丈夫杨万石,“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毫无恩爱。当杨为了讨好她,说出日前“巨人惩妇”的真相时,尹氏居然大发雌威,置杨“长跪床下”而不顾,并说“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说着就“起捉厨刀”,真是凶蛮之极。她对杨万石之妾王氏更是暴掠无已,亲手打得王氏堕胎。对叔弟杨万钟亦毫无叔嫂之情,逼其遗孀改嫁。种种残行恶迹,臭名远扬,致使后来“家产渐尽”之时,“近村相戒,无以舍舍万石。尹氏兄弟,怒妇所为,亦绝拒之”。通过这一系列描写,活画出一个村劣恶蛮的泼妇形象。杨万石则是其再妙不过的配角,毫无自我尊严,疲软不堪,甚至奴颜媚骨。“四十无子,纳妾王,旦夕不敢通一语”,王氏被尹氏殴打流产后,杨万石只能“于无人处,对马(介甫)哀啼”。最精彩的是,当他在马介甫的激励下,“负气疾行,奔而入”,要去休掉尹氏时,“适与妇遇,叱问:‘何为?’万石惶遽失色,以手据地曰:‘马生教余出妇’”。真是奴态毕现,令人想起鲁迅在《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一文中所写的那个出卖帮助自己的朋友以向主子邀宠的奴才。他奴气入骨,虽饮了马介甫的“丈夫再造散”,不过逞片刻之雄威,尹氏“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蒲松龄对捍妇的憎恶,通过反面映衬,也有一部分化作了对杨万石这般“诲悍”的懦夫的鄙夷和嘲弄。形象本身反映出作者的立意,这是蒲的一贯手法。

与尹氏的残暴不同,江城主要突出其阴险。在她与高蕃互抛红巾示情的一段中,就已显出聪敏狡黠。当得知丈夫与妓女李云娘幽会时,她不是打上门去,而是冒充李前去相会,令丈夫无地自容,然后再“摘耳提归,以针剌两股殆遍,乃卧以下床,醒则骂之”。更为绝妙的是化装成美少年,跟踪高蕃入酒肆,看到高与名妓芳兰色授魂与之态,遂召回高蕃,“伏受鞭扑”。她疑心高与婢女私通,竟然“以绣剪剪腹间肉互补”,毒辣之极!当丈夫与同窗偶饮相谑之时,江城“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还有“每以白足踏饼尘土中,叱生摭食之”。如是种种,深刻而细致地写出了一个具有变态心理的胭脂虎的形象。与她相配的高蕃也与杨万石有所不同,他对娅兄说:“我之畏,畏其美也。”他虽在江城面前战战兢兢,畏若虎狼,甚至江城“偶假以颜色”之时,“枕席之上,_震慑不能为人%但多少有些阳奉阴违,还曾经休过江城。对江主要不是奴对主,而是“如犴狴中人,仰狱吏之尊也”。这充分反映出蒲松龄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把握,是其艺术表现成功的一大法宝。(www.daowen.com)

在性格的生动性和流动性方面,《江城》要较《马介甫》更为出色。后者附以相当于小说本身三分之一篇幅的《妙音经续言》,不免有为文构事之嫌。而前者详细描写了江城由一个恃爱娇嗔的少女,发展到一个泼焊冷酷的习妇的过程。客观上也透露出一些焊妇产生的社会原因,如“家无半间屋,南北流寓,何足匹配”,贫贱地位激起广大妇女的反抗心理,一旦有所怙恃,便向夫家施以强烈的报复。但满腹农民意识的蒲松龄没有对此进行深掘,而是归于“前世冤业”,以宗教迷信色彩的神话化手段处理。尹氏被狐仙马介甫几次惩治,最终“依群乞以食”;江城“原静业和尚所养长生鼠”,经菩萨化身“清水一洒”,立刻“若更肺腑”,痛改前非。这种对现实丑恶虽恨而又无可奈何,借助超现实的理想来解决的方式,表现出蒲松龄受儒、佛影响所具有的“劝悔戒恣”的思想。这种思想、决定了他在艺术表现上把卓绝的现实刻画与奇妙的神异幻想相结合。他写昏官赌徒酒鬼多用构思精巧的寓意之作,而写焊妇却用现实笔法层层揭露,有如多人一事的开发性戏剧结构,并以惩虐扬善结局。既宣扬了“人生业果,饮啄必报”,又满腔热情地“愿此几章贝叶文,洒为一滴杨枝水!”

(此文先后投往两家妇女杂志,均被迅速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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