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抹晚霞倒映在中南海平静的湖面。暮色中，宽阔的长安街上已是华灯齐放，车水马龙。

伴随着电报大楼钟楼发出的浑厚、悠扬的乐曲，夜幕开始悄悄降临。

当喧闹的街头变得车少人稀、渐渐安静下来时，一队轿车从中南海新华门鱼贯而出，转弯向东，急速驰向北京站……

轿车里坐着年逾八旬、耄耋垂暮的毛泽东，这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非凡的政治家和诗人毛泽东生前的最后一次外出巡视，也许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也许他还想最后一次重温那叱咤风云的年代，所以这次在外停留时间最长。毛泽东此次外出，是经中央政治局反复研究后才同意的。此行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湖北省会武汉市。武汉位于长江、汉水的交汇外，由隔江鼎立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因交通便利，地处要冲，故久有“九省通衢”之称。

1918年夏，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武汉。第二年冬，他率湖南驱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再临江城，并在这里同恽代英会晤。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面临失败。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里，33岁的毛泽东只身登临位于武昌江岸的黄鹤楼旧址，不由得心潮翻滚，思绪纷繁，挥笔写下《菩萨蛮·黄鹤楼》一词。其中有：“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同年夏，毛泽东离开武汉。此一别就是25年！

然而，江城武汉，尤其是毛泽东词中的黄鹤楼，却与革命家兼诗人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3年春，毛泽东自建国后首次到汉。2月18日，他重访阔别了25个春秋的黄鹤楼旧址。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当年“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青年，而是开天辟地、创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几亿人民的领袖。

在从黄鹤楼下山的路上，毛泽东被一小孩认出，转眼间，毛泽东便被成千上万的游人所包围。“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犹如滚滚春雷，震撼整个江岸上空。经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奋力保护，毛泽东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脱身离去。对此，毛泽东一笑置之，道一句：“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看得出，毛泽东心中十分快慰。

1964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上台与《江姐》剧组演职员亲切合影留念

此后20多年里，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武汉停留，总计到汉30余次。仅他在武汉长江游泳的纪录，就有18次之多！

1956年6月初，毛泽东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概，在武汉首次畅游长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情，使得诗人“今日得宽余”，挥洒出《水调歌头·游泳》的壮丽词篇。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连续主持召开汉口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留下了许多历史文献。

在毛泽东下榻的武昌东湖，他先后接见过许多国家元首和贵宾，包括朝鲜首相金日成，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伊斯博士，日本社会党领导人浅沼稻次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和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数次到汉视察。1966年7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设想，试图开展一场全国性的“大演习”。随即，73岁高龄的毛泽东再次畅游长江。然而，第二年夏天来汉的毛泽东，却不能左右“天下大乱”的局势，因所谓“七二○事件”而被迫离汉飞沪。1971年，毛泽东南巡途中亦首站到武汉，向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吹风”，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

1974年7月18日到10月12日，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到武汉的时间。在这里，毛泽东仍下榻武昌东湖住所——梅岭一号，为时近3个月之久。

毛泽东来到武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行眼病会诊。

1974年，毛泽东的视力明显下降，看景物愈来愈感觉模糊难辨。由此，一直主张自己动手批阅文件、写各类文字稿的毛泽东，不得不改变多年来的工作习惯，由他人代读、代写。

对毛泽东所患眼病的治疗，党中央极为重视。先是周恩来直接抓毛泽东医疗的工作，待这一年6月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的治疗工作又改由邓小平负责。

8月，一些著名眼科专家汇集武昌。经反复检查分析，确诊毛泽东所患眼疾为“老年性白内障”，并以右目为重，左目为轻。

从医学上讲，白内障是指眼球内透明晶体所发生的混浊现象，导致视力下降乃至盲。此病一般发生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常为双侧，多数是先后发生。白内障属眼病中较棘手的病症之一，尚无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需经其初发、膨胀、成熟和过熟这四个阶段之后，才能视患者情况进行手术治疗。

毛泽东所患老年性白内障属最常见的一种，更具体地讲，毛泽东为皮质性老年性白内障。

当得知在武汉的毛泽东双目均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后，刚在医院做过治疗手术的周恩来焦虑万分，寝食不安。他托人将自己使用了多年的一副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是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从中可见一斑。(www.daowen.com)

在武汉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内政局，亲自批准和提出了若干重要决策。其中，有的决策对后来的党和国家前途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身边全体工作人员合影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对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老同志予以平反的又一重要举措。

在中央《通知》里，列举了林彪一伙蓄意捏造、诬陷贺龙的许多重要事实，但却回避了江青、康生等人在贺龙问题上的大量见不得人的表现。因此，这个平反文件实际上仍是不彻底的、有限的。

尽管如此，《通知》向全党宣布：“贺龙是一个好同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等于是在不点名地批驳和揭露江青、康生一伙的卑劣行径，为广大受迫害的老干部撑了腰、出了气。

早在1973年底，毛泽东就提出，在整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的问题上，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为此，他当场向在座的军队高级干部作自我批评。而在贺龙问题上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江青等人，不仅从未作过“自我批评”，对毛泽东一再提出的贺龙问题要“翻案”的指示，也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时隔9个月，在武汉的毛泽东见到专程陪外宾来汉的邓小平，即对邓表示：要抓紧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于是，经过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努力，排除了“四人帮”的重重干扰，终于起草出党中央关于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在送毛泽东审定前，周恩来抱病细阅了通知及有关附件全文，并提笔将原稿中对贺龙的一生的评价“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一句，改为“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很快，毛泽东便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同时，他还对主持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提出个人意见，要求增加萧华，刘志坚等人。

第二天，在医院的周恩来立即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又补充提出了几位爱国人士亲属的名字，其中包括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

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前往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亲自主持世人瞩目的盛大国宴，并发表祝酒词。病中的周恩来毫不掩饰对毛泽东批准“解放”贺龙等一大批老干部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10月4日，国庆节才过3天，毛泽东又作出一项他在武汉期间的最重要的决策，这就是关于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建议。

自这一年6月周总理病重住院后，国务院总理的人选问题实际上已在毛泽东考虑之中。而早就在窥测总理宝座的江青一伙，也正为此暗中进行准备。

作为周恩来的本意，继他之后的新中国的第二任总理人选，自然应是与他共事了几十年的老战友邓小平。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全面担起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重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周恩来才亲自安排复出后不久的邓小平参加国内外各种重要活动。

与此同时，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一再从中作梗，反对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不久前江青竭力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的举动，就是一个明证。

10月4日，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传达他关于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提议。这个消息对江青一伙来说，不啻是五雷轰顶，大难临头。对此，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竟有意封锁毛泽东的指示，没有马上把它传达给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叶剑英及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而是直接通报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3个人。

也正是从这天起，“四人帮”开始秘密抗拒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一系列“组阁”活动。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提议之后不到半个月，那个口口声声自诩是“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便率先在中央政治局发难，借“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实质是反对毛泽东的提议。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巧合之处。4年前，毛泽东也是在武汉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建议，由此引发出林彪一伙大闹1970年庐山会议。这一次，又是在关于国务院“组阁”问题上，江青几个人的行径与林彪一伙简直如出一辙！

或许毛泽东早就预料到江青等人会借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生事”。在离开武汉前夕，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圈阅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在这个《通知》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期间的一段重要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与其说，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一个号召；倒不如说，这是洞悉江青一伙作乱本性的毛泽东在四届人大前夕对“四人帮”发出的一次警告。

就在中共中央《通知》发出的第二天的夜晚，毛泽东乘上南下的专列，离开了他居住86天的江城武汉。

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晓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武汉时的心境。但滚滚不息的长江流水，年年飘香的东湖桂树，尤其是那寄托了青年毛泽东不屈不挠斗争和目睹了老年毛泽东忧国忧民情感的黄鹤楼故地，将永久铭记这位历史巨人在这里留下的深深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