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副总理在发言

天渐渐暗了，庐山的群峰隐进了神秘的夜空里。

明亮的灯光和闪烁的星光搂抱在一起，缥缈的云影和黝黑的山峦也搂抱在一起，组合成美妙如仙境的夜晚。

我在宾馆里，将当天的新闻照片冲洗放大后，又选出要发稿的照片，这时夜已很深了。我望着窗外朦朦胧胧已开始涌动的云雾，仿佛又看见老总沉闷愁苦的眼光和一闪即逝的愉悦……最后我决定去看他，立即就去！

陈毅住的地方离我们工作人员住的不远，老帅住区大多是两层小楼。我找到他的秘书，秘书和我是老朋

友，也多年不见了。他高兴地带我去陈老总住的小楼，推开虚掩的厅门，秘书丢下我就“咚咚”地往楼上跑，向陈老总通报我这个不速之客。

老总在二楼的客厅里。

我还没进门，就听见他苍老却又快活的四川腔：“叫他上来，快叫他上来呀！”可待见到我时又叫道：“老杜，你好大胆子，敢来看我啊？”

我哈地笑了起来……真有意思！刚才还叫我快进来，这会又说我胆子大敢看他？

“老杜，我是啥子人物，中央点了名的人哟！”

他这是指“二月逆流”事件。我知道。这有什么，我才无所谓呢！

“我有什么不敢？我也被打倒了，倒了好几年呢？”

“噢……你也倒啰？那怎么解放出来的？”

“总理把我解放出来的。去年，总理要我随他出访朝鲜，才把我从新疆调回中南海，不然晚几天，我连命都丢在新疆了。别说胆大敢来看您，那时就是想胆大胆也没了。”

“哈哈……你好福气呀！有个好后台。哈哈……”

这震耳的笑声真让人浑身舒服，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老杜啊，以后不要来看我，这样对你不好啊。这次见到熟人我都不敢和别人打招呼，怕影响别人嘛！”说着他取了一包烟往我跟前一丢，“抽烟。还这么大瘾么？”

“戒不掉了，也不想戒。”

我叹了气。落难的陈老总这时已是举步艰难，时时要躲明枪防暗箭的，可是心里还想着别人，替别人考虑。

空气开始沉闷。

我换了一个话题：“老总，你看上去身体还可以嘛。我年轻吸烟多没问题。你可要节制吸烟哟，烟可以提神、解闷，听说也致癌啊。”

不幸被我言中。老总回到石家庄就发现了肠癌，而且是晚期。

“还凑合吧。人老了，就有个别零件磨损了，有时运转不灵，不是这卡着就是那生锈。我想我大病不会有的，心脏就没病，这是主要部件。”已和死亡之神握手的陈老总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

“要保重啊！”我听他这么一说，挺忧虑的。

“来，再抽一支。”这时老总掏出白天打不燃的打火机，他没用拇指去捻轮子，而是搁在手心里颠过来颠过去地看。“唉！这龟儿子打火机，用了没几天就打不出火来了，打出人一肚子气！”

我用火柴给老总和自己点燃了烟，说：“老总，咱们自己国产的打火机就是比不上外国生产的。老外生产的一种新型打火机，好像是……叫气体打火机。比咱这个好使唤多了。”

“是啊，我也早就听说了，硬是搞不到。又不好意思麻烦人家。哎，老杜，你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怎么样？帮我搞一个。”

陈老总朝我跟前凑凑，略带神秘地做了个拇指按打火机的动作。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有谁会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元帅、外交部部长会为一只气体打火机而苦恼。

这个世界已颠倒得叫人欲哭无泪，欲说无语！

我哽咽了。“文革”以前中南海常有特制的烟和火柴供应，加上常要出国，能买到一些国外的优质产品，这些生活琐事从不会让元帅自己操心的。而现在陈老总竟和我们一样，生活变得这样现实这样普通也这样烦恼。

望着眼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幽默乐观地对待自己坎坷的人生。他一边嘲弄手里的打火机，又一边爱不释手摩挲它。

我深深地感动，也由衷地敬佩，便一口答应了他。因为我以前曾从熟人手里抢过一个气体的，没几天又被另一个熟人抢走了，就这么抢中抢似乎搞一个并不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以后为陈老总搞气体打火机竟是如此地难。

陈老总的眉头立即飞扬起来，好像手里已拥有了朝思暮想的气体打火机。“那我可要好好地谢你哦！”

我看看时间已过了午夜，就赶忙告辞。

陈老总一直将我送到楼下，出了门，他宽大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重重地甩了一下。我心里顿时滚过酸涩的热浪，眼眶也湿了。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地揣度陈老总刚才一席话的弦外之音，心里想，莫非他……真的被甩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了吗？

山风吹来，我打了个寒噤。抬头望天，天色似墨，幽静的山道显得哗哗作响的溪水声更加欢腾，富有诗意。到住地天色似乎透出幽蓝，隐约勾出兀立的山崖和浑厚的山脊。浮云凝在山腰，像拴在山腰上的带子……我好像听见大山的叹息和云带的笑语。

后来几天，我知道了老总的处境不妙，开始为他捏着把汗。陈老总性子直而锐，他能承受吗？

陈毅镇静自若，沉默不语。

这是悲哀啊，极大的人类悲哀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叫人学会不吐真言。苦的酸的甜的辣的……咽得下去的和咽不下去的，理解的和不理解的……

陈老总就在艰难地吞咽。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就餐的餐厅是个两层楼，上面是部分领导人就餐，下面一层是我们工作人员就餐的地方。会议结束的那天上午，我和陈毅的秘书，徐向前的秘书，还有蔡畅的秘书在一个桌上吃饭。谈笑间，陈老总背着手走到我们桌前，像是巡视，目光扫过桌上的每一份菜，我们连忙招呼他坐下一起吃，他大手一抹嘴：“我吃过了。哟，你们的菜和我们吃的一样嘛！嗯，就少了酒。”说完他看看我，问我还喝酒吗。我回答：喝！没想老总转身就往楼上走，“我去拿一瓶给你们喝。”

这怎么能劳驾老总亲自去拿酒！我忙想制止，老总已上了楼。我只好不安地等老总拿酒下来。

“老总就记得你会喝酒，还逞能，代总理喝酒，结果喝得东倒西歪。现在还这么穷喝？等会儿酒来了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秘书们知我的底细，取笑地揭我的短。

“什么呀，老总爱喝酒我是陪他喝的，待会儿没你们的份儿，我和老总喝！”

陈毅在缅甸访问，与缅甸总统相互敬酒

“老总现在不能喝了，消化不好，一喝酒就闹肚子痛。”陈毅的秘书接我话。

“哦——？”我不相信，陈老总的酒量可大了，不喝酒他不难过？

砰地手榴弹似的酒瓶立在我们的面前。哟，我们顿时眼睛一亮，“四特酒”——江西的名酒呐。

“老杜你能喝，一斤八两不会醉的。”陈老总乐哈哈地望着我。

“老总你也来一杯。”我为他斟满一杯酒。

“我没有口福了，不能喝酒噢，一喝肚子就有意见。你们喝吧，喝吧。”

我遗憾地望望老总，只好作罢。

他站在我们旁边，一直看着我们斟满酒才满意地离去。

一会儿一瓶酒就叫我们几条喉咙“量”个底朝天。

陈老总却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和没有发现的绝症飞回石家庄。

我在庐山又停留了几天，拍了些风景照，回到北京已是9月中旬。一到北京我就开始四处打听谁要出国，忙得像个“克格勃”。线倒是抛出了好几条，拉回来的都是空钩，不是没带回来，就是带回来了又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气得我够戗！

一次我听说一个熟人从国外回来了，赶到他家。一问。还真有一个气体打火机。可还没出他家的门，被他回家的爱人堵住了，非要我留下打火机才让我走，说是她早我一步已答应给别人了。

空欢喜一场，煞是扫兴！

再问熟人，什么时候能再带一个？不问还好，一问急得我差点没去跳楼。

我的名次排在第29位！

因是陈老总要的打火机，熟人答应把我的名次提前，早一点带一个给我。我这才稍稍地宽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托人的事没个准，气体打火机仍无着落。我又一时没出国任务，干着急，一点办法也没有。

传来陈毅患癌症的消息，我更加焦急地盼望熟人能出乎意外地给我带一只精美的打火机，能让我送到老总的床头。可是我寄予重望的朋友没有回来……

杜修贤在医院里陪着陈老总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但心灵的遗憾却要伴他度过终身——未能实现老总生前小小的“奢望”，给他找一个气体打火机。陈老总走了，永远地走了。几天后，朋友兴高采烈往杜修贤面前丢来一只气体打火机，杜修贤浑身颤悸，咆哮道：“太迟了！为什么不早点，为什么不早点呀！”

朋友僵然，许久没有想出一句安慰他的话。

杜修贤掩面长叹。将迟到的打火机珍藏在书橱的高处，成为记忆成为纪念也成为终身的遗憾，已随他度过二十多个春秋……(www.daowen.com)

陈毅的去世，使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是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悔恨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帅们不公？他孤独、悲伤的心灵难以平静……

陈毅的去世，使中南海的毛泽东又大病了一场，是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悔恨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帅们不公？他孤独、悲伤的心灵难以平静……

他想起他曾经当着陈毅面说过的、最令陈毅心寒的一句话。

那是“九大”前夕，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九大”会议代表问题时，陈毅表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三条标准，恐怕自己已不够格了。

陈毅元帅追悼会现场外围满了前来为他送行的各界群众

然而，毛泽东说：“这三条你不够格，你可做右的代表嘛。”

毛泽东的话使陈毅感到震惊万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说出这句话来。是毛泽东为了避免障碍，设法让陈毅参加“九大”而采取的一个策略？还是陈毅在毛泽东的眼中真的成为一个右派了？陈毅陷入了苦苦的深思之中，他百思而不得其解。

毛泽东也许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让陈毅遭了罪，让张春桥一伙更猖狂。

会前，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委，竟发函给陈毅说，上海几十万党员一致推举他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投身革命40余年，陈毅是党内公认的作自我批评最多、否定自己最多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对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更没有否定过。他曾亲口对孩子们说过：“你们学我，就学我的坚定性，无论革命遭到什么样的困难、曲折甚至惨痛失败，我都没有动摇过！”

然而，如今被否定的，正是他唯一自信的革命坚定性！他对秘书说：“到底我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还是要历史来作结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事情最终会弄清楚！”

“九大”如期在北京召开。按照大会的严格规定，陈毅不带秘书，一人住进了京西宾馆。

不知是历史的偶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会议期间，陈毅被安排在上海小组讨论。早在开会之前，由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市委为了肃清陈毅在上海的影响，特地炮制了一个《陈毅黑话》分发给上海市参加“九大”的每一位代表。

陈毅第一天参加会议就受到了批判。那天，当他走进会议室时，有几位代表站了起来，亲热地与陈毅握手、问好，陈毅微笑着一一还礼。再往前走，有人故意当着他的面不打招呼，假装没有看见；有的还指指点点，像观赏一个什么怪物似的……陈毅并不知道，刚才握手的那几位，都是代表团的“右”派代表。市委编印的《陈毅黑话》没有发给他们。

陈毅刚坐下，徐景贤突然领头呼喊：“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了起来。

陈毅有点气愤，但他并不惊慌，他缓缓地站起身来，面对周围冰冷、生疏的面孔，语调缓重地说：“诸位代表，各位同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选九大代表，我一定要……”

“陈毅！”陈毅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就站起来恶狠狠地说，“在党的会议上，你竟敢继续反党！”顿时，口号声震耳欲聋……党的代表会议一下子变成了对陈毅的批判会。

陈毅十分心寒。

多少年来，陈毅对毛泽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他老人家也是无限忠诚。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陈毅开始就很不理解。但是，他还是要紧跟毛泽东，积极地参加到这场使他不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去。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在每一次的政治斗争中总是正确的。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三门峡工地视察，与工地工人代表一起观看技术比赛

他曾经说过：“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永远跟不上的，但我们要尽量地跟。我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 有估计（到）的，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这就是陈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心态。因此，在这一时期，陈毅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求身边的同志和自己的子女也要这样做。一次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儿子回家，当他得知七机部正开群众大会时，便催促儿子赶快回去参加大会。他说，你应积极参加群众运动，不要自己跑回来，应参加大家的斗争。运动刚开始不久，当华东某省委书记来找他，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时，他还劝这位省委书记要接近群众，采纳正确意见。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毅为了能紧跟毛泽东，他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尽量往好的方面去理解。1966年9月下旬，在一次国务院工作会议上，陈毅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说，“文化大革命”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目的应是为了弄清思想，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以达富国强兵之宏图。不久，他又说，为什么要开展一个“文化大革命”，我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考虑的结果，不搞这场“文化大革命”危险性很大。搞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政权才能巩固。“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思想、各种组织的出现，合乎“文化大革命”的逻辑、世界革命的逻辑。“毛泽东同志有伟大的革命气魄，敢干，敢搞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赞成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同年11月13日，陈毅在接见军事院校师生大会上又说，在路线斗争问题上，毛泽东主席一直是正确的，而且最会作路线斗争，我们最佩服的也是他。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开展下去，陈毅还向毛泽东提出了“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的建议。那是在1966年8月3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陈毅见到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现在年轻娃娃没有参加过路线斗争，也不懂什么叫路线斗争，我想，应该给他们讲讲历史，用我自己的经验教训，教会娃娃们搞路线斗争，你看行不行？”

“好嘛！”毛泽东吸了口烟，欣然应允。

于是，陈毅便利用一切机会从自己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出发，针对当时的情况大讲特讲“要学会搞路线斗争”的问题。

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陈毅对这场运动越来越感到不理解了，他开始陷入深深的迷惘和困惑之中

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国有了进一步蔓延。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的狂飙中，全国到处掀起“夺权”的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很快陷入了瘫痪状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领导干部挨批、被整死……林彪、江青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唯恐天下还乱得不够，他们乱了我们的国家，乱了我们的党，还要乱我们的军队。这一切使人们对林彪、江青这一伙阴谋家的野心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从而对他们的各种罪恶活动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愤慨，胸中积满了怒火。“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为了顾全大局，曾一忍再忍，一退再退，现在他已经不能再忍，不能再退了，他要和老帅们起来抗争。他说：“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我也要造他们的反！”“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人顺顺从从，我不干！我的讲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个人可能惨遭不幸，但是，如果我因此不敢讲自己的意见，我这个共产党员就一钱不值！”又说：“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我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这时不跳，更待何时！”

即使出访在异国他乡，陈毅和乔冠华总是能带给大家欢乐的笑声

2月中旬，一场公开的抗争终于在怀仁堂爆发了。

2月13日下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举行。在这次会上，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这时康生蛮不讲理地说：“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责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小声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这次会议是小试锋芒，大的抗争还在后头。2月16日下午，陈毅夹着皮包，迈着缓慢沉稳的步子，又走进怀仁堂会议室。周恩来、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几位总理、副总理也来了。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一身戎装，迈着军人特有的庄严步伐也来了。过一会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等也慢腾腾地走了进来。

一场剧烈的抗争开始了。

请看当时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集体整理和核对”的这次会议记录。

1965年，陈毅在哈尔滨军工学院为军队学员作报告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要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个人工作！

谭震林说到这里，站起来拿衣服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从这个经过整理的记录来看，陈毅当时讲的这些话，触及到了三个重要的“痛点”问题：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这三个问题对毛泽东来说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晚年斯大林”的意思或暗示，是毛泽东最忌讳的话题；而现在毛泽东把班交给了谁，谁相当于赫鲁晓夫，是路人皆知；至于延安整风，运动本身是伟大的，但其中有些问题，颇为重要和敏感，从来心照不宣。如今陈毅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了。

这就是所谓的老帅们“大闹怀仁堂”。

陈毅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他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是十分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的感情带着苦涩和悲怆的味道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表现引起了毛泽东的怒火。但是，毛泽东并不像林彪、江青一伙那样要乘机把陈毅等老帅们统统打倒，而是他对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太热心了，容不得人有半点的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陈毅挨了整，但他对毛泽东几十年的情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弱，相反，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最后几个年头里，陈毅对毛泽东的真挚情感是十分动人的，尽管这种动人带着苦涩和悲怆的味道。

1969年10月，中央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老同志全部战略疏散。陈毅原定去开封。徐向前考虑自己身体比陈毅好些，石家庄医疗条件较开封好，便向周恩来提出，让陈毅去石家庄，他自己去了开封。

陈毅到石家庄后不久，就经常感到腹部隐痛并伴有腹泻。张茜为陈毅的身体深感不安，她向陈毅商量：“还是回北京去检查一下吧？”

陈毅执拗地摇了摇头。后来，张茜见陈毅的身体日渐消瘦，疼痛不断加剧，便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返京治病。周恩来接信后立即同意。

1970年10月21日，在石家庄已经生活了一年的陈毅和张茜回到了北京。由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阻挠，陈毅的病在301医院一直没有得到正常的治疗。

1971年来到了。陈毅的病又发生了变化，住进了医院，经外科主任检查，摸到他腹部右侧有一个很大的硬块，按上去痛区明显，由此诊断是“亚急性阑尾炎”，须立即开刀。

1月16日下午5时，周恩来接到301医院要为陈毅动手术的报告，立即批准了手术，并派自己的保健医生陪张茜一起前往医院。

晚6点15分，手术开始了。

刚过几分钟，手术室里突然慌乱起来。原来，腹腔被打开后，医生才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区处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由于病发部位较高，只得将开阑尾的切口，向上延长为丁字形，尽目力所及，把已经转移的癌细胞尽力切除干净。因为手术室根本没有做大手术的准备，手术只能做做停停，原先预定半小时的手术，整整做了5个多小时。

手术后，陈毅连续发烧。不久，又因身体受损伤过度，并发心肌梗塞，经治疗，两周后才慢慢恢复。

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夜晚，天安门广场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与广场上身穿各民族盛装、载歌载舞的欢庆人群交相辉映。

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里，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正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其他外宾。

一向工作全神贯注的周恩来，今天似乎心绪不定，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不时地向外张望。他在找谁呢？

“主席，您看，今天陈毅同志来了！”周恩来异常激动地招呼着。

“主席，您好！”身穿军装的陈毅笑容满面地加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尊敬地行了个军礼。

毛泽东兴奋地站起身，伸出大手握着陈毅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这是陈毅重病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好了，好了！”陈毅高兴地答复。

这几个月，瞧着陈毅的身体逐渐恢复，陈毅身边的工作人员脸上都有了笑容，就连大半年来一直忧心忡忡的张茜，也舒展开了紧锁的眉头。

不多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叶群等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荒原上。陈毅知道这一消息后，十分激动。他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重病人，忘记了时间，全身心投入到了批判林彪的斗争中去。在中央召集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着病痛两次作长篇发言，满腔义愤地将红军创建初期林彪的历史真面目作了系统、全面的揭发。

经过这次竭尽生命全力的殊死搏斗，陈毅又病倒了。这一病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1971年12月26日清晨5点钟，大地还在黑夜中沉睡，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陈毅突然睁开了双眼，他握着一直守护在病床边的女儿姗姗的手，虚弱地说：“我要吃面条。”

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陈毅接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

在几个孩子中，由于姗姗最小，陈毅也就最疼爱这个宝贝女儿了。姗姗也 最爱自己的爸爸。听到陈毅要吃面条，姗姗连忙说：“爸爸您等一会儿，我就去端来！”姗姗兴冲冲地走出病房，心里甜滋滋的：这些天爸爸总不能吃东西，今天想吃，恐怕是病情缓解了。但愿苍天有眼啊！

陈毅已多天不能进食了。当姗姗把面条端来喂他时，他吞咽非常缓慢、困难，每吞一口，额头上都冒出豆大的汗珠。但陈毅仍然坚决吃了几根面条。今天，陈毅为什么想起吃面条呢？

直到7点钟，医生进屋查房，这个谜才揭开。当陈毅看到医生时，他费力地说：“今天是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我要争取年底下床走一走。”

听了陈毅的话，医生和护士们的眼睛潮湿了，站在一旁的姗姗这才恍然大悟，泪如泉涌。陈毅从10月底卧床，到今天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屋子里既没有挂日历，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他又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毛泽东的生日的呢？他是每天在心算着这个日子啊！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陈毅想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家人，而是毛泽东。如果陈毅对毛泽东没有深厚的感情，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