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荡荡的长江，在辉煌的落日下，从西边奔腾走来，它擦过九江城，便同鄱阳湖的浩渺烟波相遇，流向东海。

一座神秘的仙山，站在九江的西南岸默默地注视着几千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而几千年来它总是躲在云雾里不露峥嵘，漠然傲岸一旁，只有在黄昏时刻，斑斓的余晖将那浓雾滤得透明时，它才从云雾中微微露出一张朦胧的脸孔，这是一个永远被云雾笼罩的“仙山”。

难怪古人哀叹：不识庐山真面目！

也有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又把庐山称为“政治山”。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就在当年彭德怀倒霉的“庐山会议”旧址——庐山人民剧场召开。这是毛泽东在世时第三次把中央全会放在了庐山，也是最后一次放在了庐山。

杜修贤是第一次来到庐山。在上山前，他先随周恩来总理去了杭州，毛泽东主席在那里的西湖休息。总理说，召开会议前他要和主席商谈一些事情。他们到那里后，总理在主席房间谈话，工作人员就在外头的大厅里等候。

1970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杭州与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在最后一次谈话结束时，总理和以往一样出了房间门就快步走出大厅，然后回到他住的小楼去。这次他走到大厅门口，听见主席叫他，他扭头一看，见双方工作人员在大厅顶头已经排列了两行。总理笑了，知道大家想和主席合影，特别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这之前就跟大家打了招呼，谁也不准抢镜头！结果挨主席最近的人，都不是总理身边的人员。

总理对杜修贤说：“快，老杜，去给他们照。”

“你也来嘛，一起照！”主席朝总理招手，身边的同志连忙在主席身边空出一个位置，可是总理走到跟前，却在前头蹲着的人群中挤出一个位置，提了提裤腿，蹲下身。

杜修贤在镜头里看见总理的举动，心头一阵感动，总理的谦虚从来都是来自本身的真实和自然。

1970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

回到北京，杜修贤正准备庐山会议新闻报道各种工作时，接办公厅通知，说是美国老朋友斯诺来中国访问，让他安排记者拍摄一些新闻照片。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斯诺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于1970年8月实现了第三次访问新中国的愿望。周恩来在百忙中依旧一往情深地接待了斯诺。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于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总理安排斯诺继续在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而他抽身前往庐山。

杜修贤也和总理上了山，并且负责主会场的拍摄。可是令杜修贤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却在这次会议上向党中央突然发难。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

当然啦，作为普通工作人员，下面的这些故事杜修贤是不知道的。所以当事件发生后，他如坠云雾，百思不解。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预备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也许毛泽东已预感到林彪将在会上有大文章出台，最后他告诫大家：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早在这年的3月，毛泽东就提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职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扫尾”阶段，政府工作和经济工作都应恢复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转变。(www.daowen.com)

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时，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毛泽东所指“无用”的东西和“引起别人反感”的话有：“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

这些语言几乎全是林彪提出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看来是必需的个人崇拜的东西现在显得过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应该降温了。

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林彪很快就见到了。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对毛泽东的批示没有作任何表态。

一个星期后，林彪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对毛泽东改变国家体制的建议明确提出反对。他表示：应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

这样，在修改宪法时，关于要不要写上国家主席的条文，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是毛泽东。1959年4月，当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举行时，毛泽东声言为了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重大问题，决定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刘少奇当选为第二任国家主席。1964年12月下旬至1965年初，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又一次当选为国家主席。在“文革”中，刘少奇惨遭迫害，于1966年11月12日晨6时45分，死于河南开封软禁之地。在刘少奇死后，国家主席空缺。

谁继任国家主席呢？

按照当时的政治形势，只有两人可担此任：要么毛泽东，要么林彪。

毛泽东早在1958年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如今年岁更大了，难道还会重新担任此职？

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非林彪莫属了!

林彪对国家主席所拥有的不小的权力发生很大兴趣。尽管在中共九大上，林彪成为唯一的党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明文载入党章，不过，这个副主席之职，还填不了林彪的权欲。因为他发现，党的副主席并没有多大实权：毛泽东是党的威望无比的领袖，一切党的重大事务必须由毛泽东拍板；至于政府，一切由周恩来主管。

林彪企望着当国家主席，而且看来唯有他可能当选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既然早在1959年他66岁时便辞去国家主席之职，岂会在1970年他77岁时重新出任国家主席？

毛泽东当然对林彪的心态一清二楚。

林彪明知毛泽东不可能再出任国家主席，可是却再三“提议”：国家主席请毛泽东“兼任”。

林彪以为，毛泽东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就会理所当然成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呢？也有他的高招。他明白，如果他自己不当国家主席，那就必定要提名林彪为国家主席。然而，他又不愿意提名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于是，他干脆建议在修改宪法时，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来了个“不设国家主席”!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于是，陈伯达与张春桥在起草宪法修改方案中，产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应当放入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张春桥则主张删去原有的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文。

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