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乔冠华笑得十分开心，这是他常见而独特的笑容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联合国大会，在他的提议下，中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同志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感到特别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儿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整，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泽东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勇气，他信心大大提高了。

20天后，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纽约，中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走进了联合国会场，坐在了自己国家的席位上面。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高兴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已经变成现实，中国加入到联合国之后，可以促进联合国更好地解决国际问题，最终会促进一些国际争端问题的解决。”

中国参加联合国，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由于长期贯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反对霸权，维护正义，紧紧团结第三世界朋友的结果。

乔冠华及夫人章含之与基辛格夫妇在园林里合影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第一次提出来的。

赞比亚1964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就与国家主席刘少奇联名致电祝贺该国独立，祝贺卡翁达就任赞比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并派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何英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赞比亚独立庆典，两国于10 月29日达成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

中国与赞比亚建交后，中国方面马上在卢萨卡开设了大使馆，但是，赞比亚方面却一直没有在北京开设大使馆，连个代表也没有，更没有派过政府要员访问中国。卡翁达对赞比亚同中国的接触保持着慎重的态度。美国等西方国家见有机可乘，更极力破坏中国与赞比亚的友好关系，诱使卡翁达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为此，美国宣布帮助赞比亚改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公路，宣称要以公路替代坦赞铁路。

为进一步向赞比亚施加压力，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指使南非殖民主义者对赞比亚进行经济封锁，卡翁达听从尼雷尔的劝告，开始向中国寻求帮助。

卡翁达是非洲著名政治家，是一贯支持非洲解放事业的热心人，被称为非洲民族运动的元老人物，但是由于修建坦赞铁路实在非同小可，他又面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沉重压力，下决心并不容易，但他被周恩来的人品和魅力折服了，在等待、观望和比较了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终于来中国访问。

卡翁达是“文革”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个非洲国家元首，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与其在人民大会堂愉快会见。

毛泽东手指间夹着香烟满面春风问道：“赞比亚有代表机构在这里吗？”

周恩来衷心佩服毛泽东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占据主动地位，毛泽东一句话就轻而易举把卡翁达置于被动地位，这正是卡翁达感到对中国最理亏的地方，但卡翁达也非等闲之辈，马上稳住阵脚巧妙地回答：“我们很快就要派代办来。”

毛泽东见好即收，关切地询问坦赞铁路的情况，周恩来对答如流：“坦桑尼亚已经确定由我们帮助勘察，1965年底就勘察完了，写出了勘察报告，送给了尼雷尔总统。”

1972年9月，赞比亚副总统迈因扎·乔纳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的热情接待，与其进行了三次友好会谈。乔纳询问中国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周恩来分析道：“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越南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

乔纳提到国际上有所谓美国“体面撤走”的说法，不知中国的看法如何？

周恩来回答说：“全部撤走，才是最体面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第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事物都在发展。”

1974年2月21日，卡翁达偕夫人二次访华来到北京，这是在中国甚至世界外交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访问，周恩来陪同毛泽东22日下午在中南海与卡翁达进行亲切的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谈话。

毛泽东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对此完全赞成：“对。”

毛泽东友好地发问：“谁是第一世界？”

卡翁达很快作答：“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泽东显然对此回答感到满意，又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世界呢？”

卡翁达的回答是：“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泽东认为卡翁达说对了一部分，他提出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欣然赞同：“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这个战略思想简练地予以解释说：

“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由衷地称赞道：“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泽东谦虚地征求意见说：“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以非洲著名政治家的眼光马上作出评价：“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泽东强调道：“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迅即表态：“确实如此。”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大发宏论：“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在与卡翁达的几次会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作出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具有最强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965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目送外宾远去

周恩来以其丰富的外交经验，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中间地带的历史演变过程，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对卡翁达说：

“祸根还是从第一世界来的，两霸争夺世界；第二世界是中间派，是从第二中间地带演变而来的；第三世界主要就是亚非拉。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两个超级大国。”

毛泽东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他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及变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他并不完全根据过去以社会性质划分世界，而是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来划分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般是把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后来，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与解放，把它们称为民族解放、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民族独立解放任务的完成，再用原来划分方法就不合适了。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当时的苏联，在毛泽东看来已变成修正主义统治的国家了。再用原来的划分方法和提法更不合适了。再加上世界局势从70年代起，已逐渐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了很长时间后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不可能对这个思想作系统的全面的论述。而作系统的、完整的、全面的论述的是邓小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作的发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邓小平的发言得到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我国在70年代的对外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联合世界上发展中的国家，争取第二世界的国家，反对第一世界国家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外交政策中贯彻的一条统一战线。这是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一条正确的方针。

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得像电影里的绅士

进入7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进入晚年时期，疾病缠绕着他们。毛泽东的身体已力不从心；周恩来在1972年5月的体检中发现有早期的癌症症状。但是，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面貌，改变世界的形势，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坚持不懈地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交往。

1974年9月，北京的气候慢慢转凉，火辣辣的太阳换上了温和的面孔。

还未和我国建交的菲律宾总统派他的夫人和儿子来中国访问。总理这时刚刚动了手术，身体还很虚弱，他在医院里会见了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

江青又一次像吞了兴奋剂，情绪空前高涨。马科斯夫人在京期间，江青喧宾夺主总是抢在李先念邓小平前面讲话。甚至擅自做主带马科斯夫人去天津小靳庄访问，这是原来接待计划里没有的项目。

江青有时用极复杂的眼光打量雍容华贵、面容美丽的马科斯夫人。酸酸的嫉妒，还有蔑视的傲气在瞳仁里交织在一起。摄影记者杜修贤有心拍一张照片，无奈江青不允许。她和伊梅尔达单独谈话时，不准他们在旁边拍摄，理由是，拍摄的响动总是打断她谈话的思路，使她不能集中精力。他们只好提着机子站在一边，眼睁睁望着江青“出戏”的镜头从指尖失去。

马科斯夫人提出要去长沙拜会毛泽东。杜修贤挎相机随同拍摄采访。

已经9月了，长沙的气候还很闷热。毛泽东住在郊区的别墅里，环境优美、宁静。去的那天天气不太好，阴沉沉的。

从照片上看，马科斯总统相貌有点像我们中国广东人。他的夫人却天生丽质，听说她是菲律宾的第一美人。已经40岁的人了，却打扮得像20多岁的人。

毛泽东的客厅比游泳池的书房要大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书。

毛泽东站在客厅的门口迎接客人。马科斯夫人先上前和毛泽东握手，然后转身介绍她的儿子。毛泽东用惊喜的目光打量光彩夺目的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文雅地将手背直伸到毛泽东的胸前，毛泽东的脸上随即浮现了幽默的笑容，从容地托起这只手搁在嘴边轻轻地吻了一下，潇洒得像电影里的绅士。杜修贤被毛泽东这个意外的举止搞蒙了，竟没反应过来，这个镜头也可以拍摄的，一愣怔，这个潇洒的镜头几乎没人注意就永远地结束了。杜修贤当时遗憾极了，这几年的老一套外交礼节，把他的思想和视野都搞得僵化陈腐起来，这么动情的镜头却丢了。

此时的毛泽东以惊人的反应，那超越既定之规的天性促使他潇洒自如行了这个“洋人”的礼节。夫人笑着对毛泽东说：“我很荣幸！”

了解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不仅诙谐幽默还有诗人的潇洒。所以这个瞬间并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以前的工作人员常讲主席的趣事。就他本人的战地爱情浪漫曲不谈，他在百忙中帮着身边的工作人员牵线搭桥找对象，甚至帮文化不高的卫士写情书，参谋着叫卫士去赢得姑娘的芳心……

在杜修贤的记忆里，暮年的毛泽东在这个潇洒瞬间后，再没有出现过奇迹。他的身体素质沿着自然规律的轨道迅速地下滑。而他的威望随着人们的爱戴、人们的仰慕迅速走向世界。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马科斯夫妇

80多岁的老人，而且是重病在身的老人，还要不分白天黑夜忙于会见外宾。杜修贤他们有时都看着心痛。

现在都说那时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热爱近似一种迷信，那么外国人眼里的毛泽东何尝不是如此呢？毛泽东在世界人民心中有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和魅力。

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因为他会见外宾的新闻照片，杜修贤都要给他亲自审阅后才发稿。他一直想在爱戴他的人民面前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一旦照片上出现苍老和病态，他就“以守为攻”，宁愿不上镜头也不想破坏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1974年11月6日，主席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事后杜修贤将照片送给他的秘书，让她转给主席审阅。秘书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发毛主席和外宾的合影照片，这是他本人的意思。

以后毛泽东不再让杜修贤拍摄他和外宾站立的合影。他的心思杜修贤理解，因为从镜头里看到久病的人和健康的人站在一起合影，反差对比更加鲜明强烈。

毛泽东也在争取维护自己形象不受侵害的权利！

这年底，南斯拉夫的客人走进毛泽东温暖的书房里，似乎给沉静的空气里注入了活跃的生机，毛泽东显得非常高兴，讲话又多又快，可是难懂的湖南话和口齿不清让翻译为难，只好求助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秘书，秘书仔细地听辨后又告诉翻译，翻译再翻给外宾。

毛泽东虽然讲话不清，但头脑和听力还是很好的。他表达的意思，秘书理会对了，便笑着点头。如果没听准，他就会烦躁地直打手势，反复地重复这句话，直到秘书听懂为止。

会谈往往就是在这么有趣也很困难之中进行的。(www.daowen.com)

最后客人告辞时，毛泽东仍不忘风趣地说：“我的双腿不让我走了，要我和上帝见面。再见！我不能送你们到门口了。”

客人这时都衷心地祝福毛泽东身体健康！

毛泽东生了重病以后，在外宾会见时，他爱和客人谈起“上帝”。像告诉秘密似的告诉客人：“我和上帝有个约会！”那神秘开心的表情真像是生活中一个甜蜜的约会在等着他去光临一般。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患了白内障眼病，手术复明后，他与身边警卫人员合影

他说得很从容自然，而工作人员在一边听得心里苦苦的——和谁约会都不 能和上帝约会啊！

客人离去后，杜修贤在过厅里收拾摄影箱，张秘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一声不吭盯着他收拾东西。杜修贤觉得有趣就逗她：“怎么？不放心哇，怕我带窃听器？”

“文革”时期杜修贤的罪名之一就是带窃听器潜伏在中央领导人身边。

“扑哧”——小张笑了，说：“让你多喘几口气，不感谢？还倒打一钉耙，姓猪哇！”

张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好几年了。有一次总理将杜修贤找去，告诉他：“张秘书在外地照顾主席，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你逢年过节时带她的家人到公园去玩玩，让她安心在主席身边工作。”

总理说这话时，已经重病住在医院里，可他惦念着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家人。

因为这个缘故，杜修贤和张秘书一直比较熟悉，说话也就随便。他见她心事重重的模样，就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主席身体一直不好，这你知道。他的眼睛现在糟糕透了，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看字用放大镜都吃力。昨天我进他的房间，看见他在看照片，问他，他不说。我看了一眼那张照片，好像是以前照的，他挺爱看的。我想跟你找找，有没有主席年轻时的照片，找来给他看看……”

毛泽东晚年是十分孤独的，他和江青不和，和孩子们又不能自由往来，最后连眼睛也看不见了，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可是红墙外头的人们谁能知晓和体谅毛泽东晚年的孤独？谁能想象到一个名扬四海如“不落太阳”的伟人，个人生活竟如此痛楚苦恼。

杜修贤颇同情小张：“你们也真不容易啊！要照顾主席，又要对付那个人的胡搅蛮缠。别理那么多，专心照顾好主席。”

“那个人”指江青，小张会意地点点头。

“我们摄影部正在收集整理毛主席的照片，要出一本主席的影集画册，已经将黑白照片全部印染成彩色照片了。正好将照片拿来给主席看看，让他也选一选。”

“真的！可快点拿来。”

过了几天，杜修贤从汽车里拖出一个大盒子，张秘书连忙从他手里接过来。

“小心点小心点……全是照片啊！”

韶山毛泽东故居

到过厅，小张打开盒子一看：“好家伙，满满一盒子。”

“这里有188张20英寸的彩色照片，从1936年到今年的都有。你打个收条给我，记住！一张不能少啊。”

张秘书高兴地把照片搬进书房里。

转眼，到隆冬寒季。这个季节一般没有外宾来访。

杜修贤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整理照片。可是电话铃声又打乱了他的工作日程。是张秘书的电话，她叫杜修贤来一下游泳池，要开个碰头会。

杜修贤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主席的住宅，一看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和张秘书已经等在那里了。

“照片主席看过了，提出这两张要换。”张耀祠拿起沙发茶几上的两张照片给他看。

一张是游泳的，一张是在书房里的。

“不错，这两张人物姿态是不太好，摄影部也提出要换这两张。我这次又带几张给主席选选。”

说着杜修贤将一个牛皮纸口袋交给张秘书。

他问小张：“主席看了照片都说什么了？”

“当然高兴啦！连饭也不吃，津津有味地一张一张地看，这个照片大，他看得清楚，他就讲给我们听，他老人家的记性可真好！很久以前的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特别是这张……”小张低头在一堆照片里抽出一张吴印咸在延安抗大为毛泽东拍摄的一张照片。

画面上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空地上，神情激昂地正在讲课，他双手比画着，好像要论证什么观点。脸上充满了自信和深沉，裤子膝盖落着两个醒目的方形补丁，那是艰苦和坚韧的象征。

“主席见这张直叫好，反复看了几遍，他看见年轻时的照片就高兴，唉……人一老就怀旧。他还老看这一张……”

这也是延安时的照片，毛泽东骑着马，身后是江青，也骑着马，因为年代太久了，画面有些灰，不太清晰。

杜修贤心里一沉，岁月留给了毛泽东什么？怀念还是沉思？

后来毛泽东留下了这套照片，并同意出版这本记载他革命一生足迹的画册。

送审单上，他重重地深深地缓缓地画了个圈。这个圈画在他光辉灿烂而又艰苦卓绝漫长岁月的尽头，像人生的句号。

影集在他去世的第三个月，也是他83岁诞辰日，正式向海内外发行。

虽然毛泽东没有能看见这本唤起强烈情感和美好回忆的影集，但这里面浓缩了他的气魄，他的才智，他的热望，他的情感，还有他的不幸……也许正是这些才构成了他完整的人生。

尼克松再一次访华。老朋友相聚格外高兴，尼克松和毛泽东竟然端起茶杯，以茶代酒。当两个茶杯“乓”地碰在一起的时候，摄影师的快门也按响了

进入1976年，毛泽东几乎不能再走路了，全身颤抖得更加厉害。有时杜修贤握着照相机的手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颤抖起来。尽管这样，毛泽还是坚持会见了最后一批美国客人。因为他知道中美关系还很不坚实，“台湾当局”对他们的外交失败并不甘心。

继尼克松访华后，他的后任福特总统也将手伸向了毛泽东，但是毛泽东的身体和尼克松来华时相比，更加不行了，当时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但是他的记忆力和思维却是惊人的，不仅记得尼克松来华的细节小事，而且对全球的形势、美国的时事有精辟的见解。

1975年12月2日晚6时半，基辛格和总统福特来到了毛泽东的书房。

基辛格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怎样，毛泽东非常幽默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头说：“这部分工作很正常，我能吃能睡。”毛泽东接着又用手拍拍大腿说：“这部分不太好使，走路时有些站不住。肺也有点毛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他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毛泽东还泰然自若地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西方政治家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毛泽东谈笑风生地说出这些话之后，基辛格笑着回答道：“不要急于接受。”毛泽东听了基辛格的话，由于当时不能连贯说话，就随手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了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这是一句双关语，意思是既指医生，又指基辛格博士。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改换了话题。毛泽东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接着，毛泽东举起一个拳头，又竖起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着拳头对基辛格说：“你们是这个，”又竖起小拇指说：“我们是这个。”基辛格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在一张纸上用英文写着：“对。”

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几乎与四年前同一时间（尼克松有意选择了这一天），尼克松夫妇再次访华。尽管他已非总统，毛泽东仍按总统的“规格”会见了他。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尼克松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毛泽东虽步履维艰，说话也困难，但精神集中、思想活跃，纵论国际问题。

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尼克松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尼克松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但毛泽东依然沉浸在和这位前总统风趣、诙谐的唇枪舌战中。谈兴大增，大病未愈的毛泽东，这时脸颊上浮动着兴奋的光晕。

毛泽东喜欢争论，特别是和隔海相互敌视了几十年的“头号敌人”同室争论，这更增加了毛泽东的兴致和激情。美国总统和他的随员们也被毛泽东的语言魅力倾倒，笑声一阵阵地挤出门缝。杜修贤站在门外过厅里等候拍摄会谈结束的场面，听见这愉快的笑声，估计会谈进入尾声了，就轻轻闪身进了毛泽东会谈的房间，准备拍摄宾主告别的镜头。刚进去，他就看见毛泽东颤巍巍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举了举，示意尼克松也端起茶杯。开始，尼克松没有明白毛泽东这个奇怪的举动，愕然地望着青瓷茶杯，但他很快反应过来，随之热烈响应，也端起了青瓷茶杯，高高举起……当两个茶杯“乓”地碰在一起的时候，杜修贤的快门也跟着按响了。刹那间，他意识到这是毛泽东最新创举——以茶代酒，手疾眼快当即抢下了这戏剧性的镜头。

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们以茶代酒干杯

毛泽东边干杯边风趣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嘛!我们应该为冤家干一杯!我不会喝酒……”他耸耸肩，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不过不要紧，中国有句老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酒有水，以水代酒——干杯!”

这个奇特的碰杯将会谈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在场的人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

“1972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我们两国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那时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这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发自内心的话。在尼克松图书馆，竖立着10尊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这是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政治家，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身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坐在沙发上健谈的毛泽东……

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面对镜头再也不能站立了。这是他最后的外交会见，而留下的瞬间却令人苦涩和不安

为毛泽东拍摄，杜修贤是越来越恐慌。只要听到是游泳池的电话，他就忧心忡忡，不知拍出照片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让读者满意？

新闻摄影强调真实，可是拍摄领袖人物仅仅靠真实还不行，特别是毛泽东的晚年摄影，很大程度不能全都依赖真实表现。这时，杜修贤感到他的相机是多么地沉重，不仅要有敏锐的观察，还要有准确的判断，并且迅速融进百分之一的瞬间。往往为拍摄能有把握，一般都是拍摄毛泽东和外宾握手，或是坐着谈话的镜头。画面就显得机械、呆板，缺乏生动的情趣。

1973年初，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又一次访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会见了他。按照平时的规矩，他拍摄了毛泽东和基辛格握手的镜头。会谈结束，当他们起身中餐时候，杜修贤发现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不停地比比画画讲述他的观点和认识，他不由得举起机子，镜头里的毛泽东竖起了食指，基辛格正在注意倾听，后面的周恩来却默默无语，三人的神情特别有意思，有个性。他果断地按下了镜头。

照片发出来后，引起国外新闻舆论的重视，外电连续报道这张新闻照片，有的报道说：中国大陆的新闻照片改变以前陈旧的握手模式，照片里的毛泽东很健谈，他要用他的理论征服美国。

还有报道说：毛泽东竖起食指，论证他的一个观点，展现了一个东方巨人不可战胜的意志。五花八门的报道中也有莫名其妙的报道：毛泽东出现在镜头前面，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退到后面，将聚光灯照在毛泽东的身上。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之后，仅半个月又要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杜修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头无力地靠在沙发背上。嘴微微地张着，似乎都能听见他艰难的喘息声。他一见，心里又凉了半截，今天保准又拍不到好镜头了。

人们从电视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毛泽东面容憔悴，缺乏表情，双目微睁，行动不便，宽大的裤管下露出了缺乏肌肉的足踝，叠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一大摞方形纸块和一闪而过取纸擦拭口角的镜头，使人们不由得将中风后遗症与之联系在一起，据说他还患有帕金森氏病，亦即震颤麻痹。

1976年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布托笑容满面由华国锋陪同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前两年和他见过，这次相逢，毛泽东的神情好像比以前精神些。毛泽东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他已经无法站立起来。双手被布托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毛泽东面部略带微笑，显得和蔼忠厚，古铜色的肤色显得光洁。

就在毛泽东用双手紧紧握住布托的双手的一霎间，毛泽东脸上浮现了慈善的笑容，杜修贤被这难得的表情激动坏了，成败在此一瞬，连忙按下快门。

当照片冲洗出来，连杜修贤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会拍出这么好的镜头？毛泽东和布托紧紧地握手，他面如满月，略带古铜色的肤色显得光亮和健康。

布托离开北京后，中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

这时，杜修贤意识到他捕捉到的一瞬间不可多得的表情，是为毛泽东留下了的最后一张，也是非常成功的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