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欢呼的群众招手致意

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

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江青决没有他们记者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

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的，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戗：“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的。”

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

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他们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

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

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么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

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

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映。

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

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

“老杜，群众反映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

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气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

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在一起交谈

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们慌了手脚

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

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

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不能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

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

“文革”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

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没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

“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

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想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

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

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最后握手告别，次日凌晨周恩来住进305医院

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

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

“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3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

3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里了。

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

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

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

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清月，凛凛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3分钟”。

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 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

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快放线架机子。

“3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

“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3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

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光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点了，机子可以转足3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3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呀！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3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

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周总理操心最多。他今天只给3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啊！

第一次他们终于闯了过来。

握手1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1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主席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1分钟。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书房一起合影

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主席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主席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 一点进去，毛主席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最佳分配3分钟的摄影时间，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

1964年，毛泽东与苏联大使馆外交人员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

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3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

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3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

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

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

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对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

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3个字——“视情况”。

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

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啊！

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着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只要见毛主席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主席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书房第一次安装了摄影固定灯，解决了刺眼的问题。没有想到，第一次使用就开错了两组灯

1973年2月，基辛格又一次飞过太平洋，来到中国。

也不知是老友相逢还是病情好转？毛泽东这次和基辛格会谈，精神出乎意外地好。审片时，江青也出乎意外地叫好。看得出来，江青当时的高兴情绪是由衷地表露。

“这个镜头拍得好，带劲。主席谈话时津津有味，人民看见会多高兴！”江青倚在高背沙发上，嗓音吊得很高。

钓鱼台17号楼，是江青活动的地方。她的放映厅也在这幢楼里。放映厅不大，很舒适。每次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为总理放片后再赶到江青的放映厅，杜修贤就有一种很不平衡的感觉。总理没有自己的放映厅。不是不能配备，而是他从不肯要。所以他在哪儿工作或活动，他们就要将放映机和卷帘幕布带到哪儿，等他利用空隙时间审片。

“主席的眼睛怎么啦？刚睡醒？”一直叫好的江青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工作人员赶紧倒片重看这段似乎没什么问题的画面，果真毛泽东闪过一个不易察觉的眯眼表情。

“可能是怕灯光。”杜修贤回答说。

江青朝后一靠，一手托住腮，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直到片子结束，她没有再说话。

杜修贤和江青平时接触较多，知道她的性格特点，喜怒无常患得患失的。说好听点，搞文艺出身的性格特点。说不好听，这性格让人觉得神经兮兮的。

嘴碎爱唠叨是女人的天性。

他们不怕江青话多，倒怕她阴沉不说话。沉默之后，往往是一场劈头盖脸的“暴风骤雨”。这几年杜修贤已基本学会和江青近距离打交道的“艺术”——“敬而远之”。

江青不等杜修贤他们出门先开了口：“你们等一下子走。我们谈谈主席眼睛预防问题……主席看书多，光强了，他的眼睛受不了啊！”

笑容可掬的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客人

江青这番话和这种带感情的语调，使得杜修贤有点感动。“是的，主席上次会见黎德寿后讲‘我最怕这个灯’。我们听了都很着急，可是拍摄时又不能不打摄影灯，也不知想什么办法好。”

江青望望杜修贤，站起身，慷慨激昂的语气里带着大弧度的手势。“可不可以在主席的书房里安固定灯，安在高处。主席座位后面安侧光灯，作为主灯。把开关安在书房外面，这样不会惊动主席。光不直射眼睛，效果也能出来。这既是替主席着想也是替你们拍摄着想。和办公厅主任说一下，要解决这个问题。”

杜修贤心里一亮，这是一条路子。以前他们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技术上没有把握，加上考虑不成熟，没有敢向上提出来。这次不妨借助江青的积极性把主席那里的光线——可以说是老大难问题彻底解决好。

“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江青高兴了，她喜欢有人响应她的建议。“我替你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你们创造这个条件。两边暗的地方都可以达到，你们能做得到吗？”

她说的两边暗是指主席书房里两侧光线很暗，固定灯可以照到。你们能做到吗？估计是指摄影师们摄影灯不及固定灯照耀范围广。

“这事你们要报告总理，也要给主席打个招呼。”江青愈谈愈兴奋，“光太强了，受不了，很刺眼。我有个小工作间，里面装了几个灯，光从上面打下来，高一米五，前面补助一点，弱一点，有立体感。这样不刺眼，你们拍彩色的光还可以再强一些。”江青一直有摄影的爱好。她拍照片特别爱在光上做文章。但谁也不知道她已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安了固定灯。

杜修贤小心翼翼地问：“能带我去您的工作间看看吗？”

她愣一下，这个要求可能有一点唐突。但是她很快就同意了：“可以去看看，你们几个除老杜认识，都面熟，就叫不上名。老杜，你把他们的名字写给我。”

杜修贤和拍电影的老牟一同去江青的工作间看灯光。走上楼，江青大书房旁边一间就是安灯的工作间，江青常在这间屋里搞摄影。据说1971年林彪那张秃着头学《毛泽东选集》的照片也是在这间摄影工作室里拍摄的。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

一进门，江青指着临窗的办公桌对杜修贤说：“老杜，你坐到我的椅子上。”

杜修贤稀里糊涂坐到她那张柔软的椅子上，她自己转身去开灯。霎时，房子里像照相馆的拍摄间一片通亮，她一边叫老牟看灯光效果，一边来回推动可以移动的落地灯，晃得杜修贤目眩眼花的。他从没见过江青这般殷勤，心里有些惶恐，连忙起身想离开不该他坐的椅子。江青却叫住他：“老杜，你看，这灯光刺不刺眼？”他看不清站在暗处的江青脸上是个什么表情，但听得出她是很得意的。

这时杜修贤才镇静下来，仔细地体验灯光的感觉，是不错，和摄影灯相比，这光要柔和得多。

江青听说灯光不刺眼，格外高兴，不住地比比画画介绍固定灯种种不可比拟的优秀效果，什么侧光，什么轮廓光，什么层次、立体的，絮絮叨叨说了好一会儿。

最后他们出门时，她又说：“主席那里位子是固定的，你们把灯光也固定了，就好照了。你们好好设计一下，打个报告来。这不是件难事嘛！”

趁热打铁，杜修贤他们回去就搞了一个在主席书房安装固定灯的报告。报告最后又附了一张安装灯位的平面图。第二天就送给江青，趁她还在兴头上，抓紧把灯安起来。

江青当天就在他们送去的报告上用铅笔密密地写道：“东兴同志，如主席不反对，则应先在别处安装试拍，力求安全，要测量座位准确。试好后，再设法安装到主席处，不要临时办，容易出毛病。”

过了两天这份报告回到杜修贤手里时，上面已签满了字。他奇怪地发现，江青用黑铅笔（其他人的批示均是钢笔和红笔）在报告中“主席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画了一道粗粗的波浪线，杜修贤琢磨了半天也没领会出个意思。

1973年3月，固定灯正式安装在毛泽东书房里。神情忧郁的毛泽东陷在沙发里，只是抬头看了看高处几个陌生并不起眼的灯座。目光没有闪过惊讶，也没有过多地停留。很快就将视线投在用放大镜扩大出来的字体上。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固定灯安装好后，第一次使用在4月，毛泽东会见墨西哥总统。

那天，拍摄人员在4号楼待命，警卫局来电话，说是主席今天会见客人。外宾已去长城。杜修贤他们略略地放松了紧张的情绪，但是不敢离开房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说怕万一，万一还真来了。两小时前外宾去了长城，两小时后毛泽东突然要见客。警卫局一边通知杜修贤他们，一边电话追长城的外宾。他们管不了长城那头，这头可不能有一丝差错。杜修贤又将固定灯试拍的程序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以防还有什么细节被遗漏。

有了固定灯，他们手里轻松许多，至少省去一大团拖拖拉拉的电线和几个怕碰怕摔的摄影灯。半小时，他们就到了“海里”。

外宾还没从长城赶回来。那个已由游泳池变成大厅的休息室里空空荡荡放着沙发，这里专门是为司机、警卫、随从准备的休息场所。

第一次使用固定灯，尽管已经试拍过，效果还不错，但杜修贤心里还是不踏实。又去试了试开关，这开关安在书房外间，而固定灯在里边，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又看不见里面。这合理吗？这个感觉在他的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并没有意识到会出什么差错。

毛泽东已在书房里等了一会儿了，客人才风尘仆仆地赶了回来。

外面见客人走进书房，就赶紧打开主席身后的两组灯，光从侧面约3米高的地方对射而来。光影交叠投在毛泽东和几张相邻的沙发上，光很明亮却不直射入的脸部。层次、背景都出来了。总理也几次抬头观察侧面的灯座。

杜修贤他们挺高兴，觉得光线还不错。两分钟很顺利地拿了下来。退出书房杜修贤将开关关了，里面顿时暗了许多，但沙发旁边立着落地灯，毛泽东和客人好像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只有总理朝门口看了一眼。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门外留了一个记者在负责开门口的两组灯，杜修贤等人先进去等会谈结束，拍摄主席送客人的镜头。门外的这位记者从门缝里看见主席站起了身，以为会谈结束了，就赶紧将门口的灯打开，没想到开错了，开成主席身后的两组灯，一慌，又忙把门口的两组灯也给打开了。屋里4组10盏800 w的灯都开了，一片雪亮。拍电影和拍电视的人也没注意光线强弱，以开灯为拍摄信号，打开机子突突直转。杜修贤定睛一看，主席不是往门口走而是朝书架方向走去，可能是给外宾取书，这时灯亮了正合他老人家的意，他立在书架前从容不迫地选书……

杜修贤急得一步奔到门外想关掉两组灯，手触到开关又缩了回来，正在灯下取书的主席，眼睛怎能经得起这一明一暗的刺激？再看看里面的人，吓得他魂都飞了，个个脸被强光照得发白，在这种情况下，摄影和摄像肯定要曝光过度……主席咋还不离开书架？咋还不快送客人？

顿时他的脊背冷汗涔涔。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他却像挨了一个世纪，主席才出现在书房的门口。

这次拍摄八成要砸了，杜修贤心里直嘀咕。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经常一身布衣下基层了解情况

照片画面发白，毫无疑问，曝光过 了。只好在放大时加以校正。还算好，照片补救过来了。总理没有看出破绽，签发了。照片这一关过了，可电影电视呢？电影记者回了话，说光线基本调过来了。电视可苦了，片基小，光过了就无法调过来，画面发白。

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放完电视片，总理就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杜修贤。他心虚，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嗫嚅道：“电视光过了。主席那灯打过了……多开了两组灯……”

“这怪你没指挥好。你是组长，电视没拍好，你也有责任！看电影片。”(www.daowen.com)

灯灭。小银幕上出现了晃动的人影，解说员轻柔的声音在大厅里回响。总理这时看见毛泽东和客人坐下谈话时，说：“两个人谈话，这样比较好。”

画面出现主席送客人的场景时，杜修贤心里突突地跳，就这时他们将灯开错了。黑暗中，他看总理微微地点了点头，心想电影片可能要好一些。画面上的车队出中南海的南门，拍摄了街道上的建筑。

“这是新角度，拍大街。后面是电报大楼吗？”总理问。

“是的。”

“电影比电视好一些，但光还是有些过了。”

“原来规定好的，到时没想多开了两组灯，不然光不会过的。我们试片时，片子效果还是不错的。”杜修贤本想解释光过了不是固定灯的问题。

“规定归规定，到时就乱了。这是谁的手……”画面上闪过手的动作。杜修贤一看差点没笑出声，这不是他的手吗？打手势叫门外的人关灯，怎么上了镜头？片子又倒回头重放了有手的镜头，“去掉，不能乱。以后要指挥好。”

“嗯！”杜修贤赶紧应了一声。

总理看完片子，说：“片子送钓鱼台。”

钓鱼台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

杜修贤看了看表，已近凌晨。

到钓鱼台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睡，杜修贤将放映工作安排好，头好像要裂开一样，算算快一天一夜没有睡上完整的觉。一会儿，张春桥和姚文元脚前脚后来了，刚坐下，江青摇曳着风衣也来了，她很舒服地朝后一靠，双腿搁在一张软垫凳上。不知为什么王洪文没有来，杜修贤暗暗观察一下，来的三位似乎已进入审片状态，就没等，便开始放映电影。

下午他们几位在大会堂里看过电视机里放的样片，就不准备再放电视了。

“比电视好一些嘛。”江青首先打破沉默。

“电影比电视片基大，可以调光。”杜修贤介绍电影胶片的性能，没想到引起江青的注意。“主席这次精神还可以，脸上的光怎么平了？”江青的镜片在黑暗中闪动着反光。“多开灯啦？”她很敏感也很在行，杜修贤知道这事瞒不了她，就直说：“多开了两组灯。”

“开错了？”

“是的。”

她不吭气了，头一扭，像和谁赌气似的。

张春桥冷不丁说了一句：“这个片子是比电视好一些，但光也过了，主席像穿着旧衣服，灰白灰白的。”

见他们这个态度，杜修贤就问姚文元：“这个片子还送不送外宾？”

“嗯。”姚文元含糊不清地应了声。过了一会儿好像才反应过来，“噢，当然送客人，他们来当然要这个纪念意义的礼品。你拍照片，每个客人和主席握手的都照了吗？”

“都照了。”

“几个人？”

“七八个人吧。”

“他们外国人都想要和主席合影的照片，少一张他们就不走。”姚文元对旁边的张春桥说。

“可不是，时间紧，客人多，个个都要和主席握手留念……”杜修贤想趁机诉几声苦。

第二次复出后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在机场迎接外宾

姚文元毫不同情地打断他的诉苦：“人家外宾千里迢迢来中国，不就是想见毛主席吗？握上手没有照片，当然有意见。你们无论如何要拍好主席，拍不好全国人民骂死了。”他们拍摄的种种艰辛和苦衷，有谁能理解？杜修贤真感到窝火也感到窝囊。

江青这时插了进来：“你能不能负责开灯啊？”

“我？我还要照相。”杜修贤不由口气生硬起来。“对呀，这是个矛盾。”江青没听出他口气冲，仍沉浸在她的灯光里。

姚文元突然莫名其妙说：“下次要改。”可杜修贤却觉得他一语双关。改什么？灯光？片子？还是脾气？

他不挑明，杜修贤也不说什么。可江青老在灯光上纠缠不休，听得人心烦，既不能发作，又不能躲开。憋得人难受。

姚文元不想再在灯光上停留，站起身，边走边说：“试验不紧张，正式拍摄就紧张。拍了那么多次还紧张？”

杜修贤嗓门又直了：“能不紧张？一家一个，都怕机子出毛病。再说，开灯的人也看不见里面……”

张春桥看了他一眼，眼光很深，杜修贤禁不住打个寒战，煞住话头。

走到门外，江青还叫住他们，要他们专门研究固定灯的使用，好好总结经验。

回到4号楼，离天亮还有3个小时。

第二天，电影电视又改了一遍，请示总理是否再看，秘书回话：改了就行，不看了。

姚文元也回了话：写个检查。

按照经验，这个检查非杜修贤这个组长写不可了，而且还不能轻描淡写。

没有想到，辛辛苦苦写出来的长篇检查如石沉大海，送上去就不再见回音。

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和外交部长乔冠华握手

周恩来跟“两线”较上了真，并批评杜修贤是“三十无害论者”。直到毛主席书房里重新安上无害光线固定灯，历时半年的“两线”风波才告结束

毛泽东书房里安了固定灯，大家都以为这就是最先进的摄影灯具了，正像江青说的那样：“你们条件不错啦！有固定灯，北影厂的灯具更差，还比不上你们呢。”想想看，一个大电影厂竟比不上一个小小的摄影组，能不知足吗？

就在大家心满意足的时候，没想到灯光里却隐藏了眼睛看不见、用手摸不着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当超过一定数量，对人体就有害。而在这方面他们却一无所知，可以说，他们兴高采烈将有害光线请进了主席的书房里。

一天，警卫局局长杨德中打电话给杜修贤：“老杜，总理最近看见一份外国资料，那上面说我们中国用的摄影灯，是含紫外线较多的强灯光，对人的身体有害。总理指示要你负责这项工作。你查一查你们协作组用的灯光和闪光灯，做个技术鉴定，含不含有害光线和有害程度，尽快做个书面报告。”

杨德中说得有道理，拍摄中央高层人士这事可是马虎不得的。杜修贤答应他立即去查。

连夜，杜修贤就将事情汇报给新华社副社长兼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同志，事不宜迟，当即召集外事协作组和有关研制人员开会。会上决定请上海的专家做技术鉴定。

第二天晚上，杜修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见到总理，不等他主动汇报灯光的事情，总理就先问：“老杜，德中打电话给你了吗？”

“打了。我们已连夜布置对灯光进行技术鉴定。”

“你上次对我说，美国人说我们的灯好，好在什么地方？”

“灯体积小，轻便，亮度大，灯前加了毛玻璃，光柔不刺眼。”

“有没有超量的紫外线和红外线？”

“这……这，少华同志已去上海鉴定了。”杜修贤有点语塞。

“没有搞清楚，还能用吗？”

“……”杜修贤无言可答。

他叹了口气，痛惜地说：“主席的眼睛与经常受摄影灯照射有关系，医生说的。眼睛就是这个灯照坏的，中央首长里有许多人的眼睛都不行，活动后感到眼睛发胀发花。唉，这怪我没有及早发现这个严重性，强光照多了，慢慢积累就会诱发眼病，以前不知道，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在一个外国的资料上看到，说我们用的摄影灯光强，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对身体有害。你们只管照，也不管有害无害？要有这方面的知识啊！你们是拍摄中央领导人的记者，外国人都知道有害，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总理表情很严肃，好像他一点都不管中央领导人的眼睛似的，杜修贤心里有点委屈。

“主席那儿我们使用了固定灯了，没有再使用摄影灯。”

“许多公开场合，不是还使用摄影灯吗？”

杜修贤又哑了。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会议代表，搀扶者是护士长吴旭君

“如果对身体有害，我看宁可不用，或者少用为好。”总理看了看杜修贤手里的闪光灯，问，“外国人用的灯有没有有害光线？”

“有！当然有！他们的灯没有毛玻璃，光更透更亮。”杜修贤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态度要科学，说话要有根据。你负责搞清楚什么光里含多少有害光线？有多大损害？写个报告，要快！”说到这里，总理起身去福建厅会见外宾。

也真邪乎了，从那以后，杜修贤发现摄影灯的光真是这样刺眼。就像总理说的是“杀人武器”一样。

几天后，石少华同志从上海回到北京，带回了数据，杜修贤一看，乐得差点没跳起来。几天落魄的心终于有了底。正好当晚总理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老挝客人，他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总理，让他也了却这桩心事。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在基层视察工作

晚上，总理悄然无声地走进大会堂，和上次一样，他又将忧愁的目光投在地毯上那几只横七竖八的摄影灯上。这次杜修贤心里安稳了，不再发毛了。你看就看呗！总理来到杜修贤的身边：“老杜，上海有消息吗？”

“少华同志回来了。数据也出来了。”杜修贤还故意停顿一下，似乎想制造一点惊人的悬念，“红外线滤去百分之七十；紫外线滤去百分之九十！”

杜修贤挺神气地望着总理，这回您该放心了吧！

“那百分之三十的红外线怎么办？”

百分之三十红外线？天！……总理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措手不及中杜修贤急中生智，“总理，人还是需要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那百分之三十的红外线可能没害。”

“可能”激怒了总理，他平素最反对人在他面前使用“可能”、“大概”、“也许”之类的猜测词句，现在他的摄影记者也在含糊地对待关系到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的大事。他怎能不生气？

“身体需要，眼睛不需要！你是组长，怎么能这样抱有侥幸？要管起来，管好。上次姬外长访问伊朗，中国电视台的记者在宴会上炸灯，那光彩吗？你不检查不报告。为什么出国前你不负责检查摄影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耳朵侧向正在小声嘀咕的杜修贤。“上海也炸过灯！”杜修贤又大点声说。总理又好气又好笑地打量了他一眼：“你只举例子，例子多得很，一百个也有，你活到老也是这样。要解决问题，不是举例。伊朗爆炸你不注意。日本爆炸呢？美国爆炸呢？你不重视？伊朗是小国也要重视。离人家这么近拍摄，在人家头顶上拍，不礼貌嘛！夫人的衣服烧了个洞。赔了没有？”

“赔了。赔了一块好衣料！”

“这就对。那个记者要检查，你负责向我报告。怎么？不服气？‘可能？’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都是给照坏的。你还‘可能’没有害处。你呀，是个‘三十无害论者’。回去好好想想。”

总理说完气呼呼地朝门外走，到了门口还又扭过头补了一句：“不把有害光线搞清楚，你们再照，我就下令不让你们照！”

厅里鸦雀无声。杜修贤愣愣地望着已经空落的门口。别看他嘴硬其实心里比谁都急。这摄影灯光线不搞个水落石出，他们怎能心安理得地将摄影灯对着中央领导人？又怎向总理交代？没有多久，三份测定报告送到杜修贤的手上——《三种人像灯的红外线和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照度测定报告》和《新闻摄影灯的红外线、紫外线能量测定报告》。

1965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著名作家斯诺时发表讲话

报告称：据上海气象局对上海地区太阳辐射能量的测定数据，在历年四月份上午十时左右的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三十毫瓦左右；波长在三百五十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为每平方厘米五百微瓦左右。在离改进灯2型二米处，红外线能量约为上述太阳光中红外线能量的一百二十分之一；波长在三百五十毫微米以下的紫外线能量仅为上述太阳光中同波长紫外线能量的一万五千分之一左右。

一个一百二十分之一；一个一万五千分之一。这次绝不是“可能”，而是白纸黑字。

杜修贤立即报告了总理。

原以为这场红外线、紫外线风波可以拉上帷幕了，哪知这场风波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按理，他只是个摄影记者，最多还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副主任。可是外事协作组的组长往头上一套，这就套出了一大堆本不属他管辖的事情来。什么电影电视机器设备的引进；什么人员配备；什么彩色胶卷研制；什么研制无害灯具等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灯光风波想象不到的复杂，也想象不到的曲折！

7月底，总理的秘书打电话叫杜修贤立即去总理的办公室，有事找他。

正是太阳当顶时，酷热难耐的街道上几乎不见行人的踪迹。车子进了西花厅，杜修贤一下车，路面像晒熟了一般，脚下立即感到一阵炙热。

总理的办公室门虚掩着，他没敲门就轻轻地推开……

总理坐在已铺席垫的沙发上看文件。是脚步声惊动了他，目光从垂落鼻梁的老花镜上面射了过来。杜修贤看他脸色不太好，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敢先开口，只是小心翼翼地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

“老杜，主席书房里的固定灯是你负责安的吗？”

“是啊。”

“谁同意的？”

“江青提议，办公厅主任同意的。”

“灯是从天安门城楼上卸下来的吧。”

“对！”杜修贤心里奇怪，总理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测定了没有？你只给我一个手动摄影灯的测定数据。固定灯呢？为什么不测定一下？”

1960年4月30日，周恩来在贵州花溪人民公社察看小麦生长情况

杜修贤心里一沉，坏了。我怎么忘了固定灯！这可是最重要的地方啊！

“我了解过了，那种灯含有较强的有害光线。立即停止使用！”

这一次，总理又把杜修贤“将”住了。

他望着总理清癯的脸颊，心里充满了失职的悔疚，真不该给日理万机的总理增添这样不该增添的麻烦，让他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分心了。这段时间看着总理消瘦下去，听说生病了。可怎不见好起来，怪叫人揪心的。

回去的一路上，杜修贤都在责骂自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疏忽呢？这不是昏了头是什么？

第二天，毛泽东书房里的固定灯停止使用。从3月装上使用到7月停止，一共使用过4次，幸好发现早，还没 酿成不可挽回的灾祸。

杜修贤一边等上海制造新型灯具，一边用手灯在主席书房里拍摄。毛泽东更加显得不适，他的一只眼才开刀摘除了白内障，术后的眼睛经常流泪。如果见强光，眼睛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于是，杜修贤3分钟的拍摄时间，变成了1分钟，这几乎是喘一口气的工夫。

一个月后，上海的新型灯具终于到了。电工们连夜突击安装，悬吊在原来旧灯的位置上。大家兴奋得和盖新房上梁似的，终于大功告成，可以松下一口气了。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灯，连续开灯20分钟，灯外的镀膜就掉了，这还过滤个屁啊？杜修贤差点没给气疯了。

面对“脱皮掉肉”，束之高阁的灯，他们哭笑不得，一筹莫展。

说什么也不想惊动总理了。可是精明心细的总理每次都陪外宾到主席的书房，他们手里醒目的手灯，怎能瞒过他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呢？

“想想办法，在北京附近的工厂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镀膜工艺。”总理和他们一同想办法。“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部队研究所里找到了“救星”。固定灯重镀后，一试，令人开颜：50小时也没脱膜。这年代要找个质量过关的产品还真不容易！

历时半年之久的红外线和紫外线风波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