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与美国重度“蜜月”，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也还不少，极具个性的蒋介石不时跟美国闹点别扭，这种别扭往往通过他跟美国在台湾欣赏的人的关系折射出来。也就是说，遇到主权或制度方面的事，蒋介石也不买美国的账。

吴国桢是美国要求蒋介石安排担任台湾省主席的，现在他干不下去要求辞职了。

在士林官邸，吴国桢向蒋介石说：“总统，我特来向你辞去台湾省主席之职。”

蒋介石一愣，问：“那是为什么？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吴国桢说：“您虽然任命陈诚主席当了行政院长，但您为了我让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出来，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着我，没法干了。”

蒋介石摇手说：“辞职不行！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吴国桢怎么能和陈诚斗？他明白蒋介石也是嘴上说说而已。吴国桢回答说：“总统，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和共产党斗我干，和自己人斗，我不干！”

“对，对！”蒋介石高兴地笑了起来，吴国桢也为之一哂。

但吴国桢还是感动了，发誓说：“总统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已锐意改革，我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蒋介石咧嘴笑：“那就好，那就好。我的六十三岁生日，你一定要参加。”

吴国桢连连点头：“一定参加，一定参加！能为总统祝寿我荣幸之至。”

蒋介石的角板山官邸位于台北桃园县境内，距慈湖约十公里处。该地风景秀丽，古木参天，景色宜人。官邸就在角板山公园旁边。

1950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这里欢度六十三岁生日，只准陈诚、吴国桢等少数人来贺喜。

他们一行在山林里散步。吴国桢乘蒋介石的兴致正浓时，郑重进言：“总统，您的六十三岁大寿，在如此秀丽的角板山度过，真是寿上加寿。而国民党如要延长寿命，我想进言献策，不知总统愿不愿意听？”

陈诚、蒋经国一听就皱眉头，觉得他煞风景。蒋介石却高兴地说：“你讲，你讲。”

吴国桢郑重说：“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而且应该鼓励反对党成立，才能奠定两党制度。”

听到这种“民主派头”的建议，蒋介石心里当然不接受，尤其什么鼓励成立反对党更是扯淡。正值自己生日期间，他也不好训斥，只是莞尔一笑，不说什么。

夜晚，在角板山官邸，蒋经国对父亲说：“吴主席醉心美国式民主，热心搞台湾自治，主张什么民选县长、市长。我是不赞成的，将来都是台湾人执政怎么办？”

陈诚也说：“吴主席还提议台湾青年要服兵役，将来军队落到台湾人手里，也不好办的。”

蒋经国又说：“吴主席的这些主张，在今天的台湾看还是天方夜谭，神话故事。”

蒋介石认真听着，没有表态，但往心里去了。

得罪了陈诚、蒋经国两大实力派，庆寿回去，吴国桢的仕途就开始不顺了。

在台湾省主席办公室，吴国桢把一份卷宗一合，对秘书说：“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没有罪，抓错了，要彭孟缉放了。”

秘书提醒说：“吴主席，我听说彭孟缉副司令是执行蒋经国主任的命令，以通敌罪逮捕王哲甫先生，并且要求处以极刑。”

吴国桢生气地说：“我是台湾省兼职保安司令，调阅了王哲甫档案，王哲甫显系误捕，我命令彭孟缉放人。”

秘书摇着电话。

下午，彭孟缉陪同蒋经国走进了吴国桢办公室，蒋经国向吴国桢说：“吴主席，抓捕王哲甫是有证据的，只是疏忽了跟你通气，抱歉。”

吴国桢说硬话：“经国同志，我看了卷宗，抓王哲甫是枉捕无辜，应该放人！”

蒋经国说的话更硬：“王哲甫通敌有据，不能放！”

“抓捕王哲甫于法无据。”吴国桢来了脾气，借题发挥说，“到底是你做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

“现在当然是你，但抓捕王哲甫是我的职责！”蒋经国说完气冲冲走了出去。

傍晚，吴国桢拎着皮包一肚子憋屈下班，刚进家，蒋介石身边的周秘书就急急走进来说：“总统让我向你说明，下令抓王哲甫，是总统的意思，目的是缓和经国和吴主席的紧张关系。”

吴国桢对周秘书说：“周秘书，你在台湾省当过厅长，台湾情况是熟悉的。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彼此立场一致，利害一致。但抓王哲甫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问题也是一个原则问题。”

周秘书说：“吴主席的苦衷我当然清楚。”

吴国桢又说：“此刻台岛风雨飘摇，为了安定人心，政府更应谨慎从事。”

周秘书建议说：“我冒昧建议，如果省府怕遭人非议，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

吴国桢说：“不是怕遭非议，而是原则问题我不能让步。我托周秘书转交蒋先生一封私函，以做最后的努力。”

周秘书答应：“好，吴主席写吧，我等着。”

周秘书拿了吴国桢的信离开，晚饭后，他再次走进吴国桢官邸说：“吴主席，事情有了转机，蒋总统看在你的面子上，将王哲甫由死刑改判为七年徒刑。”

吴国桢不满地说：“他是无辜的，应该立即释放！”

吴国桢又来向蒋介石辞职：“总统，我特来向你辞去台湾省主席之职。”

蒋介石问：“那是为什么？你不是干得很好吗？”

吴国桢叫苦：“我没法干了！经国那里养的人太多，好多不在编制内，经费没有着落，找我要。您知道的，退守台岛后，中央及地方的一切开支均由省府开销。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征收田赋，哪里能应付这样大的开支？必须压缩开支，这就要得罪人。”

蒋介石安慰说：“你的困难我知道，干还是要干，可以想点办法。”

吴国桢乘机说：“办法是有的，只是我不好说。”

蒋介石说：“你尽管说，我给你撑腰。”

吴国桢说：“我就是要靠您撑腰，我想与总统约法三章。”

蒋介石忙问：“哪三章？”

吴国桢以豁出去的口气说：“一，政府负担中央的军费，但要点名发饷，杜绝吃空额的流弊；二，严惩走私；三，防止商人逃税。”

蒋介石勉强地答应：“好吧，就依你这三章。”

吴国桢大刀阔斧干起来，居然在台湾搞起了民选县长、市长，那娄子就捅大了。

1951年春的一天，吴国桢早早走进办公室，兴冲冲地对秘书说：“台湾第一次民选县长、市长，进行得还算顺利，过两天就要正式选举啦。”

秘书说：“吴主席一再强调，民主选举，政府要绝对公正，绝不能受党部的丝毫影响。”

吴国桢说：“是呀，要是党部操纵选举，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秘书说：“不过，不让党部过问是不行的。我刚接到下面打来的电话，蒋经国先生昨晚下令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一夜之间抓了398人，其中只有19人有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均为无辜。”

吴国桢敏感地说：“这是冲着民选来的，这是扰乱民选！”

电话铃响，秘书拿起电话：“喂，吴主席在。”他把电话交与吴国桢说，“台北市长谢贯一的电话。”

吴国桢对着话筒说：“我是吴国桢，什么？抓了两位市议员？什么罪名？没有遵照党部指示投票，没有投国民党议长的票？胡闹！我说了不受党部影响……好好，我立即要他们放人。”

吴国桢放下电话还一个劲说：“胡闹，胡闹！”

秘书说：“吴主席，我昨天听说一事，才是真正胡闹呢。”

吴国桢问：“什么事？”

秘书说：“特务打一个公司经理童轩荪钱财的主意，从他家里搜出一本儿童读物《汤姆·索亚历险记》，就把他关进了保安处。”

吴国桢奇怪了：“什么罪名？”

秘书说：“莫须有。有也有，因为该书作者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就说马克·吐温跟马克思是一家子，就为这本儿童读物，把童家的巨大财产没收了。”

吴国桢气愤地骂道：“特务横行，民无宁日。他以为他是太子，我拿他没办法，我可以扣他的经费。”

秘书劝说：“吴主席，只怕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吴国桢刚愎地说：“我不是胳膊，我也是大腿。”

自以为也是“大腿”的吴国桢，忍无可忍直接向蒋介石告状了：“总统，老这样下去恐怕不行。”

蒋介石故意问：“什么事？你慢慢讲，喝口水。”

吴国桢喝口水，平静一下情绪说：“特务到处抓人，而且抓人不办手续，老百姓失踪了，家属也不知道抓哪儿去了，连我这个保安司令也茫然无知。全岛恐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否则无法制可言。”

当着老子的面数落儿子，蒋介石听得已经不耐烦了，忍住火问：“怎么改变？”

吴国桢大胆提出：“任何单位抓人，三天之内必须起诉，这是外国警方的通例。”

蒋介石摇头说：“三天来不及，需要一个月。”

吴国桢顶撞：“一个月太长，十四天吧，逮捕后的十四天内，或者起诉，或者放人，不得再借口拖延。”

“好吧。”蒋介石勉强地说。吴国桢还有用，跟美国搞关系他还是条渠道，蒋介石想用感情笼络吴国桢，又亲切地问：“峙之，你跟我有二十年了吧？”

吴国桢说：“是的，总统，有二十多年了。”

蒋介石说：“你跟我是有好处的。”(www.daowen.com)

吴国桢巧妙回答：“总统，我现在已五十岁了，不想要好处了。只有两件事，我心里下不来。”

蒋介石一听忙问：“哪两件事？”

吴国桢说：“第一件，总统二十年的知遇，我不能不想到。”

蒋介石喜形于色，连声说：“嗯嗯，好，好啊！”

吴国桢又说：“第二件，大陆尚未打回去。”

蒋介石一听这话，心里很不受用，渐趋沉默。吴国桢望着他。蒋介石终于回过神说：“峙之，你的忠心我知道。只要你肯与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可当行政院长；愿当行政院长兼台湾省主席，也可以。悉由你挑。”

吴国桢憋不住了，终于耿直地说了最不该说的话：“经国兄，我当然是要帮忙的。总统叫他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如果不做特务，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心尽力帮助。”

这位讲“民主”的省主席，直接戳到了专制统治的软肋。蒋介石面露不悦之色，慢慢地走向火炉，说：“我现在头痛，我们改日再谈吧。”

吴国桢失望地站起身告辞。他由跟蒋经国的对峙，发展到跟蒋介石对峙了。

1951年圣诞节，蒋介石在士林官邸蔚园内举行家庭式圣诞晚会。

身躯矮胖的吴国桢扮成圣诞老人，分赠圣诞礼品给蒋氏家人。

他走到蒋介石面前时，祝贺道：“圣诞老人祝总统节日快乐，在新的一年事事如意！”

蒋介石客气地站起说：“谢谢圣诞老人！”

吴国桢又从大口袋里掏出一盒糖果送他，以玩笑口吻不无揶揄道：“是带民主味儿的！”

蒋介石不忍拂宋美龄和儿孙们的兴致，强忍着接过糖果没有发作。目睹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蒋经国狠狠地瞪了吴国桢一眼。

蒋经国瞪的这一眼是有分量的。他奉父命独揽了台湾的整个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他虽名为“国防部总战政部主任”，却能一手遮天，躲在幕后发号施令，只要给戴上“红帽子”，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

吴国桢对蒋经国能忍则忍，但对他手下的特务的横行霸道却难于容忍，又直接告到蒋介石这里来了。

刚进门屁股还没有落座，吴国桢就有些激动地说：“蒋总统，我觉得非改革不可了！”

蒋介石问：“改革什么呀？峙之，你想说什么？”

吴国桢平静下来说：“不能想抓谁就抓谁，想杀哪个就杀哪个。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不能随意抓人。逮捕后十四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

是告儿子的状！蒋介石心里一愣，嘴里打起了哈哈，顾左右而言他：“吴主席，我知道了。只是美援的事，一定要抓紧，要抓紧！”

吴国桢继续进言：“国民党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两党制度。”

又来了！嗯嗯……蒋介石心里不悦，嘴上仍是打哈哈。

吴国桢以为蒋介石还信任他，器重他，竟天真地劝诫起来：“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这话就说狠了！蒋介石不言语了，脸色有变，显出忍不住的恼怒。

其实蒋介石生气归生气，话还是听进去了。他何尝不知，特务工作是见不得人的职业，特工头子的名声自然更糟。当时台湾的社会舆论对蒋经国领导的特务系统非议甚多。

蒋氏父子想着要遮掩遮掩了。蒋经国报请蒋介石，成立“国家安全局”统辖全部情报工作，这样自己就可以退居二线，不那么惹眼。蒋介石批准了蒋经国的建议，于1954年恢复“国防会议”组织后，又于当年10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局”。1967年，“国防会议”改为“国家安全会议”，“国安局”隶属于“国安会”，并按美国中央情报局建制，调整该局内部组织与业务，成为“督导和协调”台湾各情治机构及治安机关业务的最高机构，由蒋介石的嫡系郑介民做了“国安局”第一任“局长”。

尽管蒋经国不直接掌管“国安局”，但是谁都知道，台湾的所有情治工作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下的，只是他不成为社会舆论直接攻击的目标罢了。

当然这是后来的变化，当时吴国桢讲蒋经国特务工作如何如何的话，蒋介石听了还是切齿痛恨的。

台北新生南路吴国桢私宅，住得离吴家不远的孙立人，深夜悄然来看吴国桢，坐下说：“听说你劝诫老头子，惹得他不高兴？”

吴国桢说：“我这才明白，蒋老先生是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

孙立人说：“这我早看出来了，所以特别地失望。听说蒋太子挺恼火你，你又怎么开罪他了？”

吴国桢说：“我只是采用消极抵制，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听说他对你也很不满意，要小心哟，老同学。”

孙立人说：“彼此彼此。为避免引起蒋太子的注意，我们约好，凡在公开场合则尽量避免见面，万不得已碰到时，也仅握手寒暄，让外人看起来，关系极为冷淡。”

吴国桢说：“他们谁不知道我俩是清华同学，又一个是台湾省主席，一个是陆军总司令，能不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吗？”

孙立人无奈地说：“身正不怕影斜，防不胜防，也只好顺其自然了。”

吴国桢更加消极，索性不过问省府的事，跑到日月潭涵碧楼散心来了。

宋美龄也在这里休闲，她接见了吴国桢，笑吟吟说：“国桢，你好闲在呀，整天在日月潭漫游供奉，看书写字，夫人则作画娱乐，省府的事也不过问了。”

吴国桢苦着脸说：“夫人，我自有苦衷。我自知该急流勇退了，多次辞职，总统皆不准。总统给了我一个月假期，让我在涵碧楼休养。”

宋美龄说：“我知你有苦衷，平时有什么难言之事，但讲无妨。”

吴国桢不想利用她跟蒋经国的矛盾，想想说：“我辞意已坚，也就不想说什么了。”

“那你就回去继续休养吧。”吴国桢不说心里话，宋美龄有点失望，站起说。

“谢谢夫人的接见。”吴国桢边说边往外走。

宋美龄目视着他暗示说：“峙之，如果想到什么话要再跟我谈，可随时来找我。”

在日月潭涵碧楼闲居的吴国桢，为了表明心迹，写了一副对联，由夫人帮忙贴在居处的门上。只见上联是：面临日月潭，仰不愧天，俯不愧地；下联是：门对文武庙，上希为圣，下希为贤。

夫人黄卓群对他说：“贴这些都没用，我们还是回家去住吧。”

吴国桢说：“好，回去，回去。”

吴国桢回到了私宅。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外衣一脱就要打电话，吴夫人扑了上来抢走话筒说：“国桢，打不得，电话有人窃听！”

吴国桢一听傻了，跌坐在沙发上。

吴夫人说：“蒋先生不是蛮信任你的吗，怎么会弄出这些事来？”

吴国桢说：“嘿，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美台关系比较好，我的使用价值到头了，蒋先生不必再通过我来同美国拉关系。我们不能待在台湾了！”

吴夫人不解：“你把官辞了就行，大不了在台湾当老百姓。”

吴国桢点透说：“能让你当老百姓吗？蒋先生知道我跟美国的关系那么深，他不担心会埋下日后顶替蒋家的后患呀？惹不起，躲得起！”

惊慌起来的吴夫人问：“躲到哪里去呢？”

心乱如麻的吴国桢说：“美国，美国！只有美国才安全。”

吴国桢把老朋友、美联社记者阿瑟·戈尔找来，对他神秘地说：“阿瑟，把手放在《圣经》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要发誓，帮我保密。”

“怎么搞得这样神乎其神？”阿瑟·戈尔吃惊地瞪圆眼睛看着吴国桢问，“吴主席，什么事情这么严重？”

吴国桢递给阿瑟一些文件，郑重地说：“有几封信，请你带回去，交给《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时代》《生活》的亨利·鲁斯。假使我不幸去世，请全文公布；没有事的话，请代为保存。”

阿瑟瞪着眼问：“交代后事？有这么严重吗？”

吴国桢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陆军司令”孙立人午夜悄悄前来看望吴国桢。

孙立人笑说：“老同学，今天老头子宣布准你病假，你生什么病啦？”

吴国桢苦笑：“我哪来的病嘛，老头子只不过是向美国人掩饰我的辞职罢了。”

孙立人说：“你辞职后，高朋满座，车水马龙。我白天是不敢来，怕蒋太子的眼线，只有晚上才敢来看你。去美国的事都准备好了吗？”

吴国桢说：“我是准备好了。只是护照还没有给我，还传说要扣下我的小儿子作人质。立人，我们是清华大学同学，私交三十多年，我提醒你也要注意哟。”

吴国桢（历史图片）

孙立人摇头说：“再注意也没有用，难讨太子喜欢，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

孙立人的预感很准确，吴国桢的今天果真成了他的明天。而且他不像吴国桢可以远走高飞，而是落得个被长期软禁的下场。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伏案正在写着什么，宋美龄走进来说：“达令，吴国桢去美国的事，外交部把档案送来好久了，你怎么还不批呀？”

蒋介石说：“我不想让他走，怕他到了美国说东道西。”

宋美龄求情道：“我找他谈过，他不会乱说的。你就批了吧。”

蒋介石在一堆档案里找出积压许久的吴国桢档案，在上面批了几个字，说：“先收回他的平民护照，重发官员护照，以防他留美不归。他的父亲和小儿子老的老，小的小，就别出去了，留在台湾吧。”

吴国桢到了美国，闲居下来，最初几年跟台湾蒋氏父子相安无事，后来台湾当局在报纸上把吴国桢骂得狗血喷头，而且往他头上泼了好几盆脏水。吴国桢忍无可忍，跟蒋氏父子掰扯起来，在电台、报纸发表声明，指责台湾当局过于专制，相互大伤和气，吴国桢被撤掉了“政务委员”一职，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听说这事还影响到蒋介石夫妇大吵了一架。

蒋介石夫妇在台湾二十多年，总的来说相处融洽，唯独在吴国桢这件事上别扭闹得相当大。

蒋介石在台湾搞了相当长时期的白色恐怖，他镇压了一部分的共产党员，也镇压了一部分主张民主、主张自由的人士，例如最有名的是雷震。雷震在台湾办一个刊物叫《自由中国》，胡适是后台，蒋介石不敢动胡适，就把雷震抓起来，而且判刑了。这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大“过”。虽有人为他辩解为在台湾站住脚不得不“专制独裁”，搞一段恐怖统治，但专制独裁终究是不好的，他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