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击“美蒋条约”、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19日一举解放大陈岛的外围据点一江山岛，并持续炮轰金门，美蒋集团内部为此乱成一团。

西太平洋的紧张局势，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焦点。曾被美国忽悠卷入朝鲜战争的西方盟国惊恐不安，担心台湾问题会引发一场比朝鲜战争更为严重的新的世界大战，这样又将被美国拖入战争泥淖。

英国、加拿大等国一再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敦促美国政府恢复杜鲁门制定的“台湾中立化政策”，“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被用作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大陆作战的基地”，通过政治途径谨慎而妥善地解决台湾问题。英国甚至认为：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现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把约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在人们的眼里无疑是无理而荒诞的行径。北京之所以要向台湾发起进攻，是向国际社会对其不公正待遇的抗议。英国主张通过解决北京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换取西太平洋的安宁。

与此同时，在联合国，为怎样解决台湾问题的各种奇谈怪论都出笼了，但多是老调重弹。一是所谓“台湾独立论”，主张中国和台湾都参加联合国组织，由中国保证台湾的安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支持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同时承认台湾为“独立共和国”，或所谓“中国福摩萨国”，并支持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二是“联合国托管论”，一方面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一方面主张台湾由联合国托管一段时间后，由当地公民投票决定其地位。三是“一个半中国方案”，主张承认中国对台湾有宗主权，在此名义下，使台湾成为保有独立外交权的自治领地，而在联合国内中国和台湾都有席位。四是“两个继承国方案”，即把中国和台湾都看作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创始会员国中国的继承国。

其实这并不新鲜，早在朝鲜战争结束不久，被艾森豪威尔称为“对外交事务了如指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谈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说道：“有可能由共产党中国参加联合国大会，参加安全理事会。”这已透露出美国私下酝酿着“两个中国”的阴谋。联合国的这些奇谈怪论同出一源，不过是美国意旨的各种翻版而已。

针对联合国的这些奇谈怪论，1955年9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一切想把台湾交联合国‘托管’或中立国‘代管’以及‘中立化台湾’和所谓‘台湾独立国’的主张都是企图割裂中国的领土，奴役台湾的中国人民，使美国侵略台湾的行为合法化，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必须恢复，台湾当局的代表必须驱逐出去！”

蒋介石也坚决反对联合国的奇谈怪论。他对美国的“保台”政策，欢迎的只是美国的援助，只是对美国重视台湾在反对共产主义势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感兴趣，他对美国牵制、遏制中共的长期战略缺少认同，更反对美国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他的侧重点在于凭恃美国的军事、政治上的支持，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而对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不允许他对大陆采取任何足以挑起台湾海峡两岸交火的军事行动耿耿于怀。所谓的美台关系里本来就存在着矛盾，只是他不便与美国撕破脸皮罢了。

10月16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讲话，借抨击英国在国际上大搞“姑息”中共活动为由，称：“台湾坚决反共，以打击对打击，要台湾中立不可思议！台湾决不放弃返回大陆的权利！”

17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在美国发表广播讲话：“大陆是中国合法领土，国民党可以随时反攻，不受任何国际干涉！”

虽然上述言语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骨子里都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是内战，不容许他国干涉。

一直注视台海局势、明察秋毫的毛泽东笑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虽然现在我们与蒋介石动枪动炮打得惊天动地，但我举双手赞成蒋介石一伙人最近几天的几次讲话，因为他们说的是实话，他们毕竟还是中国人嘛，他们没有向着外国人。”

由于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让他的老朋友杜勒斯碰了好几鼻子灰。

中共炮击金门的时候，杜勒斯匆匆忙忙访问了台湾，回到美国，艾森豪威尔立即在白宫召见了他。

杜勒斯报告说：“我离开台湾时，中共对金门实施了更猛烈的炮击，对大陈、一江山岛也实施了猛烈轰炸。美军驻台顾问蔡斯送行时，对我说，毛泽东集结上海到广东一线的兵力，足以在几天之内攻克沿海岛屿；中共还认为沿海岛屿事务是自己的内政。总有一天中共会对沿海岛屿发动全面进攻，我估计进攻的时间不会拖得太久。”

艾森豪威尔说：“在刚刚开过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说了军方多数派意见，认为美国空军可以直接对这些小岛采取行动，可以袭击大陆的炮兵阵地、机场和船只，但是不动用美国地面部队。但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和国防部副部长威尔逊都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在军事上不应介入，那几个小岛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杜勒斯关切地问：“总统是什么态度？”

艾森豪威尔说：“我压制了军方多数派的意见，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过多的责任，然后待在那里防守，这样会把美国拖垮。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想为了几个小岛跟中国人打仗。”

艾森豪威尔说完看着杜勒斯，等待他的表态。

杜勒斯说：“前天我在台北的时候，共产党用最猛烈的炮轰金门来检验我的神经是否健全。我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一直在考虑这几个使我们头痛的小岛问题。我们如果对共产党人的试探示弱，最终可能在更加不利的状况下被迫与对手开战，而且蒋介石从外岛的退却，将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造成灾难性影响。”

艾森豪威尔惊讶地问：“你主张卷入？”

杜勒斯说：“不！我最担心的是，防守外岛将使美国卷入与大陆中国的战争，从而遭到李承晚、蒋介石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一部分美国人民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征询地问：“那怎么办好？”

杜勒斯说：“我建议，把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安理会作出一项维持现状的决议。这样，不论美国干涉与否，都有正当理由。”

艾森豪威尔赞同道：“这个方案不错，你就去办吧。”

杜勒斯胸有成竹地说：“我打算让新西兰出面提出来，方案就叫‘谕’，‘神的谕示’。”

高兴的艾森豪威尔幽了杜勒斯一默：“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比杜勒斯到过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同更多的人谈过话，或知道得更多。这个人就是我！”

他说完开怀大笑，逗得呆板的杜勒斯也笑了起来。

杜勒斯是个实干家，到处奔走，讲究效率。他满世界跑了一圈，回来对艾森豪威尔说，总统先生，我飞往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争取了法、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非常任理事国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新西兰提案，就叫“神谕提案”。

艾森豪威尔跷起大拇指说：“OK！这个神谕提案如获通过，既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停火目的，又不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我们就不必面对那几个该死的小岛了。”

杜勒斯说：“更重要的是，‘台湾地位未定’就获得了联合国的承认。”

艾森豪威尔说：“只是这个提案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杜勒斯说：“我就派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去与那个顽固的‘花生豆’谈判。”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看《大参考》，周恩来走了进来，他抬眼望望说：“恩来呀，你给我们说说国际形势吧。”

周恩来简洁地说：“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英国、挪威、南斯拉夫等一批欧洲国家相继与我们建交，与台湾断交，苏联等东方国家则呼吁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连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叶林娜·埃莉诺，都赞成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在台北阳明山官邸，蒋介石却在骂街：“混账，混账！埃莉诺发疯了吗？抗战期间她一直站在我们这边，你要去找她，说服她！”

宋美龄说：“埃莉诺怎么会这样呢？我一定要让她收回意见，说服不了她，我也要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

蒋介石又对蒋经国讲：“美国又搞名堂。我坚决反对新西兰等国关于‘台湾托管’的提案。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中华民国’不能任人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蒋经国说：“是的，要是‘两个中国’，我们就回不去了。父亲，是不是召开记者招待会，你发表个声明？”

蒋介石点头：“你去张罗吧！”

美国于1954年1月26日策动新西兰等国在联合国提案，要求安理会审议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在中国大陆沿岸某些岛屿的敌对行动”，妄图对北京武力威胁的同时，通过联合国，以世界裁决的形式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图实现“两个中国”的阴谋，使台湾与大陆永久隔绝。

早在1月19日，即在解放一江山岛的第二天，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由联合国斡旋，台湾海峡两岸“停火”的建议，他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把福摩萨和‘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的独立国家，互相保证安全以解决台海危机的办法”，是“不断加以研究的若干可能性之一”。可见，所谓的“停火”，其实质是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既阻止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又迫使蒋介石减少金、马驻军，甚至撤出金、马。

美国同时要求联合国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那么会议上同时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的代表，这无疑会使人们产生北京默认“两个中国”的错觉。

为挫败国际反华势力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2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政府的提案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由于台湾蒋介石集团窃取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针对新西兰的提案，蒋介石虽然反共，但在民族大义上可不含糊，他毕竟不是汪精卫，不是溥仪，他毕竟当过北伐英雄，又是领导过中国抗战的委员长，他不惧怕西方各国的压力，同日在台北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我要正告全世界人士，中国人民和政府决不容许任何人割裂我中华民国的领土。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统一。”“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2月8日，针对美国策划“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活动，蒋介石申言“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

这是蒋介石在全世界舆论面前，第一次明确地对“两个中国”的问题表态，大声说“不”。

第二天，蒋介石再次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再次抨击联合国的停火建议和“两个中国”的主张，重申“台湾和大陆本是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在美国白宫总统办公室，杜勒斯问：“那‘神谕提案’怎么办？”

艾森豪威尔恼怒地说：“蒋介石这样坚决地反对，只好先搁置起来。”

杜勒斯说：“总统先生为什么这样迁就他？”

艾森豪威尔说：“我是怕他绝望中跟我们撕破脸，由着性子干。那样，整个东南亚的反共包围圈就可能溃堤。就目前而言，中国国民党人的士气对我们是重要的；抛弃蒋介石，我们可受不了。”

毛泽东在北京看了蒋介石的声明，连声赞道：“蒋介石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此话说得很好，很好！”

国共两党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原则问题上虽表述方式不同，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宅旁的静谷，毛泽东、周恩来坐在藤椅上谈话。

周恩来将蒋介石的表态报告毛泽东：“我们刚就美国牌的新西兰方案发表严正声明，蒋介石也发表了强硬声明。”

毛泽东笑说：“好，蒋介石大叫‘反攻复国’，我们大叫‘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就叫‘瓜儿离不开秧’。蒋介石这个人还是有骨气的。他很顽固，在台湾地位这个问题上，还是顽固一点好。”

周恩来说：“可是，美台已经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打还是不打？打会不会引起美国出兵？”

毛泽东分析说：“美国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不会改变其根本利益，不会因为大陆沿海几个岛屿而引火烧身，重蹈朝鲜战场的覆辙。”

周恩来：“那就准备打。”

毛泽东说：“根据美蒋缔约这一新情况，我们要在近期解放一江山岛，通知华东军区浙东前线一定要切实准备好，解放一江山岛后，再打大陈岛！管它什么条约，我们打我们的。美蒋都得给他们点颜色看。”

宋美龄飞到美国，袅袅婷婷地走进罗斯福夫人住宅客厅，年迈的罗斯福夫人放下正拿着看书的放大镜，欢喜地招呼：“噢，蒋夫人，欢迎！”

埃莉诺穿着男式裤子的女秘书端来调好的马提尼酒，放在茶几上。

宋美龄喝了几口酒，感慨说：“老了，都老了。夫人，你近来在干什么？”

埃莉诺说：“我正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假如一个公民连人的权利都失去了，制度、主义、理想以及所有漂亮的词藻，还有什么意义呢？二次大战时，有一次我看见在赤道的阳光下，闪着红膏药日本旗的零式机翼，我心里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敌意：武士道精神是落后的，造成野蛮的毒杀、自杀，没有人性。日本兵在瓜岛居然煮人肉吃，后来才发现吃了自己人的肉。”

宋美龄把话题拉过来：“是啊，可是共产主义比武士道精神还落后，共产党人比日本兵还野蛮。听说有人想把共产党中国拉进联合国，夫人，你一定要反对呀！你可是独树一帜的女政治家。”

埃莉诺淡然说：“我不是政治家，我虽然极力反对男人至上的优越感，但我也认为女人的力量在于她们是女人。至于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事，我认为应该从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出发。”

宋美龄面露不悦：“夫人，你难道愿意东方最大的国家交给一个红色帝国去控制吗？”

埃莉诺明确地说：“我认为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陆，比两千万人口不到的台湾更能代表中国！”

宋美龄和埃莉诺·罗斯福（历史图片）

“那只是你的认为，夫人，真遗憾！”宋美龄猛地喝了口酒，站了起来说，“我去找艾森豪威尔总统！”

白宫总统办公室，富丽堂皇的圆形房间，装饰着奶黄色护墙板，四壁摆满了字画。一个穿灰色西装、脑袋很大的人坐在大桌子后的靠背椅里，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

宋美龄在他面前坐下，痛心地说：“尊敬的总统，罗斯福夫人怎么会支持红色中国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呀！”

“夫人，你不应该去找埃莉诺，她的职务是杜鲁门任命的。”艾森豪威尔说着站了起来说，“共产党中国能不能进联合国，是我说了算，而不是前总统夫人说了算。”

宋美龄激将地说：“全世界都知道，埃莉诺是罗斯福的夫人，是美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在国际上，她的声望可超过了你哟！”

艾森豪威尔机敏地一笑，大脑袋歪向一边，得意地说：“你不要用激将法，我一定会帮助你的。联合国现有六十多个会员国，我至少可以控制四十个。你放心吧，近二十年共产党中国休想进入联合国。”

宋美龄激动地吻艾森豪威尔的手，热烈地说：“总统先生，下一届选举总统，我要投你一票！”

艾森豪威尔老态龙钟地打个手势，慵懒地说：“你投约翰逊一票吧。我老了，不想干了，让他们来干吧！”(www.daowen.com)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书房，即将去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汇报说：“主席，由于美国的阻挠，联合国拒绝了许多国家的正确建议，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进程又被搁浅了。”

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到处插手，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他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周恩来说：“目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听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麻烦就大了！”

毛泽东说：“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惜再战，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当然，我们也不放弃任何和谈的机会。”他踱着步笑说，“蒋介石不是在叫喊‘反攻复国’吗，他也不会赞成‘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要不他复什么‘国’嘛，他的积极性可以利用。”

周恩来说：“我想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就利用他这个积极性。”

毛泽东说：“你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

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对美、台政策。他认为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终于在朝鲜停战了，在国际国内一片和平的气氛中，不好再大规模地进行军事行动了。他决定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并正式提出“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

1954年4月，乍暖还寒时节，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风光秀美的瑞士小城、“旅游者圣地”日内瓦。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将在这里举行。

1954年4月24日下午，美丽的花园城市日内瓦晴空万里，春意盎然。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来到了日内瓦，住进玻利瓦什旅馆。

1954年2月25日至28日，苏、美、法、英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由苏、美、法、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关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开会，分别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根据四国外长的协议，2月26日，苏联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出全权代表赴会。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率团参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派出参加重大国际会议的大型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室主任熊向晖以新闻联络官的身份，协助发言人组织新闻发布会，接待来访记者。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熊向晖拒绝了。

熊向晖向周恩来报告说：“总理，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中国代表团的首次新闻发布会，被我拒绝了。我还同新闻之家进行了交涉，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恩来听了眉头一耸，问：“为什么？”

熊向晖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

周恩来蹙着眉头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

熊向晖不解地说：“中央社可是蒋介石控制的新闻机构哩。”

周恩来循循善诱地讲起道理来：“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坚持的是只有一个‘中华民国’。美国顽固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里有‘两个中国’的影子呢？来一个中央社记者怎么就会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呢？你了解蒋介石的为人，他对这次会议很不安，美国当然会向他通气，但他信不过，他派个记者来，显然是为了便于进行现场观察，观察我们，也观察美国。”

熊向晖：“那还是让他参加记者招待会？”

周恩来语气严肃地说：“让他了解一些第一手的真实情况，这对我们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家拒之门外，这于情理不合。你还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人家的记者证，你有什么理由？你能说他是国民党的官方代表？这样说，岂不反而给人造成‘两个中国’的假象？”

熊向晖低下了头，说：“我犯了组织纪律错误，没有事先请示。”

周恩来说：“当然，组织纪律性是重要的，但不是事事都要请示，那叫不负责任。重大的、没有先例的问题，应当事先请示，有时来不及请示，就需要当机立断，但要断得正确。”

熊向晖说：“按照您的指示，我马上召集会议讨论、学习。”

周恩来指示：“你们讨论时增加一个内容，即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这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对这个问题缺乏具体分析。要区别几种情况，分别提出处理办法。”

熊向晖答应道：“好的。”

周恩来又建议：“你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向他作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果愿意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但同他接触要注意分寸，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要使他丢了饭碗。”

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目前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在日内瓦聚首，两位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杜勒斯国务卿，作为各自国家的首席代表将在这里交锋。杜勒斯以顽固的反共立场著称于世，周恩来则以红色外交家享誉全球，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1954年4月23日，周恩来在回答美国《民族》周刊记者提问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问：“对于解决中美间最大的障碍台湾问题，中国有什么意向？”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记者笑问：“总理阁下，如果台湾和平解放，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个将军？”

周恩来笑道：“完全可以，恐怕不止将军。”

杜勒斯是在4月25日匆匆赶到日内瓦的，一住下来他就迫不及待地问代表团副团长史密斯：“周恩来到了吗？”史密斯连忙把一张当地报纸呈给杜勒斯，同时答道：“周恩来也刚抵达不久。”

杜勒斯接过报纸，看史密斯特意用红笔圈出来的部分：“日内瓦来了一连中国军人，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中山装，连手提箱也相似。瑞士人误以为是传教人，都站下来脱帽向他们致敬。”一丝冷笑浮现在高傲的杜勒斯脸上，他不屑一顾地讥讽道：“这样的乡巴佬，怎是我们美国人的对手？”

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近疯狂，在会议召开前，他公开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他还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在会议期间，杜勒斯有意不理睬周恩来，在十九国亚洲和平会议上不和他握手，也不用任何方式直接和他打交道。杜勒斯在会议第一天对他的一位密友恶狠狠地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

针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中方采取了相应对策，周恩来为中国代表团作了如下规定：第一，我们不主动和美国人握手；第二，如果他们主动来握手，礼尚往来，我们不要拒绝。

不过，参加会议的杜勒斯半途就返回了美国。在美国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针对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中国愿意与美国谈判，他宣布说：“我们注意到了大陆中国政府的建议，美国不排除同共产党中国谈判的可能。”

在日内瓦玻利瓦什旅馆周恩来住处会客厅，王炳南正给周恩来汇报：“总理，杜勒斯国务卿回美国去了，代理团长是副国务卿史密斯。”

周恩来说：“这我知道。”

王炳南又说：“刚才莫洛托夫外长要我转告总理，这位史密斯跟杜勒斯有所不同，他对美国的现行外交政策有所不满。”

周恩来感兴趣地说：“噢，是这样的吗？”

王炳南点头说：“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明智的，不现实的，缺少长远眼光。”

“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哟。”周恩来思索着说，“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王炳南说，比较困难。

王炳南说的“比较困难”，是因为他想起了一个小插曲，英国外相艾登曾有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他介绍杜勒斯国务卿与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周恩来赞赏艾登的设想，认为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可是杜勒斯拒绝了艾登的与周恩来握手致意的设想。

周恩来说：“杜勒斯不是走了嘛。”

王炳南说：“好，我会密切注意寻找机会。”

一天，在日内瓦会议休息厅，史密斯朝酒吧柜台踱过去，要了杯饮料在喝。

在大厅转悠的王炳南发现了，他朝刚走进大厅的周恩来走过去，向他耳语。

周恩来点点头，朝酒吧柜台望望，坦然一笑，从容大度地朝史密斯走过去。

这一动作吸引了在大厅的外交官的注目，他们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周恩来和史密斯。

周恩来快走近史密斯了，两人目光相遇，定定地看了一会儿。

周恩来微笑着一步步朝他走近。这大出史密斯的意料，他有点惊慌。在众目睽睽下，他急中生智，连忙把杯子捧到右手上。当周恩来走到他跟前伸出右手时，他演戏似的似乎右手一下腾不出来，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

周恩来毫不介意，豁达大度地与史密斯聊起来。史密斯虽然被美国僵硬的外交政策弄得窘态百出，但也态度友好地与周恩来谈话。

台北阳明山，“总统”府大会客室，墙壁上挂着孙中山早年手书赠蒋介石的条幅：“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旁边还挂着宋美龄的山水国画。

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走进会客室，坐在沙发上的蒋介石站起来，俩人握手寒暄后，坐下谈起来。宋美龄作翻译。

蒋介石漫不经心似的问：“大使先生，日内瓦会议再过几天又要复会了吧？”

兰金说：“是的，总统先生。美国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找到一个阻止共产党在东南亚扩张的办法。”

蒋介石说：“报纸上盛传，上个月开会期间，杜勒斯先生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不知是不是这样？”

兰金说：“传说纷纭，大概是真的。我收到杜勒斯国务卿在日内瓦给美国代表的规定：今后不论是谁，都不准和中共代表握手。”

蒋介石淡淡一笑：“我跟周恩来共过事，也握过多次手，跟毛泽东也握过手。按中国传统礼节，‘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敌对双方使者握手是可以的。”

兰金说：“是的，拒绝握手是有违国际礼节。不过，这说明我们国务卿的反共立场是很坚定的。”

“可是……”蒋介石急拐弯来了个“可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们在日内瓦的代表与中共代表接触过几次，这是事实吧？”

兰金想回避这个话题：“总统先生，我想问你一个纯粹个人性的问题，你的爱好是什么？”

蒋介石脱口而出：“游山玩水。”

兰金当即提议：“如此大好天气，我们何不游山玩水呢？”

被打断了话头的蒋介石好生纳闷，转头向宋美龄征询，宋美龄点点头。

蒋介石说：“好吧，我们去游日月潭。”

他们一行走出“总统府”。

汽车驶进阳明山公园，蒋介石和宋美龄陪兰金游逛好山好水。

说笑间，蒋介石转回了他关心的话题：“兰金大使先生，贵国代表在日内瓦跟中共代表接触，我是得到确凿情报的。”

兰金解释说：“双方是接触了几次，讨论的是双方侨民归国问题。有几个美国人被他们当作间谍扣留了。”

蒋介石不悦道：“索要侨民可以通过第三国的渠道，大可不必直接接触。”

兰金说：“据我了解，接触时没有谈别的，没有涉及任何有关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请总统放心。”

由于中国大陆的严正立场，加之台湾当局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拒绝了新西兰的提案，“神的谕示”也失灵了，美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被挫败。